威胁认知、主权干预与中欧战略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欧论文,主权论文,战略合作论文,认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与欧盟有关的问题已成为国际问题研究的热点领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功能建设，欧盟作为经济实体的功能已相对完善，但其作为政治、安全实体的功能仍比较有限。对此，有学者指出，“尽管学者反复主张加强美国与欧盟的关系，但一旦涉及安全事务，美国将把与欧洲各国的双边关系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而不是考虑如何处理与北约或欧盟的关系……在安全领域，并不存在‘同一个欧洲’，存在的只是多个有着不同威胁的区域”。①可见，即使作为紧密盟友的欧美之间尚且难以在多边层次上处理彼此的安全关系，遑论其他大国？此外，还有学者以欧盟在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时遭遇的困难为例，说明了欧盟作为一个行为主体其政治和安全决策功能的局限性。②由此可见，中国和欧洲大国之间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仍然是维系中欧关系未来走向的重要领域，探求其形成规律和发展趋势仍具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与中欧合作有关的理论解释及其不足
在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文献中，与中国和欧洲大国合作有关的解释主要有以下三类。一类解释认为，中欧合作属于大国针对超级大国的战略制衡行为。例如，对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欧关系的接近，有学者指出，“如果中国和西欧的关系持续加强并发展到重要的水平上，必然导致世界权力难以预见的转移。苏联对中欧关系发展不断增加的关切表明了其对这一前景的担心。同时，美国也必须认识到，在不久的将来，西欧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协调有可能成为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严重障碍”。③也有学者指出，“90年代，在与一系列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中国还对外建立了不同层次的伙伴关系，目的在于促进双边经济和安全合作，以抵消美国建立的区域盟国系统的影响”④
另一类具有代表性的解释则强调，中欧合作体现了欧洲希望通过保持对华接触促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意图。对此，有学者指出，“欧洲与中国合作的目的是通过让中国最广泛参与国际机制的方法确保中国接受国际社会的行为规范……欧洲这一观点的来源有：一是主导性强国应受到制约、多极世界要比单极世界或是无政府状态更加稳定；二是各国应当遵守国际法和约定俗成的国际行为规范；三是应加强国际机制，赋予其推进有效全球治理的权力；四是主权因其局限性，可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如在欧盟中)被分享；五是软力量应当比硬实力更有影响”。⑤欧洲学者还进一步强调，中国在现有多边国际规则和组织框架内行事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譬如，全球气候失控对中国的损害更大；更多国家获得核武器将影响中国的核大国地位和周边安全；没有欧洲、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出面维护地区安全、经济繁荣和有效的政府治理，中国自身难以在非洲保障其不断扩展的经济利益；作为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中国需要有效的国际制度安排以保障其国际贸易、投资运转顺畅。⑥
还有一类理论解释强调中欧合作关系与双方在思想观念领域内的共识增加以及政治文化接近有关。例如，有学者指出，“相对于美国文化来说，中国和欧盟都强调文化多样性，这就使本不对称的中欧文化有了另一个对称的基础。中欧通过对话与合作，在人权、民主、法治等问题上正在日益增进了解与理解。这种了解与理解，相比政治层面上的进一步交往，其根基更为深刻”。⑦
对上述理论解释试做如下简要评论：第一类解释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权力平衡论观点，但对理解中欧大国战略合作的帮助不大。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欧合作出现之前，欧洲与北约的实力并不在苏联和华约的实力之下，因此很难说中欧接近是出于权力平衡的考虑。同样，90年代后半期逐渐出现的中欧合作也无力平衡美国冷战后形成的“单极”权力优势。第二类解释则属于自由制度主义的解释。这种解释对于理解90年代以来的中欧合作大有裨益，因为这一时期内中国大量参与国际机制，以及融入国际社会的行为符合欧洲国家对中国的相应期望。不过，这种解释难以说明冷战时期(中国尚且游离于西方国际社会之外的时期)的中欧合作。同时，此类观点单方面强调了欧洲保持对华接触的动机，但没有揭示中方也寻求向欧方接近的原因。第三类解释强调共有观念与政治文化的作用，以挖掘中欧合作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不过，与第二种解释类似，其同样难以解释冷战时期的中欧合作。此外，持有此类观点的学者也没有充分阐明并验证观念共识、政治文化等因素在当前的中欧合作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当然，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解释所有的问题。上述文献对某一个层面或某一个时期的中欧合作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不过，考虑到现有这些国际关系理论未能对历次中欧合作提供前后一致的解释，本文试图在此方向上做一尝试。为此，本文提出这样的研究问题：中欧在历史上实现战略合作的共有因素是什么？其发挥作用的条件又是如何？
二、“威胁认知-主权干预”理论解释模式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对中欧合作的性质有一明确的认识。中欧合作性质复杂，而且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经历着变化。对此，有学者在定义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时指出，“中欧战略伙伴关系介于普通的合作伙伴和军事结盟之间，是基于二者间的合作，对于双方本身以及全球问题均具有战略影响的一种新型伙伴关系。抑或我们可以将中欧战略伙伴直接概括为：‘贸易战略伙伴’加‘全球负责任伙伴’”。⑧这一定义比较符合当前中欧合作的领域和性质，不过，如果用之界定中欧战略合作，我们将难以刻画冷战时期的中欧合作关系。同时，由于现实国际关系中经贸关系经常可以与政治、安全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因此难以构成本文所讨论的“战略合作”的内容。
在考察中国和欧洲大国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双边关系具体内容及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中欧大国合作不属于同盟行为，其性质由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合作扩展到70和80年代的政治合作与准军事合作，而从90年代末开始，中欧又向一种更高层次的政治关系，即旨在推动多极化发展的“全球负责任伙伴”关系转变。当然，未来中欧战略合作的内涵仍然会发生变化，而且欧方关注的重点领域与中方也有所差别。⑨为此，中欧双方亦应不断调整、彼此适应，以实现求同存异和扩大利益交集。
本文通过构造“威胁认知-主权干预”理论模式，以解释历史上和当前的中欧战略合作。其各理论要素及相互关系如图1所示。概言之，如果中国与欧洲大国的决策者形成来自超级大国的共同威胁认知，在不存在主权干预的条件下，中国和欧洲大国将实现某种形式的战略合作。在图1中，“历史学习”因素作用于共同威胁认知因素之上，其出现会显著增强后者的作用，而“主权干预”因素则是影响中国和欧洲大国战略合作能否实现的重要条件。
图1 “威胁认知-主权干预”理论模式示意图
在上述各理论要素中，中欧大国战略合作和主权干预的含义相对容易界定。不过，确定影响共同威胁认知的因素及其操作化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其中不仅涉及各种导致威胁的物质和精神要素，而且还包括决策者复杂的心理过程。以下，我们展开讨论上述解释模式中各要素的涵义及其操作化标准。
(一)中国和欧洲大国之间的战略合作
意指中国与英、法、德等欧洲大国针对超级大国安全威胁形成的、并对国际格局具有战略影响的政治合作或准军事合作。其中，政治合作的形式具体包括“越界建交”(特指冷战时期跨越两大阵营界线的建交行动)、国家元首的友好访问、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等；准军事合作指重大军事装备及技术转让(承诺)等。
没有上述所列政治合作或准军事合作的情形，则中欧之间不存在“战略合作”，尽管双方仍然具有一般性的政治与外交往来(如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府和议会领导人的工作访问、事务性访问，在国际会议中的多边或双边会晤等)、科技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合作等。
(二)主权干预
意指中欧任何一方介入与对方领土、领地或边界有关的主权利益冲突。此类干预具体包括以下几种事项：双方直接的边界冲突或战争、代理人边界冲突或战争、在对方与其敌对方出现主权利益冲突时以某种方式反对对方或支持其敌对方(物质支援、道义支持等)。相反，不存在主权干预指的是，没有介入与对方领土、领地或边界有关的主权利益冲突，或者双方此类冲突已经得到解决。
主权干预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欧洲大国(如冷战时期的联邦德国)由于自身统一问题受制于某一超级大国(苏联)而无法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的情形。这种情形可以简单谓之为第三方主权干预。
(三)共同威胁认知
本文在吸收、改进威胁平衡论及历史学习论并吸收其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共同威胁认知的主要因素。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在发展权力平衡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威胁平衡理论。沃尔特通过对1957-1974年中东地区国家结盟情况的考察认为，对于威胁程度的认知受到总体实力、地理意义上的相近性、攻击能力以及侵犯意图等因素的影响。⑩本文认为，沃尔特的理论不应局限于解释国家间的联盟行为，其同样可解释大国的非联盟合作。引用该理论的要素来构建本文解释模式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国家决策者的威胁认知。由于中国和欧洲大国与沃尔特所举案例的地缘政治特征、自身实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沃尔特提出的决定威胁认知的诸因素大多不适用于本文讨论的问题。首先，考虑到超级大国具有的全球军事投放能力，地理上是否临近已不是决定威胁认知的重要因素。目前，同样作为美国的敌对国家，与美国地理上临近的委内瑞拉决策者并没有远在伊朗的决策者更真切地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安全威胁。其次，侵犯意图因素应用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亦应受到限制。历史上，苏联对中国和欧洲大国都产生过侵犯意图，而美国则只对中国产生过侵犯意图。最后，威胁平衡理论在概括威胁认知的决定因素时还有一个重要的疏漏，即没有考虑超级大国的单方面行动对其他大国国家尊严和声誉等造成的精神损害。
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对如何衡量国家所面临的安全威胁产生了兴趣。例如，兰德公司在本世纪之初的一项研究中评估了新兴大国对美国霸权的影响。研究者指出，一国军费开支由其所面临的威胁认知所决定，而决定威胁认知的因素包括其他国家的总体实力、地理位置、“进攻-防御平衡”以及对其他国家的意图判定等。其中，对其他国家的意图判定尤为困难。因此，研究者建议选择意识形态类型作为近似的操作指标。(11)对于安全威胁衡量这一难题，还有学者提出了另一种解决办法，“安全威胁的大小不仅与武器的杀伤能力这一物质特征有关，还与两个国家之间的敌对情感有关，两个国家的敌对程度往往是一种观念。建构主义者认为，两个国家之间的敌对观念是独立于物质特征的变量。因此，安全威胁可以用两个指标去衡量：(1)一个外国所拥有武器的杀伤能力的大小；(2)这个外国对本国使用武器的意图的大小”。(12)
在发展、改进威胁平衡论以及部分吸收已有操作化办法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中欧共同威胁认知由以下因素决定：(13)(1)超级大国总体实力及运用实力的能力；(2)超级大国对中国和欧洲大国的侵犯行动或意图；(3)超级大国单方面行动对中国和欧洲大国国家尊严和声誉的损害等。
(四)历史记忆和学习能力
尽管上文已经考虑到影响威胁认知的复杂因素，但威胁本身可能难以有效说明国家的有关同盟行为及政策选择。例如，北约成立时，挪威、丹麦以及比利时等国家，在面临着苏联巨大的威胁知觉时，寻求与西欧大国、美国组建同盟，这些行动符合威胁平衡理论的预测。但是，其他一些国家，如瑞士、爱尔兰等在同样的苏联威胁知觉面前，却保持了中立的外交政策。有鉴于此，美国学者丹·赖特(Dan Reiter)提出历史学习理论。关于历史学习变量在对外政策分析中的作用，从20世纪50、60年代至今已有大量探讨，(14)但并没有提出完整的理论假设，而赖特的研究克服了这些早期研究的缺憾。赖特历史学习理论的一个基本假定为，历史发展具有相似性，甚至可以重复。该理论的基本假设为：国家的历史记忆与学习能力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与战略选择。同盟也是常见的一种国家对外政策，因此同盟的形成与否，以及与谁同盟往往与一个国家对于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学习直接关联。(15)
难以否认，历史记忆与学习能力在影响国家决策者或国民的威胁认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历史上与某国发生过战争、冲突经历的国家与那些没有类似经历的国家相比更容易形成来自该国的威胁认知。不过，赖特理论也有其局限性。首先，从历史观看，赖特理论的假定接近于历史循环论的观点，从而带有一定的悲观色彩。其次，赖特强调其理论特别适用于小国，但事实上，历史记忆与学习能力同样影响大国的外交决策。譬如，在冷战期间，西方大国经常使用“慕尼黑阴谋”来比拟对苏联扩张的绥靖行为。(16)如果明确上述局限，历史学习仍可以作为影响决策者威胁认知的合理因素。不过，值得强调的是，在本文的解释模式中，该因素并非独立影响而只是通过作用于“共同威胁认知”因素来影响中欧战略合作，其起到的是一种类似“催化”的作用。
至此，本文已经明确了“威胁认知-主权干预”理论模式中各个理论要素的操作化标准。此外，从威胁因素出现到威胁认知形成之间总会存在一个“时滞”，而且这是一个受到大量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的个体心理过程。由于该过程可能涉及有关决策者的个体信息和部分尚未公布的档案资料，因此我们在下文检验中不得不放弃讨论个体认知形成过程本身，而是简化为：因素(2)、(3)中任何一种出现，在经历一定时滞后，都会最终导致共同威胁认知的形成。(17)
更严格地讲，以上影响“共同威胁认知”的因素只是衡量其变化的三个维度。在实际观察和检验时，我们还需要设置具体检验指标。对于因素(2)、(3)而言，可供选择的操作化指标分为两类：一类是能够直接表明决策者(或民众)面临外部威胁时态度的指标，如决策者的有关言论、民意调查情况、官方媒体的报道等；另一类是不能反映但能间接推断此类态度的指标，如学者的观点、外交事件以及有关数据库资料等。在下文案例检验中，我们将尽可能地使用第一类指标，在其难以获取的情况下，通过使用第二类指标来间接推断决策者的威胁认知变化情况。而在数据库检验中，我们只能使用第二类指标中的事件关系数据。
三、外交史案例检验
本文选取冷战时期两个案例和冷战后一个案例来检验上述理论模式。为了便于理解该部分内容，下表中总结了三个检验案例以及与本文理论模式不符的四个反例。提供反例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给检验案例设置对照组的方式来提高案例检验的说服力。
对于1950-1954年的中欧关系(表1中左下)而言，此间双方互有主权干预事件，即英、法在朝鲜战争中参加了所谓“联合国军”的对华作战行动，中法之间在印度支那战争中也发生了直接冲突。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和欧洲大国的威胁认知是不同的，中国视美国为威胁，而欧洲大国视苏联为威胁，因此并不存在共同威胁认知。因此，50年代，中欧大国之间不存在战略合作的可能性。
(一)中、法建交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同时发表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此举被称为是现代外交史上的“核爆炸”。中法建交尽管没有改变两极格局，但仍对国际格局产生了重要的战略影响，分化了东西方阵营，因此属于本文定义的中欧战略合作范畴。
冷战格局形成后，20世纪50和60年代，中国始终面临美国的安全威胁。此间美国挑起的对华冲突主要有朝鲜战争(1950-1953)、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1954-1955)、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1958)、越南战争(1963-1973)。这些重大事件都被中国视为侵犯行动或存在侵犯意图。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中有大量谴责“美帝”“侵犯企图”的报道，决策者讲话中对此也多有涉及，在此无须赘述。
自50年代中期开始，中苏两国在苏联是否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以及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并且分歧程度逐步加深。“中苏在战略合作方面的分歧是引发意识形态争论的关键原因之一，伴随着战略合作衰落而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论战则彻底摧毁了中苏同盟的战略纽带。60年代初期的中苏关系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走向最终破裂的”。1963年7月，苏联在未通知中国的情况下与美国和英国谈判并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一事件对中苏关系的破坏是根本性的，它被视为不仅是美苏合谋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而且是表明苏联更重视与美国的关系，正在进行的中苏两党高级会谈并没有多少重要意义”。(18)此后，两国之间的边境冲突不断，直到1969年爆发珍宝岛冲突。中国对苏不信任感和威胁感日益上升。这一时期《人民日报》中谴责“苏修”、反对“两霸”的语汇，以及决策者的有关言论也能反映出中国威胁认知出现的变化。
1963年夏，在美、苏就上述条约进行谈判期间，美国谈判代表试图就中国成为核国家的可能性增大以及美国单独或联手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预防性打击的可行性试探了苏联的反应。(19)这一事件表明，中国此间已与两个超级大国处于敌对状态，安全环境异常严峻。
欧洲大国方面，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经历了柏林危机(1961年)、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美苏英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3年)等事件之后，尽管美苏在欧洲实现了缓和，苏联退回守势，但是法国决策者仍然感受到来自苏东集团的巨大军事和意识形态威胁。(20)
美国在50、60年代几次危机中的表现使法国决策者认为北约及其盟主美国不能向法国提供它所需要的安全。法国不满美国在奠边府战役的决定关头不予支援，以致法国全军覆没并导致在整个印支战争中败北。1956年，在法英侵犯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由于美国从中阻挠而惨遭失败。美国在此次危机中的行为对法、英的大国自尊和声誉造成了严重损害。当时的法国外长克里斯蒂昂·皮诺写到，“既然我们的盟国在我们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抛弃了我们，要是欧洲受到威胁，他们还会这么干的”。1957年，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法国政府借口突尼斯将武器转手给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决定推迟提供突尼斯部队所需武器，而11月美英乘机将武器交付突尼斯。法国总理加亚尔指责这是对法国的“不友好行动”，大西洋联盟终将“化为灰烬”。(21)1963年，法国拒绝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坚持发展独立防务和核力量。1966年，因美国拒绝戴高乐在北大西洋联盟内建立美、英、法三国领导体制的建议，法国宣布退出北约。1967年，戴高乐在与德国总理的会晤中表示，“法国和德国必须在美、苏之间采取独立立场，以消弭超级大国对法、德的强加安排”。(22)法国决策者的上述言论和行动表明，法国此间也同时将美、苏视为安全威胁。此外，皮诺外长对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有关记述也反映出历史学习因素在放大法国对美威胁认知方面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中、法决策者就已经具备共同威胁认知，只是由于双方在50和60年代互有主权干预行为，所以未能形成战略合作。1954年，印度支那战争以法国的失败告终，中法之间在印支问题上的边界冲突在同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最终得到解决。1960年，法国政府拒绝了台湾当局要求将法台关系从代办级恢复为大使级的要求，从而避免了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主权干预。1962年3月，得到中国物质、道义支持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至此，中法两国间的主权干预事项均告结束。随后中法正式建交，中欧大国实现首次战略合作。
1968年，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而中国正在经历“文革”。内政动荡使两国决策者对外来威胁的认知被人为阻断，中欧首次战略合作随之结束。
(二)中国与英、法两国的政治和准军事合作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中国和欧洲大国之间再次实现了战略合作。中欧此次合作不仅局限于针对苏联霸权主义扩张威胁的政治合作，由于英、法曾经向中国承诺提供军备领域的帮助，所以这次合作还带有一定的准军事合作性质。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安全环境日益恶化，安全威胁来源由美苏转向苏联一方，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临近冷战结束。“从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失败到1968年10月苏军入侵捷克，标志着中国的安全战略出现重大调整。这次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在面临美苏从南北两个方向威胁中国的安全时，中国国防战略重点开始从‘重南(美国)’转向‘南北并重(美苏)’、并出现再向‘重北(苏联)’转移的趋势”。(23)中国国防战略调整也与近代以来屡遭俄国进犯并蚕食中国北方领土的历史记忆有关，这一因素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决策者对来自苏联的威胁认知。
欧洲大国方面，英国在希思、卡拉汗和撒切尔等首相任期内始终把苏联视为首要安全威胁。1971年，希思出任首相后的第二年，英国政府就驱逐了100多名苏联驻英外交官，此举反映了英国对苏联的不信任态度和强硬立场。中英建交后，1974年5月希思访华。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希思指出，“苏联的军事力量在不断增长，这对欧洲和中国构成主要威胁。如果欧洲是软弱的，苏联就可能实现其对中国的企图，因而一个强大的欧洲是很重要的，它可以使苏联发愁”。毛泽东对希思关于欧洲应该强大的思想表示赞同。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也指出，“西欧团结，美欧结成平等伙伴关系，有利于对付苏联，有利于反对霸权主义”。1978年4月，英国国防参谋长卡梅伦访华。在参观中国坦克部队时，卡梅伦说，“英中两国共同的敌人是莫斯科，需要时两军应联合起来打掉苏联坦克”。同年，王震副总理访英时表示了购买此前英国考虑向中国出售鹞式飞机的意向。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为此事写信给英国首相卡拉汗进行威胁，但英国不顾苏联的压力，坚持自己的立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后于1979年5月表示，向中国出售鹞式飞机是英国“在战略基础上作出的正确决定”。(24)
1974年，吉斯卡尔·德斯坦接任法国总统后对戴高乐时期的军事战略作了重大调整，彻底抛弃“全向防御”战略，代之以苏联为唯一假想敌的“单向防御”战略。同期，法国大力提高其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以确保其核大国地位。这些举措表明，法国决策者的威胁认知也出现了类似中国的“转移”，即由美、苏威胁转向苏联威胁。由于苏联70年代的全球扩张，以及对近代欧洲大国战争的历史记忆(如俄国曾多次组织反法同盟)，法国决策者对苏联威胁更为敏感。同期法美关系的改善使法国决策者对美威胁感显著下降。“1981年5月，密特朗当选新总统后，法国对苏开始强硬。法国社会党政府以阿富汗事件为由，宣布停止法苏首脑定期会晤，冻结高级政治往来。同期，欧洲导弹部署之争又进一步恶化了两国关系。1983年，安德罗波夫接替勃列日涅夫之后不久，法国以间谍罪名一举驱逐47名苏联外交官和记者出境。法苏政治关系降到了最低点”。(25)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之后，中国与英、法两国的决策者都把苏联的霸权主义扩张视为共同威胁。但是，由于中英香港问题仍悬而未决，而中国在1982年爆发的马岛战争中支持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要求，这些主权干预事件阻碍了中欧战略合作的实现。80年代后半期，当这些障碍都被清除后，中欧再次实现了战略合作。到80年代末，由于冷战结束和苏联威胁的消失，加之欧洲大国参与了对华联合制裁行动，中欧此次合作随之结束。
(三)中国和欧洲大国之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和欧洲大国先后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并于2004年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这标志着中欧大国的再次战略合作。此次合作表明，中欧大国在主张世界多极化、反对美国单边主义霸权威胁方面又相互产生了需要。
科索沃战争期间，中美发生了由“炸馆事件”引发的外交危机(1999年)，随后又发生了“撞机事件”(2001年)。美国坚持其单边主义、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了伊拉克战争(2003年)。上述事件促使中国对美威胁认知逐步确立。
同样，在科索沃、伊拉克冲突中，美国蔑视联合国宪章精神、忽视盟友利益、倾向于滥用武力的单边主义行为使其欧洲盟友产生不信任感，并损害了欧洲大国的尊严和声誉，欧洲大国对美威胁认知不断增强。对此，有学者指出，“冷战后美国单极态势使其盟友感到不适，因为这些盟国担心美国的行动自由导致其滥用武力，同时欧洲盟国还希望能在美国创造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发挥它们的作用”。(26)此外，民众对美态度同样可以反映出美国对欧洲威胁的上升。根据2006年的一次欧洲民意调查显示，2000年德国国民中的78％对美国抱有正面的态度，2003年伊拉克战争发生后下降到45％，而2006年这一数字仅为37％；在法国，对美有正面态度的国民比率由2000年的62％下降到2006年的39％；即使对于美国的盟友英国，这一数字也由2000年的83％下降到2006年的56％。(27)
欧洲大国在身为北约成员且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仍坚持发展独立防务，这也证明了欧洲大国对来自美国的安全威胁认知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美离心倾向。为此，欧洲主要国家努力推进欧洲自身的防务能力建设，以发展能自主处理欧洲边界之外的政治军事行动能力。在英国的支持和配合下，以及科索沃战争蒙受羞辱的外力刺激下，1999年6月科隆会议决定发展欧洲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取代北约框架下的欧洲安全和防务认同。1998年12月，英法在圣马洛发表《关于欧洲防务的共同声明》，该声明在欧洲防务建设的历史上被认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004年，欧盟防务局成立，欧洲独立防务被列入欧盟宪法。
在冷战后最初的几年中，国际格局的巨变导致大国关系处于动荡调整之中，美国单边主义威胁尚未显现。同时，欧洲大国与中国在此期间多次出现了主权干预事件，如法国对台湾军售(1992年)、德国对西藏人权问题的干涉(1996年)，以及英国在香港过渡期内对基本法的挑战(1993年前后)等等。因此，90年代前半期，中国与欧洲三大国未能实现战略合作。到90年代末，美国单边主义威胁逐渐显现，同时中欧主权干预事件也均告结束，(28)于是中欧双方再次实现战略合作。
四、中国与欧洲大国双边关系数据库检验
以上，我们用从外交史中选取的典型案例检验了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不过，这种枚举式的检验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除上述合作外，本文是否遗漏了其他重要的中欧合作？或者，历史上是否存在符合本文理论模式的逻辑但并没出现本文所定义的中欧大国战略合作的情形？
为排除上述疑问，采取逐个核对中欧交往史实的办法显然事倍功半，而且对部分史实而言，不同研究者对其的解读和研判也可能出现偏差。幸运的是，“事件数据分析”为我们排除上述疑问、进一步验证上述理论模式提供了技术手段。事件数据分析可以有效地解决国家间双边关系的衡量难题，同时也为比较若干组双边关系提供了统一的标准。我们既可以依据该方法对同一组国家双边关系水平进行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也可以对多组双边关系水平进行同一时期的横向比较，从而为归纳多组双边关系的发生规律提供了可能。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用事件数据来衡量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多的探讨，并已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29)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理论假设，我们使用了“中国与大国双边关系数据库”中的有关数据，经事件赋值、计算后制成了如图2所示的中国与德、英、法三国之间双边关系图形。
对图2的观察显示，中国与德、英、法三组双边关系在历史上有三次发展水平接近的情形。具体地讲，第一次接近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期，当时，德英法与中国的关系都处于“不和”等级的中间水平，关系分值在-2到-1之间。第二次接近出现在80年代后半期，三组双边关系水平都处于由“普通”等级向“良好”等级过渡的临界点上，关系分值在3左右。第三次接近则始于90年代末，到2005年底，三组双边关系水平都处在“良好”等级和“友好”等级之间的临界点附近，关系分值在6分左右分布。(30)
比较以上三次水平接近还可以发现，中欧双方不仅合作水平不断提高，由“不和”到“普通”再到“良好”，而且持续时间也渐次延长。20世纪60年代的双方首次合作持续了4年左右的时间；80年代的中欧第二次合作则持续了6年左右的时间；而第三次合作从1999年迄今已经持续了9年之久。
图2 1950-2005年德英法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水平图
那么，如何理解图2所示的中欧双边关系发展水平的三次接近呢？
在图2中，中国和欧洲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发展水平的首次接近具有偶然性。我们可以从图中观察到1964年中法关系的显著上升，之后4年左右的时期内，三组大国关系大致维持在同一水平上，这是中国和欧洲大国实现首次战略合作的直观标志。这次战略合作是中、法两国决策者主动推动的结果，而英、德对中国关系水平与中法接近只是被动适应的结果。尽管如此，在这四年左右的时间内，中法战略合作仍然符合本文理论模式的预期：双方具有共同威胁认知，都将美、苏视为共同安全威胁，而且此次合作是在双方所有的主权干预事件均告完结之后实现的。
图2还显示出，1984年后中欧大国关系出现了第二次水平接近。由于英国对中国香港的主权干预仍未完结，而1982年中国在英阿马岛战争期间对英国进行了主权干预，因此，1979年到1984年之间，尽管中欧共同面对苏联威胁，三组双边关系仍呈现出水平分化状态。1984年后，主权干预事件均已结束，三组大国关系再次实现了同步发展，中欧关系随之进入了所谓“蜜月期”。中欧这一时期的友好关系以1986年英国女王访华为最高标志。
第三次水平接近始于1998年前后。冷战结束后，从1990年到1998年是两极格局结束后的过渡期。中欧大国决策者的威胁认知在这一段时期内是不明确的，即美国在克林顿政府任期内的单边主义威胁还未显现。同期，英、法、德欧洲三大国先后在香港、对台军售、西藏人权等问题上对华进行了主权干预，因此这一时期三组大国关系出现了动荡与分化。1998年以后，特别是科索沃战争后，随着中欧对美共同威胁的逐步确认，以及上述主权干预事件的结束，欧洲各大国对华关系曲线趋于收敛，再现三组双边关系水平接近的现象。
以上，通过利用1950-2005年这55年的三组双边关系的事件数据，我们对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式进行了进一步的检验。检验结果排除了符合本文假设的理论预期但没有出现中欧战略合作的情形。因此，中国与欧洲大国双边关系的三次发展水平进一步印证了双方在历史上的三次战略合作。
五、理论解释范围的扩展
上述理论模式是针对二战结束以来的中欧战略合作提出的，那么它能够解释的对象范围和时段有无扩展余地？它能否解释2006年以来欧洲大国对华关系出现的波动？
把该理论模式用于其他的大国关系依然有一定的解释力。比如，考察20世纪70年代前后，从中美恢复接触到1979年初双方正式建交，这一过程同样符合本文的解释逻辑。前文已提及，1968年苏军侵捷、1969年中苏珍宝岛边境冲突发生后，中方的安全威胁出现了由“南北并重”向“重北”的转移。而在1972年美苏签署“反导条约”之前，正值冷战美苏对抗高峰，美国深陷越战泥沼。70年代初，中、美在越南战争中的冲突临近结束，因此中美进行战略合作的条件已经具备。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实现了针对苏联的战略合作。冷战结束后，中俄逐步形成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另外一例。而且，中俄此次合作仍然是在双方具备共同威胁认知并且成功解决了边界遗留问题之后形成的。
2006年迄今，中德与中法关系都出现过波动，直接原因都是源于德、法对中国西藏事务的主权干预。实际上，类似情形在几年之前就曾出现。2004年夏，英国政府曾表示邀请和会见达赖，而且向议会提交了香港问题半年报告。同年，法国向台湾海、空军提供设备零部件和服务。这些事项都曾导致了中欧大国双边关系的短期波动。不过，只要促成此次中欧战略合作的基本动力没有发生改变，上述波动都不会使此次双方合作出现逆转。也就是说，考虑到历史上中欧都没有把对方视为主要战略威胁，只要未来中欧关系的这一根本特征依然存在，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就能够得到继续发展。(31)
六 结论
本文通过提出“威胁认知-主权干预”理论模式，对历史上多次出现的中欧战略合作给出了一致的解释。依据该理论，只要中国和欧洲大国决策者具备共同威胁认知，在双方互不进行主权干预的条件下，双方最终都会实现某种形式的战略合作。
这一理论模式可以为我们提供的政策启示是：如果希望维持并发展目前的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就应该把对欧政策的着力点置于保持、加强双方共同威胁认知方面(即来自超级大国的威胁认知)，同时尽可能控制本国实力增长可能带给欧洲大国的威胁感；同时，通过双方的外交沟通、政策操作，甚至必要的危机公关行动，尽可能地避免彼此之间发生主权干预事件，如欧洲大国不卷入台湾问题和西藏人权问题，中国在对非关系中注重考虑英、法等国的传统利益等。
当然，上述理论模式也存有不足。由于影响当前中欧合作的众多因素是彼此交织的，只有同时考虑前文提及的国际制度、政治文化和共有观念等因素，才有可能解释如图2中所示的当前中欧合作比以往水平更高、持续时间更长的特点。不过，如果将这些因素纳入本文的理论解释框架并验证其作用，研究者则不得不面临变量控制难题。比如，90年代末以来，中国和欧洲大国之间普遍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及战略伙伴关系。但在同期内，美国单边主义霸权对中国和欧洲的安全威胁在增长，中国参与双边及多边国际机制在增加，而中国与欧盟各大国在外交、反恐、司法、人权等领域内的对话也在增多、共识也在增加。在此情况下，如果认为面临超级大国的共同威胁仍是此次中欧合作的主导推动因素，那么国际制度、政治文化、共有观念等因素在当前中欧合作中如何发挥作用？它们与共同威胁因素的关系如何？另外，除了政府官方层面的交往外，如何看待国际组织、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机构等行为体在中欧合作中的作用？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上述理论模式的另一不足是，它部分地忽略了欧洲大国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的国内因素或合作程度的差别。为此，本文不得不加入其他变量或扩展变量内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理论框架的复杂性。比如，为了解释首次中欧战略合作只限于中法，本文引入了历史学习变量。苏伊士运河危机使英、法同时蒙羞，但在奠边府战役和突尼斯事件中屡次受美羞辱的历史记忆强化了法国对美的威胁认知，而该因素对英国的影响并不显著。又如，尽管苏联对德威胁客观存在，但由于内部统一问题受苏联掣肘，联邦德国没有参与80年代的中欧战略合作。为此，本文在主权干预中加入了“第三方干预”的内容。再如，1998年以来，欧洲大国在科索沃战争中再次被美国羞辱，然而英国布莱尔政府在顶住国内巨大压力后仍在其后的伊拉克战争中支持美国。相反，法、德则与中、俄一道坚决反对美国对伊动武。尽管后来三大国都与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但这种关系指涉的合作内容甚至名称都是有差别的。出现这种差别仍有历史记忆以及其他国内因素的作用。如何在保持理论简约、有力的前提下使之与各国国内因素更加相符？这同样需要更多的讨论。
注释：
①Andrew A.Michta,"Transatlantic Troubles:Are They America’s Loss?",The National Interest,NovDec.,2006,pp.64-65.
②陈志敏：“欧盟的有限战略行为主体特征与中欧战略伙伴关系——以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为例”，《国际观察》2006年第5期，第1-10页。
③Giovanni Bressi,"China and Western Europe",Asian Survey,Vol.12,No.10,1972,p.819.
④Evan S.Medeiros and M.Taylor Fravel,"China's New Diplomacy",Foreign Affairs,Nov.Dec.2003,pp.24 -25.
⑤David Shambaugh,"The New Strategic Triangle:U.S.and European Reactions to China's Rise",Washington Quarterly,Summer 2005,pp.7-25; 沈大伟近年在中美欧关系研究领域著述较多，更多研究文献可参阅David Shambaugh,"China and Europe:The Emerging Axis",Current History,September 2004,pp.243 -248.David Shambaugh,"China-Europe Relations Get Complicated",Brookings Northeast Asia Commentary,May 2007。
⑥Charles Grant and Katinka Barysch," Can Europe and China Shape a New World Order?",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CER),May 2008,pp.94-95.
⑦裘元伦：“中欧关系的现状和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0期，第15页。
⑧冯仲平：“如何推动中欧关系深入发展”，《外交评论》2006年第5期，第17页。
⑨按照欧洲学者的观点，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应聚焦于少数重要事务。确定重要事务的标准有三项：一是不但对中欧重要而且具有广泛的全球影响；二是有可能扰乱或中断双方关系；三是可以帮助中国实现经济和政府治理的现代化。按照这三个标准，未来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关注的重点事务有：全球气候变化、防止武器扩散、非洲事务和全球治理。这四个领域都符合前两个标准，而气候变化和全球治理还符合第三个标准。详细内容参见Charles Grant and Katinka Barysch,Can Europe and China Shape a New World Order? pp.66-95。
⑩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15.
(11)Jasen Castillo and et al.,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Economic Growth,Arroyo Center,RAND,2001.
(12)李彬：《军备控制理论与分析》，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189页。
(13)值得强调的是，超级大国总体实力及其运用实力的能力是具备超级大国资格的基本条件。同时，各大国内政稳定也是决定其决策者是否具有认知能力的基本前提。因此，在下文的案例检验中我们只观察“共同安全威胁”变量的第2项或第3项操作化标准是否出现，而不再考虑这两个基本前提。
(14)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对外政策分析研究中，有关历史学习和历史类比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主要研究文献可参阅Jack S.Levy,“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Sweeping a Conceptual Minefie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8,No.2,1994,pp.279 - 312; Michael C.Desch,“The Myth of Abandonment:The Use and Abuse of the Holocaust Analogy”,Security Studies,Vol.15,No.1,2006,pp.106-145。
(15)Dan Reiter,Crucible of Beliefs:Learning,Alliances,and World War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p.3.
(16)Bruce Russett and et al.,World Politics:The Menu for Choice (Seventh Edition),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3,p.181.
(17)对于决策者威胁认知形成这一个体心理过程的考察，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出现过一批研究决策者心理和病理的著作。与此有关，近年来，社会建构主义学者对于观念形成及其变化给出了一个以社会互动结构为核心的宏观解释(其中甚至包括语言学的理论要素)，但这样的宏观解释可能需要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实践经验支持。因此，国际政治心理学的有关研究可能是未来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最具挑战性同时也有重要价值的研究领域。
(18)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285页。
(19)Francis J.Gavin,"Blasts from the Past：Proliferation Lesson from the 1960s",International Security,No.5,Winter 2004,pp.103-105.
(20)冷战形成后，英国受到美英特殊关系的掣肘，与中国维持半外交关系；联邦德国对华外交因同时受到美苏约束、国家统一问题未决而裹足不前；而法国是此间唯一有可能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的欧洲大国。
(21)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8-42页。
(22)Francis J.Gavin,"Blasts from the Past：Proliferation Lesson from the 1960s",p.128.
(23)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第291-292页。
(24)王为民：《百年中英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286页。
(25)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第444-445页。
(26)Barry R.Posen,"European Unio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Response to Unipolarity?",Security Studies,April-June 2006,p.149-186.
(27)Andrew A.Michta,"Transatlantic Troubles:Are they America's loss?",The National Interest,November-December,2006,p.62.
(28)1994年，法国在中法联合公报中作出了不再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承诺；1996年，中德解决了由西藏问题引发的外交危机；1997年，中英完成了香港主权的顺利交接。
(29)事件数据分析通过对一定时期内两国间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内的交往事件进行搜集和归类、然后按照一定赋值标准和计算规则得到双边关系分值的数据分析方法。国内近年来与事件数据分析有关的研究文献可参阅李少军：“‘冲突-合作模型’与中美关系的量化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4期；阎学通、周方银：“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秦亚青：“国际关系的定量研究与事件分析方法——评‘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30)图2中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关系分值”，分值由低到高，反映了国家双边关系由坏到好。其中，双边关系图形处于[-9，-6]之间，表示两国关系水平为“对抗”，处于[-6，-3]之间，表示“紧张”，[-3，0]表示“不和”，而[0，3]，[3，6]，[6，9]三个区间分别表示“普通”、“良好”和“友好”。有关各区间等级的含义和双边关系分值的计算方法等更完整的内容可参阅阎学通等：《中国与大国关系衡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出版中)。
(31)近年来，中欧在贸易、投资、外交政策和人权等领域的关系趋于紧张，欧洲对华的负面认知增加。根据2008年春季民意调查，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欧洲公众眼中对全球稳定的最大威胁。参见http://www.ft.com/harrispoll,April15[th]2008。不过，本文认为欧洲民众这种威胁感的上升并不会改变中欧关系的这一根本特征。有研究者认为，中欧双方并不把对方视为主要战略威胁。对欧洲决策者而言，来自中国的威胁主要是“软安全”问题(如经济竞争、非法移民、跨国犯罪、环境问题和人权等)，以及只对欧洲产生间接影响的“硬安全”问题(如与中国有关的武器扩散)。详情参见Bates Gill and Melissa Murphy，China-Europe Relations：Implications and Policy Responses far the United States，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May 2008，pp.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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