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广明[1]2003年在《伪满时期在东北的朝鲜移民的社会地位及生活状况》文中提出本论文的目的旨在关注那些在伪满前及伪满洲国时期到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通过分析他们到东北的历史过程、时代背景、以及他们在伪满时期的生活情况、所处的地位、跟其他民族的关系等等，来弄清他们当时的社会地位和真正的生活情况，揭示伪满洲国的真面目，为避免日本帝国主义的再度发生敲响警钟。 本论文在第1章中，从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支配——以日俄战争的胜利为契机，日本开始的对中国东北的侵犯——1910年的日韩合并与土地调查事业——伪满洲国成立——1945年的朝鲜人到东北的历史过程以及时代背景等等几个方面为主，来对当时的状况进行了概况、把握。 在第2章中，采取的研究方式是使用统计资料，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伪满时期在满朝鲜人的生活情况。主要可以分为人口、教育、宗教、产业、金融、经济状况、卫生状况以及当时在满朝鲜人的团体和这些团体的活动情况等几个部分。 在第3章中，通过引用当时在伪满生活过的朝鲜人的证言、采访集以及“在满朝鲜人指导纲要”等日方资料，从主观的角度分析了当时在满朝鲜人的生活情况、日本人对朝鲜人的看法、朝鲜人和汉族人的关系以及在满朝鲜人的社会地位等等。 在结论部分，通过上面这些对在满朝鲜人移民到东北的历史过程、伪满时期在满朝鲜人的极为贫困的生活情况、跟其他民族的纷争以及他们的复杂的社会地位等等所有问题的分析，证明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造成的。 无论哪一次战争，受到伤害最深的都是一般的平民百姓。通过分析在满朝鲜人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生活，呼吁战争无益，向日本人敲响警钟，希望能够从此避免日本军国主义的再度发生。同时，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为构筑日中的友好关系，尽一份微薄之力。 在日本，关于在满朝鲜人移民的历史过程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书籍，在这5年里逐渐的多了起来。而且由于最近日朝关系间的不断的摩擦，日本人民对这方面的问题也开始感兴趣了。在中国，现在正以延边大学，延边社会科学院等机关为中心进行着留在中国朝鲜民族的历史的研究。但是没有像本论文这样，关注伪满时期的在满朝鲜人，综合考察他们的生活情况的文章。 现在在日本进行着的对中国朝鲜民族的研究中，主流的研究方式分为：“从民族的角度研究朝鲜民族”的Ethnic Identity的立场和“从国民的角度研究朝鲜民族”的National Identity的立场（权香淑《在中国的‘朝鲜族’的研究序说》亚细亚研究VOI．47、NO．3、2001年7月＊我认为，像这样分两个立场来研究朝鲜民族问题，应该是今后的研究课题。因为这样可以更明确的显示出朝鲜族的主体性和他们作为中国人的民族使命。
宫健泽[2]2016年在《吉长地区朝鲜移民研究（1910-1949）》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吉林省吉林地区和长春地区(以下简称为吉长地区)为地域中心,论述了自清末以来朝鲜移民的迁移过程和朝鲜移民社会的形成。朝鲜移民过程分为4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1910年“日韩合并”为朝鲜移民迁入吉长地区的肇始期;从“日韩合并”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夜为大量迁入期;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为朝鲜移民迁入的高潮期,从1945年东北光复到1949年为朝鲜移民的分布格局形成期。朝鲜移民在中国东北吉长地区,移民过程充满艰辛。政府制订的“禁止朝鲜移民越垦”、“强迫入籍”、“没收土地”等政策,限制了朝鲜移民的迁入。“九·一八”事变前受日本和奉系军阀的双重压迫,“双重国籍”、“归化入籍”、“驱逐移民”等政策,使朝鲜移民倍受摧残。韩国总督府和伪满洲国根据《在满朝鲜人纲要》,强迫朝鲜半岛的破产农民迁移吉长地区。日伪“满洲农业移民计划”、“集团移民和开拓民”计划等像枷锁一样,牢牢地捆绑了朝鲜移民。清朝末年吉长地区只有零散移居的朝鲜移民,20世纪20年代后吉长地区的朝鲜移民增速很快。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朝鲜移民为10112人,1930年为17732人,1936年为65133人,到1943年猛增至20万人。居住的范围也从“小散居”到“农村村落”,形成了朝鲜人生活共同体。城市中的朝鲜移民在不同时期人口数量、分布和构成有较大差异,职业也不尽相同。城市与农村朝鲜移民的生存状态不同。居住在城市的朝鲜人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都是小企业和小手工业者,也有公务人员和警察。在长春市和吉林市还有一些官员,他们生活比较稳定,有条件定居下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朝鲜移民,一般都是亲日派,走上了协助日本殖民统治的道路。多数下层朝鲜人和农民仍未能改变殖民身份,没有改变受地主和日本压迫和摧残的命运。在军阀统治时期,他们即是韩国人,又是日本人,受到双重国籍的制约。在伪满洲国他们既是伪满洲国公民,又是“日本臣民”。从表面上看朝鲜移民享受了“日本帝国臣民”、“二等公民”的待遇,实际上大部分朝鲜人没有解决国籍问题,受尽了日伪的盘剥和奴役,在民族认同和与国家认同的混乱中、在侵略与抵抗的缝隙中艰难地维持生活。朝鲜移民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是艰辛劳作的过程。他们用自己勤劳智慧的双手,改良水稻品种,自发修建简易水利工程,在吉长大地上开垦出大片水田,改变了当地民众的生活食物元素,为当地的土地开发和社会发展洒下了辛勤的汗水,为吉长地区农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吉长地区的朝鲜移民秉承民族传统,重视教育。从移民初期就开始创立各种学校,创办的形式多样,有社会团体、民众自筹、宗教、独立运动等多种办学模式。由于经费不足和日伪的干涉,学校也是时办时停,很难维系。虽然如此,这些学校传承了民族精神,学习了知识和文化,宣传了共产主义思想,培养了反日后备力量。1919年朝鲜叁·一运动以后,一些爱国志士转移到了中国东北。20年代后,吉林市是朝鲜反日斗争的核心地区,朝鲜的爱国人士经常往来于吉林与上海之间,成立各种民族独立团体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民族独立团体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始终处于分裂状态。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大部分民族主义者向日伪妥协,一部分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反日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国破家亡的共同经历,使朝鲜移民与中国东北民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吉长地区开展秋收与春荒斗争,建立磐石抗日游击队,创立玻璃河套、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加入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抗日,为最后夺取全面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朝鲜人深受政治土匪的迫害,国民政府没收他们的资产,大部分城市移民返回朝鲜国内。留在吉长地区的朝鲜人青壮年积极参军,为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朝鲜移民,自1927年成立中共满洲临时省委以来,就把朝鲜人视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中国人民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确立了朝鲜移民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
夏艳[3]2016年在《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研究》文中认为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作为特殊时期、特定地域朝鲜(韩国)文学的一部分,在朝鲜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它是韩国和中国文学史上一笔珍贵的遗产。本文将按“离乡和思乡、扎根和融合、对峙和斗争、妥协和逃避”四类主题对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进行分类研究,并深入剖析各部分的文学主题、结构模式和艺术手法,力图推进这一时期文学的主题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绪论绪论部分从选题价值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和研究范围几方面来阐述选题依据和研究路径。对于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很多研究者介意其特殊的历史时期而刻意回避,唯恐沾染亲日或体制呼应的嫌疑。虽然这一研究可能会涉及一些政治问题,但客观地考察文学全貌是一个文学研究者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从保证文学研究史完整性的角度来说,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和回避。本研究将旨在克服以往的研究缺陷,从本土研究者的视角按主题分类对伪满时期以长春为中心的朝鲜人文学进行审视和探究,以期在原有研究基础上对伪满朝鲜人文学进行扩展和充实,并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第一章离乡和思乡——移居文学的主旋律对于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民族来说,家和故乡有着超越地域意义的文化内涵,它始终是一个农耕民族的基础文化符号,其中饱含着永远无法述尽的故事和情感。而对于被迫离开家乡在外漂泊生活的人们来说,对家和故乡的依恋则更为强烈和持久。伪满朝鲜文学中有关移居主题的作品,渗透着朝鲜农耕民族在被迫离乡后溢于言表的思乡之情。因此可以说,离乡和思乡是这一时期朝鲜移居文学的主旋律。本章从离乡和移居的情恨、多重矛盾的结构、移居期独有的艺术特色叁个方面对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以离乡和思乡为主题的作品进行分析。第二章扎根和融合——定居文学的主题曲在艰难的现实面前,生活于夹缝中的朝鲜人试图交流、妥协,甚至不惜借助日本的力量,这是“农民道”和“北乡精神”产生的前身,也是集中了移居民生存意志的选择。“农民道”是源自于土地爱和民族爱的真挚情怀,在情绪的转化上,需要有和原始情感割裂的勇气。那个年代,对于选择接受“第二故乡”的人们来说,在这里不止于“定居”,而且要“生存下来”和“发展下去”。从这一角度来说,虽然此类文学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也不能把它们完全归类于“妥协文学”或者“亲日文学”,而应从着眼于民族意识的角度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本章从定居者的希望和博弈、以定居为核心的文学模式、本土化的艺术情境叁个方面对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中以定居和融合为主题的作品进行分析。第叁章对峙和斗争——抗争文学的引航塔这一时期,大部分作家为避开政治迫害和审查而选择掩饰锋芒、叁缄其口,但仍有人在作品中通过现实批判的方式表达怨愤和不满。此外,另一部分阶级和民族意识强烈的作家则以抗争和对立的主题和模式直抒胸臆,这些作品形成了伪满时期带有鲜明风骨气韵的反抗文学核心,也代表了朝鲜文学中最具民族情怀的脊梁书写。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中体现对峙和斗争的作品,以殖民压迫和现实反抗为主题,在对黑暗现实进行批判暴露的基础上表现着对立抗争。除以生活化、个体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之外,抗争文学还包括了游击区内集中创作的抗日反日文学。本章从殖民压迫和现实反抗、二元对立模式、情绪化的艺术表现叁个方面对伪满时期的抗争文学进行分析。第四章协和和逃避——妥协文学的风向标当时伪满地区活动的作家处于极度矛盾的状态,特殊政治环境中的作家意识倾向也自然会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样态。一部分作家在政策的严密控制下,为避开敏感的政治性内容而选择通过现代派文学的创作方式回避时政和现实,其中不乏透露出颓废和败北意识的作品。还有一部分作家在前期发表了一些反映民族意志的作品,但随着时局的紧迫,他们在统治阶级的文化镇压和物质诱惑下逐渐沦落为背叛民族、迎合现实的御用文人。虽然有着种种借口和身不由己,但他们却在事实上背叛了民族。这种行径为世人所不齿,也在文学史和民族史上留下了无法洗刷的耻辱。本章从政策逢迎和现实逃避、模式化与无序化并存的结构、殖民统治下的文学特色叁个方面对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中以妥协和逃避为主题的作品进行分析。结语移居现实和殖民统治形成了伪满朝鲜文坛极其特殊的社会背景,这一环境造就了它有别于正常时期文学的特质。伪满时期“满洲”朝鲜人文学作为韩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朝鲜族文学的前身,无论其文学水准和艺术成就的高低,都是韩国和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领域亟待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希望他们的崭新视角和深入探讨能够进一步完善先行研究成果,并为后续的专题研究提供范例。
高承龙[4]2011年在《伪满洲国民族政策研究》文中认为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建立了伪满洲国,对东北地区各族人民进行了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在此期间,日本为了稳定其殖民统治,一方面对东北地区的主要民族汉、满、蒙、鲜等民族采取了高压、笼络、利用、同化等政策;另一方面对本民族采取了特殊化政策。除此之外,对于人口数比较少,地处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则采取惨无人道的灭绝政策。这一系列违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的殖民地民族政策不仅阻碍了东北各民族的正常发展,而且导致了东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民族隔阂。为此,通过分析日本对伪满洲国推行的民族政策,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险恶之本质。论文正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叙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地区的侵略预谋以及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经过和伪满洲国的成立。其次通过伪满洲国建国前签订的卖国条约、协定来揭露伪满洲国政权的傀儡性,说明伪满洲国的建立并非是东北各族人民的意愿,而是日本帝国主义欺世盗名的行径而已。此外,本章中略述伪满洲国时期东北地区的各民族自然状况。第二部分主要叙述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对东北地区本民族采取的特殊化政策。主要分析日本在伪满洲国时期获得并行使的政治、经济、军警与司法方面的特殊化政策以及待遇。政治方面日本通过中央行政机构中的总务厅中心和地方行政机构中的日本人参事官制度来享受其特殊待遇。经济上日本通过高额薪金、津贴以及带有民族等级差别的“粮谷配给”来维持其腐化的生活,并且从东北各族手中掠夺大量土地,成为了东北的新型地主,奴役东北地区各族人民。第叁部分主要叙述日本对满族、蒙族利用与控制政策。首先日本竭尽全力地拉拢溥仪,使溥仪心甘情愿地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并且建立了伪满洲国。之后日本一方面满足伪满皇帝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虚荣心,同时安插耳目时刻监视和监督伪满皇帝的一举一动。此外,日本通过“政治联姻”的方法,来制造带有日本血统的第二代傀儡人物。对于蒙古族上层采取了安抚、收买、利用政策,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早已对东北地区蒙古王公采取了收买和利用政策,通过支持蒙古王公的“蒙古独立”、“蒙古自治”活动,企图使内蒙古脱离中国政权。伪满洲国成立之后,日本对蒙古族上层采取了安抚和利用政策。初期为求稳定日本对蒙古王公采取了安抚政策,沿用并保持以前蒙古封建王公制度和权利。伪满洲国政权稳定之后,日本废除了蒙古王公制度,同时为了安抚蒙古王公,在经济上给予了高额补助。此外,日本利用蒙古族骁勇善战的习性,指使蒙古族败类组建伪蒙古骑兵,帮日寇镇压和屠杀东北各族人民。第四部分主要叙述日本对东北地区朝鲜族的利用和强制同化政策。朝鲜族是一个跨境民族。从20世纪初,开始大规模地移居到东北,经过与其他民族一道建设和开发东北疆域的过程中,逐渐融合于东北各民族大家庭中。伪满洲国时期,日本把朝鲜族视为“最容易接近皇国臣民”的人,并将其地位提高至“准高等民族”(日本人视本民族为高等民族,然把蒙、满、汉民族为低等民族或者野蛮民族)地位,实施拉拢。实际上能够享受“准高等”民族待遇的只是一小撮朝鲜族亲日分子。广大朝鲜族人民与其他民族一样深受日本殖民统治和压迫。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对朝鲜族人民实行了带有民族同化内容的“皇民化”政策,通过禁止朝鲜族人们使用本民族语言,强制性地普及日语,进行“创氏改名”来把朝鲜族同化为日本民族。第五部分中主要叙述了日本对汉民族采取的民族高压统治政策。政治方面,日本对为数众多的汉民族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镇压政策。为了便于统治日本对汉民族上层人物采取了既利用,又压制的政策。对于广大下层汉民族人们采取了镇压政策。由于以汉民族人民为主导的东北抗日斗争声势浩大,日本采取了“归村并屯”政策。虽然切断人民与抗日队伍的联系,但导致了广大汉民族人民被迫离开故土,流离失所。在经济方面日本采取了残酷的掠夺政策,利用日本民族抢夺汉民族人们的土地,制定“粮谷出荷”政策,掠夺大量的粮食。制定“粮谷配给”政策,不断缩小汉民族人民的粮食需求。对城市中的工人采取低工资、低待遇政策,使得广大汉民族工人陷入极度贫困。对于文化教育方面,日本采取了愚民奴化政策,企图把广大汉民族人民变为忠于日本殖民统治的“顺民”。第六部分主要论述了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对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统治政策。伪满洲国建国初期,日本无暇顾及这些为数较少的民族,对这些民族采取了暂时利用的政策,利用一小撮民族败类组织“山林队”、“山林警察队”,配合关东军“讨伐”和镇压抗日联军。伪满洲国政权稳定之后,日本改变对东北少数民族的暂时利用政策,采取了惨绝人寰的灭绝政策,使得少数民族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黄润浩[5]2012年在《东北地区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双重使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明末清初开始,朝鲜人为求生计不断犯越到中国东北地区。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朝鲜人更是大量迁入东北,并逐渐形成了众多的聚居区。他们在东北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压迫和剥削,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尽管如此,在朝鲜民族主义者的带领下,他们建立了垦民会等具有民族自治团体性质的各种团体,进行自发的政治、经济斗争,形成了以延边地区为中心的朝鲜人社会。此外,他们还开设近代学校,进行反日民族教育,建立民族主义团体和武装队伍,开展各种形式的争取朝鲜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但是,由于民族主义者的阶级局限性等原因,他们所领导开展的反日运动未能取得广大朝鲜人民的支持逐渐走向衰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列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东北地区,其影响日益扩大。1926年5月16日,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以下简称为朝共满洲总局)在珠河县一面坡正式成立。从此,在朝共满洲总局的带领下,朝鲜人革命群众组织纷纷建立,反日斗争蓬勃开展。但是,由于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大部分成员是农民或小资产阶级出身,加之多数领导人原是民族主义团体的骨干,因而未能将朝鲜共产党组织发展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如此,他们在斗争方略上还坚持“朝鲜革命延长论”(或朝鲜延长论),严重脱离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旨以及东北朝鲜人社会的实际。加之朝共满洲总局内部派别林立,分歧矛盾重重,最终被共产国际强行解散。之后,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朝鲜共产主义者抛弃了“朝鲜革命延长论”,直接投入到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洪流,间接支援朝鲜的独立和解放,亦即朝鲜共产主义者开始肩负起“双重使命”的重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朝鲜共产主义者为了履行“双重使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中国各族人民一道,建立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抗日武装斗争。不久,东北各地抗日游击队先后整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其中,第二军的绝大多数是朝鲜人。在粉碎日伪“讨伐”的残酷斗争中,许多朝鲜人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其间,虽然由于在东满地区党和军队中错误地开展反“民生团”斗争中,致使诸多朝鲜人领导干部和战士被错杀,但朝鲜共产主义者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转战于白山黑土之间,沉重地打击了中朝两国的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为中国反日武装斗争的开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有力地支援了朝鲜的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1935年“华北事变”后,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队中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同中国各族指战员一起,以顽强的毅力克服酷暑、严寒,与前堵后截的日伪“讨伐队”展开激烈的游击战,坚持抗日武装斗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光辉灿烂的革命史诗。期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曾建议朝鲜共产主义者单独建立韩国民族党和韩国民族革命军,但他们始终从东北抗日战争的大局出发,主张建立更为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祖国光复会”。此后,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国内进军作战”,给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的殖民统治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推动了朝鲜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事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东北地区抗日武装斗争形势日益严峻。大部分东北抗日联军队伍被迫转移到苏联沿海州地区进行军政训练。尽管如此,朝鲜共产主义者始终坚持首先完成中国革命,继而开展朝鲜革命的理念,不时地派遣小分队返回东北,开展各种形式的武装侦察和袭击活动,忠实地践行其“双重使命”。1945年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苏联野营的大部分朝鲜共产主义者陆续返回祖国,投入到消灭日伪残余势力、建立政党新政权的艰巨工作中,一部分则回到东北继续开展革命工作。此外,朝鲜义勇军也从延安等地开赴东北地区,在朝鲜人聚居区开展了扩军、政权建设等工作。之后,各部队的朝鲜人积极参加到四保临江战斗,夏季、秋季、冬季攻势和解放长春的战斗中。与此同时,部分朝鲜共产主义者回国后,在建设新政权的同时,积极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为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解放东北后,部分朝鲜共产主义者选择留在中国,继续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最后打到海南岛和广西省,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48年9月9日,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朝鲜北部(38线以北)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52年9月3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规定,在延边成立了朝鲜民族自治区。至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双重使命”最终完成。
赵文铎[6]2003年在《“九·一八事变”与东北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文中指出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的“九·一八事变”，并在迅速侵占整个中国东北，使中国东北成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九·一八事变”对东北农村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使东北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发生畸变。具体表现为：首先，“九·一八事变”使东北农村社会结构内部的自发的人口调节过程被迫中断，使东北和关内自发的人口流动过程受到遏制，改变了华北与东北区际间人口迁移、流动的性质，而使之完全适应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和掠夺需要，使东北农村人口流动的稳定性减弱、区际流动规模缩小，流动方向发生变化。日本大力推行农业移民政策，大量日人流入东北农村，冲击了原有的农村社会结构。朝鲜移民也成为日本推行其殖民政策的一个重要主成部分。其次，宗族结构、家庭规模发生变化，“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东北农村宗族的变迁过程出现逆向性发展趋向，宗族制度呈强化态势。同时，“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也使民国以来庭家庭分化趋势亦发生逆转，家庭范式逐步增大。第叁，“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也使农村威权结构发生变化，使民国以来“国家政权——绅权”二元权力结构走向解体，在东北农村威权形成日本殖民者独自主导的一元权力结构。第四，“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加剧了农村阶级、阶层的变动过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农村社会的大土地所有者阶层受到冲击，所占比率迅速下降。日本殖民者的疯狂掠夺使小土地所有者丧失土地，大量小农破产，无地少地的农民迅速增加。汉奸化的地主借日本势力，继续维护已有地产并侵吞大量土地，致使地产的不断扩大，加剧了农村阶层的变动过程。
李智那[7]2017年在《在满朝鲜人的身份与社会地位变化原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世纪中期,一部分朝鲜人移居到东北地区,以"朝鲜族"的身份生活。移民初期,他们虽然迁移到东北地区,但并没有被民族同化,仍然以朝鲜人的身份生活,处于社会最底层。其中一部分朝鲜移民为了获得土地所有权、免遭中国的压迫、改善贫困生活状态,归化入籍,这导致在满朝鲜人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了民国时期,日本为了掩盖其侵略大陆的本质,借保护朝鲜人的口实,于1907年,在龙井村建立了 "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此后,日本利用"间岛问题",缔结了 "间岛协约",并设立"间岛日本总领事馆",扩张了其在东北的势力。在这一过程中,中日两国在外交上针对朝鲜人的问题发生了一系列摩擦,并且因为日本人想要利用朝鲜人扩张其在东北的势力的原因,中国从之前怜悯并且帮助朝鲜人的态度转换为厌恶的态度。特别是"叁矢协定"为中国官员可以在没有日本的干涉下管理朝鲜人的权力提供法律根据以后,张作霖政权开始对朝鲜人实施排挤行为,并限制了朝鲜人的归化入籍。1931年,日本借着九一八事变建立了"满州国",这使得在中国和日本中间处于复杂和较低社会地位的朝鲜人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937年治外法权废止之前,朝鲜人受日本大使馆、日本领事馆和朝鲜总督府等支配。他们赋予朝鲜人"治外法权",认可朝鲜人相比其他民族,有着"特殊的地位"。以此来达到统治朝鲜人的目的,并企图通过直接统治朝鲜人来有效地打压抗日武装运动。1931年,日本为了向朝鲜人灌输"满州国"的国民意识,达到统治朝鲜人的目的,建立了"朝鲜人民会"。1936年,这个从安东地区开始的民会发展到约20%的在满朝鲜人加入的规模,成了较大的民会组织,对朝鲜人有着重要的影响力。1937年,殖民体制渐渐稳定,日本废除了 "治外法权",将民会等各种亲日团体规整到了协和会。然后通过协和会对在满朝鲜人实施统治。协和会是一个维护日本统治的组织,以分会为主体开展活动,实质是想以日本人为核心,实现民族融合,但它并没有消除民族间的对立。此外,"满州国"为了解决朝鲜人的国籍问题,试图制定国籍法,但最终未能制定完成。这使得部分在"满州国"的朝鲜人希望通过完全成为"满州国"民来拥有更好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期待,以及亲日分子希望通过"治外法权"获得"日本臣民"的企图都化为幻影。"满州国"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一个伪装成独立国家的傀儡政权,它使得朝鲜人成为日本方便利用的一个民族。在废除"治外法权"之前,其他民族对朝鲜人拥有"特殊地位"持不满的态度,但事实上朝鲜人拥有的"特殊地位"却没有使他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得到提升。
翁有利[8]2012年在《长春人口发展与城市变迁研究（1800-1945）》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探讨1800—1945年长春人口发展与城市起源发展变迁问题。城市起源发展变迁，必须依赖一定数量的人口，人口发展是其先决条件。工业化以前，人口发展主要是农业人口的聚集和发展。人口的生存、发展依赖一定的自然资源环境和社会环境，尤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近代以前长春的自然资源环境和社会环境，一方面促进人口发展；一方面影响和制约人口发展，延缓人口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发展变迁的速度。1800年，长春厅设治于当时长春堡所辖的新立城，长春厅是长春城市的第一块地域街区，它的设置标志着长春城市的起源。随着长春厅人口、经济的不断发展，1889年，长春厅升格为长春府。长春厅出现后，随着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长春又出现了“俄国宽城子铁路附属地”、“日本南满铁路附属地”、商埠地和东站区等地域街区。这些街区人口不断发展，行政设治与行政职能不断扩充，奠定后来长春城市发展的整体基础。1800—1945年，长春城市的地域辖属，经历了长春厅、长春府、长春县以及伪满新京特别市等几个不同时期；每个时期，人口经济都有很大程度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人口城市化和城市发展变迁。伪满新京特别市时期，是光复前长春人口城市化和城市发展变迁速度最快时期，依据马克思殖民统治“双重使命”的原理分析，日本殖民统治者，大兴土木，在长春进行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建设，吸纳大量的城市人口，一方面致使长春城市沦为殖民地，但另一方面，客观上对长春人口发展与城市变迁起了一定的助推作用。人口城市化不仅需要人口数量，同时也需要人口质量。人口的数量增减，人口的质量优劣，都直接影响城市化的进程。1800—1945年长春人口的数量变化、人口流动、人口迁移、人口分布、人口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职业结构等)、人口的身体素质、人口的文化素质，以及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规划的发展，第一产业人口（农业人口）向第二、第叁产业人口（城市人口）转化，第一产业经济（农业经济）向第二、第叁产业经济（城市经济）转化等等；都对长春人口城市化和城市发展变迁产生重要影响。
杨光[9]2005年在《论伪满州国朝、日外来民族与“国籍法”的难产》文中研究说明1932年3月1日伪满政权成立,日伪为了使之更具有“独立”国家之形,连续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但是惟独没有制定伪满洲国的“国籍法”,对于建立现代国家重要法律之一的“国籍法”始终未定,其中的原因是很复杂的。 一方面,“国籍法”的制定不像其他法律的制定那样简单,例如对伪满洲国的“国民”的界定问题,即伪满洲国所谓的3000万“国民”究竟是指哪些民族?如何用法律的观点去衡量?则不得其解。若是按照《建国宣言》里对享有“新国家”平等待遇的民族作“国民”的定义标准是不妥的。因为这本是宣言“五族共和”、“机会均等”、“平等待遇”,并不是为本国“国民”所下的定义,更不能以其作为法律上的依据,因此就为伪满“国籍法”的制定问题埋下了伏笔。 另一方面是最重要也是最令日伪感到为难的是,居住在东北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双重国籍的问题处理,这是很棘手的。居住在东北的日本人均可拥有“满洲国”的国籍,但是日本人在感情上并没有脱离日本国籍而加入“满洲国”国籍之意,这就增加了日本人双重国籍的产生;尤其是1936年7月所谓的《日满条约》和其附属说明中更是表明了日本人是以不脱离本国国籍为前提的,其结果更是增加了在满日本人双重国籍情况的产生。对于东北朝鲜人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以及1929年修改的《中国国籍法》也在无形之中增加了在满朝鲜人双重国籍情况的产生。日帝担心,若不恰如其分地解决伪满洲国“国籍”问题,在人们的印象当中的伪满洲国只不过是日本人的傀儡政权,在国际社会上也会受到谴责。 正因为如此以及日本一直忙于东亚战争而无暇顾及处于难产中的伪满洲国“国籍法”,即使出现了许多的“国籍法草案”,但是直至1945年统治者还未制定正式的伪满洲国“国籍法”;同时“暂行民籍法”却在无形中替代了难产中的
郭奎焕[10]2013年在《伪满时期在长春的朝鲜人社会分析》文中提出本文以立体分析伪满洲国时期长春朝鲜人社会为目的。为此对当代的统计数据,长春背景的文学,以及伪满洲国时期在长春居住的朝鲜人的记忆进行了整理。伪满洲国时期的朝鲜人社会是由移居形成的。随着伪满洲国的成立和长春城市空间的发展，朝鲜人从朝鲜半岛等地区移居到这里。如此形成的长春朝鲜人社会虽然没有形成自身的聚集区，但也形成了几处人口集中地，并且以长春教育机构为中心呈现出多种面貌。在外部的朝鲜人对长春和长春内朝鲜人的认识形式主要是通过对长春的感叹和对朝鲜人社会的忧虑。这说明在当时，外部朝鲜人能够一些部分长春及长春朝鲜人社会的信息。另外，根据移居目的和经济状况，其生活的空间背景和对长春空间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差异。大体上有反日情绪，但其程度、表现和应对方式都不相同。因此在长春很难看到明确地反日活动。日满“五族协和”口号下隐藏的是把朝鲜人视为次等人的政策，朝鲜人在被排斥的同时，又被利用。文学与记忆史料显示出，长春朝鲜人社会与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确实存在着相互排斥和有矛盾的现象。如此复杂多样的长春朝鲜人社会表现出了伪满洲国时期在城市居住的朝鲜人的实际状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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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吉长地区朝鲜移民研究（1910-1949）[D]. 宫健泽.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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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东北地区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双重使命”研究[D]. 黄润浩. 延边大学. 2012
[6]. “九·一八事变”与东北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D]. 赵文铎. 东北师范大学. 2003
[7]. 在满朝鲜人的身份与社会地位变化原因研究[D]. 李智那. 延边大学. 2017
[8]. 长春人口发展与城市变迁研究（1800-1945）[D]. 翁有利. 吉林大学. 2012
[9]. 论伪满州国朝、日外来民族与“国籍法”的难产[D]. 杨光. 延边大学. 2005
[10]. 伪满时期在长春的朝鲜人社会分析[D]. 郭奎焕. 吉林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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