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诗人的文化心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人论文,心态论文,永明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479年齐高帝萧道成即位之后， 在政局上自始至终警惕刘宋末年皇室成员骨肉相残导致灭国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的变革措施，甚至雄心勃勃地说：“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注：《南齐书·高帝纪》。）然而，482年萧道成在位不过四年病死， 太子萧赜继位，是为武帝。萧赜在政治上继续萧道成的改革措施并有所发展，具体地说这些举措包括恢复百官俸禄、一再劝课农桑、重兴学校教育、提倡勤俭为政、广泛招揽人才、多次讲武以防边患等等。经过萧道成、萧赜父子的励精图治，南齐永明年间出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平稳局面。《南齐书·良政传序》云：“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这段不无溢美之辞的评述基本上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客观之论。
主要生活于齐高帝、武帝年间的永明诗人不少人保持着一定的积极心态和追求精神，即以谢朓为例，他在永明九年作的《和江丞北戍琅邪城》中写道：“京洛多尘雾，淮济未安流。岂不思扶剑，惜哉无轻舟。夫君良自勉，岁暮勿淹留。”既是对江孝嗣的劝慰和勉励，又表明自己不愿呆在京城，而希望仗剑跃马驰骋疆场的态度。谢朓的这首诗是和江孝嗣《北戍琅邪城》而作，江诗在感情表达上较谢诗更为直截了当，也更显得气势豪迈，如“丈夫许人世，安得顾心臆。按剑勿复言，谁能耕与织”几句，张荫嘉认为是“以义割情，吐出英雄本色，亦有劲气”。（注：张玉谷《古诗赏析》。）
谢朓的进取态度还在对帝王及祖上的赞美中表现出来。永明十年（492）秋，谢朓在荆州作《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诗中写道：“鹊起登吴台，凤翔陵楚甸，襟带穷岩险，帷帟尽谋选。北拒溺骖鏕，西龛收组練，江海既无波，俯仰流英眄，裘冕类禋郊，卜揆崇离殿。钓台临讲阅，樊山开广宴燕。文物共葳蕤，声明且葱倩。”对孙权在三国分争中的丰功伟绩进行了追叙，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的向往与仰慕。“三光厌分景，书轨欲同荐”两句表面上是咏史，深究起来不无影射现实的意蕴，自司马睿定都建康至南齐，南北分裂的局面已持续了一百六十年之久。作为一个生活在南齐国力较为强盛时期的诗人，拥有统一中国的想法是不足为怪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谢朓的抱负。 《和王著作八公山》是作于建武二年（495）的又一首表现谢朓追求精神的作品， 这首诗记述的是“王导谢玄破苻坚事也”（注：《六臣注文选》卷三十李周翰注。）。其中“戎州昔乱华，素景沦伊彀。阽危赖宗衮，微管寄明收。长蛇固能翦，奔鲸自此曝。道峻芳尘流，业遥年运儵。平生仰令图，吁嗟命不淑”几句，一方面追叙了祖上的功业，寄予了无限的钦羡之情，另一方面也抒写了自己的理想抱负，慨叹命运不公，以致不能如祖辈一样建功立业。这首诗与《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一起被张荫嘉誉为“清气在骨，终不以词华掩也”（注：张玉谷《古诗赏析》。）。张氏之论的着眼点在于谢朓这两首诗的内在气蕴，从中可见谢朓进取心态之一斑。
不独谢朓如此，南齐的其他诗人也不乏进取之心迹。《南史·范云传》云：“子良为南徐州、南兖州，（范）云并随府迁，每陈朝政得失于子良。”显示出他关心政治、意有所为的态度。永明十年（492），范云出使北魏，途中作《渡黄河》， 诗中首四句“河流迅且浊，汤汤不可陵。桧楫难为傍，松舟才自胜”，写黄河水势浩荡，浊浪排空，渡河艰难。中四句“空庭偃旧木，荒畴余故塍。不睹行人迹，但见狐兔兴”，描绘了异族统治下的中原地区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末二句“寄言河上老，此水何当澄”，托物言志，抒写了诗人忧国忧民、澄清天下的壮怀。在范云的另一首作品《效古诗》中，诗人同样表达了他积极用世的心曲，“朝驱左贤阵，夜薄休屠营。昔事前军幕，今逐嫖姚兵”，通过对汉将李广、霍去病等的歌咏，写出了主人公追随左右屡建奇功的豪迈情怀。从“效古”、“今逐”等字眼可以看出，诗中的主人公分明有着范云自己的身影，从中也不难看出范云的政治抱负。
又如王融。《南齐书·王融传》说其“好功名”，王融自己也不隐讳这一点，其《上书乞自效》云：“臣少重名节，早习军旅。”因此，他十分注意政局形势的变化，渴望在南北统一的大业中建立功勋，其《画汉武北伐图上疏》云：“北地残氓，东都遗老，莫不茹泣吞悲，倾耳戴目，翘心仁政，延首王风。”即表达出他的政治抱负。此外，王融在《清楚引》中写道：“崤渑多榛梗，京索久尘苗。逝将凭神武，奋剑荡遗妖。”在《从武帝琅邪城讲武应诏》中又写道：“愿陪玉銮右，一举扫燕然。”这些慷慨激昂、掷地有声的诗句在南朝诗坛上并不多见，但这却是值得研究者注意的一个方面。
虽然齐高帝、武帝对刘宋末年腐败政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变革，但在用人制度上仍然沿袭刘宋以来压抑士族、提携寒门、重用典签及中书舍人以制肘诸王的政策。这一方面是由于“其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借以集事”（注：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八“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另一方面，“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注：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八“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因此，南齐时诸王宗室及依附于他们的文化士族并无太多的实际权力。《南史》卷44《齐武帝诸子》云：“先是高帝、武帝为诸王置典签帅，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觐接，辄留心顾问，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莫不折节推奉，恒虑弗及，于是威行州部，权重蕃君。”同书还列举了武陵王晔、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贞受制于典签的实例，说明他们“言行举动，不得自专，征衣求食，必须谘访”（注：《南史·齐武帝诸子》。）。又如王融被收之际，曾请救于竟陵王子良，子良忧惧不敢救。宗室诸王尚且如此，追随他们的文化士族的实际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齐武帝甚至说：“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注：《南史·刘系宗传》。）
这种情况之下，永明诗人在追求进取中不免有压抑之感，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在他们现存的作品中反映进取精神的作品数量不多，另一方面即使在写作这些作品的同时，他们往往也写下了较多的流露畏缩忧惧心理的作品。永明诗人的这一倾向既不同于前此的建安诗人，也不同于后此的盛唐诗人。建安时代，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现实，士人们横槊赋诗，壮心不已，其作品大多显得“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注：《文心雕龙·时序》。），个人的追求完全与国家的前途融为一体。而盛唐强盛的国力，大一统的局面，更是激发出诗人们建功边陲的强烈愿望。如果说建安和盛唐诗人的追求是出于个人的心向往之，那么永明诗人的追求则是在压抑中为了“绍兴家业”（注：《南齐书·王融传》。）的不得不为之。正因如此，永明诗人的这部分作品在风格上远远逊色于建安和盛唐诗人的同类作品。
二
永明诗人大都出身士族，他们拥有一定的政治特权，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注：《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这种特权具体表现为“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注：《梁书·武帝纪》。）。许多人年纪很轻就解褐入仕，如沈约二十岁起家奉朝请，谢朓十九岁解褐豫章王萧嶷太尉行参军，王融十八岁为竞陵王法曹行参军，迁文惠太子舍人，任昉十六年的为宋丹阳尹刘秉辟为主薄，柳恽十九岁为竟陵王征北府法曹行参军……等等。
由于在文化上的独特优势，永明诗人在入仕之初就受到宗室诸王或州郡大臣的赏识，如沈约在文惠太子萧长懋东宫时，“特被亲遇，每直入见，影斜方出。当时王侯到宫，或不得进，约每以为言”（注：《梁书·沈约传》。）；谢朓从随王萧子隆在荆州时，“以文才，尤被赏爱，流连晤对，不舍日夕”（注：《南齐书·谢朓传》。）；范云在开始跟随竟陵王萧子良时，“王未之知也，会游秦望，使人视刻石文，时莫能识，云独诵之，王悦，自是宠冠府朝”（注：《梁书·范云传》。）；任昉永明初深为丹阳王俭亲睐，《梁书·任昉传》云：“俭雅钦重昉，以为当时无辈。”柳恽善弹奏，萧子良对他赏狎有加，“王尝置酒后园，有晋相谢安鸣琴在侧，以授恽，恽弹为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体，良质美手，信在今辰，岂止当世称奇，足可追踪古烈”。（注：《梁书·柳恽传》。）。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永明诗人的政治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永明十一年的建康，“山雨欲来风满楼”，潜伏的政治危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正月太子萧长懋病逝，七月武帝驾崩，这两个突发事件成为永明诗人政治命运的转折点。先是竟陵王子良“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注：《南齐书·萧子良传》。）。然而，萧条懋病逝之后，武帝在驾崩之前并没有将政权交到被众人看好的子良手中，而是令萧鸾辅助太孙萧昭业继位。萧昭业深忌子良声望卓著，于是对他周围的文士变本加厉地进行打击，杀掉王融，贬出沈约与范云，子良亦于次年忧惧而死。建武元年（494）十月， 萧鸾即位，“亟行诛戮”（注：《南齐书·明帝纪》。），高、武子孙几乎被杀殆尽，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十二“齐明帝杀高武子孙”条对此详有记述。在这样的形势下，谢朓的退处思想占了上风。“戢翼希骧首，乘流畏曝鳃。动息无兼遂，歧路多徘徊。方同战胜者，去翦北山莱”（《观朝雨》）、“无为澹容与，蹉跎江海心”（《和王中丞闻琴》）、“愿言税逸驾，临潭饵秋菊”（《冬日晚郡事隙》）……类似表达谢朓厌倦官场，向往林壑的诗句，在谢朓的集子中可以说比比皆是，从中不难看出谢朓在永明末年心态的主要走向。
然而在谢朓的思想中，出仕的心迹始终挥之不去。这种“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的矛盾情怀主要来源于谢朓的“志狭轻轩冕，恩甚恋闺闱”（《休沐重还丹阳道中》）。一方面，明帝当政，对谢朓与其他永明诗人分别对待，谢朓因此对明帝感恩戴德，希冀在官图报；另一方面，在永明末年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谢朓的文友们或身首异处，或被贬出京，这些阴影深深留在谢朓的记忆之中，因此，即使他身在宦海，却仍然心向林壑。其进退徘徊的矛盾心情时时显现出来。
这种踯躅不定的心态几乎弥漫整个永明诗坛。如被钟嵘誉为“有盛才，词美英净”（注：钟嵘《诗品》。）的刘绘，其《入琵琶峡望积布矾呈玄晖》云：“誓将返初服，岁暮请为邻”。范云《饯谢文学离夜》亦云：“尔拂后车尘，我事东皋票。”均表达了与谢朓同样的退处思想。又如任昉《泛长溪》首四句“狥禄聚归粮，依隐谢羁勒。绝物甘离群，长怀思去国”，写诗人在官时即作归隐准备，甘愿离群索居；中四句描写长溪水域，叙述道中询问津渡事宜；末四句“弭檝申九言，无为累牵纆。长泛沧浪水，平明至曛黑”，直接点出诗人的真正意趣在于溪水流连之中。再如独步文坛一时的沈约，在永明末年政治阴影的笼罩下，沈约也不能幸免于难，“永明末，出守东阳”（注：沈约《与徐勉书》。）。从他这一时期的诗作中，可以时时窥见其归隐思想的一斑，“上有离群客，客有慕归心”（《登玄畅楼》）、“我来岁云暮，于此怅怀归”（《留真人东山还》）、“秩满归白云，淹留事芝髓”（《八咏诗·被褐守东山》）等诗句，已经露出归隐之端倪。在他著名的山水诗《早发定山》、《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等作品中，归隐的志趣更是难以自抑。
永明诗人这种在出处间徘徊的独特心态与当时的政治局紧密相连。宗室诸王的亲睐使他们对仕途充满希望，然而，一旦皇帝易人，政局动荡，永明诗人所依附的皇室诸人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之后，他们的满怀希望转而成为泡影。寄情山水，幽栖林壑的思想便自然生发出来。由此可见，社会背景与政治内幕对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有着多么大的影响！
三
虽然永明诗人不乏进取精神，但处在南朝特有的社会背景之下，他们几乎很难大有作为，政治前途不容乐观。尤其是齐末的血雨腥风，更是促使他们在出处间徘徊不定。追求名禄与向往山林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永明诗人性格中的主要矛盾，而每一次的政治风波又成为这一矛盾发展激化的催化剂，永明诗人的心灵就是这样时时处于痛苦的煎熬之中。
政治前途较为黯淡，退处江湖又心有不甘，永明诗人只能在世俗生活的享乐中寻求精神慰藉了。因此他们格外渴望温情和享乐，具体表现为：其一，对友情和恋情的看重。永明九年春，谢朓随子隆至荆州，沈约作《饯谢文学离夜》，“以我径寸心，从君千里外”两句，表达出沈、谢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以及不忍分别的离愁别恨。永元元年谢朓下狱死后，沈约又写下了《伤谢朓》一诗。沈约甚至对王筠说：“自谢朓诸贤零落已后，平生意好，殆将都绝。”（注：《梁书·王筠传》。）谢朓离都赴荆时，写诗为他送别的还有虞炎、范云、王融、萧琛、刘绘等人，其中“分弦饶苦音，别唱多凄曲”、“翻情结远旆，洒泪与烟波”、“相思将安寄，怅望南飞鸿”、“不见一佳人，徒望西飞翼”等句，感情凄婉，别意绵绵，展示永明诗人间浓浓的友谊。此外如王融的《别王丞僧孺》，张融的《别诗》，虞炎的《送友人上湘》，范云的《别诗》、《送沈记室夜别》，任昉的《赠徐征君》、《出郡传舍哭范仆射》，沈约的《送别友人》、《别范安成》、《伤王融》、《伤刘沨》等诗都是抒写友情的名篇佳构。
恋情诗在永明诗人的创作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以沈约为例，如果剔除文学价值不大的五十九首郊庙歌辞，那么沈约现存诗歌约一百八十余首，其中乐府诗五十首，大部分是描写恋情的作品，代表篇目有《日出东南隅行》、《三妇艳》、《临高台》、《怨歌行》、《四时白紵歌五首》、《团扇歌二首》等。乐府诗以外，沈约还写有《少年新婚为之咏》、《梦见美人》、《织女赠牵牛》、《悼亡》、《六忆诗四首》等恋情之作。从这些作品的具体内容来看，有写女子的神情服饰的，也有写情人登高远望，难解相思之苦的；有刻画女子心理的，还有写男子梦见美人，得而复失的凄楚心情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二，在宴游酒乐中沉湎。永明诗人集会宴游、对酒当歌是他们享乐心态的最明显表现。如谢朓《游东田》云：“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诗中首四句交待行乐的缘由，点清出游东田。中四句从远近两个角度描绘了一幅夏日风景图，从中映现出游田给诗人带来的快乐心情。末二句《文选》李善注云：“言野外昭旷，取乐非一，若不对兹春酒，则还望彼青山。”可见谢朓对酒乐和宴游的情有独钟。
东田之外，乐游苑也是当时的著名景点之一。永明诗人中，诗题涉及到乐游苑的就有任昉《九日侍宴乐游苑》，丘迟《九日侍宴乐游苑》、《侍宴乐游苑送徐州应诏》，沈约《九日侍宴乐游苑》、《三日侍林光殿曲水宴应制》、《侍宴乐游苑饯吕僧珍应诏》，刘苞《九日侍宴乐游苑正阳堂》，何逊《九日侍宴乐游苑诗为西封侯作》等等。当时集会宴游、命酒赋诗的盛况于此可见一斑。
其三，咏物以自娱。咏物诗源远流长，《诗经·小雅·鹤鸣》可以看作是现存最早的咏物诗。其后，咏物诗逐渐式微，代之以咏物赋的兴起。齐梁以还，咏物诗的创作勃兴起来，“咏物诗，齐梁始多之”（注：王夫之《姜斋诗话》。）。据初步统计，谢朓有咏物诗19首，沈约有咏物诗36首，王融有11首，范云有6首，丘迟、虞羲各有4首。可见当时咏物之风颇为盛行。从这些咏物诗吟咏的对象来看，大都是自然界中的风花雪月、鸟兽虫鱼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从诗人创作这些咏物诗的意图来看，大部分作品没有什么深刻的意蕴，只是诗人聊以自娱的副产品。因此，整体而言，齐梁咏物诗气韵不高，斧凿之痕较为明显，一些作品甚至不能算是诗歌。诚如王夫之所言：“（齐梁咏物诗）征故实，写色泽，广比譬，虽极镂绘之工，皆匠气也。又其卑者，饾凑成篇，谜也，非诗也。”（注：王夫之《姜斋诗话》。）然而，这类咏物诗创作的勃兴从侧面反映出齐梁诗人被扭曲的人格，有特定的认识意义，这是值得注意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