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五国”的合作背景和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国论文,金砖论文,前景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非加入金砖国家，使这个新兴经济体组合从四国“扩容”为五国。“金砖五国”（BRICS）首脑2011年4月中旬在中国海南三亚会晤，峰会发表了《三亚宣言》，系统阐述金砖国家合作理念、方针及对国际重大问题看法观点，代表“金砖五国”合作机制化努力的最新进展。三亚峰会使“金砖五国”这个新兴经济体国家集团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焦点。
是什么因素把全球最具代表性新兴经济体大国推到一起谋求合作？“金砖五国”合作进程存在哪些有利因素和制约条件？这一合作机制未来发展前景如何？本文尝试以中国发展为视角探讨上述问题。虽然对象涉及国际政治关系和外交领域多方面复杂问题，本文将着重问题的经济背景和内涵。
金砖国家概念的提出及其合作机制产生，是“金砖五国”等新兴经济体实力壮大并伴随全球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产物。如今，“金砖五国”已成为决定全球经济格局基本力量，在增量贡献上已成为最重要增长极。在“金砖五国”中，中国相对规模和增量贡献最大，通常超过其他四国总和。如何处理几组关系，中国如何认识内部推进改革转型与外部参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将以间接但却实质的方式对“金砖五国”的合作前景产生深刻影响。
一、从“金砖四国”到“金砖五国”：缘起和进程
金砖国家概念最早起于2001年高盛研究员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观察到2001年金砖国家标示的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四个新兴经济体较快增长事实，并在假设其较快增长势头持续的四种情形下推测新世纪最初十年全球增长格局改变，推论以往G-7作为最大经济体代表构成将不可避免发生改变，全球经济将进入包括“金砖四国”（BRICs）的八国（G-8）或九国（G-9）时代。①
2003—2004年，高盛研究团队进一步阐述上述命题，发表了题为《与“金砖四国”一起梦想：走向2050年之路》的研究报告。② 报告认为，到21世纪前半期接近尾声时，“金砖四国”将跻身全球六个最大经济体之列，与当时六个最大经济体中的美国和日本一起构成“新六强”。预测模型中包括人口规模、晚近时期经济增速、与发达国家相对差距等基本变量。该报告创造出的“BRICs”这个缩写词，引用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首字母。该词与英语单词的“砖”（Brick）类似，中文翻译再创造出“金砖四国”的概念。
早在2003年，巴西总统卢拉就建议巴西、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展开五国对话机制，虽然后来仅实现俄印巴三国对话。此后，“金砖四国”外长和领导人在联合国会议或其他国际会议期间曾多次聚会，2008年5月，四国外长在俄罗斯举行会议。2009年6月16日，“金砖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正式会晤，成为启动“金砖四国”合作机制的标志。
首次峰会重点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二十国集团（G20）峰会进程、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重大紧迫问题交换了看法，讨论了“金砖四国”未来对话与合作的前景。叶卡捷琳堡次峰会声明呼吁各国和相关国际组织积极落实2009年4月2日伦敦20国金融峰会共识，强调应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四国认识到，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对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作用，呼吁各方共同努力改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声明敦促各方保持多边贸易体系稳定，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并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取得全面、平衡的成果。
四国表示愿根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就应对气候变化开展建设性对话，并将有关措施与落实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任务相结合。声明强调并支持，在国际法治、平等合作、互相尊重、由各国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和公正的多极世界；支持联合国在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方面发挥中心作用，重申需要对联合国进行全面改革，使其更有效地应对当今全球性挑战；表示将以循序渐进、积极务实、开放透明的方式推动四国对话与合作，强调“金砖四国”的对话与合作不仅符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金砖四国”第二次正式首脑会晤于2010年4月15—16日在巴西的巴西利亚举行，议题主要包括世界经济、金融形势、20国事务、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气候变化及四国合作等。巴西总统卢拉在第二次峰会召开前夕指出，“金砖四国”不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已成为一种政治现实；在国际事务的决策过程中，四国集团扮演必不可少局内人和行动者角色；为了更有效地应对当今全球性挑战，四国应加强合作以建设一个开放透明的对话渠道；“金砖四国”应继续倡导多边组织中决策过程民主化，坚持争取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随时准备在世界事务中承担更加重大责任。
与首次峰会时国际经济形势相比，第二次峰会召开时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威胁已有所降低，中国、印度和巴西等一些国家已率先走出危机，俄罗斯、美国和欧盟的一些国家的经济也明显好转。但在巩固应对金融危机成果、加速改革国际经济秩序、完善“20国集团”运作机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加强环保和节约能源等现实紧迫问题上，仍需“金砖四国”和“20国集团”及世界各国继续做出更大努力。
第二次峰会上四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就世界经济形势等问题阐述了看法和立场，并商定推动“金砖四国”合作与协调的具体措施。2010年11月，20国集团会议在首尔举行，南非在此次会议上申请加入“金砖四国”。2010年12月，中国作为“金砖四国”合作机制轮值主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一致商定，吸收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金砖四国”变成“金砖五国”。
二、“金砖五国”若干基础经济指标全球总量占比观察
“金砖五国”概念提出及其合作机制产生，是“金砖五国”等新兴经济体实力壮大并伴随全球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产物。中国经济快速追赶和相对体量增长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在这个历史性转变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中国经济地位举足轻重，中国体制转型尚在深化推进之中，决定了中国对金砖国合作具有特殊影响力，也决定了中国相关政策方针和影响方式具有较大可塑性。
下面选择若干宏观经济变量和大宗商品消费指标，观察中国和其他金砖国这些指标的全球总量占比和增量贡献比率，以定量描述“金砖五国”在全球增长中地位，以及中国增长特殊重要性。接着观察中国与其他金砖国经贸关系并评估其相对重要性，然后再探讨“金砖五国”合作前景及面临策略选择。
图1报告“金砖五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全球占比变化。五国国内生产总值全球占比在20世纪70年代约为6％，80年代末和90年代上升到8％—9％，2010年达到18％。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全球占比从2000年的4％上升到9％，贡献了这一时期“金砖五国”全球占比增长的一半。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全球占比略高于其他四国总和。
图1 金砖国家五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比例（1970—2010，％）
数据来源和说明：1970—2009年数据来自联合国网站国民账户主要总量指标数据库（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Database），网址http://unstats.un.org/unsd/snaama/dnllist.asp。2010年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截至2010年10月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网址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0/02/weodata/index.aspx。其中俄罗斯数据从1990年开始。
图2显示“金砖五国”资本形成全球占比变化。20世纪70—80年代，五国资本形成占比约为5％—6％，90年代末上升到接近约10％，2010年跃升到25.7％，是基本宏观变量中全球占比最高的指标。中国资本形成全球占比从20世纪70—80年代2％上升到90年代6％，2010年增长到17.5％。目前中国资本形成占比是其他四国总和两倍多。
图2 金砖国家资本形成占世界比例（1970—2009，％）
数据来源和说明：同图1。
图3显示“金砖五国”出口全球占比变化。五国出口全球占比从2000年7％到2010年翻番增长到14％，中国占比从2000年3％上升到8.5％，贡献这一时期“金砖五国”全球占比提升量的79％。目前中国出口全球占比是其他四国总和一倍半。
图3 “金砖五国”出口占世界比例（1982—2009，％）
数据来源和说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0》（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0）。网址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其中，俄罗斯数据从1994年开始。
图4至图8报告1992年以来“金砖五国”对石油、粗钢、铁矿石、铜、铝等金属材料、原料和能源大宗商品消费全球占比变化数据。这些图表显示两个特点：第一，中国这几种大宗商品消费全球占比，除石油为9.9％，略低于其他四国总和10.6％，其余消费占比都几倍于其他四国；第二，“金砖五国”的石油、粗钢、铁矿石、铜、铝等消费占比分别从15％上升到20％，25％到56％，40％到70％，15％到47％，18％到49％。这些增长基本来自中国消费占比快速增长。其余四国除了铜消费占比略有增长外，其他四种商品消费占比还略有下降。
图4 金砖国家石油消费占世界比例（1992—2009，％）
数据来源：美国能源信息委员会（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网站，网址http://www.eia.gov/emeu/aer/txt/ptb1110.html
图5 “金砖五国”粗钢消费占世界比例（1992—2009，％）
数据来源和说明：利用“粗钢表观消费量＝粗钢产量＋粗钢净进口”方法计算，所用口径均为等价粗钢（crude steel equi valent）。对1992—1996年数据，粗钢产量来自《帕尔格雷夫历史统计》，粗钢净进口数据来自经合组织编写的《世界钢铁贸易1996》（World Steel Trade 1996）。1997—2009年数据来自历年《世界钢铁统计年鉴》（Steel Statistical Yearbook）。
图6 “金砖五国”铁矿石消费占世界比例（1992—2010，％）
数据来源和说明：1995年及以前数据来自历年《铁矿石统计》（Iron Ore Statistics），1997年及以后数据是根据历年《世界钢铁统计年鉴》（Steel Statistical Yearbook）产量和净出口数据计算的表观消费量，1996年数据为前后两年平均值估计。2010年中国数据是依据《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刊载的铁矿石产量和净出口量数据计算的表观消费量。
图7 “金砖五国”铜消费占世界比例（1992—2010，％）
数据来源和说明：1992—2009年数据来自历年《世界金属统计年鉴》（World Metal Statistics Yearbook）。其中2010年数据由20lO年1—11月消费量数据估算得到，原始数据来自2010年各期《世界金属统计》（World Metal Statistics）。估算方法为：2010年消费量＝2009年消费量×（2010年1—11月消费量/2009年1—11月消费量）。
图8 “金砖五国”铝消费占世界比例（1992—2010，％）
数据来源和说明：同图7。
图9显示“金砖五国”外汇储备全球占比变化。五国外汇储备占比过去近20年从1993年6.4％到2010年40％，增长5倍半。中国从2％增长到30％，增幅为14倍。其中四国从4.4％增长到10.4％，增幅为一倍多。这个时期中国外汇储备全球占比增长28个百分点，是其他四国占比值增长量的4.5倍。
图9 “金砖五国”外汇储备占世界比例（1993—2010，％）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0》（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0），参见网址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三、“金砖五国”若干基础经济指标全球增量贡献观察
对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经济相对体量，还可以从特定时期增加量及“增量贡献比”角度加以观察。如果给定时期全世界某个指标如投资增加量为100单位，金砖国家或中国同期相应指标增加量为30，则相对世界增加量比例30％被定义为“增量贡献比”。从增量比较和增量贡献比角度看，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经济增长在全球范围内重要性更加凸显。
图10显示出“金砖五国”与全球主要国家用美元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量趋势值。数据显示，长期以来，欧盟和美国一直是最大经济增量贡献国，部分受汇率变动因素影响，用美元衡量的欧盟国内生产总值增量波动较大。中国增量趋势值从2000年1440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6900亿美元，2006年超过美国，2008年超过欧盟15国，成为全球增量贡献最大国家。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在全盛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量趋势值曾一度逼近美国，但是进入90年代后增势走弱，近年增量趋势值有所回升，但仍显著低于其上世纪峰值水平。中国以外的四个新兴经济体加总国内生产总值增量趋势值在2009年也增长到与美国和欧盟15国大体相等水平。
图10 “金砖五国”与主要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增量趋势（1971—2009，千亿美元）
数据来源和说明：欧盟15国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爱尔兰、希腊、葡萄牙、奥地利、瑞典、芬兰。其他新兴国指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对各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年度增加量提取HP趋势。1970—1979年数据来自联合国网站国民账户主要总量指标数据库（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base），网址http://unstats.un.org/unsd/snaama/dnlList.asp。1980—2009年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截止至2010年10月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参见网址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0/02/weodata/index.aspx。
图11显示“金砖五国”与主要国家用美元衡量的资本形成增量趋势值。日本的该指标值在20世纪80年代曾超过美国，并在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与欧盟15国并驾齐驱，成为投资增量最大国家，但是进入90年代后不久增势也趋疲软。中国2002年投资增量趋势值超过美国，2006年超过欧盟15国成为投资增量最大国家。中国以外四个新兴经济体加总投资增量在2004年也超过美国，成为在中国和欧盟15国之后的第三大投资增量经济组合体。
图11 “金砖五国”与主要经济体投资增量趋势（1971—2009，千亿美元）
数据来源和说明：联合国网站国民账户主要总量指标数据库（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base），参见网址http://unstats.un.org/unsd/snaama/dnllist.asp。欧盟15国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爱尔兰、希腊、葡萄牙、奥地利、瑞典、芬兰。其他新兴国指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对各经济体投资年度增加量提取HP趋势。
图12 “金砖五国”与主要经济体对全球出口增量贡献比（1989—2009，％）
数据来源和说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0》（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0），参见网址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各经济体每前后三年出口增量占全球增量比例。欧盟15国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爱尔兰、希腊、葡萄牙、奥地利、瑞典、芬兰。其他新兴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
图12显示主要国家和经济体出口对全球三年增量贡献比数据。欧盟15国出口增量贡献比平均水平较高，除个别年份一直是对全球出口增长贡献最大区域。但是受危机出口深度下跌影响，欧盟2009年对应的三年增量贡献下降到7.5％低位。中国该指标值1996年超过日本，2001年超过美国，此后在10％上下波动，是仅次于欧盟15国的第二大出口增量贡献国。由于这次危机时出口收缩量较小，中国2009年对应的三年增量贡献比从2008年11％上升到27％，暂时超过欧盟首次成为最大增量贡献国。日本1985年出口增量贡献比曾名列前茅，不过此后大幅下降，到90年代中后期低于美国和欧盟退居第三位。其他四个新兴经济国出口增量贡献比近年与美国基本持平。
过去30年，“金砖五国”几种基础性大宗商品消费量对全球增量贡献比，从中可见这些指标在过去30年总体水平通常都比较高。过去l0年，除铁矿石下降外，其他几种商品增量贡献比进一步大幅上升。具体而言，过去10年“金砖五国”石油增量贡献比最低，但是也有2/3，铝和铁矿石接近百分之百，粗钢和铜超过百分之百。中国在这些增量贡献比指标上同样占据支配地位：石油最低为47％，铝和铁矿石超过80％，粗钢和铜超过百分之百。（参见表1）
选择若干基础性宏观经济和大宗商品消费全球总量占比和全球增量指标，我们系统观察了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目前相对体量和晚近时期增长贡献。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指标组合还不够全面完善。例如，对大宗商品度量消费而没有度量产出，如度量产出巴西和俄罗斯对铁矿石和能源增量贡献会更大。另外，如果考虑尖端科技和军备实力，俄罗斯相对重要性会提升。不过，从常态增长结构角度看，上述系列观察指标应能一定程度刻画特定经济体在当代开放环境下增长整体表现特点和相对重要性。
上述观察反映出的基本事实是，“金砖五国”确实已经成为决定全球经济格局的基本力量，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增量贡献上已成为超过发达国家的最重要增长极。由于经历金融危机后中国等新兴国经济快速回升，美欧受深层结构性矛盾困扰复苏劲道不足，“金砖五国”等新兴国家作为全球增长极地位有望持续和进一步加强。这些事实表明，全球经济版图正在发生前所未有深刻演变。
“金砖五国”成员国增长贡献各有特点，如巴西、俄罗斯在全球大宗商品供给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印度作为人口规模10亿大国如能长期保持快速增长势头，未来将对全球增长作出更大贡献。中国正在经历最快速追赶阶段，两个因素使中国增长客观上拥有特殊影响力：一是中国经济相对规模和增量贡献最大，而且通常会超过其他四个金砖国家总和。二是中国快速成长较大程度推动了大宗商品需求增长，构成俄罗斯、巴西这样资源丰富国家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从这两点意义上讲，中国增长具有更多主动性，其他国家增长有一定程度派生性；没有中国的快速发展，金砖国家概念难以流行，反过来看，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追赶是一个可自我演绎和叙述的故事。
四、中国与金砖国家成员国经贸关系特点
上文定量描述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相对体量及增量贡献，本节将着重考察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经贸关系及其相对重要性，以便对“金砖五国”合作的经济背景有更全面理解。2010年，中国前30个主要出口对象国占中国出口总量比例数据。以出口相对规模排序，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分别占第8、13、16和30位，出口比重分别为2.6％、1.9％、1.5％和0.7％。四国总共占中国出口比重6.7％，不到日本一国7.7％占比。（参见图13）
2010年，中国前30个主要进口来源国占中国进口总额比例数据为：以进口相对规模排序，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分别占第9、12、15和23位，占中国进口比重分别为2.7％、1.9％、1.5％和1.1％。四国总共占中国进口比重为7.2％，不到韩国9.9％占比值。可见，从进出口总量看，这些国家是中国重要贸易伙伴，不过各自占比以至整体比例并不很高，单纯贸易数量规模重要性还比较有限。（参见图14）
图13 中国货物出口前30经济体占比（2010，％）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数据，参见网址http://www.customs.gov.cn/default.aspx? tabid=400。
图14 中国货物进口前30经济体占比（2010，％）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数据，参见网址http://www.customs.gov.cn/default.aspx? tabid=400。
近20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四国”出口占比变化数据中，中国对印度和巴西出口增加最快，1991—2010年两国占中国出口比例分别从0.2％和0.1％增长到2.6％和1.5％。对俄罗斯出口占比波动较大，从20世纪90年代初2.8％—2.9％下降到世纪之交1％上下，2007—2008年又回升到2％左右，但金融危机发生后又经历较大波动。中国对南非出口占比呈平缓增长态势。总的来看，中国对四国出口占比从1993年3.7％上升到2010年6.7％。（参见图15）
图16显示了近20年来中国从其他“金砖四国”进口占比变化数据。从巴西和印度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比例增长最快，分别从1991年0.5％和0.2％上升到2010年2.7％和1.8％。从南非进口占比相对平稳增长，从1993年0.4％上升到2010年1.1％。从俄罗斯进口占比在波动中呈现下降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初4.5％下降到世纪之交3％上下，进一步下降到2010年1.9％。四国总计占中国进口比重，从1993年6.4％增长2010年7.1％，增长约一成。
图15 中国向四国出口占出口总额比例（1991—2010，％）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数据，参见网址http://www.customs.gov.cn/default.aspx?tabid=400。
图16 中国从四国进口占进口总额比例（1991—2010，％）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数据，参见网址http://www.customs.gov.cn/default.aspx? tabid=400。
表2和表3分别显示出2010年中国与其他四国10种主要进出口商品及其占双边进出口贸易比重。对四国出口相对集中在电器设备，机械及其他各类制成品。前两个最大出口项目是“电器设备”和“机械设备”，二者占比印度最高达到47.5％，最低为俄罗斯也有31.5％。中国从这四个国家前三项最大进口品，都是矿产品、矿物燃料、棉花木材等各类资源性产品，前三项资源性产品进口占中国从这些国家进口额比重在66％和80％之间。
表4进一步观察了在过去10年中，中国从金砖国家其他成员国进口若干重要资源性商品的特殊重要性。2000—2010年，中国铁矿石等矿产品进口额从31亿美元飙升到1086亿美元，增长30多倍。从四国进口矿产品占比从2000年34.4％上升到2004年48.4％，后又逐步回落到2010年34.3％。巴西、印度在四国中是中国最重要矿产品进口国。2000—2010年中国矿物燃料进口额从207亿美元飙升到1887亿美元，增长约8倍；主要由于从俄罗斯进口飙升，从四国进口矿物燃料占比从2000年4.2％上升到近年10％上下。另外，巴西大豆油料和南非贵金属在中国这类物品进口中都占有较大份额。
虽然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成员国双边贸易大都呈现增长趋势，相对中国外贸总量的重要性，其数量规模还是比较有限。但是从这些国家进口铁矿石、大豆等资源性商品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可见，中国与这些国家双边贸易不同程度具有制造业大国与原料、燃料、大宗农产品供应国之间互补性经贸关系特点，维护发展与这些国家双边经贸，对于保障中国经济对资源性商品需求具有超出总量占比的积极
五、推进合作的积极因素与制约条件
三亚峰会和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具有开展全方位合作的意愿。客观分析目前“金砖五国”的全球地位及其内部关系特点，有助于认识金砖国家推进合作积极有利因素和所面临的制约条件。
经济总量相对规模快速扩大和增量贡献全球最大的现实地位，加上金融危机使美欧发达国家遭遇重创，为拓展“金砖五国”合作提供有利的时代条件。在当今全球经济格局经历演变大时代，“金砖五国”的合作有助于争取属于新兴国群体权益，促使美欧等主导国家认识世界大势主动调整对外政策，推进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结构改革完善。这可能是现阶段“金砖五国”合作最有积极意义也最可能取得成果的领域。观察目前形势，在国际财经领域存在多方面这类合作议题。
一是推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必要金融监管的缺失和某些金融工具过度扩张的潜在风险。针对此前漏洞，加强监管是未来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要内容。由于加强金融监管会涉及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相关金融巨头的利益，实际推进过程难免会因为技术和利益因素面临特殊困难。对影子银行监管、对大宗商品指数投资，以及其他衍生品交易监管等，都属于这类对象。“金砖五国”及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包括与德法等欧洲国家协调，对推动上述领域改革将产生积极影响。
二是推动国际金融机构（IFI）治理结构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旧有投票权分配和高层管理团队任命方式，决定了这些重要国际金融机构基本由美欧控制。这些机构建立时，美欧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占主导地位。当时包括中国在内前苏联阵营国家和包括印度在内很多发展中国家，大都尝试计划经济和高度管制经济模式，尚未接受经济全球化理念和对外开放方针。从历史角度看，美欧当时对主要国际金融机构拥有支配地位在所难免。问题在于过去半个多世纪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已发生深刻演变，国际金融机构原有治理结构与世界政治经济现实已不相适应，“金砖五国”协调合作将对必要改革产生显著推动力。
三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是储备货币方面制度安排。国际货币体系是指为满足国际商品、劳务、资产交易活动，对货币计价、支付、清偿、储值等媒介性功能要求所形成和建立的规则、组织、运行机制等制度安排的总和。为发挥国际交易媒介或流动性功能，现实国际货币体系至少要回答三方面基本问题：（1）货币兑换比率与规则即汇率制度安排；（2）国际收支调节机制；（3）储备资产选择构成和储备货币安排。目前上述三个方面都需要改革，发达国家与中国等新兴国都面临调整议题。其中储备货币改革涉及美国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利益，因而面临更多矛盾和困难。在推进这些改革方面，“金砖五国”存在共同利益和加强合作的空间。
四是督促发达国家重视其宏观政策的溢出效应。美国实行过度宽松货币政策，美欧财政纪律松弛纵容过度消费，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及后续经济危机的重要结构性原因。危机爆发后，美欧针对过去政策偏差调整仍不到位。尤其是美国凭借国际货币发行国地位，仍过度依赖数量宽松货币政策应对其长期结构性问题。这类政策在给美国经济长期增长前景带来消极影响和潜在风险同时，也给全球经济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带来多方面负面溢出效应。“金砖五国”的合作有利于表达上述诉求并探索有效的监测和督促机制。
另外，“金砖五国”合作为成员国提供表达和协调重大关切和利益诉求的平台。例如，三亚峰会对俄罗斯入世诉求表示支持，对联合国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改革问题进行沟通协商，体现了“金砖五国”合作的上述功能。“金砖五国”峰会对特定时期全球经济政治重大和热点问题表达共识性看法，成为这些国家首脑外交的重要议程。
不过从改变全球治理结构角度看，“金砖五国”的合作也存在客观制约条件。与美欧发达国家相比，五国的经济总量及包括前沿创新在内的综合经济实力仍然存在可量化的明显差距。在全球事务管理的概念和议程定义能力、思想影响和组织执行力方面，五国的相对综合能力仍有待提升。以目前全球治理结构改革讨论而言，美欧精英人士和智库在议题定义、思想影响和推动形成共识方面仍明显具有较大优势，本文主题“金砖国”一词源自美国投行报告就是一则佐证。以欧美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性事务有几百年经验积累，新兴国家的“软实力”在未来一段时期仍会处于“学习曲线”相对陡直的历练阶段。在参与全球事务方面，“金砖五国”注定要经历志向超过实力、意愿大于能力的成长期。
如何整合“金砖五国”内部利益关系和化解潜在矛盾，将对合作深度广度构成制约。基本情况是，成员国经济结构差异性在带来互补性利益同时也带来诉求矛盾性。例如，在铁矿石进口价格问题上，中国钢铁企业和相关机构与澳大利亚及巴西供货商艰难谈判和争执，双边投资政策也存在需要磨合的矛盾。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金融投机工具、转基因大豆贸易、气候变化等问题，各国官方立场和社会舆论看法也存在明显差异。
另一方面，成员国利益类似性在带来合作机遇同时也派生出竞争性关系。例如，作为大国新兴经济体，都有大力发展本国制造业的意愿，由于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结构比较接近，可能存在一些竞争关系。考虑汇率对制造业相对竞争力影响，中国制造业快速增长与人民币汇率灵活性相对不足之间关系难免引发争议。实际上有，“金砖五国”成员国财经高官曾不止一次批评人民币汇率政策，在20国讨论外部失衡治理框架时，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其他国家立场也有明显差异。
“金砖五国”都是区域性大国，大国之间如何协调各自雄心壮志也会带来一些特殊复杂问题。即使不论“金砖五国”某些成员国之间历史遗留问题和地缘政治关系上“角力”因素，从长远来看，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差异也将影响对全球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和看法，从而制约成员国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在这方面，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成员国相对差异可能要更大一些。
六、四组关系与四种前景点评
“金砖五国”的合作不完全是由于地缘相近结成的区域性合作机制，也不是由于经济联系特别紧密结成的合作机制，而是以共享某些发展阶段和规模特征为纽带形成的特殊多边合作关系，合作前景将取决多方面复杂因素。“金砖五国”未来在主要宏观指标全球占比上保持增长态势，无疑会有利于提升其合作相对重要性。发达国家整体经济走势及其影响的全球经济外部环境演变，也会反作用于“金砖五国”合作进程。此外，“金砖五国”特别是中国如何处理这几组关系将是决定其合作前景的关键，这些关系包括“金砖五国”内外关系，也涉及中国国内政策调整与外交方针的关系。
一是“金砖五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之间关系。“金砖五国”代表新兴经济体，如何能有效代表和反应其他新兴经济体诉求，还存在一系列利益协调问题，包括三亚峰会期间媒体关注的“金砖五国”扩容问题；二是“金砖五国”成员国内部关系。经济结构类似性带来合作空间但也造成竞争性因素，结构差异性创造互补合作空间但也派生矛盾性诉求，“金砖五国”如何求同存异，协调成员国利益关系，将构成检验各国为政者战略定位和外交智慧的难题；三是“金砖五国”与现有多边框架特别是20国框架关系问题是补充、推动和促进20国合作机制，还是采取竞争、对峙甚至替代方针，将是定义“金砖五国”合作长期目标和实质议程的挥之不去问题；四是中国如何认识内部推进改革转型与外部参与全球治理关系，将以间接然而实质方式对“金砖五国”合作前景产生深刻影响。这是由中国经济地位特殊重要性，以及中国体制仍处于探索转型期的基本因素决定的。从长期视角看，这可能是决定“金砖五国”前景的单个最重要变量。
外交是内政延续。对于像中国这样大国尤其如此。中国体制转型释放出大国开放追赶的巨大能量，中国开放追赶又正在释放出改写全球经济版图的巨大能量。然而，中国体制改革和转型仍在进行之中，即便是经济体制改革也仍面临“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挑战。微观构造上仍面临土地等要素制度改革、户口制度改革、民营经济准入，以及国企产权和治理结构改革等深层改革问题。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则面临如何求解“宏调微观化”难题。如何通过深化汇率利率体制改革，以建立完善与开放型市场经济大国相适应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架构，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面临的重要挑战。
本文从定量角度系统观察了中国在“金砖五国”中举足轻重地位，中国如能加快深化改革完善开放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加快社会主义民主化建设，在尊重普适价值和多边规则基础上参与全球治理结构创新改造，将对“金砖五国”合作走向产生深刻的积极影响。反过来看，如果中国把外部合作影响力误读为无需深化改革也能做大做强，陷入一种凭借自身实力扩大回避必要改革的消极均衡，则可能面临影响力扩大同时真心可靠朋友越来越少，结果也会面临因为改革滞后难以持续的困境，并对“金砖五国”合作的未来前景带来不确定性和不利影响。
国内外学界对于“金砖五国”的合作前景大致有以下四种看法：
一是认为“金砖五国”的合作有望对全球治理提供替代性解决方案。国外媒体曾发表过一幅漫画，形象地把“金砖五国”的合作目的表现为拆除现有重要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③ 国内主流评论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不过也不能排除有人从这类偏激视角解读“金砖五国”合作的长期意义和功能。
二是搭建“东西共治”平台前景。国内一些媒体评论表达过这类观点，其中“东西”和“共治”两点要素需分开讨论。④ “共治”应该没有问题。“金砖五国”等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是大势所趋，也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东西”则有待商榷。“东西”是描述冷战时期国际关系格局的概念，把这一概念运用到“金砖五国”的前景分析，需要厘清以下问题：首先，如何界定“东西”概念内涵？在冷战时期，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和东方共产主义阵营对峙的形象表达，“东西”概念背后存在基本目标、理念、理论内涵界定支持，也相应具有各自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实践基础。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随着苏联解体，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原先“东西”概念及其制度基础都已发生革命性变化。能否沿用冷战时代的“东西”概念来概括新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全新格局存在疑问。其次，如何在理念上把握21世纪世界发展大势？是在尊重各国发展形态丰富多样性前提下，肯定在基本价值、基本制度层面可适当提炼并逐步发展出具有某种普适性的一元性要素或基础性原则，还是认为在基本制度和价值层面也注定会长期存在可称作“东西”的二元对比和对立。“一元多极共治”与“二元多级共治”两个基本概念，哪一个在客观现实和主体追求双重意义上更能反映当今世界的基本精神和长期趋势？第三，假如现在和未来仍存在所谓“东方”阵营，在基本制度和价值体系方面“金砖五国”是否同属这一阵营？如果“东”指称包括发展中国家一般特征的更为广泛对象，“金砖五国”如何有效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可见“东西共治”其实还存在不少有待探讨问题。
三是超级论坛加项目合作前景。“金砖五国”演变成为与亚太经合组织类似的超级首脑论坛及重要合作平台，与亚太经合组织不同之处在于更可能推动一些重要具体双边和多边合作项目，如目前已经讨论和实施的国家开发金融机构之间合作、城市市长之间合作等不同类型具有积极意义的合作项目等。不过，在应对当前和未来全球治理所面临实质问题方面，在主导推动具有特定功能和多边规则含义的制度性建设方面，由于内外种种约束未能有更大作为。这个前景或许不够理想，但也不算太糟，甚至有一定可能性。
四是在推进全球治理结构改革中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对中国而言，要争取这一前景，首先要通过深化改革以完善国内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巩固经济增长和追赶势头；要推进政治民主化改革，建立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要协调好“金砖五国”之间利益关系，在推进多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带头进行政策调整。在20国及其他全球多边框架内，利用集体协调力量督促推动美欧主要西方国家进行政策调整，尊重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改革现有全球治理结构。在继承全人类知识和文明传统基础上，根据经济结构演变现实和趋势，改革完善全球原有治理框架、方针和运行机制，为人类未来更好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注释：
① Jim O'Neill,“Building Better Global Economic BRICs,” GS Global Economics Paper,No.66,30th November 2001.
② Dominic Wilson and Roopa Purushothaman,“Dreaming With BRICs:The Path to 2050,” Goldman Sachs Global Economics Paper,No.99,1st October 2003.2004年，该报告扩展成一本小册子发表，参见 Jim O'Neil,et al.,Dreaming With BRICs:The Path to 2050,The Goldman Sachs Group,Inc.,2004。
③ 图片名称“BRICs Wants Reform”，作者帕雷什·纳特（Paresh Nath）。原图发表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卡里时报》（The Khaleej Times），转引自http://www.politicalcartoons.com/cartoon/4bee4d85-ef7d-42d8b06a-1 fcd83c16a25.html。
④ 如参加金砖国家智库会议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专家认为，全球经济治理模式远未成型，尚待进一步探索，东西共治则是一种必然趋势。参见赵杰：《“金砖国家”的世界分量》，《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13期（总第511期），第14—15页。又见《谈“金砖国家”的世界分量，应促进世界治理更开放》，中国经济网2011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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