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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迨及中国近现代，世纪百年，岁月沧桑，西学东渐，中西融合，新旧激荡。中华学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推动近现代学术争鸣中发展、转型中创新，大师辈出，百舸争流，异彩纷呈。诞生于中国社会大变动中的北京大学，因缘了与时俱进，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在此萌发和传播，值得人们探究。
一、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的变革与北京大学的发展
近世中国社会矛盾运动，封建自然经济日趋瓦解，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较前为快但却畸形。与此相对应，在政治思想领域，旨在救亡图存之维新变法已势不可拒，“变法之本，在育人材，人材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①。于是，“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应运而生。《京师大学堂章程》“一曰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二曰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②。京师大学堂设立之初，虽很简陋，但近世之学风在此得以承继并蔚然，且“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不仅是当时全国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领一时之学术风骚。中国近代学术思想也主要在这里逐步突破封闭之传统中学，在西学－－欧美资产阶级思想学说和自然科学输入并内化为中国近代文化构成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近代特征的学术思想开始形成。
海通以来，西学东渐，中西会通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之大趋势。近代“国学”，就其内容而言，就是近代中学与西学融合后之中国学术。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以中学为体，吸纳西学，自然成为中国近代国学的主要发源地。此时，它处于由封建的太学、国子学向近代大转变和过渡阶段。
辛亥民主共和年，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时为全国唯一的国立大学，《大学令》废“以忠孝为本，以经史之学为基”之教条，使之具有了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尤其是帝制覆灭，新文化新思想的兴起和新文化人才大量涌入北京大学，它开始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意义的转变。
1917年初，蔡元培始任北大校长职，对北京大学实施了整顿和改革。蔡元培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营造学术空气。此时，新旧、中西之学术在北大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此为春秋学术百家争鸣的历史遗风之继承和时代发展，开启了一代学术之风，新学很快得到发展，北京大学也一扫昔日沉沉暮气，学术讨论、思想争辩之风极盛，各类学术团体纷起，革新空气十分浓厚。
这样，北京大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逐步完成了向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大学的转变，在全国教育界、学术界和思想界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基本奠定了近现代北大学术之思想基调。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开来，逐步成为一股强劲的思想激流，唯物史观独树一帜，与资产阶级新旧民主主义相争鸣。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运动的“洗礼”中，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社会主义的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倡导和实施，北大逐步成为社会主义的高等学校，历经曲折后，更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背景下，紧扣时代脉搏，在变革中进步，继承中发展，历史传统一脉相承。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滋养北大学人，而北大的学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并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的变迁和发展。
二、学科、学派创建与北大学人
梁启超在《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指出：“所定功课必当严密切实，乃能收效。”当时北大学科设置重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它在以经史子集为主体的基础上，逐步吸纳了一些近代学科，以应社会之需。尽管各学科发展很不平衡，学科体系相当单薄，但中国近代学科的基本格局开始初创和建构。
当蔡元培主持北大时，大刀阔斧地整顿和改革北大学科及课程，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诸多课程在国内开历史先河。他认为：“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究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③基于原北大五科文、理、法、商、工并立，没有重点，且预科、本科争胜的局面，扩大了文、理两科，停办了工、商两科，预科分别直属本科，各门课程也与本科相应衔接。这一改革旨在将北大办成以本科为主的文理综合性大学。蔡氏在全国广延人才，不拘一格重用人才，使得一些课程在北大首先开设。
任文科教授的胡适是我国运用西方学术观点、方法，整理中国哲学史的第一人，他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当时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同时，胡适倡导文学改良，陈独秀更进一步提出文学革命，而实践文学革命的前驱者则是1920年8月被聘为北大文科讲师的鲁迅，他在国文系讲授选修课《中国小说史》，直到1926年8月，北大是鲁迅任教时间最长的学校。李大钊1920年任史学系教授，曾先后讲授《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他是中国开设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课程的第一人。《美学》是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间亲自讲授的唯一课程，他主张“以美育代宗教”；讲授伦理学，蔡元培是开山祖，过去虽有人讲过，但没有他讲得这样完备，《中国伦理学史》可以称得上是我国第一本用新体裁编著的中国伦理思想史。此时北大荟萃了一批头脑敏锐、学有专长的知名教授，这些学术领衔人在中国近现代学科创建方面厥功甚伟。
后来，随着历史变迁，北大被迫数次分合，障碍了学科发展。但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突破。早在五四时就已在北大任教的地质系的李四光提出了“大陆车阀”自动控制地球自转速度的理论，开始创建他的地质力学。1924年孙云铸教授发表的《中国北部寒武纪动物化石》，是我国学者的第一部古生物专著。在西南联大时期，罗常培、王力等利用当地条件，分别开设了《汉藏语言调查》、《汉越语研究》，这在国内均属第一次。建国后，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成为侧重基础学科的文理综合性大学。改革开放后，北大的学科建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日渐成为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教育科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
蔡元培主持北大时，是北大及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一个高峰时代。他主张“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到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④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北大学派林立，特别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派和以刘师培、辜鸿铭为代表的旧派尖锐对立争雄，新旧两派同在一个学校，甚至一个系科，经常唇舌相讥，大有不能两立之势。在几次学校分合过程中，北大也逐渐融入了其他学校的相关学派，他们学术观点自成一家，自由讲学。这样的学术环境培育了学派大师，北大的盛名就是从那时奠定的。
三、学术发展特点及其与北大精神的形成
中国近现代学术的发展在近世中国和世界社会的变革中异于中国古代学术和西方学术，也与当代学术有着一定的时空差异，它是具体的历史的，具有一系列发展特点，一代历史有其一代学术。
（一）开放性。近现代学术史上，中西学术融合贯穿始终。中国学人中深识之士，基于旧学的深厚根柢，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形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学术上的中西融合与近现代政治思想一样，经历了曲折变革的历史过程。但它不是一个单向的历史过程，而是外部刺激与内部回应两者相结合的过程，初为主动抗拒，被动强加，渐为主动接纳，西学也由外在渐为内化，从中体西用到西化，中西互补，与社会变革相适应，学术发展呈现出封闭独尊－－半封闭－－开放的历史走势，学术体系趋于开放，兼容并包。为解决中国近现代社会矛盾－－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中国近世知识分子在探究学术真理的过程中，向西方学习，倡导新文化新思想。其后，马克思主义也逐步传入中国，并与中国社会实际读书不忘救国，形成了以爱国、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五四精神，进而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而为北大精神的核心。
（二）创新性和革新精神。社会的变革必然要求并推动学术相应变化和发展。历史上，北大不仅在学科创建、治学方法和手段上开风气之先，而且在学术思想上从社会变革大潮中获得学术发展之源，并以极大的创造性使学术发展呼应社会变革。正是不断创造和革新，使北大精神永远和着时代的步伐前进，博大，长青。
（三）时代感和实践性。中国近现代学术争鸣、斗争和发展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矛盾斗争，而且反作用于社会实践。北大人一扫冬烘之气，积极投身于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把他们的学识融入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实践中，一部北京大学的发展史就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的缩写和折射。
四、关于“北大学”的构想
北京大学是近代维新运动的产物，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及科学、民主思想的最初基地，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科技、教育诸领域占有举足轻重之历史地位，如果没有北大，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就要重新改写。北大作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一个“全息胚”，作为推动我们国家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思想库，以她独特的精神魅力，不仅吸引海内外的学子朝圣般地来到这里深造，而且吸引许多学者研究她、读解她，以求挖掘她的丰富蕴涵。与北大相始，不断有学者从历史、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探讨北大的历史和发展，并紧紧围绕北大与近现代中国社会息息相关的历史发展特点，从北京大学这一视角考察中国近现代社会，初步形成了一系列知识体系、研究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这样，北大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她所具有的矛盾特殊性和所涵盖的范围，在学术界独树一帜，庶几也可以称为一种“学”。
学术研究中，以一部书为对象，研究《红楼梦》的称为“红学”，研究《文心雕龙》的称为“龙学”；以人为对象的，研究莎士比亚的称为“莎学”，研究黄遵宪的称为“黄学”[⑤]；以民族和地域为对象的，研究藏族和藏族社会的称为“藏学”；以一地的考古发现为研究对象的有“敦煌学”……等等。那么，以一座学府为对象，尤其是北大在中国近现代的学术变迁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我们把研究它的成果称为“北大学”是可以说得通的。这里，“北大学”包括三方面的含义：(1)以北大和北大学者为对象的一种综合性研究；(2)在北大历史上形成和发展的学术传统、学术思潮和学术流派；(3)在教育史上由北大奠基和发展的学科。另外，“北大学”还意味着学术研究的一种新视角，研究某个学科的契入点或生长点。例如党史专家萧超然教授以北大作为学术研究契入点，将北大校史同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共党史联系起来作系统的、整体的考察，写出了《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这一重要著作，从一个新的角度推进了五四运动史、乃至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该书被美国伯克利大学历史系、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列为教学主要参考书。
开展“北大学”研究，当前有必要加强以下方面的工作。(1)20世纪即将过去，应从总结百年来中国学术的变迁和发展、展望21世纪的高度，提高对“北大学”的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2)“北大学”的研究是关系到北大发展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有助于促进北大学术繁荣和教学、科研的开展。有必要成立北大学术史研究中心，执行其学术组织、协调和研究功能。先编辑出版“北大学术史丛书”，在此基础上组织专家学者撰写一部《北京大学学术史》，鼓励文史哲等学系有条件的可以开设北大学术史选修课。(3)扩大北大图书馆现设的“北大文库”的功能，组织一定的人力、物力，挖掘、收集、整理有关档案文献，抢救口碑资料，保存、修复实物等。(4)加强国内外、海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北大的校友遍布全国各地，遍布世界各地。他们以一种亲缘关系关注北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还有一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以专业关系对“北大学”极有兴趣。有必要进行广泛联络，在适当时机（如100周年校庆）可举办北大学术史研讨会，推动“北大学”深入发展。
注释：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第21页。
②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1册第133-147页。
③《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8月30日。
④《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公言报》1919年4月1日。
⑤新加坡著名学者郑子瑜研究黄遵宪，首创“黄学”一词，为国际学术界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