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美国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研究①
汪怀君
（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青岛 266580）
［摘要］ 随着数字媒介的崛起与媒介形态的快速更替，美国传统媒介素养教育举步维艰。为迎接后真相时代的严峻挑战，一场由政府、媒介素养教育组织、教育工作者、高校、新闻界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数字媒介素养教育全面启动。数字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帮助年轻人识别数字媒介的不利影响，帮助他们养成探究的习惯和表达技巧，将他们培养成为批判性的思想者、有效的沟通者和积极的公民。当前中国同样备受谣言、假消息的困扰，公众的媒介素养亟待提高。借鉴美国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的经验，应尽快将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制定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的整体教学规划，鼓励与发展数字媒介素养社会组织，高度重视家庭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的作用。
［关键词］ 后真相时代；媒介素养教育；数字媒介素养；假新闻
2016年，《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定为“年度单词”，并将其界定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后真相时代快速来临。所谓“后真相时代” 指“对原有社会的信息体系和秩序的一种颠覆。它的特征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被原有社会秩序规定的真相界定者和界定方式正在受到公众前所未有的质疑；而公众与真相提供者之间原本较为稳定的关系变得飘忽不定”[1]。后真相时代，情绪为先，事实靠后，人们愈发跟着感觉走，不再相信真相，只愿意去听、去看想听与想看的东西；真相失控，人们“知道的多了、智慧却少了”[2]。假新闻泛滥已经成为后真相时代的一大顽疾，2017年《柯林斯英语词典》将“假新闻”选为年度热词，2018年《牛津词典》又将“有毒”（toxic）定为“年度单词”，清晰地表明了媒介舆论情势的严峻性。因此，后真相时代每个学生都必须具备媒介素养、数字素养与社会情感素养来保护自己。[3]数字媒体的高速发展带给世界各国以深远影响，考验并检验着他们的媒介素养教育水平。伴随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而来的假新闻泛滥，把西方国家引以为傲的媒介素养教育冲击得体无完肤，甚至连媒介素养教育的领头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未能幸免。假新闻的破坏性、数字化媒体的强大威力、后真相时代的“真假迷幻”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提升公众媒介素养教育的行列中来，其中尤以受灾最严重的美国的反思与努力最典型。一方面，美国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后起之秀，但因其长期得不到足够重视，投入严重不足，在高速发展的数字化媒体面前难堪大任；另一方面，假新闻横行暴露了传统媒介素养教育的缺陷，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提升公众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数字媒介素养教育极为重要的参照价值：它是一扇窗口，可以一窥媒介素养教育早发的欧美国家共通的经验与教训；它又是一个平台，展现了数字媒介发达的美国在数字媒介素养教育方面的努力与进展。
2.2 2组治疗前后膝关节屈曲AROM比较 术后4及12周后，2组患者AROM均较前一个时间点呈明显增加趋势(均P<0.05)；术后4周2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12周观察组患者AROM明显高于同时间点对照组(P<0.05)。见表3。
一、美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与挑战
媒介素养教育普遍被视为一种保护性与赋能教育，美国作为世界上传媒技术与传媒业最发达的国家，虽然其媒介素养教育落后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先行国家，但也已经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成就显著。然而，由于全国性统一标准的缺乏及升学考试压力等因素的掣肘，其问题同样突出。随着数字媒介的迅猛崛起，传统的媒介素养教育“疲弱不堪”，面临严峻挑战。
（一）美国媒介素养教育成果丰硕
美国媒介素养教育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果丰硕，特色鲜明，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螺栓连接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工件连接方式，存在而不仅限于于绝大多数机械、桥梁、航空航天工程中。螺栓连接的健康状况易受工件振动、疲劳腐蚀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引发其松动、断裂、丢失等故障，造成进一步的损失。各地各工程因小小的螺栓松动而导致的重大事故也屡见不鲜。由此可见对螺栓连接健康状态的检测和评估显得极具重要意义。传统的检测方法是主要通通过人工判断螺栓是否拧紧来逐个判断其连接是否出现问题。而人工的方法存在各种弊端[1-3]。使得人们更为倾向于使用微系统进行监测，达到实时性高、人员安全等目的。
其一，界定了媒介素养教育的概念，为美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在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全国领导会议关于媒介素养定义的基础上，2003年美国媒介素养中心（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CML）又对其进行了更加详细的界定：媒介素养为21世纪的一种教育取向，它为获得、分析、评价和创作各种形态的资讯提供一个框架，媒介素养为媒介在社会中的角色提供一种理解，也为民主社会中的公民提供其所必需的质询和自我表达的基本技能。与此同时，也明确了媒介素养教育的五个关键问题和五个核心概念。2006年，美国全国媒介素养教育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NAMLE）对媒介素养中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深入和细致的探讨，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原则”。这些努力为美国媒介素养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施框架。
其二，1998年，全美通信协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NCA）制定了覆盖全国的K-12年级教师媒介素养标准和媒介教学大纲。美国媒介素养教育主要侧重于面向儿童和青少年，尤其针对K-12年级，媒介素养课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单元，英语课程标准中几乎都有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绝大多数的媒介素养教育都是以融入式课程的形式实施。如历史课堂可以充分利用历史视频和文章，描绘各种历史事件的艺术作品及其文化反应。1991年11月，美国全国英语教师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NCTE）媒体委员会在西雅图举行的会议上，探讨和评估了美国媒介教育未来的一些重要问题，建议进行媒介教育。2001年，美国中洲国际教育研究院（Mid-continent Research for Education and Learning,McREL）将媒介素养作为引入语言艺术的标准，这是美国学校接受媒介素养的重要转折点。
其一，联邦政府以及越来越多的州政府正在考虑实施或要求学校教授媒介素养的措施。由于教育体制的束缚，美国是少数几个不在公立学校强制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西方国家之一，联邦政府的作用有限，但并非无所作为。联邦政府主要是通过推动在公民素养、数字素养、信息素养等方面的立法，如《儿童在线保护法案》《每位学生成功法案》等间接实施媒介素养教育。各州也在行动，2018年，天普大学媒介和信息素养中心主任雪莉·霍普·卡尔弗（Sherri Hope Culver）在新奥尔良举行的教育作家协会研讨会上说：“在过去的几年里，很难说服立法者和记者注意教孩子如何分析和评估媒体的重要性，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假新闻'的兴起使媒介素养教育变得紧迫起来。”[19]2017年，华盛顿通过了一项法律，被其他州当作模范，它鼓励各州教授互联网安全和数字公民身份以及媒介素养，并要求制定包含各种信息来源和观点的示范政策。同年，康涅狄格州通过了《媒介素养、数字公民和互联网安全法》，罗德岛和新墨西哥州也通过了有关媒介素养的法案，提供媒介素养课程作为选定公立学校的选修课。另外，新泽西州、犹他州、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明尼苏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等也在各种法规中解决媒介素养问题。当然，阻力仍存在，2017年两项拟议的媒介扫盲法案在加利福尼亚州失败就是明证。然而，数字媒介素养教育正越来越多地进入各州的立法议程是不争的事实。
回家后，一杭不放心，给雪萤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传来的却是范坚强的声音。一杭大吃一惊，说：“这件事情与雪萤无关，你不要为难她，想报仇直接冲我来。”范坚强皮笑肉不笑地说：“也可以，你把记事本的原件拿来，不然——”电话里突然传来雪萤的尖叫，一杭心里一紧，范坚强继续说：“听到了吧？明天，上午9点，
其四，媒介素养教育师资培训已形成了一定规模与体系。教师培训主要由公益组织和大学以工作坊与研讨会形式进行，培训机构专业化，培训课程丰富且针对性强。媒介素养中心为教师提供媒介素养教育培训已有20余年的历史，设有专业的培训机构，拥有丰富的公众教育资源，致力于促进和支持媒介素养教育一体化，研究和推广媒介素养教育。一些大学也开始为教师设置专门发展媒介素养教育的课程培训和发展项目，1993年哈佛大学主办了美国第一家媒介素养教学研究所，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等越来越多的大学设立了媒介素养学位。美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取得了重要成绩，为提升公众的媒介素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五，美国教育部与一些州政府开始关注媒介素养教育。1998年，在知名媒介素养专家蕾妮·霍布斯（Renee Hobbs）的协助下，马里兰州教育行政部门开始全面实施K-12媒介素养课程。2008年3月，美国教育部教育技术办公室召开了一次关于媒介素养的信息会议，首次承认媒介素养——以新技术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应考虑纳入该部的议程。2008年，美国教育部媒介素养中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泰莎·乔尔斯（Tessa Jolls）在品格教育研讨会上发布了《技术对品格教育的影响》白皮书：“今天，全球在线村庄全天候开放……这些以价值观和品格为基础的流程技能将使青年人能从技术中受益，管理他们遇到的风险，并为其人生作出负责任的选择。”[4]2010年，全国州长协会（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NGA）和州首席学校官员理事会（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CCSSO）发起了《各州共同核心课程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CCSS）计划的教育倡议，详细说明了K-12每个年级学生的英语语言艺术和数学标准，其中英语课程标准包含了语言使用、媒体与技术应用等内容，强调学生的理解运用能力。
其二，媒介素养教育组织是美国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的最重要推动力量。目前，它们正通过推动立法等多种形式全力推动数字媒介素养教育。全国媒介素养教育协会等四家非营利组织已经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立法解决方案，可以作为在州内实施高质量数字公民和媒介素养培训的典范。它建议建立一个由教育工作者、管理人员、研究人员和家长组成的州立顾问委员会，他们将在州教育机构的监督下工作，为数字公民和媒介素养教学开发最佳实践、资源和模型，制定策略，支持学区在当地实施最佳做法和建议。[20]美国媒介素养中心发布了随时随地学习的系统，为媒介素养教育制度化提供一致、可复制、可衡量和可扩展的方法。受加拿大启发，美国自2015年开始设立媒介素养周，由全国媒介素养教育协会牵头，迄今已经举办四届，以展示全国各地令人惊叹的媒介素养教育者和组织的工作。媒介素养周的使命是强调媒介素养教育的力量及其在当今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媒介素养周是开放性的，个体教师、研究员都可以参与，既可以分享参与者的计划，也可以提供相关帮助。另外，越来越多的媒介素养组织还通过教师培训、学习班、研讨会以及定制课程计划、教学计划等形式积极推动数字媒介素养教育。例如，媒介教育实验室就提供教师教育课程和研讨会，并通过在线图书馆提供媒介素养课程材料。
（二）美国媒介素养教育举步维艰
毋庸讳言，美国的媒介素养教育仍存在诸多缺陷，以至于其备受困扰，举步维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二，美国假新闻病毒式传播强烈冲击着社会秩序，传统媒介素养教育遭遇严酷的现实挑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传媒实验室的研究表明，人类要对假新闻的病毒式传播负责，而非机器。研究显示，含有虚假内容的推文在推特上传播给1500人的速度比内容真实的推文要快六倍。[11]人的脑袋依靠信息运作，人们接触信息的品质好坏，决定了他们看事物的观感与态度。如果媒介素养教育能与学生的基础教育正确结合，就能对他们成年后的“公民性”产生巨大的影响。“当媒介为我们持续不断地提供海量信息时，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去选择。”[12]凯瑟琳·泰纳（Kathleen Tyner）把媒介素养教育分为四种类型：保护教育、技术教育、媒介艺术教育以及民主教育。[13]媒介素养对于健康民主社会的成长来说极为关键。后真相时代，美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疲弱不堪，无力应对。兰德公司发布的《真相侵蚀》报告指出，美国新闻界正遭遇新一轮“真相侵蚀”浪潮的严重冲击，导致民主政治的根基遭到破坏，社会共识的交集日渐萎缩。[14]美国媒介素养教育走在变革的十字路口，亟待重构与转型。
其二，巨大的升学考试压力、沉重不堪的课程表也使部分教师不愿意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协会主席约翰·彭金特（John Pungente）提出的媒介素养教育计划的九大成功要素的第一条就是：“与其他创新项目一样，媒介教育必须是基层运动，教师需要采取重大举措来为此进行游说”[6]，强调发挥教师的主动性。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媒介素养教育与其兄弟姐妹（技术和学校教育）的关系紧张。在这个功能失调的家庭中，技术受到的关注远远超过其应有的水平，学校教育因其社会弊端不断被指责，而媒介素养教育永远被边缘化为额外的课程”[7]。近年来，美国教育变得越来越以考试为指挥棒来指挥整个教育体系，甚至从幼稚园开始就推动孩子以进入常青藤高校为目标。另外，由于学校预算紧张，很难引入课程或聘请更多教师来管理并教授这些课程。
其三，美国媒介素养教育停滞不前，未能及时转型变革。[8]美国政府早已意识到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1978年，美国教育部举办了全美“电视、书本与教室”研讨会；2001年，白宫召开了一次会议来探讨媒介素养教育和信仰教育的关系；2009年10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该月是全国信息素养意识月，但由于制度机制等阻碍，并未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媒介素养教育未能与时俱进、及时转型变革，导致其被数字媒介浪潮中的假新闻风暴冲击得狼狈不堪。斯坦福大学对7804 名中学生和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82%的初中生无法区分“赞助商内容”和真实的新闻内容，也印证了美国媒介素养教育的问题。[9]
其四，美国的数字素养与信息素养教育过度偏向技术。2017年8月18日，国际图书馆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IFLA）发表的《数字素养宣言》指出：数字素养与信息素养、媒介素养相互重叠。与媒介素养迥异，作为信息技术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数字素养与信息素养教育得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并获得了实力雄厚的行业协会的鼎力支持，各类图书馆也各司其职全力推动，呈现出社会化、全民化的特点。这本应有利于公众媒介素养的提升但在实际的推动中却过于偏重技术层面，这一点在“乔布斯之问”中展露无遗。
媒介素养教育在美国被称为“比登月更重要的事业”，但很长一段时期，虽然媒介素养教育组织、智库、学者等有识之士不断“鼓与呼”，政府与学校并未给予其应有的重视与投入。2016年以来美国假新闻肆虐成灾，充分暴露了传统媒介素养教育的脆弱与缺陷，各界才开始警醒与反思。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政府、媒介素养教育非营利组织、教育工作者等纷纷加入数字媒介素养教育中来。
（三）美国媒介素养教育遭遇双重挑战
后真相时代，假新闻被斥为人民的公敌，严酷的现实让美国各界开始警醒与反思，一场由政府、媒介素养教育非营利组织、教育工作者、高校、新闻界、家庭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数字媒介素养教育开始全面启动。
其一，随着数字媒介的迅猛崛起与媒介形态的快速更替，传统的媒介素养教育面临剧烈的时代挑战。这是一个数字时代，随着虚拟现实、智能移动终端等新兴技术的不断涌现，世界正在被塑造成一个共同分享、共同创造的超链接社会空间，数字化生存与成长成为数字公民的显著标志。这是一个社交媒体时代，人工智能的加盟，数字技术的加持，数字媒体的蓬勃发展，媒介形态的多元化，使交往具备了更佳的互动性、体验性，深刻地影响着数字原生代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思考方式与行为方式。这又是一个后真相时代，智能推荐算法“技术绑架”了公众的思考，被强烈情绪与情景代入感“挟持”的网民观点偏颇、立场对立，社群中遍布分裂与敌视观点，信息的便捷获取并未让人们变得更加聪明与理性，反而使其迷失于虚拟空间。媒介素养教育曾经是保护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免受有害影响的重要手段，但面对一日千里的数字时代，在社交媒体异军突起的网络环境里，在虚拟与现实交融的“第三现实”媒介世界中，与传统媒体相匹配的媒介素养教育已难堪大任。2018年的益普索民意调查（Institut de Publique Sondage d'Opinion Secteur,IPSOS）显示，加拿大人对传统媒体的信任相比往年降低4个百分点，数字原生代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度远低于老一辈。[10]在数字媒介浪潮的强烈冲击下，媒介素养教育最成功的加拿大尚且如此，媒介素养教育差强人意的美国情况如何可想而知。
其一，缺乏媒介素养教育的全国性统一标准。虽然媒介素养已经进入美国的K-12学校，但它不是正式教育规定中的公认课程，也不是所谓的“K-12标准”的一部分。由于各州均有着各自独立的教育主管机构，以及“高度异质的人口、对联邦政府制定中央教育或广播政策的抵制”[5]，媒介素养教育实施的标准和方法在50个州都有很大差异，设置全国性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难度极大，这些造成其仍非国家正规教育体系中的独立课程。同时，媒介素养教育课程的开发与推广工作也主要由媒介素养教育组织或一些教师来完成，虽然形式多样，但教学质量参差不齐。
二、美国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的理念与实施
球茎表面出现蜡粉并有光泽，球茎顶部叶柄着生处凹陷未长平前收获为宜。一般早熟及早中熟品种定植后50～60天，晚熟品种定植后80～120天收获。
方法2:由于NaOH溶液过量,所以尾气中的NO2和NO完全被吸收。生成物主要是NaNO3和NaNO2。根据化学学科思想中整体思想(只研究反应物和最终生成物的定量关系,不研究反应过程的思想就是整体思想),依据题意中NaNO3和NaNO2的物质的量之比恰好与原尾气中NO和NO2的物质的量之比相等,得式:。
采集PPG信号时，由于周围光噪声、手指与MAX30102感应面板间的微弱位移或是手指与MAX30102感应面板接触松紧程度的微弱变化，均会引起信号幅度在较小范围内的无规则变化。如图8所示，以原始PPG信号的下包络线作为基线示意信号的基线漂移问题。基线漂移导致各个脉搏波相同类型特征点的幅值差别较大，从而影响幅度和面积参数特征值，最终影响血压测量结果。因此，本文对信号进行基线校准处理，使每个脉搏波的起点均落在同一水平位置。
（一）美国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理念引起关注
互联网和数码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预计2020年将踏入Web 4.0时代，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聊天机器人与数字人类将充斥于网络。传统媒介素养教育捉襟见肘，已经无力从容应对后真相时代的假资讯、假新闻和商业欺骗。正如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所说，大众传媒已被重新定义，并提供定制的信息和吸引力。[15]同样，传统媒介素养教育模式也必须与时俱进，进行深入变革与转型。随着假新闻成为全球公害，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加入倡导、推动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全新的数字媒介素养教育模式的行列中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 《塑造数字媒体对社会的未来影响》 报告指出：“世界经济论坛早期的调查显示，超过50%的美国人和巴西人可以从数字媒介素养教育中获益……更多的教育可以提高对在线资讯和派生数据的理解水平。” [1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千禧年提出，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应该合并才能应付数字时代的挑战；2017年，更是提出了 “临界时刻需要批判思考”的紧急口号，并于同年召开了主题为《临界时刻的媒介和信息素养：重新设想学习方式和资讯环境》 的第七届 “媒介、信息素养与跨文化对话” 大会，目的是探讨在各种环境下，如何运用不同方法进行媒介和信息素养教育。
实际上早在1998年，泰纳的《数字世界中的扫盲：信息时代的教与学》一书就已经成为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的先声，这是第一本在美国教育背景下概括媒介素养的书。2009年，由麦克阿瑟基金会资助的数字青年项目报告《用新媒体生活和学习》指出：“我们关于教育、文化和公众参与的价值观与规范正在受到媒体及传播不断变化的影响，青年人是主要的参与者。”[17]2010年，美国知名智库阿斯彭研究所传播与社会项目组与奈特基金会联合发布的《数字媒介素养行动计划白皮书》界定了“数字媒介素养”的定义：“‘数字和媒介素养'一词用于涵盖所有认知、情感和社会能力，包括使用文本、工具和技术，批判性思维和分析的技巧，信息构成和创造力的实践，参与反思和道德思考的能力以及通过团队合作和协作积极参与。”[18]主张当前正是将数字媒介素养引入美国社区的时机，并推出了关于如何通过社区教育运动将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机构的行动计划中。相比传统“媒介素养”的定义，数字媒介素养更注重高端“批判思维”与反思，这有助于人们在后真相时代免于被误导。鉴于美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状况，这些在当时并未得到足够重视。
美国社会备受假新闻的困扰，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传统媒介素养教育模式在后真相时代的失灵，美国各界普遍认识到构建与数字时代相匹配的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数字媒介素养教育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与倡导。美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运动主要是由一批遍布全国的、颇具影响力的媒介素养教育组织和智库等来推动，尤其是实力最强、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全国媒介素养教育协会作用最显著。近年来，它联合其他媒介素养教育组织频频倡导“数字公民和媒体素养教育”，虽然名称有所差异，但与“数字媒介素养教育”异曲同工，本质上是同一事物。通过数字媒介素养教育，培育人们使用数字技术批判性地消费和创造性地制作多媒体文本的能力，有效的数字扫盲越来越深入人心。在众多媒介素养组织等各界人士和机构的合力推动下，美国的数字媒介素养教育正迎来迅猛发展。
（二）多方参与的美国数字媒介素养教育全面启动
后真相时代，随着媒介技术与媒介形态的日新月异，传统媒介素养教育正遭受日益严峻的来自时代与现实的双重挑战。
其三，已经形成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媒介素养教育组织。美国媒介素养教育非营利组织非常发达，全国媒介素养教育协会、媒介素养中心、常识（Common Sense,CS）、全国电子传媒协会（National Electronic Media Association,NEMA）等都颇具盛名。2001年，拥有全国会员的全国媒介素养教育协会的成立成为该领域迈进专业化的重要一步，它每两年举行一次全国媒介素养大会，与会者来自各界，教师居多，他们共同交流切磋；该协会还创办了《媒介素养教育杂志》，为该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扎实的学术交流土壤。
正在低空盘旋轰炸的鬼子飞行员，没想到中国军队这样不怕死。一架飞机不小心着了弹，屁股后面冒出一股浓烟。其它的飞机见事不炒，赶紧撅起屁股往高处爬升。
其三，越来越多的教师加入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的行列中来。其动力主要来源于以下方面。一是媒介素养教育是跨课程的，可以不同程度地嵌入英语、社会研究、健康或语言艺术等科目；同时，媒介素养教学需要丰富有效、便于索取的教学资料，更需要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尽管困难重重，但教师普遍已经认识到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二是教育变革推动教师投身于媒介素养教育。随着大多数州在2010年采用并开始实施《各州共同核心课程标准》，教师被要求更加平等地重视阅读文献和信息文本。美国也正在推动将互联网信息课程纳入中小学课程，其目的是使“事实检查”在公民幼年时期就成为个人的第二天性，利用早期教育帮助个人识别信息传播的心理陷阱，并运用批判性思维对他们的消费信息进行认知与反思。三是更多媒介公司通过构建公益教育合作伙伴关系的形式参与教学资源的提供。例如，纽赛拉（Newsela）将超过1200 万的K-12 学生和教育工作者与新闻联系起来，使用来自《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科学美国人》等可靠来源的内容，纽赛拉每天都会在线发布多篇文章。该公司在五个不同的阅读水平上发布这些文章，帮助所有年龄段的学生更好地发现和理解新闻，扩大学生可用资源的范围。《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等也纷纷加入。四是日益丰富的研究成果、教材与教学套件为媒介素养教学提供了坚实支撑。《核心概念：面向昨天、今天和明天媒介素养的基础》《儿童数字媒介消费研究手册》等著作为教师提供了宝贵的媒介素养教育指导。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詹姆斯·波特（James Potter）教授撰写的《媒介素养》第八版已经出版，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媒介素养教育教材也是其重要的教材补充来源。另外，很多媒介素养非营利组织也都在其网站上免费提供教学套件，如在媒介素养中心的网站上就可以非常方便地获取“媒介素养”套件。
其四，高校、新闻记者、智库、家庭等越来越多的力量加盟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罗德岛大学图书馆在特别馆藏中推出了伊丽莎白·托曼（Elizabeth Thoman）媒介扫盲档案馆。哈佛大学等高校开设了数字媒介素养课程，帮助大学生养成在新的数字文化中生存的技术技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媒介素养教育“伤害预防”研究方面成果卓著。许多记者与学校合作，培养学生对新闻过程的理解：包括展示内容的创建方式以及如何避免受到操纵。媒体无所不在，儿童和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责任不能仅仅推给教师和学校，家庭也应该积极参与儿童的媒介教育。父母对儿童生活中媒体事件的提示和想法既为儿童树立榜样，也会影响他们的认知。美国的数字媒介素养教育者也深刻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家长在媒介素养教育组织等网站上都可以方便地获取相关的指导素材。
三、美国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的启示
波特曾言，媒介传播效果对人的影响就像天气对人的影响一样，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并且有着各种各样的存在形式。后真相时代，假新闻让美国社会深受其害，各界方警醒，开始协力推动媒介素养教育变革，数字媒介素养教育才得以兴起，并迅猛发展。我国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前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同样备受谣言、假消息的困扰，因此美国数字媒介素养教育对我国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的构建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应尽快将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
目前，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更多局限于学术研究与相关调研项目，尚未纳入正规的教育体系，即使在提法上，通常使用的也是“媒介素养教育”而非“数字媒介素养教育”。对于大部分公众来说，媒介素养教育仍然属于相对“陌生的概念”。在最迫切需要媒介素养教育的中小学，除了2017年广东已在小学课堂开展《媒介素养》学习，其他地方则鲜见。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00 后”拥有手机的比例达64.6%，这个数据约为“90 后”的8 倍。“手机控”“低头族”“刷屏族”正在向低龄人群蔓延；建议应将媒介素养教育体系下移至小学课程体系。[21]高校的媒介素养教育同样不乐观，我国高校尚未形成体系化和长期性的教学活动。“魏则西事件”就充分暴露了大学生在后真相时代媒体素养的缺乏。美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经验教训表明，应尽快将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重点倾向于中小学阶段，加强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借此全面提升全社会的媒介素养，防患于未然，从容迎接后真相时代的挑战。
（二）制定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的整体教学规划
美国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历程表明，没有整体教学规划、没有可行的教学资源的充分保障、没有学校的重视与经费投入，数字媒介素养教育就无法真正落地。目前，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在经费预算、胜任师资力量、课程标准、教学计划、教学资源、教材建设、教师意识与重视程度等几乎关切媒介素养教育能否顺利开展的所有方面都没有作好准备，即使一些学校已经开始媒介素养教育的试点，必需的配套措施仍严重匮乏，效果难以保证。以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教材为例，2013年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媒介素养》号称全国首套媒介素养教材，教材匮乏可见一斑。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数字媒介素养课程是跨学科的而非单一学科，美国通行的做法是把其融入英语、社会健康、艺术、历史等科目。在目前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单独设立的媒介素养课程存在沦为边缘课程或应试教育一环的危险。
（三）鼓励与发展数字媒介素养社会组织
美国及其他数字媒介素养教育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或地区最重要的成功秘诀之一，就是众多数字媒介素养组织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彭金特认为，成功的媒介素养教育“必须建立一个媒介素养的支持组织，以便举办研讨会，传播新闻通讯和开发课程单元”[22]。目前，我国的媒介素养社会组织建设和发展尚无法与欧美国家相比，千龙网网络素养学院是第一所面向社会各界专业从事网络素养教育和实践能力培养的学院，中国青少年媒介素养网注重加强青少年对媒介素养的认知能力。令人欣喜的是，2018年10月18日，全国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联盟倡议书。虽然我国的媒介素养社会组织尚处于初创时期，其提供的媒介素养资源有限，但它们已经开始在推动媒介素养教育方面发力。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该鼓励并大力发展媒介素养组织，让它们成为推动数字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重要助力。
那个中午，因为头天晚上做了一夜无用功，汤翠午睡过了头。往常这个钟点汤翠早上班走了，侯大同没在意，出去的时候顺手从外面锁了门。汤翠醒来，手伸到门外努力了好一阵子，根本没办法把钥匙插进锁孔里。亲戚同事都太远，汤翠只好大声地叫哑巴。哑巴是汤翠东边的邻居，守着一个小卖部。
（四）高度重视家庭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的作用
柏拉图认为，家庭教育是社会的基础，“家庭教育是非常神圣的事……父母如果不能胜任或不能实施对孩子的教育，那么孩子日后变得超出父母预期的状况时，家长会后悔不已”[23]。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他们的媒介素养直接关乎孩子的媒介认知偏好、理解与判断习性的养成。埃文斯基金会资助出版的《欧洲的媒介素养（第二版）》就完全侧重于家长在孩子的媒介素养教育中的角色。美国数字媒介素养教育非常关注家庭在青少年媒介素养养成中的重要作用，学校、媒介素养组织等非常重视家长的媒介素养教育，经常举办一些开放式的父母媒介素养教育培训班或讲座，进行数字扫盲、媒介扫盲，提升家长们的数字媒介素养，效果良好。反观我国的一些父母，本身就是“手机控”“低头族”“刷屏族”，且不少属于“数字移民甚至数字难民”类型，又如何对“数字原生代”的孩子言传身教呢？家长与孩子之间原本就存在的代沟在数字鸿沟的渲染下，冲突愈加剧烈。家长在教育方法上简单粗暴，他们既不愿意将孩子与网络隔离，又害怕孩子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孩子回到家或被强制网络隔离，或顺其自然，反反复复，家长对此束手无策。因此，在关注青少年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的同时，通过举办公益性短期培训班与讲座的形式来提升家长的媒介素养教育势在必行。
数字媒介素养课程可以帮助年轻人识别数字媒体的有害影响，帮助学生养成探究习惯和表达技巧，将他们培养成为当今世界的批判性思想者、有效的沟通者和积极的公民。处于后真相时代的中国，虚假新闻、舆情翻转、新闻标签化等问题频现，这些会煽动公众情绪，干扰事实认知，因此公众的媒介素养亟待提高。虽然近年来媒介素养教育的坊间呼声甚高，但迄今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一方面，媒介素养教育要注意借鉴美国等早发国家的经验教训，紧跟“数字媒介素养教育”潮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少走弯路；另一方面，数字媒介素养教育一定要落脚“本土化”，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新时代数字媒介素养教育发展之路。如此，方能助力十九大提出“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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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merican Digital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in the Post-truth Era
WANG Huaijun
（School of Marxism,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Qingdao Shandong 266580）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digital media and the rapid change of media form,the educ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a lite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struggling.In order to meet the severe challenges of the post-truth era,a digital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government,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organizations,educators,universities,the press and other diverse subjects began to start in full.Digital media literacy can help young people recognize the harmful effects of digital media,help students develop exploratory habits and expression skills,and develop them into critical thinkers,effective communicators and active citizens in today's world.China is also plagued by rumors and fake news,and the media literacy of the public needs to be improved urgently.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digital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we should integrate digital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into the formal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s soon as possible,formulate the overall teaching plan of digital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encourage and develop social organizations of digital media literacy,an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digital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in families.
Key words： post-truth era；media literacy education；digital media literacy；fake news
中图分类号： G416.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667（2019）08-0011-09
①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舆论环境对邻避效应的影响及其协同共治研究”（项目编号：17BZZ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汪怀君，女，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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