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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人们为龙年的到来热烈庆贺之时，有一个超级企业“航母”的领军人却大呼“头痛”。这个人就是郭台铭。
“每天管理100万员工，头痛得要死。”1月5日，在台北市举行的富士康年会上，性情率直的郭台铭脱口而出。
言为心声，身为鸿海集团董事长的郭台铭，正为如何具体管理集团旗下富士康员工而发愁。因为郭统帅的富士康可谓当今世界最大的企业，全球员工总数达120万人之多，没有任何企业或管理书籍能传授管理上百万人的经验。
郭台铭大呼“头痛”，也可从侧面窥见富士康在大陆最近的种种矛盾和弊端深层发展的端倪。笔者窃以为，郭总的“头痛”才刚刚开始，真正的“头痛”还在后面。
“头痛”之一是如何摆平众多员工的龙年怨气。
就在龙年春节临近之时，富士康武汉厂部分员工因转岗问题集体向厂方表达不满。因为富士康武汉工厂在不变更合同内容、工作岗位、地点和薪资福利等前提下，将部分员工安排到产能相对饱和的生产线上。武汉厂方认为，这是企业正常的人力资源和岗位调整，但员工们认为厂方违反了劳资合同。无独有偶，富士康烟台厂部分员工也因同工不同酬集体向厂方表达不满。富士康武汉工厂有3万多名员工，是全球最大的台式电脑生产基地，而富士康烟台厂更有超过6万名员工。
按照郭台铭原本的管理构想，深圳总部几十万员工将逐步转移到内地厂。一个地方厂大概5万人，相比几十万人容易管理。
不过，这只是表面原因，深层原因则是当初郭台铭大举在中西部布局，目的就是为了降低人力成本。
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从深圳分流到武汉、烟台、成都、郑州等地的员工，回到家乡后，虽然干的还是那份工作，薪资水平却大为下降，这就引发了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富士康深圳厂一名河南籍女工在签署返乡工作协议后抱怨说，工资和社保福利不公平，“好像河南工人是富士康的二等公民一样”。因为她的基本工资比在深圳时低，在河南办的医保也不能在深圳用。
类似的管理问题，似乎非富士康一家企业能解决。即使富士康将工厂和员工分布在内地不同城市，但百万员工的规模，足以使其成为一个小型社会或社区，百万名员工的心理归属依然在富士康，它考验着郭台铭。
按下个葫芦，起来了一个瓢。
郭总原来打的是“分迁内地设厂，降低人力成本”的如意算盘，现在却变成了同工不同酬的烫手山芋。不加工薪，各地工潮此起彼伏；同工同酬，则让降低成本的计划打了水漂。诸多因素都迫使富士康必须从单纯企业管理模式，向更高的社会管理模式迈进。而社会管理更注重人文关怀，这与代工企业所追求的低成本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头痛”之苦，眼下还不知如何化解，郭台铭还得熬下去。
“头痛”之二，是国内外日甚一日的对富士康作为苹果“血汗工厂”的揭露和抨击。
龙年伊始，在苹果的故乡美国，《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正在演出一场声讨“血汗工厂”富士康的大合唱，其上纲上线程度之高，措词论断之烈，都创下了历史纪录。
《纽约时报》就抛出一枚重磅“炸弹”，刊出了记者深入成都富士康工厂一线采写的长篇深度报道。该文指出，富士康组装了地球上40%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它最重要的客户要数苹果公司。在苹果去年卖掉的全部产品中，一大半都是经由富士康工厂组装的。该报记者从去年5月富士康集团成都工厂爆炸事故写起，讲述在事故中遇难的22岁工人赖小东，如何“在地球上最大、最快、最精密的制造体系中成为数百万人肉齿轮之一”，用血肉筑成了iPad。
“苹果基本上只在乎两件事，一是提高质量，二是降低成本。工人的福利好不好，跟苹果公司的利益没有什么关系。”李明启说。李以高层管理人员的身份，在苹果最重要的制造伙伴富士康工作了7年多，直到爆炸发生前两个月才离开。他还曾支援过成都新厂区的建设，就是去年5月份发生爆炸令22岁工人赖小东丧命的这座工厂，因此《纽约时报》记者特地采访了他。
“你有两种选择，要么在舒适安全的工作环境下进行生产制造，要么就每年都推陈出新，提供质量更好、功能更强大、速度更快并且价格更便宜的产品，后者就需要一个在美国人眼里非常艰苦的生产环境。”报道最后这样写道。这就引发了更大范围、更严峻的问题和思考，全球热衷苹果iPhone、iPad的消费者，还要不要使用在恶劣生产环境下用“血肉筑成”的这些产品？而环保人士和团体齐声喊出的“抵制”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谴责和抵制苹果及其iPhone、iPad的声浪，已经在美国及世界各地的传媒和人群中发酵，万一众矢之的的苹果有个好歹，富士康必受牵累，靠苹果吃饭的郭台铭岂不更“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