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学与文学生命链——新时期一种文学现象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大众论文,新时期论文,现象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里的“大众文学”，特指民间文学和俗文学，是与“雅文学”相对而言的。新时期文学的进步，自然首先表现为“雅文学”的“裂变”与发展，但这种发展无论如何“巨大”，从文学生命的整体来看，它也只能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一个层面。因此我们还必须关注同样是文学“家族”成员的民间文学和俗文学。
从“文学是人学”立论，民间文学和俗文学本应是文学命题中应有之义，尤其对于广大中下层民众来说，更是长久为伴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然而在“左”的文艺思路路线统治时期，它们曾一度被打入“另册”，剥夺了生存的权利。新时期文学的另一历史性进步，就是恢复了它们的生存权，并促成了积极发展。
一、民间文学重新活跃
新时期民间文学是新时期人民大众心声最直接、最真实、最生动的反映。主要形式是歌谣和笑话。这些作品，明白晓畅，爱憎分明，尖锐幽默，现实感强，深受人民喜爱，虽然仅靠口耳递送，但传播之快、之广，甚至超过书刊，其优秀者，真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70年代后半期，“文革”刚刚结束，许多关于“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政治笑话便从人民口头喷涌而出：有的鞭笞他们“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有的揭露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真相，有的讽刺他们专横跋扈的丑态，有的嘲笑他们不学无术的愚状，辛辣诙谐，入木三分。当时，还流传着一些智擒“四人帮”、颂赞老一代革命家大智大勇的“传奇”故事。这一时期的作品色调明朗，激情饱满，既是民众心理的自然宣泄，又与时政高度一致。
自80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动和深入，民间文学内容的重心也转向新的领域，并且不断深化和发展。这一时期，改革推动了经济的进步，也引发了许多令人无法回避的新问题、新矛盾、新困境。新的民间文学作品就是人民大众面对新的现实，关注、思考的一种精神创造，其中贯注着焦虑和批判意识。
就所听传的部分作品来看，这种焦虑和批判，主要指向三个方面：分配不公；官员腐败；社会风气恶化。
分配不公问题暴露较早，日见复杂，至今仍然严重存在。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80年代初期，农民日子有所改观，相形之下工人境况不佳，最尴尬的是知识分子，他们摘掉了“臭老九”的帽子，又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下，被媒介抬得老高，但实际待遇却不见改变，所以传出一则顺口溜：
老大愁，老二笑，老九光着屁股坐花轿。
不久，经济特区开始起动，个体户迅速发展起来，“不公”的面越来越大，同时官员腐败初露端倪，于是又传出新作：
富了海边的，发了摆摊的，苦了上班的，穷了靠边的，醉了当官的。
后来，人们发现情况还要复杂得多，便着手把共和国“公民”分等，先是分为“十等”，后来发展成“十五等”，被约定为“十五等公民歌”到处传布：
一等公民掌大权，批条划圈就来钱；
二等公民是官倒，倒了批条倒指标；
三等公民有后台，弄点名堂就发财；
四等公民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
五等公民交警队，公路旁边吃社会；
六等公民管车船，马达一响就要钱；
七等公民当导游，年年月月吃回扣；
八等公民干个体，拐了老张拐老李；
九等公民是电霸，不给好处就拉闸；
十等公民手术刀，拉开肚子要红包；
十一等公民管收税，不塞票子你倒霉；
十二等公民是教师，一年四季欠工资；
十三等公民“老大哥”，关了工厂没吃喝；
十四等公民做田劳，交了公粮打白条；
十五等公民是盲流，不知何处是尽头。
已不止是分配不公，还涉及到官员腐败及社会风气问题，实际上它为社会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描绘了一幅“全景图”。自然，并不是“歌”中所列每一类问题都是同类公民所全体共有的。而且有些问题，如给农民打白条、拖欠民办教师工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它们确实点到了各类“公民”中所存在问题的要害，因此人民把它作为自己的心声互相传说。
在分配不公中，最严重的要算“脑体倒挂”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分子的相对贫困日益严重。一则顺口溜风趣形象地道出了这种状况：
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社会科学院的。
由于经济的困乏，像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国家科研单位，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不仅科研人员待遇（工资、住房、奖金等）甚微，而且许多正常的学术会议无法举行，许多严肃的学术刊物被迫停刊，许多重要学科后继无人，正面临自然萎缩和淘汰的局面。更令人忧虑的是这种状况还不知要延续到何时？
官员腐败，受害最大的一是国家二是平民，老百姓对此最为关心，反映最为强烈，这方面的歌谣也最为丰富。
反腐歌谣首先指向那些贪污腐败的高官要员们，采取的形式也极具讽刺意味。如有一首《新长征歌》，是套用毛泽东《长征》诗编成的：
贪官不怕饮酒难，千杯万盏只等闲；
啤酒白酒五粮液，生猛海鲜走鱼丸；
酒过三巡胸中暖，公款买单心不寒；
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
另一首则依照“四项基本原则”，为这些人编出《新四项基本原则》：“抽烟基本靠送，喝酒基本靠供，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还有一段题为《三五牌干部》的顺口溜，更是脍炙人口：
打麻将三天五天不睡，
喝茅台三瓶五瓶不醉，
搞女人三个五个不累，
干正事三年五年不会。
在人民大众的心目中，这批贪官污吏都是毛泽东的叛徒，共产党的叛徒，人民利益的叛徒。对于他们，人们不再抱有希望，也不作声色俱厉的痛斥，有的只是冷冷的素描，漫画般的暴露和辛辣的嘲讽。
对于腐败行为，老百姓是有分析的。他们认为，有些基层干部的腐败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因为严酷的现实是：“酒盅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横，办啥都行”；“吃上一顿饭，省下一二万；喝上一顿酒，省下九千九”。这些干部为了本单位部门的群众利益，有时甚至不能喝也得硬着头皮去喝。对这类干部，群众不无怜惜地唱道：
一天两三场，一顿四五两，
酒场如战场，把胃献给党。
还有一首《革命小酒天天醉》，也说得极形象：
革命小酒天天醉，
喝坏了身子喝坏了胃，
喝得老婆背靠背，
老婆告状党委会，
书记说：
喝坏了胃，是不对，
该喝的不喝也不对。
就这么的吧，
下面我还有个“会”。
可见党风的恶劣，所影响的不止是平民百姓，也包括那些正直的基层干部。
对那些被迫吃喝的干部，人们的心理是很复杂的，一方面觉得可以理解，甚至是值得同情的，但又认为按照是非、原则来衡量，是很难原谅的。他们痛心地指出：
酒杯捏扁了，筷子吃短了，椅子坐散了，离群众越来越远了！
社会风气也是老百姓关注的热点话题。关于这一内容的歌谣大体有三种类型。
一类是历史对比型。下面一首可作典型：“五十年代人帮人，六十年代人斗人，七十年代人骗人，八十年代个人顾个人，九十年代见人就‘宰’人。”以十年为一时段，分别概括出每一时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点，虽然并不能说每一种概括都完全准确，但所指的现象确实是一种突出的存在，因此得到人民的认可。
一类是现实概括型。如：“要想富，请上路，抢劫也有专业户；动员哥哥拉队伍，抢了水路抢陆路，抢了公路抢铁路，一路抢进城里去，刀子下面出金库，司令就在党支部。”道出了一种严重的社会现实，令人触目惊心。
一类是探讨原因型。代表性的像：“治安队，刑警队，跟着首长吃宴会；案未破，人先醉，赶走嫖客自己睡，朋友都是黑社会。”从特定的角度，揭示了某些地区社会秩序屡治不安的个中原因——治安干部本身的腐败，以至与“黑社会”沆瀣一气，互相勾结，狼狈为奸。
以上比较多地引用了一些民间作品，一是想说明，新时期以来民间文学的创作已进入活跃期，大量生动活泼的作品，在广袤辽阔的大地上，在亿万民众之中广为流传，这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二是鉴于这些作品在有关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叙述中尚未得到应有的认可与地位，希望借此机会给予适当的记录和保存。
当然，这些歌谣仅只是新时期民间文学多种品类中的一类，并且又只是这一品类中的一种类型，即时政歌谣，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新笑话、新故事流传，内容有讽刺，揭露，批判，也有歌颂，主要是对那些肃贪兴利为民除害的“清官”、“刑警”的称赞，如说某某官员如何清廉刚正，执法如山，有时微服私访，有时公开视察，所到之处贪官污吏闻风丧胆，人民大众拍手称快，等等。
有资料表明，在不同的民众社群之中还流传着许多具有不同特色的民间文学，如“校园民俗”即其一种。其中包括校园传说、政治笑话、机智问答、民谣、俗语词、圈套故事、打油诗、顺口溜、谚语、谜语等等，比较真实地反映着当代大学生的心态、价值观和人生观。（注：参见王娟：《校园民俗》，载《人类学与民俗研究通讯》（内部刊物）第11期，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1995年4月1日出版。）可惜这类作品记录者甚少，与整个民间文学创作一样，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
1988年，著名评论家阎纲写过一篇短文，题目是：《时事顺口溜》（注：载《阎纲短评集》，华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2月出版。）（即民间歌谣）。文章对“顺口溜”的特征和价值作了精彩而简约的概括：“顺口溜喝彩，也叫倒好；像镜子，也像匕首；是笑话，也是谏诤；它漫不经心，却正经八百”，是“民俗，是民意，是民风”。并进而强调：
时下，盛传于民间的，大胆议政的顺口溜俯拾即是，是采风的大好时期——莫让失传，录以备考，以体察民情，同时丰富民间文学宝库。
这也正是笔者所想要强调的。我借此呼吁，有关的政府部门、学术机构、文化团体，应当采取专题立项的方式，有组织的开展采风活动，让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大众的“文学创作”，从民间走向社会，从口头转为书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整理与研究，使之在民族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须知，这撒满中华大地的民间文学里，正蕴含着真正的民声，民气，民意，民魂。我们不是要发扬和深化现实主义吗？不是要强化人民的主旋律吗？不是要更好地贯彻“二为”方针吗？那么，就不能不关心和重视民间文学。
二、俗文学再度勃兴
俗文学，也称通俗文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广义地说，远古时代的歌谣和神话，直接在先民中间产生和传播，都可称之为俗文学。郑振铎先生所著《中国俗文学史》就是这么认为的。他为俗文学所下的定义是：
何谓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
这里就把民间文学归入俗文学之内了。不过笔者更愿意将二者分别对待，因此本文采取了“狭义”的立场。
狭义地讲，俗文学是一种有专门文本，供城市（镇）平民消闲娱乐需求的“市民文学”。即使如此，它的历史也可上溯到唐代。唐朝中期，城（镇）里出现了主要为“市人”（城镇平民）服务的“民间说话”，寺院“俗讲”（讲唱文学）和以“言情”、“武侠”为内容的“传奇小说”。它们与正统诗歌、散文等“雅文学”分道扬镳，形成一支独立的生命系统，这便是初期的俗文学。
从此，经宋元话本、明清小说，晚清谴责小说，到近代新言情、武侠小说，乃至后来以赵树理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创作，一路发展下来。真是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这表明，人民大众对此类文学有着经久不衰的需求和热情。
正因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有着民众的现实需求，俗文学虽然长期遭受阻挠，生命之火始终未曾熄灭；而且不止如此，它的生命之能反而在阻挠中得到积蓄和充实。这样，当着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时代氛围再次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时，它便迅速复苏和发展起来。
1979年，《人民日报》曾连载刘峻骧的传奇故事《任豪之剑》。这是目前所知新时期通俗文学第一篇有影响的新作。讲的是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周恩来在青岛组织处决党内叛徒的故事。作品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香港《新晚报》称：“它兼有武侠小说、惊险小说、间谍小说的优点。”
舆论召唤创作，创作刺激出版，出版又引发研讨，互相推动，连锁反应，到80年代中期，大潮涌动，形成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
通俗文学热的标志，是大批作家、作品和刊物的涌现。
通俗文学作家是通俗文学的直接生产者，他们的大批涌现，是形成通俗文学热的第一推动力，同时，他们的素质如何，又直接影响着作品的质量和成熟程度。大潮涨起的时候，自然许多人都想前来凑热闹，一时间难免泥沙俱下。但是经过几年的锤炼和浪淘，逐步形成一支具有一定影响和水准的创作队伍，其中代表性的有：王占君、冯育楠、宋悟刚、苏方桂、张凤洪、曹布拉、刘烊、关仁山、李涣材、蒋敬生、汤子文、丘刃、肖赛、徐君慧、欧阳平、聂云岚、王云高等。他们之中，有的以勤奋多产著称，如王占君仅1987-1989年间，就出版《妙龄皇家女》等五部长篇和十余部中篇。有的以精品、质量取胜，如宋悟刚以《昆仑千里行》获“全国首届传奇文学奖”(1987)，受到新闻及评论界的关注；冯育楠以《津门大侠霍元甲》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1990)，他的《总统卫士》等长篇也都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
专业通俗文学作家之外，一些知名的雅文学作家也“加盟”进来，如冯骥才（《神鞭》、《阴阳八卦》）、从维熙（《野浮萍》）、柳溪（《大盗燕子李三传奇》）、毛志成（《在清晰的枪声背后》）、朱晓平（《魔寺》）、彭荆风（《窄巷一剑》）等，1988年10月，王蒙也发表了《星球奇遇记》，宣布这是他的第一篇通俗小说。这些作家由于具有较深的文化艺术修养，在自己的作品中，除注意突出情节、悬念、故事等通俗文学的特点，又加强了对社会关系、人文历史及人物性格的描写，从而增强了厚重的社会内涵及思想文化的深度，雅俗共赏，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品位。
由于有了一批比较优秀的作家，通俗文学创作的主流始终是积极健康的、有益无害的，出现了许多深受大众喜爱的佳作。这些作品，从形式看，既有长篇巨制，又有中篇短篇；从内容看，既有传统的武仪、清官、破案、言情，也有现实商品经济中出现的经济犯罪、以权谋私、金钱崇拜、贩毒走私、车匪路霸、婚姻裂变、“倒爷”曝光，以及刑警侦破、除霸安民等社会关心的热点，还有缉毒反间等国际题材；代表性作品如：《津门大侠霍元甲》、《江湖风云录》、《魔女三劫》、《燕子李三传奇》、《千里护灵记》、《白衣侠女》、《海灯法师》、《总统卫士》、《武林奇侠传》、《金刀黄天霸》、《武林志》、《魂断京门》、《巴陵窃贼》等新武侠小说，《刑警队长》、《傍晚敲门的女人》、《绝密一○一》、《第三位失踪的女人》、《“中将”之死》、《黄金犯与白天鹅》、《“小基督山伯爵”的复仇》、《教授失踪之谜》、《“金三角”密电》等新侦破小说，《情爱大曝光》、《恋人回旋曲》、《不育症患者的后裔》、《没有性爱的婚姻》、《都市的风流女人》、《倒在情人脚下的少女》、《情网与罪恶》、《543号证婚人》等新言情小说，《天京之变》、《天国恨》、《庚子风云》、《义和拳》、《吴越春秋史话》、《金瓯缺》、《戊戌喋血记》、《鸦片战争演义》、《努尔哈赤传奇》、《少年天子》、《雍正皇帝》、《第一总统》、《司马迁下狱》、《太监升官记》、《一代名妓董小宛》等新历史演义，《珊瑚岛上的死光》、《小灵通漫游未来》、《科学福尔摩斯》等科幻小说，《黑色诱惑》、《商海旋涡》、《麻花女》、《三寸金莲》等世态小说。这些作品，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段，熔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于一炉，在进行历史知识教育、传统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以及认识社会人生等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通俗文学大量中、短篇作品是通过报刊问世的。起初借助现行报刊（如《人民日报》、《文汇报》、《武林》等）发表，很快上海原有的《故事会》复刊。1981年7月，全国首家新创通俗文学专刊《今古奇观》出版。1983年前后此类专门的报刊大量出现，后来发生较大影响的《神州传奇》、《巴蜀曲艺》、《话本小说》、《文化生活》、《故事大王》、《通俗文学》、《章回小说》等刊物都创刊在这一时期。此后继续发展，据有关统计，到1988年，全国通俗文学刊物达190余种，除上述几种外，《中国故事》、《中华传奇》、《上海故事》、《传奇故事》、《新聊斋》、《传奇文学选刊》、《大众小说》、《通俗小说报》、《山海经》等，也都有较大影响。随着“通俗文学热”不断升温，这些刊物的发行量也在大幅度增长。《今古奇观》创刊时每期印4万册，1984年猛增至143万册，到1985年订户已超过200万；上海的《故事会》更高，1985年发行量达700多万份。据《广西“通俗文学热”调查记》（《文艺报》1985年第2期）提供的资料，仅广西就有小报27种，每种发行量约在100-200万份之间，刊物发行稍少一些，一般在数十万份，最多的也有120万份。
80年代中期，特别是1985年以后，通俗文学的大潮几乎达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它冲决自家家园的围墙，向着雅文学领域猛烈冲击，致使雅文学刊物印数一跌再跌，有的甚至仅剩千余册。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地市级文学期刊普遍向通俗文学“转向”，而且一些省市级普及性文学刊物也都纷纷向通俗文学“妥协”让路，或者把通俗文学作为自己的重要内容，或者干脆改为通俗文学刊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行量的剧增无疑会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这就刺激了某些出版单位和作者“一切向钱看”的贪婪思想，由此生出数量众多的格调低下庸俗的作品，诲淫诲盗，封建迷信，暴力凶杀，色情艳女，腐化享乐，应有尽有。看一看如下书名便会不言自明：《洞房之夜传奇》、《洞房血案》、《浴盆里的死尸》、《少女裸尸》、《少女怀春》、《少女失身记》、《床下女尸》、《七十二杀人魔窟内幕》、《狐狸精之谜》、《野人求偶记》、《东方美人窟》、《女人的阴影》、《一个失身的仙女》、《阴阳人》、《地下室里的女尸》、《无头女尸》等等。由于通俗文学从浅表层次上反映现实，表现人的认识与情感体验，最容易贴近常人的生活和心理，所以上述作品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少年中产生了相当严重的消极腐蚀作用。上海一位中学教师曾撰文谈到那些不健康的“通俗文学”对学生的影响：“有个男同学在地摊上买了份内容离奇不堪的小报，看过以后又在同学面前夸耀，于是借阅的人争先恐后，只得排队传阅了。有的同学为了‘抢时间’，上课也在‘加班加点’看。更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就连两个性格比较孤僻，平时和男同学‘不搭界’的女生也去借阅了。”（注：《不得败坏通俗文学的声誉》，《文学报》1988年2月7日。）可见影响之巨。正因为这样，在如何评价新时期通俗文学上出现严重分歧：
有一种意见表现出强烈的否定态度。如姚雪垠认为，通俗文学热是一股“右的思潮”，它以赚钱为目的，以庸俗、低级趣味迎合读者，大部分是诲淫、凶杀、武斗、迷信、离奇荒诞的东西，腐蚀了群众的灵魂，将“殖民地文化的糟粕融合到了一起”，“是新文学运动史上，也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前进道路上出现的一股逆流”。（注：《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第102-103页，红旗出版社1987年出版。）持此论者并非个别。有的称“通俗文学热”是90年代的一场“悲剧和灾难”，有的称是“惨痛的教训”，更有甚者不禁愤怒质问：“难道6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文学艺术要开倒车，回到鲁迅、茅盾所批判的那个旧时代去？我不相信这一切向钱看的、专供人们消闲的文艺可以作为我国80年代社会主义文艺的正宗！”（注：黄洪秀：《我国的文艺要开倒车吗？》，《文艺报》1985年第2期。）
大多数论者不同意上述意见，认为轻视、蔑视通俗文学是不对的，对它的历史地位和特殊作用，理应正确认识并给予应有的评价。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常务书记的著名理论批评家兼作家鲍昌的见解具有代表性，1985年他指出：80年代通俗文学的兴起，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的文学现象”，“当前流行的通俗文学作品，大多数能够宣传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揭露反动腐朽的事物，提倡勇敢、勤劳、智慧、忠诚、疾恶如仇、济困扶贫等等优良品德。同时，它们给读者带来了很多知识和充满趣味的美学感受。所有这些，是值得肯定和鼓励之处”。（注：鲍昌：《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的文学现象》，《文艺报》1985年第1期。）对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深有研究的范伯群教授则通过对“鸳鸯蝴蝶派”的重新评价说明，建国以后对通俗文学历史的抹杀以及不分青红皂白的否定，已经受到了历史的惩罚，应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注：范伯群：《现代通俗文学被贬的原因及其历史真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89年第2期。）这种意见的论者自然也看到了“大潮”中难免存在的问题，因此提出从四个方面加强对创作的引导：处理好作品通俗性与时代性的关系；做到通俗性与文学性的统一；加强通俗文学作者队伍的建设；加强对通俗文学的现状研究和作品评论。
还有一些作者介于上述两种意见之间，一方面肯定新时期通俗文学从整体上比30年代在思想上有了不小的进步，同时又为它在内容（浅露、媚俗、庸俗）和创作方法（面貌陈旧、缺乏创新）上存在的问题而感到“忧虑”，认为它正生存与徘徊在“商品与艺术”、“通俗与庸俗”、“繁荣与泛滥”的十字路口。
面对“繁荣与泛滥”的现实，80年代中后期起，通俗文学界逐步加强了自身的组织和学术建设。1987年5月，中国大众文学学会成立；6月，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成立（后改为中国通俗文学研究会）。这些学会积极开展创作和研究的组织工作，如中国通俗文学研究会在1989年3月举行的会员代表大会上专门作出决定：“今后的工作重点是继续发展和组织整顿，把社会效益作为最高标准，努力提高精神产品质量，继续办好期刊，积极筹备全国首届优秀通俗小说及论文的评奖活动；大力开展专题作品讨论会等学术活动，筹备召开国际通俗文学研讨会，加强学术研究评论工作”。（注：见1989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努力推动俗文学热潮从无序向有序转化。
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及文艺界的各级领导、行政管理部门，也加强了对通俗文学的组织、引导及监督工作，在书刊编辑、出版、发行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制订了有关政策和规定。1988年底，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制定的《关于认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施行，随后查获了一批淫秽出版物，压缩了一批期刊报纸。紧接着，1989年下半年起，又在全国上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扫黄”和整顿文化市场的活动。（注：参见《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第60页，王先霈、於可训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该书勾勒了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创作及理论批评发展轮廊，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线索，本节从中吸取了有关资料。）
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之出版发行行业内部竞争激烈，以及读者因作品质量平庸而产生的“厌食心理”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通俗文学大潮由“泛滥”转入退势，刊物从1988年的190余种降至90余种，创作与研究也相应地变得节制而审慎，逐步进入正常的发展期。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生命链
80年代民间文学、俗文学的复兴发展，自然有赖于新时期政治的民主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的文化氛围，但最深刻的根据还在于文学自身。
文学从根本上讲，是人类精神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任何生命存在，都有自己的运行规律。这规律，只能顺应，不可违背，违背了，到头来总是要受到惩罚。
文学生命来源于“人”这个伟大的“母体”。它既是“人”的自然的心灵创造，又是“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因而又必然要随着“人”的发展而演进。
从历史角度看，民间文学是文学大家族中诞生最早的一支，它是人类生命过程中吟唱的第一首心灵之歌，是人类精神心理审美潜能的第一次外射，虽然还显得幼稚、粗糙，但天籁自鸣，自然质朴，与人的本性灵犀相通，具有永恒的魅力，成为悠久历史中奔流飞扬的文学长河的源头。在人类初期尚无文字的久远年代，民间文学曾经长期占据着“文学”的全部空间。由于它以最自然朴素的口头语言形式同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最切近的生活和最真实的心理愿望相联系，成为他们最可靠的精神伴侣，所以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始终与人民大众“相依为命”，不仅古老的作品世代相传，同时适应不同时代的需求，又不断地创造出大量新作品。事实表明，无论任何时代，只要人民大众形成了某种共同的心理积蓄，又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民间文学便会如同春风化雨，自然而然地生成与流播。
通俗文学也如此。它是掌握了初步文化知识并形成独特审美心理需求的广大城镇市民阶层迫切的精神渴望，也是作为“人学”的文学题中应有之义，是文学生命链中重要的一环。它的出现和发展实乃文学“命中注定”，人为的阻挠只能限制于一时，却无法改变其必然的“命运”。
现实地看，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她的十几亿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以上还处于中、初期以下文化程度，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盲。由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中的大多数正在摆脱贫困奔向小康，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他们一方面进行文化消费，同时也参与文化创造。这就决定了民间文学和俗文学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继续存在和发展，进而也就决定了它们与雅文学长期并存、三位一体的文学生命格局。
其实，在文学的历史上，这种“三位一体”的格局是早已存在着的。只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民间文学和俗文学一直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粗俗之作而拒之于文学大门之外。这种偏见直到“五四”以后才逐步得到改变。这一改变，到80年代达到一个新的高度。1982年，我国当代著名民间文艺家钟敬文教授首次明确提出中国文学“三大干流”说，即中国文学由古典文学（雅文学）、俗文学、民间文学共同构成，他实际上已经点明了“三位一体”的文学总格局。
民间文学、俗文学进入文学“本体”，在理论上，意义非同一般。
首先，它使“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从宏观上有了全方位的落实。在现实中，“人”并不是单纯的抽象概念，“他”的本质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显现。由于不同的人群，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素质，不同的心灵情感开发状态，不同的智慧表达方式，不同的精神心理需求，从而也就准备了不同的创造主体和接受群体。这样，作为“人学”的文学，就必然要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功能、艺术境界，显示为多层互动的复合体：
下层的民间文学——以口头语言形式主要满足文化水准较低的劳动大众需求；
中层的俗文学——以通俗的书面语言形式主要满足具有初步文化知识的城镇市民需求；
上层的雅文学——以比较高雅的艺术语言形式主要满足具有比较丰富的文化修养的知识和有闲阶层需求。
只有上、中、下不同层次共生互补，文学才能构成完整有序的生命本体，才能从不同层面满足全社会的精神需求，才能同“人”的整体（而不止是其中的一部分）全面沟通。80年代民间文学、俗文学的复兴和确认，正是从这一意义上，使文学恢复和健全了它的结构与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人学”。
其次，它将促使文学观念的调整。传统的文学观向来只把雅文学视为正宗，形成狭隘偏颇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之内，这种狭隘的文学观同“左”的思想路线相结合，曾令社会主义文学几近绝境。如今，面对“三位一体”的文学现实，文学理论不能不将民间文学、俗文学放进统一的文学大视野中进行重新考察，对它们应有的地位、特征、价值及其与雅文学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作出科学的辩证的阐释，从而在更为广阔和深入的层次上认识文学的本质，把握它的规律，形成一种“大文学观”。近些年来，我国学界对民间文学、俗文学的分别研究已有较好的成绩，但对三种文学的综合探讨还相对比较落后，这似乎应该进一步引起理论界的关注。
其三，它将推动文学进入良性循环轨道，积极和谐地向前发展。雅、俗、民三位一体的总体格局，使文学本身形成一种富有内在生机活力的生命系统。三种文学在艺术上虽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别，但共同根源于“民族”的母体，其深层都通连着民族的血脉魂魄，因而也就共同担负着民族精神的传承、发扬、提升的使命，正是这一点把它们聚合到一起。但是三者又并非平起平坐。其中雅文学，由于既从其它二者汲取营养，又得益于文化精英的加工和在思想性艺术性上达到更为深刻、丰富和成熟的程度，因而居于中心和主导地位。它的优秀之作，常常作为一个民族文学的代表和旗帜。因此，在求得自身发展的同时，它还应负有帮助“同伴”不断提高的责任。民间文学，无论其传统形态还是现实形态，都更多地浸润着民族文化和民众心理的原汁原味，包蕴着真实而丰厚的社会内涵，既是民族文学自然质朴的一支，又是民族文学发展演化的源头、土壤和母体。历史地看，民间文学的诞生，从内容、形式、审美经验及艺术创造上为雅文学和俗文学准备了必要的文化前提；后二者或直接从民间文学的内容形式转化而来，或在借鉴民间文学艺术经验的基础上体会新的生活发展创造而成。可以说，雅文学和俗文学的血肉神韵之中都活跃着民间文学的基因，没有民间文学的奠基，便没有整个文学大厦。相比之下，通俗文学由于在比较浅表的层面上涉及人的情感和欲求，一方面易于刺激、调动人们的审美情趣，发生广泛积极的影响，一方面也容易越出常规，趋俗媚俗，造成大面积负面效应，因而成为民族文学中最活跃而又最不稳定的一支。这就需要积极引导，通过政策、评论、舆论，促其上取下求，避短扬长，在民间文学与雅文学之间形成一片广阔的既有统一的民族精神，又有独特审美空间的健康的文学之林。如果真能够做到这样，雅、俗、民三种文学之间将构成良性循环，而这正是一个民族文学得以健康发展的内在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