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一次顿挫——戊戌变法夭折的历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戊戌变法论文,顿挫论文,中国论文,道路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百年前康、梁的戊戌维新是继洋务自强破产后中国选择现代化道路的一次比较系统而深入的尝试。变法者意欲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通过新旧势力的妥胁，逐步而稳健地达成体制的转换，促使中国步入现代化富强之路。无奈它只维持了短短百余日便被顽固势力扼杀于摇篮之中，中国因此失去了一次国家振兴的良好契机。这场变法的失败，不能不令当时及以后的很多中国有识之士为之扼腕痛惜。日本明治维新为什么会成功，中国的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中国是否象日本那样，具备了走渐进改良的现代化道路之条件？所有这些，一直成为研究者所瞩目的重要课题。
一
康、梁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的确是一种平稳而实惠的办法。若能真正达成新旧势力的妥协，切实推行新政，促使政府逐步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换，避免流血动荡，则是中国的一大幸事。然而，从当时的环境看，不能不认为，康、梁的选择是一厢情愿的。从各国变法成功的经验看，成功的变法，首先依赖于变法者握有相当强大的国家权力，构成强有力的领导变法的核心，足以同顽固守旧势力相抗衡。他们所控制的中央政府必须能够在举国上下拥有相当高的权威地位，足以将变法法令有效地贯彻下达。此外还要求社会各阶层对于变法具有比较普遍的认同及相应的心理承受力，从而具备了一个有利于变法的社会心理环境。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此。然而，当时的中国远远没有具备以上条件。中国缺乏一个握有实权的强有力的变法领导核心，缺乏一个能有效地将变法法令推行到全国的享有崇高威望的中央政府，更缺乏一个能普遍认同变法的社会心理环境，变法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失败。
首先，从中央这一层看，变法的领导核心相当脆弱，不堪一击。光绪皇帝在朝中并没有掌握到实权，维新人士又都位轻身寒。中央大权完全控制在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势力手中，权势之大，使得慈禧可以视光绪等人如同无物，随意呼风唤雨，随时可以对维新运动加以反扑。如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第四天，慈禧便可以迫使光绪免去拥护变法的大臣翁同龢的一切职务，并令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必须到她面前谢恩，同时强迫光绪任命其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率三军（甘军、武毅军、新建陆军），使其“身兼将相，权倾举朝”。同时派亲信控制京城内外及颐和园的警卫权，等等，以此来孤立光绪，阻挠变法，为发动政变作准备。这一局面，遂使变法在中央一层中首先搁浅了。维新派折腾了短短百余日后，招来了一场厄运，杀的杀，逃的逃，没有任何反击的能力。领导核心是如此地脆弱，表明变法的失败实属难免。
退一步讲，纵使变法在中央一层中没有阻力，光绪和康、梁掌握了朝中实权，在当时中国那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变法法令亦难以顺利、有效地在全国推行，达到目的。变法的成功，关键还取决于变法法令能在地方上切实贯彻实施。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要拥有相当的权威，足以使法令畅行于地方。这是各国政府推进现代化运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无论是西欧，还是俄国、德国、日本，当现代化启动之时，就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王权或中央政府。特别是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更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然而，清季的朝廷，远没有具备这种权威。“及至19世纪下半叶，现代化真正启动之时，清政府却处于江河日下的政治衰败之中，已无从扮演领导现代化的轴心角色。”（注：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8页。）自太平天国运动以后，由于地方势力膨胀，中央政府的威望已经迅速式微，长期的内外紧急形势，迫使军政财政大权从中央向地方转移，最终导致权威失落、地方割据、社会失序的大动乱局面。各省拥有实权的地方势力，各行其是，已基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全国名为统一，实为一盘散沙。政治上如此的衰败，致使清延在调集全国力量，共赴国家大事，推进现代化时，已经表现出相当的无所作为。
清廷中央控制全国局面的如此无能为力及全国的一盘散沙，表明变法即使在中央没有遇到阻力，亦难以有效地推及地方。特别是，掌握地方大政者，又大都是顽固势力。他们无论在利益上，观念上都难以接受变法。如变法中的裁撤冗员一项，将使全国成千上万的官吏失去官位，十数名巡抚丢失地方大员的宝座；废八股，“势必触及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忌。”（注：参见廓廷以（台）：《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8页。）等于断送了他们及现职官吏子弟的前程；裁绿营及命八旗子弟自谋生计，更将使身无一技之长的百余万众陷入绝境。所有这些人，构成了顽固势力坚实的社会基础，他们必欲利用对于地方局面控制的方便，千方百计阻挠变法。众所周知，变法法令下达后，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执行，余者大多采取观望、抑制的态度。如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对朝廷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答复”或“置若罔闻”，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为此，1898年8月26日，光绪颁布了一道上谕，颇有感触地叹曰：“近来朝廷整顿庶务，如学堂、商务、铁路、矿务一切新政，迭经谕令各将军督扶切力等办……乃各省积习相沿，因循玩懈，虽经严旨敦迫，犹复存观望。”（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164页。）这一局面充分说明了，变法法令要有效地推及全国，是何等艰难啊！
二
追溯文化根源，我们不能不承认，文化观念、社会心理上的保守自大及鄙视外邦是造成中国长期积弱，难以适应现代化潮流的深刻原因。沉重的文化包袱，借助顽固势力这一载体，紧紧地束缚了中国迈向现代化道路的手脚，戊戌改良夭折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此。
由于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灿烂的古代历史，中国统治者素以天朝上国自居，夜郎自大，闭关锁国。在外交上恪守“华夷秩序”，视所有外国为夷狄之邦。加上在文化上中国长期居于“输出国”地位，更使得统治者一直以为中国无所不有无所不好，甚至认为西学也是渊源于中国的，认为西方的富裕也是依赖于中国的。据载，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嘉庆皇帝由于想了解英国的情况，问大臣孙庭玉英国是否富强，孙说英国的富是因为中国富才富的，富不如中国，因为英国是靠从中国买进茶叶转手卖给其它小国才富的，如若中国继绝茶叶供应，英国会穷得无法活命（注：参见郝侠君等主编：《中西五百年比较》，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269页。）。这种文化心理，遂使中国历代统治者对于西方国家不屑一顾，更无从正视西方的先进事物以及认识到中国也有学习西方的必要。这种文化心理一直沿续到清季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仍有巨大的影响。
由于文化观念根深蒂固不易冲破，清季统治者仍基本固守华夷观念，难以适应现代化潮流。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为了维护大清江山，尽管也有“师夷长技”的实践，但一直无法越出“中体西用”的框架。观念上的束缚加上切身利害关系，致使清季当局者一直没有决心与勇气去改变现存的体制，从根本上学习西方。“一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清廷主政者之中，即使最开明的人，除去提倡仿造西洋的坚船利炮之外……绝少有人敢于倡导模仿西方制度……在当时能够掌握到相当权力的官员如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则是绝口不敢谈什么制度变革的。”（注：李恩涵：《清季同光自强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比较》。）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上说：“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行之。强弱之源，其在此乎。”由此可见，旧制一直是清季统治者无法逾越的鸿沟，他们相信中国的体制是优秀的，祖宗、圣人规定下来的体制不能改变。当然这种祖制恰好是他们从前的利益之所在。而整个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即那些本应该在回应西方挑战中有所作为的精英分子，大多数更是对外间日新月异的变化充耳不闻，沉缅在传统的精神世界里。据载，洋务运动期间，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西学书籍就很少有人问津。30年间只售出13000本。而在日本，当时就福泽瑜吉所著有关西洋文化的一部书，短时间内就销售了25万册。士大夫阶层对于西学态度如此漠然，很难想象他们能普遍接受变革旧制的思想。“中国广大知识分子，除少数象谭嗣同那样敢于提出冲决君主罗网……之外，晚清大多数知识分子无不对君权顶礼膜拜。知识分子的思想尚且如此，其它农、工、商阶层对君权的态度更不遑论及了。”（注：孔祥吉：《晚清知识分子的悲剧》，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在此种文化氛围里，欲想通过渐进的变革，冲破旧体制，兴民权谈何容易。据载，戊戌变法间，1898年8月1日，清廷为了解京官们对变法的态度进行一次民意测验，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印发给各衙门官员签注，指出哪条可行，哪条不可行。结果全部认为设议院、兴民权不可行，包括那些拥护变法与康、梁关系密切的人士如徐致靖、杨深秀、徐伯鲁等人，无不如此。
而与中国戊戌变法几乎处于同一时代的日本明治维新则明显不同。在开国之前，尽管统治者、士大夫阶层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势力也相当强大，但日本在文化观念、社会心理方面，却少有夜郎自大的成份。在历史上，日本一直是一个文化“输入国”。从公元6世纪开始日本就一直不断从发达邻邦中国输入文化，并切实从中得到巨大的好处。这就使得日本人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观念：吸收外国先进文化对日本的发展有利。因此，日本人对于文化发达的国家表现出真诚的崇敬，能虚心向其学习。据说，在近代之前，日本很多知识分子都极其崇拜中国，视中国为天朝上国，而自鄙为夷狄之邦，每以不能出生在中国而引以为憾。这样的文化观念对于促使近代以来日本积极学习西方先进事物，变法图强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文化氛围和心理环境。既然凡是外间先进的文化都应该学习吸收，而近代以来在中西方文化撞击中已显现出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更优越，那么，从向中国学习转为向西方学习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毫无羞耻可言，没有心理包袱。
因此，当鸦片战争中，素为日本所仰慕的中国败于西方后，日本有识之士便开始觉醒了。从崇拜中国转向为轻视中国、羡慕西方。认识到了中国是因为“虚骄自尊以卑视海外万国而招来大祸”。日本应该打破锁国政策，积极与各国建立关系，采西洋之学为己所用。1853年美舰叩关后，日本幕府便能迅速向世界公告：今后与外国交往“遵循万国公法进行”。自此，幕府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动适应现代化潮流。如向荷兰订购轮船，训练海军，录用通晓兰学之士，创建蕃书调所（研究兰学和翻译外交文件的机构），拔擢才智之士担任幕府要职，锐意矫正积弊等等。一些藩也开始积极采用西方技术建立炼铁厂，武器制造厂等等。而要求改革旧制，引进西方技术，发展对外贸易等，在知识阶层中更是成为一股潮流。及至1868年明治维新伊始，日本天皇便可以在国是五项誓文中，将“寻求知识于世界”确立为日本的国策。总之，文化观念上的锐意进取，促令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变法图强成为社会的主流，而顽固守旧势力在此大潮的冲击下已难有寄身之所。在此背景下行新政，显然是水到渠成了。
文化观念、社会心理上的巨大差异，使人们不难理解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及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各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在现代化启动之时，中国的负担沉重、裹足不前及日本的轻装上阵、水到渠成，其深层次的原因就在这里。这预示着，象中国这样一个“不变既久，积弊已多”的社会，“骤遇巨变，又是前所未有的世变，自无能作平坦的过渡，终须经历连串的政治革命，始能适应现代的环境。”（注：刘创楚、杨庆坤：《中国社会——从不变到巨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页。）
晚清政府的日益腐败，在现代化问题上的无所作为，终使中国有识之士越来越感到心灰望绝。于是，20世纪初，除一部分维新人士仍继续对清廷抱有幻想外，更多的有识之士走上了革命道路。
殷海光指出：“从圣化的社会走向现代化，革新是一种必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革新比革命稳当、实惠，少不必要的浪费，而且少不必要的牺牲。但是，革新如果受到太大的阻抑，就难免引起革命。”（注：殷海光：《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见罗荣渠、朱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康、梁改良主义者试图学习日本，以渐进改革的方式促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无奈他们遇到的是一个顽固、守旧而又衰败的王朝，与日本的局势实不可同日而语矣！政治上、观念上的阻抑是如此巨大，以致于碰得头破血流，认清了清王朝的本质及中国国情的前提下，选择了革命的方案。特别应该强调的是，他们在选择革命道路之前，也曾试图“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清廷，俾倡行新政”，而在改良一再受挫之后，“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注：《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52页。）正如陈天华在1905年12月所作的《绝命辞》宣示的那样，“去岁以前，亦尝渴望满洲变法，融和种界，以御外侮。然至近则主张……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⑩改良既然不成，只有革命而别无选择了。正因为孙中山等人对于当时中国积弱的深重，王朝的无药可救，深有认识和体会，深知当时的中国，除了革命别无选择，因而毅然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因此我们可以说，革命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中国通往现代化的一条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