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野中的世界历史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野论文,世界历史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2)04-0060-06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他自《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时期起一直到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都在孜孜以求的重要课题。随着当今全球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论断再次引起学术界广泛的注意。梳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发掘其中的合理内核，当是回应全球化浪潮的应有之义。
一、世界历史的形成开辟了历史发展的新时代
自从世界历史形成以后，由资本主义开辟的一体化浪潮一直没有止息，相反，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愈演愈烈，并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在马克思的作品中，“历史”、“世界历史”都是出现频率相当高的词汇。据有的学者考证，马克思是在多种意义上使用“世界历史”一词的。(注：见《杨耕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271—273页。)本文使用的“世界历史”概念特指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和扩张，世界上各民族、各国家通过普遍交往，进入相互依存状态，使世界进入整体化以来的历史。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通过对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比较，对世界历史的含义作了明确的界定：“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第89页，第114页，第276页，第114页，第768页，第255页，第89页，第81页，第114—115页，第291页，第89页，第87页。)这里，马克思是把工业化大生产以及交往活动空间范围的扩大、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以及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视为世界历史的三个基本要素来加以阐述的。其中，生产力的世界化是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内部动力，人类活动的空间范围外的扩大和民族间相互依赖性增强是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基本标志。
马克思据此断定，在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世界各民族都被卷入到“一体化”的洪流之中，这就打破了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地域狭隘性，由狭窄的民族历史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转变，因此，这个过程完全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第89页，第114页，第276页，第114页，第768页，第255页，第89页，第81页，第114—115页，第291页，第89页，第87页。)他强调说：“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的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页。)
世界历史形成于资本主义时代，它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物。在此之前，历史是各个地区、民族相对孤立地发展的历史。当资产阶级刚刚取得政治上的控制权、他们所崇尚的技术理性正在大化流行的时候，马克思就敏锐地注意到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所必然带来的全球化趋势，以及将给世界格局带来的巨大的变化，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重要命题。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首先肇始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强劲发展。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必然造就资本主义的大工业，而“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成了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第89页，第114页， 第276页，第114页，第768页，第255页，第89页，第81页，第114—115页，第291页，第89页，第87页。)商品流通的加速和工业资本的聚集，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使世界市场和与此相关的“生产的国际关系”得以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第89页，第114页，第276页，第114页，第768页，第255页，第89页，第81页，第114—115页，第291页，第89页，第87页。)
物质生产是如此，世界版图及国际关系的变化也是如此。随着大工业生产和世界市场的建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自然形成”的“自给自足”和“关闭自守”的孤立状况被打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关闭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第89页，第114页，第276页，第114页，第768页，第255页，第89页，第81页，第114—115页，第291页，第89页，第87页。)世界各国和各个民族将在各方面形成一个相互往来、相互依赖的整体。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第89页，第114页，第276页，第114页，第768页，第255页，第89页，第81页，第114—115页，第291页，第89页，第87页。)这表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阶段的必然产物，在这个阶段，世界被逐步整体化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可见，世界历史的形成有其必然性，它使国际分工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世界因此而进入了全方位的普遍交往和融合发展的新时代。
二、世界历史理论与历史发展道路
马克思一直在寻求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道路，他在不同时期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这说明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理解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一)单线发展论的局限。
马克思在早、中期的有关论述中，认为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唯一途径是消灭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使世界各国(包括东方社会的各个国家)纳入资本主义轨道，进入一体化的世界历史，并由此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单线的发展观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下述名言中：“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第33页。)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客观的、自然的历史过程，不同社会形态的演进正是这一客观规律起作用的结果。按照马克思的分析，“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可以看作社会经济形态的几个时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第33页。)而且，人类社会只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才能创造条件结束人类历史的动物时期，从人类的“史前时期”进入真正的人的历史，历史发展中的这个过程对一切国家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可见，马克思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出发，断定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五种社会形态的演替，其中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建立标志着人类社会史前时期的结束，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是由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不可逾越的唯一途径。
由于马克思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线形决定论视为衡量历史发展的单一价值尺度，将世界历史的现实视为唯一可以接受的存在，所以，他在讨论东方社会发展问题时采取一种明显的代价论的立场。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一个不可跨越的阶段，东方社会要进入世界历史，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西化或资本主义化，在这个前提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东方国家的侵略和掠夺，虽然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对英国在印度的侵略与掠夺是持保留态度的，文中这样写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第89页，第114页，第276页，第114页，第768页，第255页，第89页，第81页，第114—115页，第291页，第89页，第87页。)在另一篇文章中，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甚至持明显的贬斥态度，他认为，由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迫使其他国家和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实际上，资产阶级“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第89页，第114页，第276页，第114页，第768页，第255页，第89页，第81页，第114—115页，第291页，第89页，第87页。) 显然，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道路上，马克思把五种社会形态的交替演进视为不可逾越的 发展阶段，忽略了人类交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将历史发展中人、人道主义 的价值标准放到了一个不适当的位置，这表明马克思当时的思想和视野都受到欧洲高度 发达的文明程度的影响，其中具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论”的烙印。
(二)跨越“卡夫丁峡谷”。
马克思在晚年对历史学和人类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创立了东方社会理论，提出了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问题。
世界历史形成之后，社会发展中的“跨越”现象才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世界历史所造成的“一体化”洪流，使各个民族或国家不可避免地受到它的影响和制约。马克思具体分析了俄国公社制度的先进性，指出“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页，第435—436页。)而且，俄国公社“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页，第435—436页。)
正是在世界历史的进程的影响下，在北美洲、大洋洲、非洲乃至东欧，各民族、各国家都从当下的社会形态直接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有的甚至直接跃进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形态。马克思概括了资本主义产生的三条道路：(1)从封建制度的“衰亡”中产生；(2)从奴隶制或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3)从原始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其中，第一条道路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的道路，也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典型道路，第二、三条道路则是在世界历史影响下形成的。没有世界历史的“一体化”洪流的冲击，从奴隶制的“解体”和原始公有制的“崩溃”中决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制度。社会发展中的“跨越”现象成为一种可以重复的现象，成为解释社会加速发展的客观规律。
更具直接现实意义的是，由于世界历史的影响，东方一些较为落后的国家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是被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强行纳入世界历史的发展轨道的，资本主义列强在入侵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新式工业”和生产关系，并使中国社会内部积聚已久的矛盾加速走向激化状态。因此，“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因此，对某一落后国家革命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第89页，第114页，第276页，第114页，第768页，第255页，第89页，第81页，第114—115页，第291页，第89页，第87页。)正是由于在世界历史背景中所产生的内在矛盾，再加上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就成为不可遏止的历史潮流。
(三)“中心——卫星”式的世界格局。
马克思认为，虽然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但它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其结果是形成了“中心——卫星”式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各“卫星”国处于畸形的历史发展状态。马克思在这里用明确的理论形式确立了东方及其他落后国家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中的地位。
正是因为开拓了世界市场、世界历史，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显著特点，就是它“具有国际的性质”，“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马克思分析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国际范围内的发展状况，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功能过剩，大大促进了向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的行为，这样，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国际分工就形成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区。这是一个“中心——卫星”式的经济体系。换言之，就是工业化国家是“中心”，为“中心”发展工业服务的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是“卫星”。恩格斯曾形象地指出：“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3页。)
国际市场的交换实际上是一场不平等的交换，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马克思注意到“处于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代价换回较多的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5页。)马克思辛辣的指出：“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页。)
不难看出，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心——卫星”式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种种血腥、残忍和不平等的手段，对卫星国进行剥削和掠夺，使本来就落后的卫星国失去了发展的生机。从马克思时代到当今世界，虽然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不断改变瓜分世界市场的形式，但它通过更高形式的国际分工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掠夺，力图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其他国家，并试图将这些国家置于自己的从属和附庸地位，这种本质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方法为我们今天研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背景。
三、历史发展与价值关怀
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理论，当然不只是处于一种历史视野或某种理论概括的需要，而是有着重要的实践参照和价值关怀。
世界历史的形成固然是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但世界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却不仅仅属于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形成的初期，由于资产阶级拼命开拓世界市场，使一些狭隘的、封闭的民族、国家以及个人进入到文明的、开放的世界市场体系中，但是，处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个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相反，“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到为世界历史性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第89页，第114页，第276页，第114页，第768页，第255页，第89页，第81页，第114—115页，第291页，第89页，第87页。)人的生产和劳动因此而产生了异化，日益受到外在的异己力量的支配。在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的过程中，人的异化是无可避免的历史命运，就连资产阶级自己也摆脱不了异化这种困境，他们之所以风尘仆仆奔走于世界各地，同样是受外在的异己的利益所左右。
所以，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必须进一步深化，以尽快走到它的逻辑终结。他提出，要将世界历史的发展与人类的解放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世界历史的完成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统一起来。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历史进入“世界历史”后，才产生了“世界历史性的”、负有独特使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并成为“解放全人类”的物质力量。“当每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他那里民族的独特性已经消灭。”(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第89页，第114页，第276页，第114页，第768页，第255页，第89页，第81页，第114—115页，第291页，第89页，第87页。)同时，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也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了高度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条件，世界历史的完成，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这个历史进程，对各民族来说，需要通过各民族“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第89页，第114页，第276页，第114页，第768页，第255页，第89页，第81页，第114—115页，第291页，第89页，第87页。)对于个人来说，“每一单个人的解放的进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第89页，第114页，第276页，第114页，第768页，第255页，第89页，第81页，第114—115页，第291页，第89页，第87页。)因此，单个人的真正解放，世界历史的最后完成，就是共产主义的到来。“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才能存在，就象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的存在才可能实现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第89页，第114页，第276页，第114页，第768页，第255页，第89页，第81页，第114—115页，第291页，第89页，第87页。)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无论从出发点还是归宿，都是与对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命运和全人类的命运的关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处处都充满了价值关怀和历史使命感。
无庸置疑，世界历史的形成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使人类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也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整合与创新，从根本上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与发展。但是，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和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肯定全球化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切不可忽视其消极的作用。就现实的发展而言，全球化的运行规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制定的，因此，经济全球化更青睐西方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则由于种种原因，不仅难以获得全球化的经济利益，而且容易受到全球化所形成的国际市场的冲击，不仅要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挑战，而且要面对全球化所造成的政治、文化挑战。
四、世界历史与全球化浪潮
一个思想家的某个理论，有时往往在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后，才会显露其内在的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是古今思想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是如此。回顾世界现代史和现代思想史，我们发现，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不仅成为西方世界众多有良知的学者进行现实批判的理论背景，而且对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个多世纪以前，当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理论时，资本主义制度刚刚走出“羊吃人”的阶段，迈入高速稳定的发展时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否建立新的工业体系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命攸关的问题。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不可能从容地继续下去了，越来越多的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到普遍交往的行列之中。世界各国在经济交往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政治交往、文化交往，不仅开拓了世界市场，而且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世界历史的形成标志人类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今，这一历史阶段仍然在发展当中，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导致了规模宏大的世界市场国际联合体，以及物质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的全球循环，世界历史、世界市场的整体化已将世界变为更为紧密的“地球村”的现代模式，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世界体系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现代化是不是“西化”和“资本主义化”的问题，仍然在付诸理论探讨和实践检验，一批有良知的西方经济学家如华伦斯坦等人，哲学家如马尔库塞、德里达、杰姆逊等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和解构时，仍在充分运用马克思当年所提供的理论框架。这一切都说明马克思的理论勇气、睿智的远见和世界历史理论的长远生命力。
世界历史表明，只有善于开放、交往和综合的民族，才有机会走在世界前列。古希腊只是一个沿海的小民族，他们之所以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不朽的足迹，就在于他们善于开放和交往，善于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中国的历史也是这样，中国封建社会在唐、宋时期之所以繁荣兴旺，就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有一定的开放性；而恰巧在世界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开始了近200多年的闭关锁国的历史，从而导致了“历史倒转”的可悲现象，最终被西方列强“强行”拖入世界历史的运行轨道，其双重效应在于，一方面，它破坏了封建经济的坚持，造就了“新式工业”，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长期处于一种畸形的、不完备的、落后的状态。
显而易见，在经济落后的中国，要想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仅仅指望“单独开始”“从头进行”显然是不行的，若果如此，也只能等距离地追赶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最终仍然处于落伍者的地位；同时，现代化已不是一个民族性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性概念，而是一个世界历史的概念，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不是拿本国现在的水平同过去的水平相比，而是同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相比。此外，按照邓小平的观点，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要真正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对外开放，自觉走进世界历史的行列，做合格的“世界公民”。
世界历史延续到今天，的确向中国人提出了做世界公民的要求，同时也为我们思考地球上的问题提出了进行新的反思的任务。比如说，全球化浪潮来势如此之猛，它会不会将“世界哲学”的课题也提上议事日程?不管怎么说，美国哲学家Archie.J.巴姆的一番话对我们还是很有启迪的：“世界哲学应当设法回答那些对所有的个人和所有人民来说都是可接受的而且是真实的哲学问题”“世界哲学不仅要关注与个人和人民有关的普遍真理，而且要关注在不同文化传统中已被确认取得了某些真实结论的主张。”(注：A.J.巴姆：“who is Responsible world philosophy?”，印度Darshana杂志，1990年第1期。)抑或有关世界哲学的主张，已像某些哲学大师所宣称的那样已经在他们那里得到实现?也许在这个热闹嘈杂、人声鼎沸的地球村里，世界哲学的主张永远只是一个梦想，但不管怎样，在可以想见的未来，这仍将是作为人类的我们不能回避的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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