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生活经验与现代国民意识的凝成——以《四世同堂》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时论文,国民论文,意识论文,经验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0)06-0057-05
《四世同堂》是一部创作于40年代后期的巨作，按老舍的说法，这是他“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①，而我们多年来也一直将它读作一部“被征服者的愤史”②，或一曲沦陷区人民反抗侵略的“正气歌”，这自有其不易的事实根基。但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其蕴含往往都经得起一读再读。重读《四世同堂》不难发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的最可注意之处，除了人们熟知的爱国主义，还有作者有关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问题的一系列深入表现和思考。深入地分析这一切，将是本文的任务。
一、现代中国“国民”意识的复杂性
《四世同堂》是一部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作品，但小说一开始，表现的却是一个老派市民的处事态度和生活哲学：
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在他的壮年，他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入北京城。后来，他看见了清朝皇帝怎样退位，和接续不断的内战……战争没有吓倒他，和平使他高兴。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地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即使赶上兵荒马乱，他也自有办法：最值得说是他的家里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这样，即使炮弹在空中飞，兵在街上乱跑，他也会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
所有读过小说的人，大概都会记得它这个开头。从这里，你可以读出很多东西。无论是祁老人的自私、愚昧、保守，还是他的淡定、善良、平和，都有着充足的文化内涵，都值得从“国民性”的角度去深入的挖掘。然而，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我们从这里看到的，还有他作为一个“国民”意识的含混和身份的可疑。“七七抗战那一年，祁老太爷已经七十五岁。”虽然卢沟桥的炮声也引起了他的不安，但在意识的深处，对于即将到来的民族危机他毕竟浑然不觉。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总以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什么灾难，到三个月必定灾消难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他及孙媳韵梅的意识中，到底也难弄明白“日本鬼子到底要干什么”。虽然书中明明白白地说他是个“公民”③，但从同时的种种迹象看，其实说他是一个天朝大国的“子民”或“顺民”或许更为合适。
不适用于祁老人的概念，同样不适用于他的多数邻居。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像祁老人这样的反应在他的家庭及小羊圈胡同的居民中也并不显得稀奇。一个例证是：当上着大学的瑞全向他的大嫂讲述抗日的道理时，善良的大嫂却劝他“反正咱们姓祁的人没得罪东洋人，他们一定不能欺侮到咱们头上来！”再一个例证是：“儿子天佑是个负责任的人，越是城门紧闭，他越得在铺子里”；而病病歪歪的儿媳妇担心的则是“万一自己在这两天病死，而棺材出不了城”；第三个例证是：“祁丰和他的摩登太太一向不注意国事，也不关心家事；大门既被祖父封锁，只好在屋里玩扑克牌解闷”。更多的例证是：除了祁家，小羊圈胡同的其他大部分居民，对此一开始也是抱有一种令人难堪的懵懂。先不说在冠晓荷、大赤包、瑞丰、蓝东阳等败类的眼中，日本侵入中国这样的事，一再被视为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的又一次的“改朝换代”，被视为他们的时来运转、升官发财提供了又一次的机遇。就是在一般正派市民的心中，亡国的哀痛，也常被纳入某些传统生活经验的范畴去理解。北平陷落那一天，李四爷立在槐荫下，声音凄惨地对大家说：“预备下一块白布吧！万一非挂旗不可，到时候用胭脂涂个红球就行！庚子年，我们可是挂过！”在知识分子看来，标志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事件，在一般市民心中，似乎仍不过是中国历史上一演再演的又一出兵荒马乱而已。
更令人深思的还有这样一段情节：钱先生开始宣传抗日时，起初曾去找过一些帮会，但他很快发现，不论黑门、白门，除了他们自己的“道”与“义气”，再无是非之分，更不用说什么民族大义：“他们说日本人很义气，没有侵犯他们，所以他们也得讲义气，不去招惹日本人，他们的义气是最实际的一种君子协定，在这个协定之外，他们无所关心——连国家民族都算在内。他们把日本人的侵略看成一种危难，只要日本人的刀不放在他们的脖子上，他们便认为日本很讲义气，而且觉得自己果然得到了保障。”“私义”超越了“公义”，“君子协定”的约束力压倒了国民责任。它不但使人想起《三国演义》中华容道的一幕，想起贯穿《水浒传》始终的“忠”与“义”的冲突；而且也使人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前现代性质，以及像瑞宣、瑞丰、钱先生这样的中国现代知识者的一种孤独。
当然，这并不是说《四世同堂》中就没有“国民”意识，更不是说中国社会缺乏爱国主义的传统。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常有“位卑常为天下忧”的意识，虽然通常情况下对“国”事并不怎么措意，但每逢危难袭来，却也有一种来自传统的“气节”激励着他们舍生取义。每到危难时刻(所谓“时穷节乃现”)，文天祥《正气歌》中所表彰的一切，都会成为这个民族的精神支点。钱默吟是一个一向“不大问国事的人”，然而侵略者一来，他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毁家纾难的道路。北平陷落的当天，瑞宣像个热锅上的蚂蚁，“他想起文天祥，史可法，和许多许多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想起杜甫在流离中的诗歌”。受“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就是平常的小民百姓在遭逢异族入侵时，也都会他们的同仇敌忾思想。不可否认的是，《四世同堂》中的一些人，包括像孙七、小崔、长顺这样的体力劳动者，也都有着他们的鲜明的民族爱憎。然而，考虑到他们所具有之“国民”意识的复杂性，这一切也更宜从传统民族意识及道德操守的角度，而非现代“国民”义务的角度去理解。
简单地批判中国人愚昧或国民意识贫弱是无意义的，因为问题的根源其实不在“意识”，而在“存在”，在生活中那无法漠视的国、民关系现实。国民意识的形成，并不仅仅是一个认识或教育问题，而更有文化的、政治的乃至经济的根源。中国人国民意识的淡薄，首先与传统中国的国家理念有关。众所周知，传统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历史，而且本土文明的主流也从未中断的共同体，但却从来都不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传统中国的生活世界及其想象，一向以“天下”和“家族”为重心，而缺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及“国民”观念。《四世同堂》第一页清楚地写着，在祁老人的意识中，“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天底下”这三个字，说来也许无意，但却很能说明问题。梁漱溟说：“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此外便多半轻忽了。”④由于王朝政治中的“国家”，终不过是一家一姓的“江山”、“社稷”，与国家有关的一切，在人民生活中并不占有太重要的地位。尽管中国传统中一直有“天下为公”的理念，有“以民为本”的思想，却始终没有产生出现代意义上的国民国家(nation)意识。“天下”固然可以“为公”，但“国”一向是和一家一姓之“私”联系在一起的⑤。在这种“天下观念”笼罩之下，中国传统国家的构建，虽然也讲“以民为本”，却一向未曾考虑过诸如国民权利、“人民当家做主”一类的问题。如果一定要说古代中国也有某种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对应的东西的话，那也更多是一种以“华夷之辨”为中心的文化保护主义，而非现代意义上全体公民的政治—经济利益共同体。虽然这种以“文化”为本位，而不以“国民”为本位的国家意识，近些年来，很得到一些人的称赞。从80年代中后期起，就有很多人乐于谈论“文化中国”的理念，谈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社会文明观。这固然是很伟大的理想，从积极的一面看，确能成为中国文化“边缘活力”与“中心凝聚力”的源泉；但从另一面看，却也容易导致对具体的“国民”权利的忽视，同时也可能为民族斗争失利时的妥协退让留下了余地，甚而造成历史记忆中的健忘和社会道德意识的混乱。在文明的名义之下，国家所应担负的保护“国民”的义务常常被抽空。鲁迅说：“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与金，献与元，献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⑥。有了这样的现实，再加上中国历史上频繁发生的改朝换代、异族入主，无形中所造成的“胜者为王败者贼”的暗示，传统中国的老百姓之不具有我们期待中的国民意识，岂不是很自然的事？而这或许也正是在《四世同堂》的那些败类，如大赤包、冠晓荷、李东山等看来，日本侵入中国这样的事，不过是又一次的“改朝换代”；在祁瑞丰看来，“科长—汉奸！”是“两个绝对联不到一处的名词”；在丁约翰看来，无论战前、战后，只有“英国府”才是他应该效忠的天庭的最深的思想根基。
历史地看，中国现代国家观念与现代国民身份的确立，同样是一种现代建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既非古代中国的自然延续；现代意义上的国民，也非“一国之民”的简称⑦。“海通”以来，“天下”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展，人们渐渐知道，我们从前所谓“天下”，仍不过是一个“国家”。同时，随着社会契约论等资产阶级宪政民主思想的传入，人们对国、民关系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倡言“天下为公”的孙中山，继承的是《礼记》的思想，表达的却是一种现代国家理念。受种种因素的刺激，近代以来的中国，越来越倾向于自觉地将自己纳入一种以“民族国家”(Nation)为基本单元的世界秩序。中国虽然还是中国，但其所包涵的意义却已与前大为不同。而这也就必然带来了国家在与国民关系问题上的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正式将自己纳入这一新的世界体系，然而在社会的普遍意识和制度设计中，这种国民国家的特点却并没有落到实处。民国的“官”，虽然有“公仆”之称，实际仍是掌握着人民命运的“老爷”；民国的“民”也仍然还是完粮纳税服役的“顺民百姓”。也正因此，革命后的一段时期内，社会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鲁迅说：“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欺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⑧；老舍小说《我这一辈子》里的老巡警也说，“大清国改为中华民国了。……据说，一改民国，凡事就由人民主管了；可是我没看见。”《离婚》里的小公务员老李则说：“公事就是没事”，“只有一样事是真的——可恨它是真的—和人民要钱。”⑨尽管在社会的上层——特别是知识阶层中，传统的文化中国意识逐渐为近代“民族国家”意识所取代，但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这个“国”的意义仍然相当模糊。而所有这一切也决定了，截至抗战发生时，现代中国的国民意识，也还是更多存在于社会精英及受他们影响的年轻一代身上。以致战争爆发之际，国家很大程度上仍然只能依靠传统士大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一种理想，唤起“国民”的爱国热忱。
二、战时生活经验与现代国民意识启蒙
1937年爆发的全民抗战，对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而言，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件。战争一开始，上到国家领袖，下到一般知识分子，都不仅将其看作是一场抵御外来入侵的战争，而且看作是一次民族新生的机遇。朱自清说：“抗战以后，我们的国家意念迅速的发展而普及，对于国家的情绪达到最高潮。……抗战以来，第一次我们获得了真正的统一；第一次我们每个国民都感觉到有一个国家——第一次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中国是自己的。”⑩即使在《四世同堂》这样的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正是日本的占领，在让所有的正派人感受到亡国之耻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对于国与家的认识。即此而言，《四世同堂》那个著名的开头的结构意义，就在为突出小说的主题，即抵抗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怎样唤起国民意识的自觉，怎样使“国”与“民”的关系变得休戚相关，怎样使“家”在新社会构造里获得一种新的意义，提供了必要的铺垫。战争一开始，祁老人又一次习惯性地用装满石块的破缸顶上了家门，但他很快发现，随着国土的沦亡，这一次的“家门”其实是用什么也无法顶住的。北平的沦陷不但使他的“四世同堂”之梦变得残破，而且也使得他的一家不得不去面对更多从前难以想象的日常生活艰辛。一向守“规矩”的生意人祁天佑在饱尝“想做奴隶而不得”的苦楚的同时，忽然发觉“国和他的小小的生意是像皮肉那样的不可分开”；高第、桐芳也因其个人生活的关系，体会到了“原来每个人的私事都和国家有关”。《猫城记》预言的“在亡国的时候才理会到一个‘人’与一个‘国民’相互的关系是多么重大”(11)，到《四世同堂》中顿然变得现实起来。
在现代中国，说到“家”字，牵系起的往往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意义系统。传统中国的社会，一向以家庭为中心。传统之“家”，既是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单元，又是社会伦理的最后根基。传统中国文明的强固，也与这种以“家”为原型的社会构造有着很大的关系。然而，进至现代，这一切却不可避免地构成了与民族国家(Nation)的冲突。“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着眼于“家”的社会功能，一直致力于对它的解构和批判。在年轻时代的巴金看来，“家”的功能无异于牢笼，青年一代只有从中逃离出来，才能获得真正的人生。这是个性解放的要求，也是“民族国家”建设的要求。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学者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叙述的是一个‘破家立国’的过程”(12)。
《四世同堂》一开始所做的，仍是对家族文化的批判。但批判的重点已与从前有很大的不同。祁老人的保守，瑞宣、韵梅的牺牲，瑞丰夫妇的自私，天佑太太的体弱多病，天佑夫妇的谨小慎微，瑞全的青春朝气与离家愿望，小说对这个四世同堂之家的描绘，一开始颇使我们感到它与《家》的类似。然而，如果说巴金当年对“家”的控诉，表达的主要是一种个性解放、人性解放的要求，老舍对“四世同堂”的嘲讽，则更多在它对一个“国民”尽忠国事的妨害。像对《激流》中的高觉新一样，“家”的存在对瑞宣同样是一种令他感觉异常复杂的东西，正是它的存在，使一心想履行一个现代国家“国民”责任的他，在思想与行动上均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明知道应该奔赴国难，可是还安坐在北平；明知道应当爱国，而只作了爱家的小事情。”众所周知，在中国现代家族小说中，一直存在着一个聪明、善良而又性格懦弱、优柔寡断的人物形象谱系，像《家》里的高觉新，《北京人》里的曾文清，《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慰祖等。这些人多半都是一个家庭的长子，既有思想，又有责任感，但又承受着大家庭生活的种种不幸和压力，作者写他们，往往也都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家》里的高觉新，既被当作是旧家庭制度的受害者，又被当作是这个制度的“帮凶”。《四世同堂》中的瑞宣，也属于这样一个人物谱系，不同的只是，已全然没有一点“帮凶”的味儿。像高觉新一样，瑞宣的性格同样是矛盾的。自战争爆发以来，他的精神就始终处于一种不断的自责中，既痛恨那些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和理想的人，又痛恨自己的优柔寡断。然而，道德理想主义终究还是战胜不了现实的难题，面对着老的老、病的病、小的小一家人的生计，心理上的自责并不能转变为行动上的果决。在这些地方，我们不但看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背负的过于沉重的精神负担，而且也看到了他们所面对的生活压力。虽然具体的生活情状不同，但这里的祁瑞宣同样也很让人想起《寒夜》中那个更为无力的汪文宣。对瑞宣们的理解，不能只从其性格角度，而更应从中国现代“国家”与“国民”关系的角度去理解。瑞宣是复杂的，却是深刻的，是优柔寡断的，但也是负责任的。对于这一切，老舍当然都是了解的。然而，即便对他充满了同情与理解，作者对他优柔寡断的性格仍然持一种批判态度。因为按作品的逻辑，战争要求于国民的只是一个决断，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四世同堂》钱诗人的形象虽然并不比瑞宣更真实、更深刻，但却更使作者倾心的原因——他的毁家纾难，他的义无反顾，却更接近于战时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期待。“我丢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旷新年认为钱默吟的这种话语“充分体现了家族与国家对于个人的这种争夺与控制”。可以说这也是贯穿《四世同堂》始终的一种争夺。显而易见，就年轻的一代来说，争夺的主动权已完全握在了国家的一边。
小说第5节写瑞全的理想：
被压迫百多年的中国产生了这批青年，他们要从家庭与社会的压迫中冲出去，成个自由的人。他们也要打碎民族国家的铐镣，成个能挺着胸在世界上站着的公民。……他把中国几千年来视为最神圣的家庭，只当作一种生活的关系。到国家在呼救的时候，没有任何障碍能拦阻得住他应身而至；像个羽毛已成的小鸟，他会毫无栈恋的离巢飞去。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家族主义批判，一直致力于瓦解传统社会以家族为中心的基本结构，并试图通过这种解构，变“家人”为“国人”。在意识形态中，这种努力显然是成功的。但只要一进入实际生活的领域，则它的效果或许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突出。实际的情况是，要想真正降低“家”在生活中的意义，决不像鼓励青年一代叛逆、出走那么简单，因为它最终不取决于思想，而取决于“国”之能否真正取代本来由“家”所承担的那一份对社会成员的责任。就此而言，“五四”式的反家族主义，在实际中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问题。
中国人“国民”意识的淡漠，也和它的社会构造有关。传统的中国社会，既乏现代意义上的基层组织，也乏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体制，社会秩序的维系，除了有赖“王法”、“天理”——也就是一种主要由道德意识构建而成的政治—伦理秩序，更靠家族的力量，以及像李四爷、金三爷一类的人，甚或钱先生接触过的那些半黑半白的帮会。在通常情况下，这种秩序是有效的，但一到民族生活遭逢危难，则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民国的建立，并未使情形有大的改变。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始终都没来得及建立起一套有力的基层组织(13)。《四世同堂》中与小羊圈胡同居民相关的国家力量，便始终只有一个白巡长。像老舍作品中大多数巡警一样，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不过，其职责的重点，与其说是维护社会公义，还不如说是征收捐税。早就有学者注意到，在《我这一辈子》《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等作品中，老舍塑造了一系列的巡警形象，“一般(作家)着重于巡警的‘爪牙性’，老舍先生却着重于爪牙身上那点未泯灭的人性和人味儿”，“虽然也揭示了他们秉承上司意志，欺压平民百姓的一面，却又写到他们还有瞒上而不欺下，为街坊邻里排忧解难，甚至与他们相濡以沫、共同受难的一面”，这也一再被当作老舍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一个例证(14)。但这种描写的更具启示性的意义，其实倒在它从一个很有意思的层面展示了中国现代社会组织的一个特点。
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问题的复杂性，始终在于其缺少一个作为基础的市民社会。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进步，也体现在商会一类社会组织的出现，然而，由于近代以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曲折、缓慢，这一直都是一种不够强大、不够发达的组织。此前，商会出现在茅盾等作家的笔下，也往往更像是一个替军阀筹款，帮他们剥夺压榨中小商业者的工具，而很少让人感觉到这里也潜藏着发展出某种近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希望。然而，对《四世同堂》中的祁天佑，在寻常的岁月里，商会的存在却成了像他这样的小商人唯一可以求助的社会组织。“天佑对国事不十分清楚，而只信任商会，商会一劝大家献捐，他就晓得是要打仗，商会一有人出头维持治安，他便知道地面上快消停了。”“在军阀内战的时代，他经过许多不近情理的事。但是，那时候总是由商会出头，按户摊派，他既可以根据商会的通知报账，又不直接的受军人的辱骂。”日本的侵入同样打乱了这种秩序，“他既被他们叫作奸商，而且拿出没法报账的钱。他一方面受了污辱与敲诈，还没脸对任何人说……”这情形，真让人想起鲁迅那段著名的话——“想做奴隶而不得”！
《四世同堂》是一部批判家族生活的小说，但随着故事的开展，当国土沦亡，国家无力保护“国民”的时刻，原本被批判的“家”却出乎意料地显出了一种积极的意义。对瑞宣是“家累”的家，对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却更像是一个避风的“港湾”。瑞宣的不自由，固然令人遗憾，但对这一家人来说，如果没有他的忍辱负重，就很难度过战时生活的危难。瑞全——甚至刘师傅，也不可能那样断然地逃出北平投身抗敌的事业。写作《激流》《家》《春》《秋》)时的巴金，表达的主要是他对旧家族制度的“控诉”，然而，他在这一时期写作的《爱尔克的灯光》《憩园》《寒夜》一类的作品中，我们却读到了他对故园、对家庭、对“祖父”，甚而对曾经的“败家子”的一种复杂感情流露。而在《四世同堂》中，作为一家之长的祁老人，非但不像封建专制主义的一种象征，反而更像是这个家庭的守护神。饶有意味的是，故事开始于对祁老人“四世同堂”之梦的善意的嘲弄，却结束于一桩婚姻的缔结和一个孩子的出生。联系这一切，或许更有助于我们认清这时代意识转变的脉理。
三、战时生活塑造的“国民”意识的局限性
战争对传统之“家”的毁坏，确然使一些人从它的束缚中释放出来，成为保卫“国家”，构建新的社会的能动力量。瑞全的故事，钱诗人一家的故事，高第、桐芳、刘师傅、孙七、小文的故事，莫不在向我们讲述着这一点。不过，仍需注意的是，通过抗战所获得的这种“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仍然是有局限的。中国现代国家的建立，直接由王朝国家蜕变而来，由于中间缺少近代市民社会的形成这样一个环节，在有关“国”、“民”关系的一些问题上，一直存在一些模糊不清的东西。现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和国、民关系想象，固然有现实的、理性的基础，但也历史地融入了不少宗教的、诗意的成分(15)。而老舍的国民—国家意识，也就始终徘徊在对某种宗教性的献身精神的强调，与对“国”“民”关系事实上存在的分隔的深度疑虑之间。
20年代初，南开中学教书时期的老舍，就有过所谓“负起两个十字架”的说法。像一些研究者所注意到的，这种说法中的宗教意味，一直影响到后来很长时期后老舍关于国家的看法(16)，然而，必须同时看到的是，老舍这时所说的献身对象，还非笼统的国家，而更直接体现着它的现代本质的东西，即“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17)。进入30年代，随着“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国民关系中“国”所寄望于“民”的一面被更突出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猫城记》末尾写到猫国灭亡与小蝎等人的死，云：“与国家同死或者不需要什么辩论？民族与国家，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种管辖生命的力量。这个力量的消失便是死亡，那不肯死的只好把身体变作木石，把灵魂交与地狱。”但即便如此，只要一进入的具体生活，则“国民”际遇的不同，仍会使人感觉愤懑。《我这一辈子》中的巡警，看到宅门里的小姐少爷去上学，想到自家孩子的不同命运，不禁自问“孩子不都是将来的国民吗？”
民族战争的爆发，一定程度上暂时地遮蔽了人们对于国、民关系中的种种疑虑。抗战之初，应回教救国会之邀，老舍与宋之的合作，写过一部名为《国家至上》的剧作，宣称“在‘国家至上’的原则下，个人间的仇恨算了什么？宗教间的隔阂算了什么？‘我们都是中国人’”。同时认为，“爱你的国家与民族不是押宝。……而应是最坚定的信仰。文艺者今日最大的使命便是以自己的这信仰去坚定别人的这信仰。”(18)在《四世同堂》中，他又借钱先生的口说：“我是向来不问国家大事的人，因为我不愿谈我所不深懂的事。可是有人来亡我的国，我就不能忍受！我可以任着本国人去发号施令，而不能看着别国的人来作我的管理人。”出于战时生活的特殊需要，《四世同堂》中的“国民”意识，侧重表现的也是“民”对于“国”的情感和义务，而较少涉及“国”对“民”所应担负的责任，更遑论“民”对于“国”所应享的权利。钱默吟那一番花与树的比喻，虽然相当动人却很难说表达的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国民”意识。从他的唯美想象，从他的诗性比喻，固然可以看出他对国家的深厚感情，但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暴露出他对“国”“民”关系中一些更为现实的东西的无视或回避。因为根本上说，“国家”的意义，并不在于为个人的精神生活提供一个宗教性的献身对象，而在于为“国民”生活的自由与幸福提供一种坚实的屏障。作为一种战时意识形态的“国家”、“国民”理念，强调的多是“民”对于国的情感皈依和责任、义务，而很少考虑，“国”对于“民”所应尽的责任及“民”对它所应享之主权。《四世同堂》在有关国家的认识上所强调的仍然是情感性、宗教性的一面，这当然有着复杂的意义。1936年，在《半夏小集》一文中，鲁迅就曾这样告诫人们：“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19)看看前面引录的钱默吟的话，你不得不惊讶，鲁迅先生先前的担忧，的确非杞人忧天。
《四世同堂》有关“国”“民”关系问题的这种看法，直接影响到了老舍四、五十年代之交的人生选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他人生悲剧性的某些方面。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完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人健全的“国民”意识的获得，最终有待于国家在公民社会建设上取得更关键的突破，有待于“民”对“国”的主权的彻底实现。熟悉历史的人都了解，这一切很快成为战后民主运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建设的重要主题。不过，由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许多问题的解决却一直延宕到了今天。在本文中，我们将现代国民意识的凝成与抗战所带给人们的一切联系在了一起，但一种真正的现代国民意识的形成并非这样简单，从《四世同堂》中钱先生这段话，到《茶馆》中常四爷的追问“我爱咱们的国，可谁爱我呢？”老舍的“国民”意识再一次发生了一些重要的转变。深入地分析老舍五、六十年代创作中的国家观念与国民意识，也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不过，这都是后话，这里暂可不说了。
注释：
①老舍.八方风雨.舒乙编.老舍散文精编[M].漓江出版社，2003：293.
②吴小美.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评老舍的《四世同堂》[J].文学评论,1981，(6).
③“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公民通常是指具有一国国籍，根据该国宪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个人。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公民是指有权利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人。”何增科.公民社会是否就是“公民的社会”[N].解放日报，2006-9-11(理论版).
④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学林出版社，1987：167—168.
⑤也正因此，才有顾炎武所谓亡国、亡天下之辨。《日知录》卷十三：“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⑥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24，227.
⑦对此，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有着相当精辟的论说：“人们处在国王或领主之臣下的国家里，是不存在所谓Nation的。Nation乃是通过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市民而形成的，而且Nation也无法还原为民族。……民族(ethnic)是亲族和族群的延长，乃建立在血缘与地缘上之共同体……所谓Nation应该理解为由脱离了此种血缘地缘性共同体的诸个人(市民)而构成的。……在封建或极权主义国家也不会有Nation的存在，因为Nation的成立是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这样的等级制度得到民主化之后。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成立后，人们将以往的历史也视为国民的历史来叙述，这正是对Nation起源的叙事。”“Nation在日语中译为国家或民族，但近年来又译为国民，因此所谓nation state则译成了国民国家。我觉得‘国民’这个译语不好，听起来有‘国家之民’的感觉。”其实，柄谷以为听上去不好的“国民”，完全可以译为“民国”，这不但符合nation state的词义，而且对中国来说，这也刚好是它在辛亥革命后建立的现代国家名称的一部分。可以说，在“民国”这个词语中，曾经寄托了一种始终未曾实现的现代国家理想。民国是国民(或公民)通过民主方式组成的共同体，国民是民国的主人，这个道理显而易见。然而，在实际中，“国民”也的确像柄谷担心的那样被长期当成“国家之民”。
⑧《忽然想到·三》，《鲁迅全集》第3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6.
⑨老舍全集(第2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344.
⑩《爱国诗》，《朱自清诗文选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185—186.
(11)老舍全集(第2卷)，第209页。
(12)旷新年.个人、家族、民族国家关系的重建与现代文学的发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1).
(13)按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看法，中国社会的现代改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民党和蒋介石组织了一个新中国的高层机构，共产党和毛泽东重新构造了一个低层机构，今日的中国领袖集团则是统筹在当中敷设法制与经济的联系。”《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
(14)舒乙《有人味的爪牙——老舍笔下的巡警形象》；樊骏《认识老舍》；樊骏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724.
(15)卢沟桥事变后钱默吟那一段话，显然也基于这样一种诗意的想象：“我能自由地生活着，全是国家所赐”，“一朵花，长在树上，才有它的美丽；拿到了人的手里就算完了。北平城也是这样，它顶美，可是若被敌人占据了，它便是被折下来的花了！”“假若北平是树，我便是花，尽管是一朵闲花。北平若不幸丢失了，我想我就不必再活下去！”
(16)孙洁.世纪彷徨：老舍论[M].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99.
(17)老舍.双十[N].时事新报，1944-10-10.
(18)《血点》，《老舍文集》第15卷第371页。
(19)《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第6卷，第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