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与文学史研究”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文学论文,史研究论文,十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十七年文学”的悖论
丁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京 210093)
我以为，在50多年的“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中(当然包括新中国起始时对文学的即时性 评价)，我们所犯下的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就是所采取的封闭式研究方式，即：完全删 除了这段文学史与当时整个世界文化格局的关联性，将它与世界文学强势的反差和落差 屏蔽起来，这样就很难从一个更新的高度来看清楚这段文学史的真实面貌和本质特征。 其实，从文化特征来看，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世界文化背景就是一个十分鲜明的东 西方冷战对峙的格局，这在当时是无法鉴别其优劣的，只有与历史拉开了一段时空距离 以后，我们才能获得有效的发言权——淡化当时过分情绪化的国际和国内政治背景因素 的干扰，冷峻地从文化与文学结构层面入手，细心地把各种文本与文学现象放到世界文 化的进步趋向进程的格局当中去进行考察和体验，在这种比照中，才能看出它们之间的 优劣。
当然，梳理文学史，我们并不是简单地作比较文学的研究，而是要有开阔的世界文化 与文学背景作为自身的参照视阈，惟有此，我们才能从中发现很多很多文学史上的具体 问题和细节问题。
只有在这样的比照下，你才可以清晰地看出为什么1949年以后中国文人都变成了侍臣 文学者，其文本又都为什么变得那么缺钙，那么缺乏现代性元素了；就可以理解一批批 作家为什么改变了自己的人文价值立场，作为一个为帝王写颂歌的弄臣诗人进入了共和 国的文学史。1949年以后，我们的诗歌只发出了两种声音：一种是颂歌，一种是战歌。 它符合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需要。封建思想造成的这种文化体制必然导致文学上的颂歌 、战歌模式，所以建国以后文学定位就应是御用的宫廷文学。有人讲赵树理的作品是民 间性的，赵树理是民间性的吗?作为统治者找到了赵树理，将他作为御用性、宫廷性的 “工农兵文学”的幌子。就此而言，完全是由于文化与文学封闭的结果，一旦突破了这 一樊篱，我们就可以对共和国的文学史有比较清楚的描述，无论是文学事件、文学思潮 、文学观念，都可以寻求另一种界说。
改变思维方式的根本是重新审视当前对文学史研究的三种方式。
其中之一是简单地重新审视、重排座次、更新翻案，这种研究方式成为一种时髦，实 际上掩盖了另外两种研究方式。这种重新遴选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从 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时髦了，即把过去文学史上因政治等原因没有提到的作家、过去在 文学史上影响很小的一些作家都纳入文学研究视野。重写文学史，究竟如何重写?是把 过去没有涉及到的小作家重新从历史的暗陬翻过来吗?我们的遴选标准，我们的文学史 观念究竟是什么?过去一直想回到文学本体，回到本体以后，如何看待当代文学史中的 非诗性、非文学性的作品?实际上，那个隐形的政治标准还无时无刻不在左右着我们的 治史方法。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这段文学史本身拒斥所有的作家——包括过去是纯艺 术的作家与所谓通俗文学作家——进入所谓纯诗性、纯艺术性、纯文学性的层面上去， 我们只能在一个很糟糕的历史环境中，一个很低迷的创作氛围里，相对地来遴选作家作 品。整个共和国30年的文学史(1949—1979)，究竟怎样作出更切合于历史和事实的结论 ?恐怕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我们今天要追问这段文学史的处理方式，就面临着文学史 的再次筛选，这二度筛选究竟用什么方法，可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我对中国文学的研 究现状，尤其是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现状感到非常悲观。现在很走红的一批研究家只是简 单地把西方现成的后现代理论一知半解地移植过来，拾人牙慧地把它作为中国的后现代 派研究方法介入文学史，标榜为创新意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而这种后现代性的介入 和老化了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那么，究竟怎么来梳理文学史?成为文学史 研究的生死抉择。我以为，即使就是80年代以后用后现代派理论来梳理八九十年代文学 的那些理论先锋们，实际上也掉进了理论的陷阱。如果将这种治史方式再植入“十七年 文学”的研究，也是很可惜的。我深深感觉到这种重排座次的研究思维方式还停留在80 年代，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进入了低水平的重复。应该甩开这种思维方式，摆脱低层 次的是非纠纷。而那种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方法的研究方式，尤其是用那种纯文本的分析 方法去面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更显得风马牛不相及。
另有一种研究方式更加过激，就是用虚无主义的方法，干脆把一段文学史全部淘汰出 局，抹掉文学史上的任何痕迹。比如对待“文革文学”所采用的描述方式，即以所谓的 “空白论”来回避历史。这恐怕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治学态度。其实，“十七年文学 ”和“文革文学”虽然其文本的质量很低，但是，作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不可或 缺的历史环链，它们的“活化石”意义并不亚于那些文学史中的精品，我们可以从中寻 觅到进一步推动文学史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宝贵历史经验，因为，在文学史的研究者眼里 ，研究的价值并不取决于研究对象质量的优劣，而是研究对象的历史内容的含量的多少 。就此而言，“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绝对是一个少有人深入开采的富矿。
还有一种是貌似客观中性的史实性叙述，取消修史者的人文价值立场。关于这一点， 我已经讲得很多了，但是，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下它的重要性。也许，在我们这个所谓“ 后现代”语境的时代里，那种传统的春秋笔法已经不再时兴了，然而，从这20年来治史 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我深切地体味到：光有史实资料的堆砌，是不能构成丰富的文学 史的；没有一个治史者内在的犀利目光，没有治史者强大的人文思想的支撑，想要为一 段文学史作出精彩的描述，几乎是不可能的，它只能是一部失魂落魄的文学史的机械反 映。因此，修史者的人文意识的体现，同时也是衡量一部文学史质量高下的重要标准， 舍此，文学史的治史意义就消失殆尽了。
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有一种积极的文化批判态度。传统知识分子至高也只能做到洁身自 好。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溃败，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了西方人文精神熏陶的土壤， 他们不大可能将文化问题上升到哲学批判的层面。这一方面是视野的限制；另一方面是 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批判能力的匮乏。五四现代知识分子与旧文人的最大的区别和分野就 在这里，而五四的真正意义也就在于此。文化批判精神在鲁迅身上被植入了，但是中国 在20世纪里又有几个鲁迅?建国后的历史一次次证明，强大的封建意识承传中的士大夫 精神远远大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鲁迅是一种远不可及的个案，同时也被毛泽东等各个 时期的领导人所利用，这是很可悲的。相比较，苏联60年代初期，俄罗斯所坚信的人性 、人道主义观念，在苏联的共产主义作家中仍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传统承传 下来了。如批判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展开了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对《第四 十一个》的讨论，也同样是希望人性是超越阶级性的、超越政治的。这篇小说最后的结 局虽然表述的是阶级性大于人性的主题，但前面的那段超阶级的爱情描写在我们“十七 年文学”里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这就是两种不同质地的知识分子的区别。按丁玲的批 判逻辑就是“难道我们的红军女战士会跟一个白匪在荒岛上谈恋爱吗?”为什么一方面 是50年代中期大量的干预生活的作品出现，另一方面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也同时悄悄地 渗透于一批知识分子作家当中，我不能说它们完全是模仿着苏联文学，但是，这种横向 的借鉴是否也是对五四文化批判精神的一次纵向的回望呢?这些在文学史上都没有进行 叩问，而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宗璞的《红豆》，写的也是人性大于阶级性的问题 ：一个到台湾，一个留在大陆，象牙色脸庞的男主人公是政治辅导员灵魂中永远驱之不 散的影子，实际上表达的就是爱情大于阶级性的观念。这些作品为什么会大量出现在这 一时期?它和《第四十一个》有何血缘关系?这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这一时期，一 方面是政治话语的强烈控制使小说进行了反弹，产生了包括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 人》这样政治主题的作品；另一方面描写人性的作品不断出现，其背景就是五四以后的 西方人文主义精神在解放后经过多次血腥的洗礼(包括批胡适、批胡风、批冯雪峰)之后 ，自以为政治到了一个大鸣大放、百花齐放的清明时期所产生的反弹。
我以为，我们的知识分子虽然进入了21世纪，在接受先进的技术性文化中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但是，我们的人文意识还很淡漠，我甚至认为，我们急需要补的是西方资产阶 级上升时期的人本主义的课程，删除了这个人类精神文明的历史环链，我们的知识分子 的思想将是残缺的，因而我们的理论也往往是跛足的。
治史的方法除了这三种以外，有没有第四、第五种?可不可能有一种更好的方式、方法 进入一种真正的文学史的研究语境当中?使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不再像翻烧饼那样，一味 地围绕着政治母题翻来覆去，这个愿望可能是任何重修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们所梦 寐以求的。但是，在没有获得更广泛和更自由的言说空间的时候，在没有寻找到更开阔 和更有效的治史方法的时候，我们可能还得汲取历史的经验，在有限的空间中发挥出最 大潜质。当然，方法肯定联系到观念，没有观念不可能产生方法。
我们在这里谈“十七年文学”研究的问题，我觉得既有滑稽的成分，甚至黑色幽默的 意味；同时也有一种悲凉和悲壮的感觉。所谓滑稽，就是这段历史虽然距离我们这个时 代还不算遥远，我们刚刚抹去“文革”的血泪还仅仅只有30多年。但是，它在我们的下 一代人的眼里，却比五四更遥远，甚至比唐宋还要遥远。这是为什么?究其原因，外部 环境的制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方面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话语霸权，使研究者心理蒙受 的心理恐惧阴影始终挥之不去，成为研究这两个断代史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是学 者的痛苦；另一方面，90年代以来的拜金主义和物欲主义思潮给研究这两段明显无利可 图且又要担政治风险的人予重创，这是学术投机者的痛苦。这是个观念多变的时代，信 仰都可以改变，观念的修改就更加容易了。所谓悲壮，那就是我们还有那么一批执着的 执火者，其执火者的精神是高尚的，然而，执火者当下最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启蒙 问题。我以为，从主观原因来考察，中国文化的溃败有一个致命的创伤是更加难以克服 的，那就是五四启蒙主义失败的真正原因——知识分子自身的“自我启蒙”意识还很淡 漠——必须正式地提上新世纪文化批判的议事日程上来了。研究者主体意识中的人文观 念的缺场，可能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最大难题。就此而言，我们的研究任务还很艰巨， 我们的研究路程还很漫长。
“文学史意识”与“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文学”
李杨(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北京 100873)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所谓的“十七年文学”与 “文革文学”重新变成了一个“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在接连参加几次有关的学术讨 论会的过程中，置身于辩论激烈的会场，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因为这样的场景在8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在80年代，“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 根本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甚至在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它们都会被毫不犹豫地忽 略乃至省略。在8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中，公式化、概念化、政治化的“文革文学”，乃 至“十七年文学”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当代文学”的真正意义是通过“ 新时期文学”加以体现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将近年当代文学界对“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关 注理解为当代文学研究中“文学史意识”的觉醒。
所谓“文学史意识”，是与“文学爱好者意识”相对应的。
我将读小说——接近“文学”的方式分成两种，一种是“业余”的、“文学爱好者” 的方式，他们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喜好选择作品和确定文学的价值；另一种则是一种“专 业”阅读的方式，或称“文学史”的阅读方式。我一直认为大学中文系进行的主要就是 这种“专业”的文学史训练。因此，我也一直存在一个偏见，那就是认为上过大学中文 系的人与没有读过大学中文系的人对作品的理解是不同的。上过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在讨 论一部作品时，总是会本能地将这部作品放在时间性的文学史中进行定位，而不是纯凭 个人的好恶对作品进行褒贬。
毋庸讳言，许多资深的当代文学研究者，甚至是在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教师，在谈到自 己拒绝“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理由时，竟然是：“我实在读不下去!”比如 谈到“样板戏”的时候，有的人就会说：“我听到那个曲调就头晕，对于我那是一种噪 音，根本不是艺术!”如果说这句话的人，是社科院或文联作协写文学评论的学者，当 然也无可厚非，因为他们完全有理由选择自己喜爱的作品进行评论和研究；对自己不喜 爱的作品，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然而，如果是一位大学中文系的当代文学教师，对自己 不喜欢的作品完全置之不理却实在有些不可理喻。就我这些年对“十七年文学”和“文 革文学”的关注而言，我相信驱使我一直关注这一问题的最直接和最简单的原因，是我 一直要面对几乎每年一次的面向本科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在每年一次 的教学过程中，我觉得困难最大的就是向学生讲述语境和背景完全不同因而真正进入了 “历史”范畴的“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虽然我明明知道如果只讲“新时期 文学”，甚至是王朔、金庸、卫慧、棉棉，或者是“网络文学”，我自己和学生都会要 轻松得多。我始终在寻找一种讲述这一段历史的方式，尽管对于在80年代的知识语境中 成长起来的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它同样需要经历一种痛苦的否定和自 我否定的过程。可以说，在文学史讲述过程中的每一次的努力，都成为了我自己加深对 文学史的理解和认识的过程，也是深化我自己的文学史意识的过程。许多年后，我才终 于敢于用这样的语言表述自己对一种当代文学史“常识”的疑问，那就是：“没有‘十 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没有‘十七年文学’与‘文革 文学’，何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值得指出的是，就我自己的理解而言，强调“文学史意识”的目的并无意于寻找“更 真实”、“更客观”的历史，并不是为了“恢复”历史的完整性，像兰克所说的那样“ 按它本来的样子”去把握。或者说，通过对所谓“过去被舍弃在因果链条之外的现象加 以梳理，重建一个更接近真实的历史景象”，并不是我的目的。当我发现在大量文学史 中我们无法看到的大量内在和隐秘的联系的时候，比如被曲解分割成互不相干的历史阶 段之间联系，比如文学与时代、权力之间的联系等等等等，“文学”对于我就已经不是 “信仰”，而成为了“知识”。我面对的问题已经不是何为更真实的文学史的问题，而 是“文学”——“现代文学”作为知识谱系的演变过程。
与此同时，“文学史意识”对于我的意义也不是帮助我去否定某种历史而建构另一种 历史，我的目的不是发掘被历史的尘埃覆盖的“真正的英雄”，正如在本雅明的视野中 没有英雄，他只是试图通过这种拯救性的记忆，将现在与过去结成一个“历史的星座” 。这一点，我相信自己从事的正是德里达阐明了意义的工作：“……每一次都必须为今 日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东西作谱系学研究。那些如今起规范作用的、具有协调性、支配 性的因素都有其来历。而解构的责任首先正是尽可能地去重建这种霸权的谱系：它从哪 儿来，而为什么是它获得了今天的霸权地位?”所谓的“文学史意识”使我获得的就是 这种解构某种“今日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东西”的能力，就我的工作范围而言，这种仍 然处于“霸权地位”的“东西”指的就是那种以二元对立方式建构的80年代的文学史叙 述方式。
80年代的当代文学史教学不提或少提“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常常为其贴上 几张诸如“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标签，即将其关在“历史”——“文学史”的大门 之外。这种简单和粗暴的方式，其实非常近似于“文革”时期臭名昭著的“文艺黑线专 政论”。“文革”主流文艺思想正是以这样激烈的方式，宣告了一段历史的死亡。而80 年代文学史叙述中或明或暗的“断裂论”，即所谓从“五四文学”到“新时期文学”之 间的文学空白论，总是让不善于健忘的人想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句子：“从《国际歌》到 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指出：“我认为如此依赖于制度支持和分配的认知意志倾 向于对其他话语形式施加一种压力，一种限制的权力。”在福柯看来，任何现代知识— —当然也包括“文学史”的知识都是一种权力，真理是历史地分化和发展的，不同时期 的真假标准完全可能不同，一个时期的真理在另一个时期可能作为假的知识受到排斥。 与此同时，认知意志受到制度的支持，不同的制度会支持不同的真假标准。用福柯的“ 知识谱系学”进行清理，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每一种文学史的秩序其实 都是一种排斥性的制度——无论是“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当代文学观”还是80 年代主流文学叙述中的“当代文学观”，概莫能外。
“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当代文学观”的“排斥性”是有目共睹的。这一不断 建构的文学史观在确立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当代文学”的主体地位 的同时，将以“新民主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文学”完全边缘化了。这一文学秩序 不仅排除了“旧文学”，而且排除了“新文学”的“右派”——“资产阶级”的文学， 尤其是在当代政治实践的激进化发展到顶峰的“文革”时期，中国新文学史完全变成了 一部左翼文学史——或者准确地说，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史。
8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是将“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了“五四文学”主 体地位的“现代文学”重新获得了对“当代文学”的支配权，在“当代文学”中，以“ 新时期文学”为名的80年代文学因为和“五四文学”的这种亲缘关系而成为了文学的主 体。对左翼文学史观的清算同时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中展开。
旷新年曾经在一篇题为《犹豫不决的文学史》的文章中如此描述和评价“现代文学” 中的“拨乱反正”：自80年代以来，在我们对于“文学性”的呼吁中，建立了一个“文 学”史的秩序。存在一个“文学性”的文学史制度。它在凸现“纯文学”的时候，必然 要排斥“非文学”的文学。当一种新的文学史秩序生成以后，它也同样变成了排斥性的 制度。当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甚至林语堂、梁实秋可以获得学分学位以后，实际 上通过这种学术秩序，左翼文学就逐步被排除在“文学”之外。这种文学秩序变成了对 于蒋光慈、胡也频、殷夫，对于左翼文学压抑的自动机制。这些年来的现代文学论文中 ，可以研究“校园文化”，然而却没有人选择影响和支配了我们半个多世纪的左翼文学 和左翼文化作为研究的对象。我们的文学史教育不仅视野越来越狭窄，实际上也越来越 有偏见。这种所谓“多元的”文学史实际上并不是多元的。“当代文学”几乎是“完全 照搬”了这一“现代文学”的场景。在8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中，“文革文学”成为了“ 空白”，“十七年文学”也逐渐被淡化。学院的当代文学学位论文可以研究一些只在极 小的圈子内产生了影响的所谓“先锋”作家，而对诸如像《红岩》这样印行了1000多万 册，影响了数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作品却无人问津。仅有的几篇研究“十七年文 学”和“文革文学”的文章，也不过是对“公式化”、“概念化”几个概念的重复，以 “重写文学史”为名的研究“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文章，几乎全部由批判性 和揭露性的文字组成。甚至在90年代出版的一些以“文学性”为名的当代文学史中，我 们可以看到大量根本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并且真实性无法认定的“潜在文学”，而 像《青春之歌》、《创业史》、《李自成》这样有着广泛影响的作品却几乎完全不见踪 影，对“样板戏”这样的“文革”主流文学的严肃的学术研究更是无从谈起。
为什么我们批判的“文革”常常能够借尸还魂?为什么我们对荒诞的理论的批判，常常 会得出同样荒诞的结论?就不仅仅包括文学史写作在内的人文学科的反思的工作而言， 如何避免在批判、反思对象时避免使用对象的方法，从而强化对象使用的思维方式，我 相信这是每一个批评者、反思者需要认真警惕的地方。换言之，我们需要反思的不应该 仅仅是对方的结论，而是对方使用的得出荒诞结论的方法。事实上，当我们用“二元对 立”的方式来对“二元对立”进行“反思”时，我们只是在福柯指明的“排斥性”机制 中兜圈子——因为被“重新颠倒过来”的“历史”仍然是“颠倒”的历史。如果我们的 “反思”只是指向对象而不指向我们自身，那么我们就是在“以反思的名义拒绝反思” 。
比如在目前的语境中，重新理解“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文学史意义的努力， 在许多80年代的坚定捍卫者那里，常常被解释为“翻案”，甚至是为“文革”辩护。事 实上，德里达解构批评的基本特征，并不是将一个传统的二元对立概念颠倒过来，以先 者为后，后者为先，而是致力于抽换这个二元对立的哲学基础。也就是说，当我们反对 以“新时期文学”为名否定“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反对以“现代文学”为名 否定“当代文学”，反对以“启蒙/知识分子文学”否定“革命/大众文学”，反对以“ 悲凉”否定“幸福”，反对以“个人性文学”否定“民族国家文学”之时，所有的这些 “反对”都只应在德里达的“解构”的意义上加以理解，而不能将其曲解为黑格尔式的 本质论。质言之，我们需要的，不是从批判“新时期文学”而走向“十七年文学”与“ 文革文学”，不是要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基石由“现代文学”转换到“当代文学 ”，而是要同时超越这种“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十七年文学”、“文革 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之间的二元对立，乃至由此派生的诸如“文学与政治”、“主 流与民间”、“知识分子与大众”、“个人与民族国家”、“现代与传统”、“一体与 多元”之间的二元对立!
不管我们是不是愿意承认，我们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一切过去的知识都 将转变为现在的知识，无论是古典的、现代的、后现代的都将成为我们的思想资源。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成为我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研究中提倡的“文学史 意识”题中之义的所谓对历史的“理解之同情”，并不是一个仅仅针对“十七年文学” 和“文革文学”的范畴，它同时适用于“五四文学”和“新时期文学”。因此，我们对 “80年代”的反思，是以对80年代的“理解”和“同情”为前提的。
优秀作品与文学史
许志英(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京 210093)
现在60岁以上的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大都有一个“文学史情结”，即钟情于文学 史写作，他们至少参加过现代文学史写作，更多的人还独立写过、主编过现代文学史。 因此，写史的酸甜苦辣，具有普遍意义。如果说前代人将修史看得相当困难，后来者却 以为写史并非难事，文学史著作也就愈出愈多。文学史著作愈出愈多，还与现代的大学 教育有关，各大学都开设了《中国现代文学》必修课。一般教师认为成果“不发表，即 死亡”，于是往往将自己的教材经过修订找一家出版社出版。据黄修己先生统计，“各 类新文学史著(含文体史、地区史、阶段史等)约150多种(不包括许多高校内部使用、交 流的教材)”。八年过去了，这类著作约在200种左右。
在我看过的或翻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大概有一个普遍存在的情况，就是入史 的作品比20世纪50年代王瑶先生、六七十年代唐弢先生的文学史要多得多，只 写过几篇小说、几篇散文或一二个剧本的作家也入小说史、散文史、戏剧史，说什么某 篇作品如何如何优秀。诚然，“确立每一部作品在文学传统中的确切地位是文学史的一 项首要任务”。但这个任务的圆满完成，并非易事。
这里涉及到一个入史的大致标准问题。是不是优秀作品都可以入史?翻开现代文学史， 未曾出过书、只写过一些作品的人更不少。如果耐心读下去，会发现一些写得不错的作 品，有这样那样的长处，甚至可以说是优秀作品。说到什么是优秀作品，很难定出一个 大家认可的标准，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现象是平常事。一般说来，称得上优秀作品的 ，应该是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上具有明显的他人无法企及的特点的作品。而这两者很 难达到水乳交融的统一，即使像《阿Q正传》、《边城》这样的中国20世纪顶尖级优秀 作品，细究起来，前者主要以思想内容的极其深刻著称(这方面他人无法企及)，后者主 要以艺术形式的高度完善见长(这方面他人无法企及)。我觉得即使某篇作品是优秀作品 ，那么在选20世纪优秀作品选时可以考虑入选，但入不入史还可斟酌。因为在我看来， 入不入文学史，主要看作品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有社会影响的可以入，看不出社会影响 的，则可以不入。发生社会影响的虽多数是优秀作品，但也有算不上优秀作品而产生社 会影响的。胡适的独幕剧《终身大事》，如果以优秀作品来衡量，可以说它不是优秀之 作，但写文学史却不能忽略，因为在独幕剧发展史上它有拓荒的作用，没有别的作品可 以替代它。还有一种情况非写不可，即过去的研究有失当之处，今天在材料上有新发现 的，譬如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加恋爱”思潮，过去文学史一般都认为蒋光慈是始作俑 者，丁玲就说她陷入过“光赤式的阱”。但我与倪婷婷在研究这个文学思潮时，却发现 张闻天20年代中期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中篇小说《旅途》应是这个思潮的开山之作 。现在写文学史，就应该将《旅途》写进去，尽管它不是十分优秀的作品。而“革命加 恋爱”的思潮结束于对阳翰笙《地泉》三部曲的清算，当时茅盾、瞿秋白、阿英、郑伯 奇等都写过文章，有些文章还写得颇为尖锐。因此我认为，不是你认为的所有优秀作品 都可以入文学史，而是要看它究竟提出过什么别人无法替代的东西。再如刘心武的《班 主任》，不管是否承认它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只要写到新时期文学史，《班主任 》却不是可以回避的。还有卢新华的《伤痕》，尽管不是成熟之作，但只要写到“伤痕 文学”，就不能不提到它。因为这些作品在那个拨乱反正时代，起到过别的作品没有起 到的作用。
记得1962年我参加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时，唐先生就什么 样的作家可以入史问题，请示过周扬先生。周的回答是，哪个作家入不入史要看“历史 是否过得去”，譬如张资平当时被称为创造社的“四大金刚”之一，不写他那段历史就 “过不去”。以历史是否“过得去”为入史与否的标准，这是一个适用性很强的标准。 如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可以删削一大批作家作品。不写这批作家作品，历史照样顺顺当 当地“过得去”。
历史是一个过程。写史最重要的是要交待史的“演进”轨迹，即历史是怎样走过来的 。我不同意以作家论的形式结构文学史，即使你将大、中、小作家的位置安排得十分合 理，应见章的见章、应见节的见节，该几个人在一节里写的则在一节里写。以作家论形 式结构文学史著作的最大毛病在于，只见到作家的完整性，而看不到文学发展的连续性 。譬如从“五四”到“左联”约有十余年时间，以作家论形式结构文学史，大体是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以后，就立专章讲鲁迅、郭沫若，然后再立一些章节讲其 他作家。从这个结构形式，就难以看出文学是如何从“五四”“演进”到“左联”的， 过程没有显现出来，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受到了削弱。而过去关于作家作品的写法，又 不侧重揭示作家作品独特的贡献与影响，大体是生平、作品全貌与重点作品解析，既看 不出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又看不出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如关于40年代的“新英雄传奇 ”。它的产生本来与1940年“民族形式的讨论”大有关系，而在现在的史著中却看不出 这种联系，也看不出“新英雄传奇”的路为什么走不下去。其实道理并不复杂，简单回 归传统只能是：此路不通。
文学史上评论作品与一般的作品评论既有相似之处，更有不同之点。一般的作品评论 大体要求准确地揭示这个作品的优长与局限就可以了。而在文学史上评论作品则要求将 作品放入史的发展过程中进行评论，揭示其史的贡献与影响。譬如在文学史上评论曹禺 的《雷雨》，至少有一点非写不可，即从话剧产生以来到《雷雨》出现前，就没有一个 剧本上演以后能让人看三个小时的，而《雷雨》克服了这个困难。这个困难是经过20多 年一两代人想克服而没有克服了的。这是一个“戏剧长度”问题，看起来并非多大的难 事，却用了二十几年时间。再如巴金的《家》三部曲，这是“家族”小说，在现代文学 史的长篇小说中是第一部，也是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一部以一个“家族”的兴衰，来象 征封建制度的兴衰，这就深化了“五四”反封建主题，同时成功地塑造了不同个性的青 年一代形象。如果在文学史上评论《家》三部曲，这两点应该是非写不可的，不写历史 就“过不去”。而现在的不少文学史在评论《雷雨》和《家》的三部曲时，还没有充分 注意它们的独特的贡献与影响，一般还停留在对之进行泛泛的评论上。
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主张从文学现象(社团流派的兴衰、文学思潮的起伏、创作方 法的演变等)入手结构全书。着眼现象的产生、发展与转化，此现象与彼现象的联系互 动或对峙拒斥，这样才可以写出文学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十多年前，我们在编写《中 国现代小说史》时，就反复讨论过编写体例与写法，为了否弃“板块结构”法(即文学 运动加作家作品)，决定采用我们设定的“综合勾勒”法。对于社会思潮、文学运动， 只对荦荦大者作简单交待，对于作家作品，不作简单排列与堆砌，“而着重文学现象的 史的综合勾勒”，“从题材主题、艺术倾向、表现手段等侧面分阶段进行综合描述”， 以揭示小说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与基本风貌。当然“综合勾勒”并非易事，它要求执 笔者全局在胸，勾勒什么不勾勒什么要取舍得当，重点展开部分要把握得恰到好处。 修史的过程应该是文学经典化的过程。经典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应有一个漫长的历史 过程。我国古代小说，有千年传统，经过了千年经典化过程，剩下了四大名著：《三国 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当然写古代小说史，不可能只写四大 名著，还要理清小说从古到今的演进脉络。文学的经典化是如何实现的?一般说来是历 史时间自然淘汰的结果，一代读者与另一代读者的审美选择往往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异， 他们认同什么、不认同什么，对经典的确立不无影响。史家应是最有见识的读者，他们 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理应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20世纪过去了，20世纪中国文学急 待经典化。但20世纪离我们还是太近了，经典化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记得几年前 一个20世纪中国十大作家的排名中没有茅盾，立即掀起轩然大波。不少人大惊小怪，愤 愤不平，大有全国共讨之的气势。我觉得这太感情用事了。这种反应是不正常的。你不 认同这种排法，可以提出自己的排法；你觉得没有茅盾不行，那就加上茅盾好了。有千 年传统的中国古代小说，只排出了四大名著，那么20世纪中国小说，数量上要远远超过 古代小说，但谁能说再过一百年，就一定能排出几大名著。经典化过程需要集思广益， 我们完全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与价值观念，来认识20世纪的中国文学。如果你说 得有道理，后人会采纳，如果说得没有什么道理，后人会扬弃。
现在看来，经典化主要已不依赖于史料的发掘，再怎样发掘也难以发掘出一个大家公 认的顶尖级的作品来。不错，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是因为政治原因被湮没一时的 ，《边城》、《金锁记》、《围城》等确实是有份量的优秀之作，它们有的还可以作为 经典被推崇、肯定。但今后还能发掘出《边城》、《金锁记》、《围城》吗?不能说一 定不能，但是决不会太多。现在及以后的难处倒主要在于，一些够不上经典之作现在仍 被作为经典肯定着的作品。我以为应该自由平等地、心平气和地展开讨论，以理服人， 不能以势压人。现在已经初步具备这种条件了。
“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刘保昌(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武汉 430077)
近几年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进行反思、重释的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论 、著有唐小兵编辑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 说》，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洪子诚 的《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等。这些论著或论文的一个主要的观点是，延安 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等并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而是一种 非常“现代”的文化形态。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文学并不是“前现代”或现代化“倒 退”的产物，而是现代性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态，亦即唐小兵在《我们怎样想象历史》 中提出的“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的文化运动”。
应该说，上述研究具备着积极的学术意义。首先，他们并没有将20世纪中国的任何一 段历史视为“空白地带”或“凭空产生”的时期。只有将政治文化纳入到整个20世纪的 现代化进程中去——而不是将它们视为20世纪的“怪胎”或“特例”——才能够真正地 理解这种文化产生的根本原因，它们的话语建构的具体思路以及与特定的历史语境的复 杂关系等。其次，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其所“在”的历史语境是不容分离， 也无法剥离的。前述对“十七年文学”现代性的定位，显示了学者宽阔的文化视野与建 构整体文化、文学史观的积极努力。
重写十七年、“文革”文学现代性的思潮，是借用了西方现代性理论而力图解决中国 文学问题的操作式实验。这种借用是否合适?这种理论对具体中国文学问题的解决是否 是一种“东方主义”的误读?这一点令人生疑。到目前为止，就我有限的阅读经验而言 ，我所读到的有关“十七年文学”“现代性”的描述几乎无一例外地重复着这样的历史 事实“背景”，即马克斯·韦伯关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的洞见如何影响了霍克海默尔与 阿多尔诺对于启蒙和现代性的理论批判，启发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及其对现代性 的思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概念所作的语源学考察也一再为这些文章所引用，“现 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 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成了关于“现代性”概 念的“经典”表述。这种“直线向前”的历史时间意识貌似先进，实则是荒谬的文学“ 进化”论。詹姆逊的两种现代性，即“审美现代性与世俗现代性”的理论也为中国当下 的“重写现代性”思潮提供了支撑。应该说，作为文学创作的文化说明，这样的“背景 ”研究无疑有它重要的存在价值，但是，我们也要警惕在当下出现的纷纷以“走出”文 学，“走进”背景为己任的“文学研究”趋向，当背景研究几近于可以取代对于文学文 本本身的阅读感受之时，当采用不同的尺度来评价具备整体同一性的文学史的时候，我 认为我们就要警惕这种“文学外部”研究了。
哲学的争论总是表现为概念的争论。李杨、黄子平、唐小兵、洪子诚等人关于“十七 年文学”现代性的论断之所以备受瞩目，乃至引发争论的关键也还是由于概念所引起的 纷歧。我个人认为，上述学者的结论在于肯定了“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即哈贝马斯 所论的“世俗现代性”；而来自批评方面的意见则在于对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的追 问不休。文学的本质就是审美，因此，审美性的有无与强弱理应是评价文学现代性的重 要尺度。借用詹姆逊的两种现代性理论来观照“十七年文学”，我们可以说“十七年文 学”具备着顺应国家、民族现代化大潮的世俗现代性，而其审美现代性则明显不足。问 题就在这里，即我们究竟应该采用哪一种文学史评价标准?我们是应该以反映了文学本 质的审美性作为惟一的或者至少是最重要的评价尺度，还是可以在不同的研究时段针对 不同的研究对象采用不同的评判标准?或者说，“十七年文学”是“外在”于还是“内 在”于整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评价“十七年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 有无的标准是什么?
受哈贝马斯有关“现代性”概念的启发，结合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发展历程，我个人 试图提出一种观照文学现代性有无的评价标准，那就是从哈贝马斯的“直线向前”的历 史时间意识中走出来，而以执着于此在在此的现在的历史时间意识来代替它。就时间向 度而言，只有曾在、现在和将在三种形态。中国传统文学、哲学的时间性指向多为曾在 ——曾经的存在。孔子“从周”、墨子“法夏”，“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无论是儒 家三世说，还是佛家因缘轮回说，还是道家小国寡民说，都以超越现在为旨归，这种超 越其实就是通过修行方式忘记现在，他们或者推崇遥远的三皇五帝传说，甚至像顾颉刚 说的不惜虚构出“层层累积的”中国古代史；或者将现世的苦难归因于前世的孽业，今 生的受苦是为了弥补前世的过失；或者美化上古之“无为而治”时代的古淳民风。凡此 种种，目的都是无视此在在此的现在人生。进入现代以后，中国文学、哲学的时间性指 向多为将在——一种想象中的未来存在。大众革命需要为众生预设未来图式，不如此难 以发动最广大的民众。革命文学、抗战文学、国防文学等就因为过分关注将在、漠视或 者虚构现在而流于公式化、概念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也许是唯一的真正顽强坚 守此在在此的现在，决不肯为了幻境中的“黄金世界”牺牲个体肉身的作家，就是鲁迅 ，他可以为了未来“被利用”，但始终坚守住最后的底线——不能“被占有”。离开了 个体存在，天堂对人又有什么用?道成肉身，肉身若不存在，道在哪里可以得到体现?我 们知道，在鲁迅的文学世界里，多有对不切实际的幻想的否定。鲁迅说：“仰慕往古的 ，回往古去吧!想出世的，快出世吧!想上天的，快上天吧!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 开吧!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居住的。”他经常提醒奋斗着的知 识者，不要相信所谓的“黄金世界”，“虚悬了一个‘极境’的，是要陷入‘绝境’的 ”。又说：“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 己呢?”也认为“许诺”死后与“将来”没有多大区别，后者不见得比前者高明。执著 于现实人生是鲁迅及其追随者的共同特征。“执着现在”的鲁迅，为什么反倒经常批评 中国人对于历史忘性太大，并要大家去翻古书，借以知道过去昏乱的历史?同时又为什 么说将来未必比现在好，认为未来的“黄金世界”也会有处死叛徒的事，并且要正视死 亡而生活?王乾坤的解释是，前者是要把“过去”通过观念的反省“存留”于现在，后 者则是把对于“将来”的可能(最本己的可能是坟，是死亡)“筹划”于当下之行。于此 可以看到融三相时间于当下的丰满本真的生命。“无”是自由的前提，正如海德格尔所 说的“没有‘无’所启示出来的原始境界，就没有自我存在，就没有自由”。就对虚拟 黄金世界的否定的深刻性而言，鲁迅达到了极点。在他的影响下，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 一大批以执着于此在在此的现在为历史时间意识指向，体现了深刻的“向无而在”、“ 向死而在”精神的作家与作品，路翎、张爱玲、钱钟书等人及其创作就是代表。
以执着于此在在此的现在——这种历经中国现代文学史沉淀的、凝聚着几代现代作家 的心血体验的、具备着鲜明本土特征的“现代性”历史时间意识——来观照“十七年文 学”，我们发现“十七年文学”多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彼岸的“黄金世界”，不断地淡化 对此在在此的现在的表现力度。“规范”产生了，“人”开始失落，在“十七年文学” 中逐渐充满了阳光的辉煌。作家们站在“黄金世界”中回溯不断走向胜利的革命历程， “从而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 ，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于是，长征路上的千辛 万苦、渣子洞中的皮鞭火烙、革命阵营里的冲突背叛、白色恐怖下的腥风血雨，都在文 学中退隐变淡，成为背景、铺垫式的存在——借此衬托出英雄的伟大和坚强。概念的“ 英雄”愈来愈伟大，实际的“人”逐渐失落，发展到“文革”便异化为“物”——一种 外在于生命个体的符号存在。由此可见，“十七年文学”中作为文学现代性本质的执着 于当下的历史时间意识逐渐消歇，唯其如此，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的偏枯、萎顿也 就是不言自明的客观存在了。但这也绝非是说整个“十七年文学”包括所谓的“红色经 典”中就没有审美因素的存在，我们若是“仔细考察为‘当代文学史’较为成功地正典 化了的那些作品，无一不是由于他们从历史、传统(尤其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 的历史和传统)以及阅读群体中获得相当资源支持的缘故”(黄子平语)。
现代文学“最积极最有价值的成果是人的发现和文学的自觉”。郁达夫说：“五四运 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 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者 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哪里会有?”对于在瞩 望“黄金世界”中迷失了此在人生的“十七年文学”，亦可作如是观。
是与非：对立二元的共在
——“十七年诗歌”反思
罗振亚(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哈尔滨 150080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十七年文学”留下了一批包括诗歌在内的精神化石。遗 憾的是十七年远去已近半个世纪，可对“十七年诗歌”这个辉煌经验和惨痛教训共生的 复杂存在的研究，尚未走出简单的虚无主义否定或盛誉为当代诗歌高峰的批评怪圈。
“十七年诗歌”当隶属于现实主义艺术范畴。如果将它置于其发生的历史情境下考察 就会发现，它的许多篇章都出于诗人的心灵和对生活的热爱，反映着现实的某些本质， 有真诚的一面。可是时过境迁后人们再回头检视，会感到它是建立在十七年运动频繁、 是非交错的历史基础之上的文化现象，所以带着一种复杂的色彩。尤其是随着左倾权力 话语和拒外心理的日趋膨胀，它出现了严重的非诗化、非艺术化畸变。
由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无论是诗，还是歌，都是炸弹和旗帜”理论被奉为圭臬，文学 为政治服务的社会功能的过分标举，“十七年诗歌”本体蜕化为权力和革命话语的被动 反映者和承载工具。它不从心灵和生活出发，而以政治运动和口号作取材和主题的厘定 依据，配合中心工作和宣传政策；抒情主体的个性空间被完全泯灭或遮蔽。在一系列政 治宣传的配件“韵文”中，均可见到政治运动的影子，它反过右，批判过“胡风反党集 团”，宣传过社教。
诗歌有歌功颂德的功能，问题是歌功颂德不等于说假话、唱高调，“我们的诗如果不 能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只一味地喊伟大，伟大，也只能是表面的轻浮的颂歌”。十 七年社会矛盾并不鲜见，经济建设的发热病和文化灾难都十分明显；但“十七年诗歌” 却只报喜不报忧，经诗人们对生活的过滤，它只剩满地颂歌，而对社会矛盾和阴暗面少 有涉及，甚至连爱情、友谊、山川景物的咏叹也被逐出诗域。并且在颂歌中满目充盈着 伟大或灿烂，无一丝阴霾和消沉，出奇的乐观豪迈，这绝对是诗歌视角的窄化和对生活 的歪曲。
应该说“十七年诗歌”的写实性选择本是避免感伤和唯我主义，扩展诗与现实、人生 联系幅度的最佳途径，事实上的确带来了叙事诗的短暂繁荣，此间仅长篇就达近百部， 它们那种简净的构图方式、传奇性结构框架与清朗刚健的民族化特征，弥补了新诗过于 西化的不足；可惜它对社会功能、“客观生活”单向追求的偏斜，则使诗向叙事性文学 所做的扩张只是粗线条的时AI写作意，拘泥于热烈生活场景的平面刻写，停浮在人物精神 面貌的浮光掠影，远未触及生命本体的内心世界和个性化生活的复杂本质。“美是生活 ”原则使当时工厂、矿山、边疆各建设岗位的劳动写实倍受青睐，带来写实色彩的同时 ，使艺术灵气明显不足，限制了思考品质的提升。而现实主义构思模式的神圣化，又将 重个人情思体验的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驱赶到了艺术的边缘，它同闭关自守的拒外时代 氛围遇合，理所当然地造成了“十七年诗歌”艺术型范的单调划一。如“不准月亮再缺 边/不准太阳溜下山/跃进显得地球小/明天把种撒上天”，这样的诗随处可见。抛却集 体意志的极度扩张膨胀不说，仅其抒情方式就单调得可以，除了直抒就是即景生情和对 生活的描摹；想象上走凌空蹈虚的路线，愿对审美对象做高阔时空内的宏观把握，题材 、结构、主题常大而无当；语言更陈腐贫乏，暗示和象征常被乏味直白或不切实际的夸 饰语言替代，言阳光必灿烂，说歌声必嘹亮，写蓝天必明朗，人说那时用500个常用词 汇可以编出一部诗集绝不为过；比喻多为接触联想方式，意蕴狭窄而定型化；为求情感 表现的强度、力度和战斗性，一味用急促的节奏、高亢的韵律。这种在感情状态、感觉 习性、想象路线乃至遣词上的“类”化，后果是令诗坛上千人一面，诗变成了统一化思 想情感和技巧手法的复制，这无疑背离了属于个体化的诗歌含蓄朦胧的应有之义，造成 了个体的人的异化的同时，把十七年的某些诗歌推进了“伪真实”的渊薮。
我们这样谈“十七年诗歌”，并非说“十七年诗歌”只有伪艺术生长。相反就是在大 跃进诗歌最为流行时，仍有李瑛、严阵、曾卓等优卓的诗人诗歌与之并行生长。并且由 于“左”的干扰呈局部的阵发性、阶段性展开，对“十七年诗歌”总体方向尚够不成根 本性的改变和逆转，所以“十七年诗歌”仍取得了不容抹杀的实绩。
“十七年诗歌”有过辉煌的时节，建国初尤其是进入“大跃进”后在各种文体中影响 没有出其右者。它拥有一个庞大的创作群体，输送出诸多艺术型范的诗人。如果说文学 的繁荣以有无相对稳定的天才时期和偶像代表为标志，那么贺敬之、郭小川、闻捷、严 阵、李瑛、公刘、流沙河、柯岩、邵燕祥、未央、严阵、梁上泉、顾工等都曾代表过一 个时代；尤其是新民歌运动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唱和，使创作队伍的格局里领袖、诗人、 群众俱全，共同织起诗坛一道壮观的风景线。《雷锋之歌》、《放声歌唱》、《回延安 》、《甘蔗林——青纱帐》、《天山牧歌》等都曾风靡一时，它们在内容上从宇宙之大 到蝼蚁之微，从心灵到外物均可入诗，形式上更是各施绝技，自由体、格律体、楼梯式 、民歌体等八仙过海，各臻其态，民歌体受到了普遍推崇。它们不仅最早为当代文学带 来青春气息，而且还在以民族化的方式传达了中华民族五六十年代的情感精神和心灵历 史的同时，构筑了一种阔大的诗风，形成了以力和崇高为主、兼具绮丽与美的独特审美 风格。
颂歌之外，十七年诗坛上民歌的走红，使强调浪漫激情抒发直接应和现实需求的政治 抒情诗体式甚是发达。每逢重大节日或有重大政策出台，诗人们总是以高度的政治敏感 自觉地为之歌哭狂笑，以诗应和，涌现出《有的人》(臧克家)、《上海夜歌》(公刘)、 《向困难进军》(郭小川)、《回延安》(贺敬之)等一些新鲜含蓄的作品，构成了那个时 代最响亮的音响。“十七年诗歌”经常被运动左右，但运动的间歇也为诗歌发展提供了 机遇，如“双百”方针提出后，一些诗人以直面现实和人生的勇气突破禁区，写下许多 发人深省之作。流沙河的《草木篇》借几种植物的观照，对人的社会行为表象下品性、 灵魂和生存进行审视和评价；郭小川的《望星空》承载着现实反思与批判的主题，是对 大跃进虚妄本质的委婉否定以及它所造成的惶惑苦闷情绪的流泻；而邵燕祥的《贾桂香 》更以典型的场面表现国人的生活，对国人惯用流言杀人的文化现象做出深刻的反思。
“十七年诗歌”是解放区文学传统流脉的当代延伸，它的风格资源虽然呈多元态势， 百花齐放；但在时代崇尚的情绪流行色影响下，和大家向带有革命味道、同绵软调式截 然内对立的“阳刚”趋拢，使其仍以崇高刚健为主旋律，这一点在“大跃进”后尤为明 显。贺敬之、郭小川等人的一些诗境界宏阔，运思深邃。《将军三部曲》、《复仇的火 焰》等诗流溢着阳刚之气。大海、高山、天空、太阳等被膜拜意象的频繁闪回，强化了 诗的力之美，体现了蓬勃奔突的东方“日神”精神。“十七年诗歌”这种对群体和力的 张扬，使诗突破了一己个人化的情思藩篱，达成了诗和时代的合流。放眼20世纪五六十 年代的世界诗坛，正是存在主义灌注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之时，后现代主义空前崛起， 在异化的哀叹与抗衡中，荒诞、孤独、虚无、死亡已上升为普遍的精神命题；可远在世 界一隅的中国，却以创造新世界热情的荡动、对英雄的渴盼与歌颂、对崇高的追索，在 某种程度上比附矫正着世界诗坛文学意识的倾斜。因此“十七年诗歌”具有不可替代的 价值。
“十七年诗歌”是个充满诱惑有时难缠的学术话题，它的经验和教训同样值得沉思与 总结，同样无法回避。我们今天不能用纯美的观念去贬低它，也不能用纯社会学批评标 准盲目抬高它，负责的态度应该是遵循历史主义精神指出它的优优劣劣与是是非非。
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十七年文学”
钱文亮(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 北京 100873)
说到“十七年文学”，至今还是有人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型构之中，仍然以政 治/艺术的两极对立的评价模式，简单地否定其所具有的文学史研究价值，因其强烈的 政治色彩而将它与“文革文学”一起摒弃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之外，不承认它与五四 新文学传统的内在连续性。
我认为，孤立地从所谓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的单一角度来处理“十七年文学 ”与“文革文学”显然是意义不大的。因为所谓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本身就是 需要质疑的。什么样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这样一种标准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 历史地形成的?即使我们根据传统的文学经典所形成的“文学性”或“审美”标准来考 察“十七年文学”(姑且不提“文革文学”)，也应该看到，以20世纪中国人民建立现代 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追求进程与广大农民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十七年文学”，无论如何还 是丰富了中国以至世界文学的内容及其表达经验，贡献了一种与古典性文学完全不同的 另一种形态的“美”。即使“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是完全失败的，从这失败之 中也还有足以警诫后人的经验教训。“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研究它不是要效仿 它，而是要蚌中取珠，沙里淘金，化腐朽为神奇，在新的语境中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在 理解历史、发现历史的深层联系中更明智地去创造现在与未来的历史。
洪子诚指出，“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实际上也是“五四”诞生和孕育的充满 浪漫情怀的知识者所作出的选择，是新文学一开始就存在的选择的结果，是对多种文学 可能性中偏离或悖逆理想形态的部分的挤压、剥夺，是从“五四”就开始的文学“一体 化”的结果。
洪子诚这种视“十七年文学”为“五四”新文学的延续而非断裂的观点，也为其他学 者所支持、证明。刘禾在对“国民性”这个纵贯五四话语和现代史的重要话题进行考察 时就发现，从晚清到今天，中国人的集体想象被这个话题纠缠了近一个世纪。随着国民 性的概念等现代性理论引进的是一整套西方人生产出来的关于自己的和东方人的知识， 而五四人的一切努力都旨在克服这种知识带来的焦虑(所谓“改造国民性”)。但国民性 之孰优孰劣原本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欧洲民族的国民性未必在本质上比中国人优越， 改造国民性不过是为了适应“现代化”的生存条件所必须的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手段 。然而，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国民性的话语却开始向着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本质论”过 渡。“批判国民劣根性”上升为批判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与此同时，文学，随着 “改造国民性”这一主题的凸现，也开始受到中国“现代性”理论的青睐，被当作国民 改造之宏图的最佳手段。
接着刘禾的工作往下做，我们便能发现，“批判国民劣根性”等国民性的话语不仅深 深影响了五四人对传统文化的深恶痛绝的态度，而且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五四以 降中国的文学实践与政治社会革命实践。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到40年代 胡风的揭露国民“精神奴役创伤”理论，直到80年代的“反思文学”、“寻根文学”， 它始终作为一种启蒙性主题贯穿于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实践中，即使在五十至七十年 代，它也结合着政治性阶级性的话语形式在“问题小说”和“非主流文学”中，以批判 农民的落后性和其它消极陈旧思想的旗号得到合法性表达；而自80年代的“寻根文学” 开始，它才逐渐转移升华为对普遍人性“恶”的思考与批判之中，算是适时地完成了自 己的“历史”使命。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批判国民劣根性”与“改造国民性”的提法 有微妙差别。应该说，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甚至80年代，用“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来概括 似乎更恰当些。当然包括“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在内的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要 复杂得多，需要做更细致、深入的辨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结合五四以降中国的 文学实践与政治社会革命实践对此作出大致的把握。我认为，作为一种以农民革命为主 体的政治社会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出于发动农民、壮大革命力量和鼓舞斗志、夺取政 权、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在文化选择上采取了革命化、政治化和民族化、大众化的现 代性策略，并将文学纳入到政治社会革命的组织系统和建立“新文化的工程”之中，充 分发挥了它的宣传与教化功能，从而把文学的现代精神和现代方法灌输到五四新文学尚 未触及的文化圈层，在“社会动员”方面起到了五四新文学所未能起到的作用，从而在 促使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代转型方面立下了前所未有的功劳(王又平语)。但即使如此， “改造国民性”等国民性话语也并未因此而丧失它的权威，它只不过在毛泽东等政治家 那里变成了将阶级意识与精神纯粹化的问题：“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知识分子 必须进行思想改造”、“改造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 这也是毛泽东始终不对赵树理的创作明确表示赞赏的原因之一，因为后者缺乏“新文化 工程”理想的具有卡里斯玛意义的“社会主义新人”典型。
其实，“十七年文学”的开端在当年新文学的主流作家看来，正是一种现代化的“新 文化”开始确立的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意味着一种至善、至美的社会与文学 形态的到达，正如胡风写于1949年的长篇政治抒情诗《时间开始了》所表达的那样，“ 最美好最纯洁的希望/在等着你”!对于几代矢志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人来说， 这一目标的实现意味着古老中国终于摆脱了非现代状况，进入了现代化的世界“历史” 进程之中，无疑具有“创世”的现代意义。接下来，就是如何以左翼文学、“新文化” 的规范来统一、改造一切与之不同或相悖的文学、文化，来创造更为规范的“伟大”作 品的问题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在主流作家内部发生了分歧，以胡风、冯雪峰、秦兆 阳、钱谷融等为代表的以五四以来的左翼文学传统为标准的作家，与以周扬、邵荃麟等 为代表的秉持延安文艺方向的作家发生了激烈冲突，这种冲突贯穿于“十七年文学”始 终，直到更为激进的政治文化派别完全以政治规范代替文学规范，使得这种冲突在表面 消失；但是，“十七年文学”中胡风等人所提出的文学的“主观精神”与“人学”命题 ，不仅在“文革文学”时期的潜在写作中得到承续，更在“新时期文学”中得到凸显与 张扬，“新时期文学”思潮中关于“主体性”理论与“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讨 论，不仅仅是对五四新文学的回应，更是对“十七年文学”有关理论命题的接续与深化 。
当然，作为“新文化”实验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十七年文学”付出的代价 是惨重的。不过，它在探索进程中所带出的问题却是相当值得研究的，例如当代文学实 践中如何处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民间文艺形式的问题，如何对待现代派等西方艺术思 潮的问题，文学如何在参与社会变革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与自律性的问题，文学能 否通过一种理论进行组织生产的问题，“十七年文学”那种高度集中、高度组织化的生 产——传播——消费模式与“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异同关系问题，“十七年文 学”以至整个左翼文学中所蕴涵的“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与抗 拒物质主义的价值取向，在功利化、贫富悬殊化、物欲横流的当下文化境况中有无意义 的问题，如此等等，只要我们在对过去所习惯操持的知识范畴、批评话语与学术框架作 过必要的反思之后，不过于急切地下判断、作结论，而对“十七年文学”等异常特殊的 历史对象保持必要的学术的耐心与审慎，就既能中肯地评价其利弊得失，知其然亦知其 所以然，更能从中剥离出于今天以及未来的文学有益的因素，甚至化腐朽为神奇，使之 得以创造性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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