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钱币的流布区域及相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夏论文,钱币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弁言
学界对西夏钱币的关注始于清代，缘自西夏钱币的出土及西夏文的释读。乾隆及道光年间，安康出土西夏天盛元宝、皇建元宝及西夏文钱数品[1]78－79。最早的西夏钱币窖藏是嘉庆十年(1805年)金石学者刘青园在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发现的。刘青园就其发现过程记载说：
凉州土人，掘得古钱数瓮，其中开元最多，北宋、辽钱及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亦复不少，而此等梵字钱亦有数品，余共捡得千余枚。①
这里所谓的“梵字钱”一称，始见于南宋洪遵(1120—1174年)于绍兴十九年(1149年)撰写的《泉志》一书，这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钱谱。其中就“梵字钱”言道：
余按此钱径八分，重三铢六参，铜色纯赤，文不可辨，大抵类屋驮、吐蕃钱。②
从附图看，洪遵所言的“梵字钱”，其实是一种文字奇特的小平钱，就是西夏文“大安宝钱”，因当时洪遵不识其文，故将其列入“外国品”中。而在发现该窖藏的前一年，即1804年，凉州发现了西夏文与汉文合璧书写的《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根据其中的“夏国字”，刘青园确认过去所谓的“梵字钱”其实是西夏文钱：
又尝于凉州大云寺访得古碑(即《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阳面正作此等字……乃知此钱(梵字钱)为西夏梵书。景岩作《泉志》时，即不之识。数百年后，破此疑窦，亦快事矣！③
至于钱币铭文的具体内容，当时并不为人所识。这是首次见于文献记载的西夏钱币的重大发现。19世纪末，英国驻北京职员卜士礼(Stephan Bushell)得到西夏文钱币一枚，他根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上的碑文解读出了这枚西夏文钱的对应汉字即为“大安宝钱”[2]72－74。20世纪初，随着两夏文字的研究和释读，学界对西夏钱币的研究进一步深入。1914年，西夏学学者罗福苌在其《西夏国书略说》中著录并释读了四种西夏文钱，依次为福圣宝钱、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此后，由于西夏钱币出土鲜少，学界对这种钱币的研究几乎再无进展，唯《泉币》发表过几篇关于西夏钱币的文章，但介绍的多为传世品④。
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甘肃等地陆续有一批西夏钱币出土，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70年代末，特别是到了80年代，随着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关于西夏钱币出土的报道屡见于报刊，这才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他们对有关西夏钱币的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考证和认定了部分存疑的西夏钱币，并开始了对西夏货币制度、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形态的探索，力求通过两夏钱币的研究，揭开西夏王国的神秘面纱。
把西夏钱币研究引向深入的当推陈炳应和牛达生两位西夏研究专家。陈炳应先后发表有关西夏钱币的论文多篇，借由在文物部门工作之便，系统介绍了甘肃收藏的西夏钱币⑤，更可贵的是陈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深入地探讨了西夏的货币制度，从而把西夏钱币的研究提升到了新的高度⑥。他研究认为，学界常说的西夏文“福圣宝钱”其实应为“禀德宝钱”，非谅祚福圣承道年间(1053—1056年)，而是元昊钱[3]35－38。此说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牛达生自1984年撰写《西夏钱币辩证》始[4]20－27，至今在各种书刊上相继发表西夏钱币文章30余篇。他非常重视西夏钱币的发掘与研究，根据出土的西夏钱币，对历代钱谱中的西夏钱币去伪存真，考证和认定了部分存疑钱币。[5]11－15[6]55－65[7]17－22此外，他对西夏的货币经济也作了有益的探讨[8]81－89[6]55－65，对西夏铁钱专用区的设置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9]10－14。
当然，我们在赞赏两位学者对西夏钱币研究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其他学者对西夏钱币研究的贡献，总的来说，正是众多学者的齐心努力，才使得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些钱币的出土，对西夏贸易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通过一个世纪的研究、刊布，现知的西夏钱币之数量已非常可观，但学术界尚缺乏一个系统的目录。家底不明、心中无数，就很难对西夏钱币及货币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瞎子摸象般的研究状况不应该再持续下去了。因此，编制出一个完整的西夏钱币目录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又要注意与西夏钱币伴出的钱币及出土、发现或地点等重要信息，这些信息对西夏钱币研究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百年来，学术界对西夏钱币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零星发表于多种书刊之中，收集不易。对这些成果借鉴与利用，是系统化、完整化研究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只有全面掌握学术信息，我们才能对西夏钱币与货币史的研究做到心中有数。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通过对西夏钱币出土、发现情况的汇集、整理，以窥视西夏钱币的某些特点，同时也为今后学术界的研究提供必要的信息。
二、宁夏境内出土的西夏钱币
历史上的宁夏地区曾经长期成为西夏的统治地区，今银川市又为西夏的都城兴庆府的所在地，是西夏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吴忠与灵武为西夏时期灵州所辖，而灵州自唐末、五代、宋初即是中原通西域的丝路重镇。此外，著名的乌池与白池大体在今天的盐池县境内，这里出产的青白盐是西夏对宋贸易的拳头商品。因此，我们对宁夏地区出土西夏钱币的考察有着重大意义。参见表1。
综观上表，可以发现，宁夏各地出土的西夏钱币其实并不多，与之相反，北宋钱币却有大量出土，更有甚者，在一些西夏遗址中出土钱币虽多，但多为宋钱，西夏钱币却付之阙如。如两夏陵区一○八号墓出土的钱币中，仅有唐开元通宝及众多宋朝钱币，却无一枚西夏钱[10]73。宁夏石嘴山西夏省嵬城遗址(惠农县庙台乡省嵬村)出土的钱币有135枚，也全是唐宋钱币，无西夏钱[11]562。这些情况说明，在西夏统治时期，境内流行的主要是北宋货币。究其原因，学者们认为是西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所致，同时也反映了西夏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对宋朝的依赖，是宋夏关系方面的一件大事，也是西夏经济的一大特点[8]84。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笔者认为大量北宋货币的出现，真实地反映了宋夏之间贸易繁荣之事实。
传统观点认为，喀喇汗王朝与北宋结盟，而与西夏为敌，两国之间缺乏经济往来。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喀喇汗王朝虽远离中原，但它与北宋保持着密切而频繁的交往，贡使往返络绎不绝。据《宋史》和《宋会要辑稿》记载，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至宣和六年(1124年)喀喇汗王朝向北宋派遣使臣达40余次。与这种境况相反，喀喇汗王朝虽与西夏之间的距离较近，应有密切的交往，但在宋夏矛盾的制约下，双方矛盾较深。元丰六年(1083年)，“西贼犯兰州，破西关，虏略(掠)和雇运粮于阗人并橐驼”⑦。“绍圣中，其王阿忽都董俄密竭笃又言，缅药家作过，别无报效，已遣兵攻甘、沙、肃三州”[12]14109。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西夏是不可能允许喀喇汗王朝入贡北宋时路过其境的。然而，随着北宋的灭亡和宋室的南迁，宋朝与西夏之间在丝绸之路上不再有竞争存在，西夏与喀喇汗王朝的矛盾也随之消失。在这种情况下，西夏及时调整了与喀喇汗王朝之间的关系，开始了不同程度的商贸往来。
1984年至198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磁窑堡瓷窑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西夏等时期的瓷器、窑具及生产工具等遗物，同时也出土了珍贵的各代钱币，其中就有喀喇汗王朝铜币一枚。铜币的正反两面均印有文字，为阿拉伯文库菲体。正面铭文译为“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背面铭文磨损锈蚀严重，上两行漫漶不清，下两行可能是“穆罕默德阿尔斯兰汗”[13]1105，应系穆罕默德·本·优素夫阿尔斯兰汗(1056/57—1057/58年)时期所铸造，可能是喀喇汗王朝商人在购买西夏瓷器时遗留下来的，可视作西夏与喀喇汗王朝展开贸易的佐证。与之相应，今新疆墨玉县境内发现的西夏光定元宝钱币[14]30也当为西夏与喀喇汗王朝间发生经济关系的佐证。
三、西夏钱币在内蒙古地区的发现
自1949年以来，在内蒙古地区，尤其是河套一带多次出土西夏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铁钱，这对探讨西夏与辽、金间的贸易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参见表2。
除此之外，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收藏“天盛元宝”铜钱数枚，分别出自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在呼和浩特市、包头市、赤峰市、通辽等地，也均有西夏钱币发现。
通过上述所列，不难看出，在内蒙古地区出土的西夏钱币，除阿拉善盟阿左旗头道湖、鄂托克旗二道川、林两县三道营子以及乌审旗陶利乡西沙湾三地以铜钱为主外，其余几处均为铁钱。这些铁钱虽仅有两个品种，即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但出土数量却很大。1949年，内蒙古准格尔旗那林镇出土铁钱6000公斤，其中主要为乾祐元宝铁钱。1958年，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高油坊城址中检选出乾祐元宝10公斤，但这只是能够辨认出来的，至于那些锈结成块的“数量恐要万斤左右”[15]16。1980年8月，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盐店乡新民渠村，共出土铁钱1048公斤，272154枚，在已清理的183204枚中，有乾祐元宝168131枚，天盛元宝14058枚。西夏铁钱不但出土数量多，而且集中分布在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一带，也即河套地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这还得从西夏的铸钱活动和西夏与辽金贸易谈起。
西夏开始大规模铸钱始自仁宗仁孝时。史载：“自茶山铁冶入于中国，国中乏铁，常以青白盐易陕两大铁钱为用。及金人据关右，置兰州等处榷场，若以中国钱贸易，价辄倍增，商人苦之。仁孝乃立通济监，命监察御史梁惟忠掌之，铸‘天盛永(应为元)宝’钱，与金‘正隆元宝’钱并用。金主禁之，仁孝再表请，乃许通行。”[16]423说明西夏在将换来的大铁钱与金再行贸易时却遭贬值，商人及西夏国均蒙受损失。有鉴于此，西夏便发愤自己铸钱。其铸钱有铜铁之分，但以铁钱居多，两种钱在河套地区都有集中发现。
宋朝为了防止铜钱外流，在宋金交界地区专设铁钱区，金亦以同样的手法应对之。金为了遏制铜钱流入两夏，在与西夏交界区也专设铁钱区。西夏铁钱区的出现，也应是出于保护铜钱不外流的目的。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拟另文专述，兹不详论。
河套地区多产铁少产铜，西夏在其东之夏州设有铁冶务，于是，夏州成为西夏铁钱的重要生产地之一。《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载：“诸人不允将南院黑铁钱运来京师，及京师铜钱运往南院等，若违律时，多寡一律徒二年，举告赏当按杂罪举告得赏。”[17]287“南院”一般解释为西夏南部地区，然而河套地区在西夏的北部，对此牛达生认为这是印刷错误所致，“南院”实为“北院”之误。这种解释虽不无道理，但忽视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西夏有可能在与宋交界地区也行用铁钱，以应对宋朝的钱禁。只是迄今尚缺乏实物依据，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现。
河套地区出现如此多的铁钱，究其原因，除此地是铁钱专用区之外，还与夏金榷场贸易有密切的联系。金对西夏的榷场，分为东胜榷场和陕西沿边榷场两大部分。在黑水城遗址发现有11件反映西夏与金朝榷场贸易的汉文文书，编号分别为Инв．No.308、Инв．No.347、Инв．No.352B、Инв．No.354、Инв．No.315(2－1)、Инв．No.315(2－2)、Инв．No.307(2－1)、Инв．No.353、Инв．No.352A、Инв．No.316、Инв．No.351[18]77－79。河套地区大量西夏铁钱的出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胜榷场的重要与繁荣。在夏金时期，双方在这个地区曾展开过频繁的贸易商业。
西夏曾归附于辽，辽对西夏开设的榷场主要设置在黄河北岸(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市境内)的辽西京(今山西大同市)大同州天德军、云内州、东胜州和银瓮口等处。与辽隔河相望的西夏胜州(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古城)是与辽通商贸易的重要口岸[19]86。西夏除在其疆界设立榷场与辽贸易外，与辽内地都市的贸易也十分频繁。契丹也为这种贸易提供方便，契丹之上京临潢驿、中京来宾馆都是为招待夏使而设，专供西夏人经商贸易。1972年至1986年，先后在辽上京城遗址(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郊)、内蒙古林西县三道营子及通辽市、奈曼旗境内出土的几批辽代和金代的钱币窖藏中，发现有西夏文或汉文的大安宝钱、大安通宝等西夏钱币。大安宝钱在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均有出土，揭橥了西夏秉常大安年间(1074—1084年)夏辽之间贸易的繁荣。
在朝鲜两江道惠山市也有西夏文乾祐宝钱发现[20]45－46。两江道在辽金时非高丽地界，辽时属东京道，金时属东京路。在隔海相望的日本也出土有西夏钱[21]91。西夏钱币(特别是铜钱)铸量极少，故而有学者甚或认为西夏前期的钱币并不用于流通，只是作为一个政权存在及独立的标志，但是从西夏窖藏及辽金窖藏出土的西夏钱币来看，数量再少，也是用于流通的货币。铸量极少的西夏钱币能够在如此遥远的地方发现，佐证了西夏与辽金间贸易的繁荣。
宁夏盐池县萌城乡与内蒙古林西县三道营子出土有高丽钱，如萌城乡出土有“三韩通宝”一枚，应系高丽肃宗明孝王王颙接受辽封“三韩国公”后所铸的封号钱，铸造时间为1103年[22]52－54。三道营子出土的一枚篆书“海东通宝”亦为肃宗时期所铸，时间为1101年。依理度之，辽与高丽进行商业往来，辽从高丽商人手中获取其国钱币，然后又辗转到了西夏境内，本为情理中事，但西夏钱币在朝鲜以及日本的发现却值得深思。西夏抑或通过辽金而与高丽、日本有所交往，尚未可知。
四、甘肃境内出土的西夏钱币
西夏钱币除了在宁夏、内蒙古大量出土外，甘肃的兰州、武威等地也有大量的发现及出土。此外，在甘肃张掖、临夏、天水、庆阳、庄浪、古浪、岷县等地也有发现及出土。详见表3。
在兰州发现的西夏钱币主要有天盛元宝、乾祐元宝与皇建元宝，进一步证明了西夏时代这里与金榷场贸易的繁荣。武威地区早在清嘉庆年间就有西夏钱币出土，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里又陆续不断有新的西夏钱币出土，一方面反映了西夏统治时期的西凉府社会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印证了凉州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1972年，武威张义乡出土了天盛元宝1枚、乾祐元宝铁钱5枚、皇建元宝1枚、光定元宝1枚，据说还有西夏文铜钱。同年，在张义乡还发现了西夏时期的汉文文书，其中有一件《请假条》，载曰：“今申本卡先差司吏高践苟一名，本人告称，或有……遣及诸处驱赶请假今目下见。”[23]299卡是交通要道上收税、检查的机构，张义地处武威与青海省交界的山口，设卡是很自然的事，而在此地发现有品种丰富的西夏钱币，凸显了此地在丝路交通上的枢纽地位。
敦煌地处丝绸之路要冲，各国贡使、商人往来频繁。汉代时已是“华戎所交，一都会也”⑧，东晋时期中亚粟特人已进入敦煌地区经商，至隋唐时期粟特人东迁的规模越来越大。在鄯善至敦煌之间千余里形成粟特社区，在鄯善附近有石城镇，敦煌西有用于西域胡商“兴生胡”的居留地——“兴胡泊”及粟特人的聚居地——从化乡。及至11世纪60年代末期西夏攻灭回鹘据有河西之后，丝绸之路被迫改道，西域诸国商人入贡中原多走青唐道，但仍有大食、回鹘商人以及天竺僧人路过西夏到达北宋[24]469－488。他们所经路线除了居延路外，恐怕最常走的莫过于河西路了，而敦煌是这些商人及僧侣的必经之地。我们再捡看西夏对外贸易的产品，就能发现许多并非西夏所产。据考，西夏从西方购买、转手卖给东方的产品种类繁多，基本可以认定的计有乳香、安息香、檀香、木香、沉香、硇砂、玉石、珊瑚、玛瑙、琥珀、琉璃、玻璃等[25]70－73。西夏购买到这些商品的途径大致有三：其一，西域诸国商人路经西夏到中原或辽金经商，西夏要收取一定的实物税；其二，西夏商人到西域经商，回来时必携带回货；其三，西域商人在西夏境内经商而留下的交换品。收取实物税毕竟数量有限，并不能满足西夏的对外贸易，此外，西夏人还不具备粟特及回鹘人的经商能力，他们之中少有像粟特和回鹘那样善于经商的人。获得大量西域商品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些重镇设贸易据点，双方在此进行买卖，这个用于西夏与西方国家展开贸易的地点肯定应在敦煌和凉州等地[26]53。诸种史料表明敦煌在历史上曾作为丝路贸易据点存在过。如西夏文瓜州审判案卷记录了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0年)瓜州的贸易和纷争，它涉及不同民族的许多人，讲到马、骡、缯帛的贸易，提到以“铸银近万”的巨资“诸处为贩”[23]291－293。庶几乎可现当时敦煌地区的贸易盛况和货币经济的发展程度。瓜州榆林窟第3窟西夏壁画中的商旅图也表明了此地商业贸易的存在。
西夏时期，敦煌文化比较发达，有多种文字通行，不同文化交相辉映，并行发展。西夏立国之前，境内主要有汉、藏、回鹘的文化。西夏建国后，又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西夏文，被定为国字，大力推行。政府“招募弟子三千七一一教诲成人杰”[23]347，然后将其分散到全国各地去“教国人纪事用蕃书”[27]13995。所以，西夏文字在敦煌等地也得到了使用，敦煌出土的西夏文文献及石窟中的西夏文题记就证明了这一点[28]49－58[29]367－385。直到元代乃至明朝中叶，这种文字仍然流行。如居庸关云台刻于至正二年(1342年)的《建塔功德记》[30]62－64及莫高窟有至正八年(1348年)刻的西宁王速来蛮重修的功德碑[31]34－42，其中都使用了西夏文及汉文、藏文、回鹘文、八思巴文和梵文等，计达六种文字。1988年至1995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在对莫高窟北区进行清理时，在第113窟中获得西夏天盛元宝(铁钱)12枚、乾祐元宝(铁钱)16枚，同时出土的有北宋祥符通宝1枚、宣和通宝(铁钱)8枚[32]24－27。这些钱币特别是西夏钱币的出土，为研究西夏时期敦煌地区的丝绸之路商贸活动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五、陕西及其他地区发现的西夏钱币
除了上述比较集中的地区外，西夏钱币在陕西、新疆、北京、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浙江等地亦有出土与发现，这些钱币实物对于深入认识西夏与宋、金之间的贸易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限于篇幅，于此不能一一赘述。有关情况可参见表4、表5。
以上诸表所列，仅为笔者收集到的资料，由于水平有限，加上资料收集极为困难，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容今后继续补充修正。
六、结论
西夏铸币之始兴，《宋史·夏国传》记载说，仁宗天盛十年(1158年)，“始立通济监铸钱”。但从上表所列可以看出，早在天盛以前，即已有谅祚时期(1047—1067年)铸造的“福圣宝钱”等。西夏所铸钱币，既有汉文，也有西夏文。其中，汉文钱有“大安通宝”、“元德通宝”、折二“元德重宝”、“大德通宝”、“天盛元宝(有铁钱)”、“乾祐元宝(有铁钱)”、折二铁“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等九种。书体以楷书为主，兼有篆、行诸体，都是仿宋钱制铸造的年号钱。1984年，出土了“光定”楷篆对钱，还有特殊的“大安”、“乾祐”、“天庆”及汉文、西夏文对钱。西夏文钱有“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等五种。另外，在传世品中西夏文折二“福圣宝钱”、折二“大安宝钱”，当属于伪品。至于旧谱所载“正德元宝”、“大德元宝”、“应天元宝”等钱，以及《泉布统志》著录之“大夏颁行宝钞”、“大夏军营宝钞”等纸币，也都属于伪品。传世之“天授通宝”、“
都元宝”、“乾定元宝”，是否为西夏钱，尚有待进一步考订。
从上述诸表看，西夏使用的钱币种类是比较复杂的。西夏于1038年立国前后，一直使用唐宋钱，同时杂有秦汉、北朝、五代、辽金等钱。据西夏故地发现的10余处铜钱窖藏统计，北宋钱多在80％以上，有的高达97％，而西夏钱则数量很少，不足2％，且以“天盛元宝”和“光定元宝”为主，说明有西夏一代，其境内流通的主要是北宋钱，只有局部地区例外，如内蒙古准格尔旗、临河市、达拉特旗及包头市等地发现的铁钱窖藏，有的出土多达数千公斤，除少数北宋“宣和”、“政和”钱外，皆为“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铁钱。到西夏中期，夏仁宗于天盛年间(1149—1169年)颁布法令[17]287，禁止西夏人与他国进行钱币买卖：“诸人不允去敌界卖钱，及匠人铸钱，毁钱……诸人不允将南院黑铁钱运来京师，及京师铜钱运往南院……诸人由水上运钱，到敌界买卖时，渡船主、掌检警口者等罪……”
这一法令的主旨在于防止铜钱外流。与此同时，又仿效北宋政府在陕西路、河东路设置铁钱区之法，在与金接壤的地区(今内蒙古黄河以南)特设铁钱区[15]16－17;[9]13。除这一地区使用铁钱外，其余地区均使用铜钱。
通过上述诸表可以看出，西夏钱币的出土与发现区域非常广大，但其中比较集中的区域为甘肃(以武威市一带最为集中)、宁夏(多出土于银川市、石嘴山市及灵武市诸地)、内蒙古(河套地区)和陕西(以安康市最为集中)，西夏的窖藏钱币也全都发现于这些地区，应与上述诸地均属西夏故地有关。此外，在新疆、北京、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湖南、湖北、浙江、山西、山东等地也都有发现，甚至在朝鲜的惠山也发现有一枚西夏文“乾祐宝钱”。这些发现，虽然数量不多，但为我们进一步认识西夏时期的丝路贸易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西夏钱币的铸造与制度，深受北宋的影响。如北宋流行年号钱，西夏无论汉文钱还是西夏文钱，都是年号钱。北宋盛行对钱，西夏受其影响，也铸对钱。根据出土资料，西夏有汉文钱“元德通宝”隶楷对钱，“乾祐元宝”行楷对钱，“光定元宝”篆楷对钱；另外，西夏根据其有汉夏两种文字钱币的特点，还铸有特殊的汉夏两种文字的对钱，其为“大安通宝”和“大安宝钱”对钱，“乾祷元宝”和“乾祐宝钱”对钱，“天庆元宝”和“天庆宝钱”对钱。上述对钱，有的虽然在大小厚薄、文字位置、笔画粗细等方面不能完全吻合，但还是体现了一定的“对称美”[33]20－23。
西夏出土钱币，数量众多，琳琅满目，如实地展现了西夏时期丝路沿线及周边地区贸易的繁荣与昌盛。
注释：
①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十三《宋伪品·西夏梵字钱》(第7页)，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刻本。
②洪遵《泉志》卷十一《外国品》。
③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十三《宋伪品·西夏梵字钱》(第9页)，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刻本。
④如张叔驯：《西夏大德通宝》，《泉币》1940年第1期，第67－68页；王荫嘉：《天盛铁钱背“西”》，《泉币》1940年第1期，第61页；赵权之：《介绍新发现一种西夏文钱》，《泉币》1940年第3期，第22－23页；郑家相：《西夏文大安宝钱》，《泉币》1941年第6期，第39页；戴葆庭：《西夏文大安宝钱两品》，《泉币》1941年第7期，第44－45页；马定祥：《乾祐元宝》，《泉币》1943年第21期，第31页；程伯逊：《天盛背“西”》，《泉币》1944年第23期，第18－19页；等等。
⑤如《西夏钱币述论》，《甘肃金融》1987年增刊《甘肃钱币专辑》(增二)，第28－31页；《关于西夏钱币的几个问题》，《中国钱币》1989年第3期，第18－22页；等等。
⑥如《西夏法典中的货币》，《新疆金融》1991年增刊2，第87－92页；《西夏的丝路贸易与钱币法》，《中国钱币》1991年第3期，第27－35页；《西夏的衡制与币制》，《中国钱币》1994年第1期，第3－8页；《西夏货币制度概述》，《中国钱币》2002年第3期，第39－42页；等等。
⑦《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七，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722页。
⑧司马彪：《后汉书》志二十三《郡国五·敦煌》，刘昭注引《耆旧记》，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5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