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香港工运之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放战争论文,工运论文,香港论文,中共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下的香港工人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它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内地的解放战争。香港工人运动所处的环境是十分复杂和特殊的。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工运，也区别于中国内地的工运，具有自身的独特性。香港党组织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香港工运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领导工人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丰富了新民主主义工运经验，同时对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工运的开展提供了借鉴。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香港工运的经验，归纳起来有如下三方面：
一、正确处理错综复杂的矛盾
香港是英帝国主义霸占的中国领土，这一特殊的情况，决定了香港工运中的矛盾错综复杂，既有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矛盾，也有英国和国民党政府的矛盾；既有中共和英国的矛盾，也有中共和国民党的矛盾，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变化不定。因此，正确处理好这些矛盾是中共领导工运发展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美国和英国都是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虽然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一样的，但它们为了争夺中国的广大市场，不可避免会产生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出于私利，支持蒋介石政府收回香港，企图拔掉它独占中国市场、尤其是华南市场的障碍，引起了英政府的不满。解放战争中，美国授意蒋介石政府不断向港英政府挑起事端，造成收回香港的声势，目的还是在于借蒋介石之手打击它独占中国的最强劲的对手。蒋介石政府和港英政府的矛盾实际上是英美矛盾的延长。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也一直认为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但由于其腐败无能，根本就不可能收回香港，彻底解决香港问题。它在香港制造事端，目的在于缓和内地紧张局势，摆出爱国政府的姿态来欺骗人民，转移人民斗争的锋芒。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为了得到美援打内战，就必须把香港的利益转让给美国，让美国独霸中国市场。加之当时港英政府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内地受迫害的民主人士纷纷避难香港，发表言论指责国民党政府，这使得蒋介石政府十分恼火，多次放风要收回香港。香港国民党把持的工会为配合这一政策，在香港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来对港英政府施加压力。1947年的大工潮就是国民党利用工人加薪要求而发动的蕴含着政治阴谋的斗争。
英、美、蒋之间虽有矛盾，有时甚至比较尖锐，但由于它们的反动本性是一致的，为了对付共产主义运动，往往很容易达成妥协。在解放战争后期，面对人民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英、美、蒋之间便达成了妥协，共同对付中国共产党。
列宁认为：“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①]香港党组织杰出地运用了这一策略。香港光复后，还在工运开始恢复之时，党就明确指出要利用敌人内部矛盾，联此攻彼或联彼攻此，以达到瓦解敌人壮大自己的目的。当英、美、蒋发生冲突时，港英政府采取两面政策，往往对受中共影响的工会有所放松。党在香港工运恢复时期和巩固时期就巧妙地利用了敌人之间矛盾，借助港英的两面政策恢复和建立了一批工会，并创办劳校，发展各种形式的工人福利，扩大了进步工会的群众基础，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从港英和我党的关系来看，我党是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领导和先锋，而英国则是老牌帝国主义，一贯仇视共产主义运动，是反共的顽固堡垒，因此，中共和港英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英国为了更好地统治香港，在工人运动中采取了两面政策。在和美蒋矛盾斗争激烈及国民党在港工会力量过大时，为了平衡局势，控制局面，往往对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实行怀柔政策。根据这样的情况，香港党组织采取了缓和英我矛盾，既合作又斗争的策略。我党工会利用港英的改良主义劳工政策，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改善工人生活待遇，提高工人思想觉悟，把工人团结在党的周围。然而我党并没因此而放松对英的警惕，反复强调不可对英帝国主义抱有过高的幻想，否则将会给工会工作带来极大的损失。果然，当中共在内地革命斗争中节节胜利和香港工运迅猛发展时，港英政府便和美蒋达成妥协，对我党领导的进步工会加强压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仇视共产主义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幸亏党内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进步工会力量才没有因为港英劳工政策的转向而遭受重大损失，只是少数几个部门的工会干部对港英仍存幻想，致使斗争陷入被动。在1948年底的“的士”工人斗争初期，由于某些工会领导对劳工司抱有幻想，所以当资方在劳工司支持下强硬反扑时，我党进步工会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后来及时抛弃对港英的幻想，坚决斗争，才使斗争转入主动，以至最后胜利。
至于我党和国民党的矛盾，实质上是内地解放战争中阶级斗争的延伸。解放战争初期，中共香港市委领导党员积极恢复工会并创立新的工会，国民党凭借其在香港有悠久的工运历史、有一些工会追随，便和我党展开了对工会阵地的争夺。他们不惜出卖工人的利益，与港英政府勾结，采用分裂工运的手段，来达到其卑鄙的目的。例如，在1946年九龙船坞反包斗争中，当我党领导工人罢工处于关键时刻，国民党华机会领袖在《华侨日报》上公开登报，命令船坞机工复工，华机会副主席、国民党员罗友带领受其影响的部分工人首先复工，是使我党领导的反包斗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针锋相对予以坚决回击。一方面揭露国民党分裂工运，以牺牲工人利益来迫害进步力量的阴谋；另一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派人打入国民党把持的工会中去，做长期的争取改造工作。可以说，我党领导的工运是在和国民党的斗争中前进的。
中共香港党组织还正确处理了存在于英、共、蒋三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另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出发点”。[②]因此，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必须坚决不动摇地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领导工人和英帝国主义展开斗争；对国民党在工人中发动的反对英资的斗争，我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妥善处理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如在1947年国民党华机会发动的工潮中，我党一方面同情工人，动员各工团募捐，援助慰问罢工工人；另一方面抓住华机会领导的独裁、不公开等缺点加以批评揭露，并在自己会员中揭露国民党的政治阴谋。对于港英政府表示不以华机会为谈判对手，而以我党进步工团为谈判对手，并暗示我方可以加薪50%—100%为谈判条件，企图利用国民党和我党矛盾，分化瓦解工潮，我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完全加以拒绝，站稳了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及至国民党准备妥协之时，我党果断地夺取斗争的领导权，使大工潮最后获得圆满成功。
二、坚持“长期打算，积蓄力量”的工运方针
解放战争时期，内地工人运动的总方针仍然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③]这是我党在长期工运实践中得出的一条正确方针。香港工运虽与内地工运有不同的特点，但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是相同的，加之香港工运要从大局出发，在战略上配合内地解放战争，这就决定了香港工运方针和内地工运方针的一致性。“长期打算，积蓄力量，一切为建立及巩固组织，照顾明天，不急于今天成就”是中共领导香港工人运动的总方针，也是香港工人斗争的基本出发点，“积蓄力量”是这一方针的核心。
为贯彻这一方针，香港党组织根据香港的具体情况采取了许多有效的策略：
1、以合法斗争为主的策略
港英政府一贯标榜香港是法制社会，制定了一些具有改良主义色彩的劳工法律。法律从根本上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也对工人的权益做了一些有利的规定，如：对工人为经济目的而进行的罢工或停工视为合法；对于工人纠察队，如果是“和平地获得或传递信息”或“和平地劝说任何人去上工或停工”的目的，则是合法的。[④]尤其是承认职工会的合法性，对职工会的政治色彩也是心照不宣的。这在内地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国民党政府决不允许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合法存在。
根据香港这一特点，中共在斗争中采取“以合法斗争为主”的策略，这是开展香港工运的独特之处。
香港市委积极进行广泛的合法职工斗争，尽可能扩大合法斗争的范围，通过领导改善生活待遇、举办福利工作、开展文化教育等各种合法活动，把广大工人组织在一起，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为香港工运积蓄深厚的群众力量。特别是于1948年4月依法成立的受我党领导的港九工会联合会，成为我党采用“合法斗争为主”的策略的突出体现。工联会以合法的地位领导着港九工人进行斗争，在港英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最大限度地争取工人的各种权益。
当然，以合法斗争为主，并不排斥非法斗争，两者应相互结合。纵观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的香港工运，绝大多数斗争都是合法斗争，只有少数几次最后发展成为非法斗争。1948年的“的士”工潮是属于经济性质的斗争，但带有反迫害斗争的意义。我党坚持合法斗争为主的策略是对的，但个别干部犯有合法主义的错误，不敢揭露英帝国主义的阴谋，害怕群众过激，使群众对我党干部不满。在我党有失去群众的紧要关头，香港党组织认真检讨了片面的合法斗争的错误，采取了正确的策略：一方面从政治上揭露港英政府和资本家的阴谋，依法扩大合法活动，取得社会的广泛支持；另一方面，积极布置下层群众的抗议斗争，尖锐地攻击劳工处和雇主联合会操纵资方破坏谈判的行为，并选择时机布置了纠察集体行动，与阻碍罢工的警察抗争，不怕迫出非法事件来支持合法斗争。以合法斗争为主，非法斗争相配合，是这次斗争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香港党组织在斗争中得出的一条成功经验是：非法斗争要适可而止，不要毫无节制，否则不仅迫不出合法，反而会葬送自己的力量；同时，以合法斗争为主，也应该防止合法主义的错误。
2、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是我党从斗争中探索出来的策略原则，也成为指导工运的策略原则。所谓有理，就是指斗争的要求和行动是正义的，且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和赞助；所谓有利，就是指每次斗争都应从胜利的原则出发，决不举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而且每次斗争都必须有利于群众经济、政治条件的改善，有利于积蓄工人的力量；所谓有节，就是指斗争一定要适可而止，不要毫无节制，要学会积小胜为大胜。这一原则的三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做到其中的两点或一点都会使斗争遭受失败。
中共领导香港工人的历次斗争大都坚持着上述原则。如我党在1945年12月领导香港光复后的第一次工人斗争中，当时物价上涨了8倍，而工人工资至多增加4倍左右，这种情况下，电车工人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自然是一种合理要求，能取得社会各界的谅解和支持。当资方反复拖延时，我工会便不失时机地向资方发出最后通牒，并做出一些让步，使斗争取得胜利；又如1949年我党领导的护校斗争，也是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的典范。我党创办劳工子弟学校是为工人争取利益的，护校斗争自然得到广大工人和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援。在斗争中，通过举办卖花筹款、展览等活动，赢得了广泛的舆论和物资支持。同时，所有的活动并没有过分刺激港英政府，适可而止。这样使得港英政府的强硬态度有所缓和，最后保留了5间劳校。
香港工运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多数斗争都是和资方反复谈判或劳工司从中调停解决的，而很少一开始就采取强硬的罢工手段。在谈判中善于根据具体情况而做出一些必要的让步，保证斗争的最后胜利。可见，中共领导香港工人斗争的艺术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3、政治斗争溶化于经济斗争之中
马克思早就指出：“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它的经济运动是和政治行动密切联系着的”。[⑤]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经济斗争，是为了直接经济目的而进行的阶级斗争，一方面是为了改善工人的生活待遇，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为了教育团结群众，提高工人的觉悟，使工人运动从低级到高级，提高到政治斗争的高度来，工人阶级的经济生活，只有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斗争，才能得到根本解决。根据我党的经验，在国民党或帝国主义统治的城市，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党必须着重领导工人日常的经济斗争，因为这样的斗争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和镇压，也比较容易取得胜利，有利于达到改善工人生活、团结教育群众、积蓄力量，最后夺取政权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斗争就是政治斗争”。[⑥]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香港工运中，党坚持把政治斗争溶化于经济斗争的策略，领导进行的大多数斗争都属于经济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工人生活十分困苦，就连香港总督葛量洪在1947年立法局会议上也不得不承认：“香港生活之高，就今日而论，超过世界上任何一文明国家”。[⑦]因此，解决工人的生存困难，是香港工人的第一需要。作为工人阶级利益代表的共产党，如果忽视这一点，必将失去广大工人群众。共产党只有通过领导工人进行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改善生活待遇等各种形式的经济斗争，避免资本家的压迫，在解决工人经济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工人的拥戴。通过经济斗争，把工人团结在一起，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积蓄起雄厚的群众力量，为配合内地解放战争，最终推翻英帝国主义统治而斗争。显然，这样的经济斗争实际上还是和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
三、突破一点，全面动员，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香港地窄人多，我党的工会力量主要集中在一些公用事业部门，倘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不仅影响到广大市民的日常生活，失去社会各界的支持，而且也容易授港英政府和资本家以柄，强行压制斗争，结果只会使斗争失败。因此，中共香港市委一再强调在香港一般不能搞大规模的同盟罢工，而对于日常的小的斗争，党都应该争取去领导，积小胜为大胜。但是，由于资本家为了共同的利益，相互联合，以港英政府为后台，共同对付工人。面对这一强大的敌人，单靠某单位、某部门的工人单独作战，要取得胜利相当艰难，因而工人也应该联合起来。经过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共香港市委在联合工人斗争方面创造性地总结出了“突破一点，全面动员”的斗争策略。具体来说，就是几个单位联合提出要求，由某一单位、某一部门代表其他单位出面，进行直接的斗争，而其他同盟者积极给予物质上、精神上的支援，非万不得已，绝不搞同盟罢工。同时，在全局工作上，以此次斗争为中心，推动其他各方面工作的开展。
在香港工运中，这一策略运用得十分成功。1946年5月我党领导的“三电”工人斗争，由电灯公司工人出面，而电车、电话公司工人积极支援，党内党外全面动员，最后“三电”工人都取得了胜利；1948年的“的士”工潮，也是由“明星”公司出面发难，而其它7间公司工人积极支援，党内积极动员党员投入斗争，外部以工联会出面号召，最终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在运用全面动员的策略时，香港党组织坚决反对全面爆发的决战思想，同时也反对漠不关心的保守主义思想。
显然，这种策略的成功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统一战线作后盾，这个统一战线不仅要包括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而且也要包括工人阶级和社会各界组成的统一战线。香港党组织十分重视建立香港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在香港光复不久，中共香港市委就着手对工会组织进行统计和分类，通过系统的、有计划的调查研究，将香港工会分成三类：一类是我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一类是国民党把持和影响下的工会；一类是中间性的工会。经过分析，党提出了“争取多数，反对少数；争取开明，团结中间，反对顽固”的统一战线方针。香港光复后，中共香港党组织积极工作，建立了以电话、电车、洋务、海员、摩托车工会为核心的联合性的进步工会，成为香港工运的骨干力量。1948年4月成立的我党领导的工联会由最初的22间工会到1949年底已发展到40余间，表明我党工会在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地位；对于一般的无党无派的中间工会，我党积极争取与团结他们，一起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斗争。中共香港市委十分注意对中间工会的工作，对这些工会的落后性逐步改造，协助其改善生活的斗争，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实际困难，使之成为我职工会的外围组织。我党创办劳校，不仅解决自己的工人子弟入学问题，也照顾到中间工会，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因此，中间工会偏向我党，拥护共产党的政策，积极参加我党领导的护校、卖花活动，在各种斗争中都给予我进步工团支持；对于国民党掌握的工会，党正确认识到国民党控制下的群众主要是受欺骗，但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本性和我党工人是一致的，因此，争取他们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应把国民党与其掌握下的工人群众区别开来，把其领袖中的开明分子和顽固分子区别开来。我党派人打入国民党把持的工会内部，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开明领袖，对顽固领袖的反动面目加以揭露，使群众认识他们的真实面目。在我党发动领导的斗争中，积极争取国民党工会群众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对我党领导的斗争。1949年7月，受国民党控制的中华海员工会、中华电力工会、沙模维新社、搪瓷总工会、船务铲漆工会、水上店员工会、大湾盐业工会等8间工会先后脱离国民党，参加港九工会联合会，这充分证明了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力量。香港工人还和内地工人进行密切的联系，相互支持，相互促进。
然而，光有工人阶级本身的统一战线还是远远构不成巨大的力量，工人阶级还必须和社会各界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在香港，我党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积极团结香港学生、文艺界、妇女界，争取工商业家尤其是华资华商中的开明分子，加入到我党领导的反帝反蒋斗争中来。1946年10月以我进步工团为主成立的“港九各界反内战大同盟”就是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组织；尤其是我党领导下的劳工教育促进会，把劳工司头目、主教、牧师、政府会计师、教育司代表、港绅、华人代表、国民党两广特派员等都纳入到教育促进会，即使是暂时的同盟者也不放弃，使同盟者在解决香港劳工子弟教育问题上共同献策出力；1949年底的电车工潮，电车工人除得到工联会为首的全市工人的支持外，还得到了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在工联会的领导下，全港工人、妇女界、学生界、报纸及华商总会都站在电车工人一边，慰问工人，反对警察的暴行，批评当局和资方的不当措施，并以华商总会出面斡旋，凡此种种，都对斗争胜利结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我党工运统战中的最关键的问题。刘少奇早在1936年就指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保持我们行动的自由。对于同盟者的动摇、叛变与投降，要使用批评的武器。要不断地在下层群众中进行工作，在群众中不断地加强我们的组织和影响。”[⑧]香港党组织在长期的斗争中，对于如何坚持工运领导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即牢固地掌握下层群众，最重要的是争取中间力量，批评打击动摇者。在1949年“的士”工潮中，我党积极争取民盟这一中间组织，批评民革的动摇，孤立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和托派分子，坚持群众路线，牢牢地掌握住斗争的领导权，是香港工运中我党坚持独立自主统战方针的杰出范例。同时，香港市委还着重发展了一批群众领袖、技术工人和积极的青工分子加入党组织，加强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组织力量，有助于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巩固。
注释：
①《社会民主党人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2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56页。
④《香港的营业环境》第257页，[英]莱思布里奇。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4页。
⑥《刘少奇选集》上册，第30页。
⑦《1947年香港大工潮斗争总结》，第4页。梁广。
⑧《刘少奇选集》上册，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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