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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5420（1999）06－0062－06
现代性社会理论所广泛争论的现代性问题，多方面涉及主体意识中的创造性。从多种意义来看，马克思主义都是现代性社会理论的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理论渊源和思想流派。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社会的权威认同理论，值得深入研究。
一、现代性中的权威认同
（一）现代性
现代性意味着主体性，更意味着主体意识中的创造性。
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主义者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因此，人对于历史的“创造”，“有着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31.）。但是，在前现代社会， “创造者”不是“人”，而是“神”；“证明”不是自觉的，而是自在的；不是自我的肯定，而是自我的否定。马克思还指出，传统社会是“自然形成的”，而近现代社会则是“文明创造的”。从“自然形成的”社会到“文明创造的”社会，经历了七个方面的转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3～104.）。 现代性意味着自觉的主体性与创造性。
亨廷顿也指出，“当人们意识到他们的能力，当他们开始认为自己能够理解并按自己的意志控制自然和社会之时，现代性才开始”。现代性“意味着普罗米修斯将人类从上帝、命运和天意的控制之中解放出来”（注：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 1989.92.）。我们看到，就其正确性而言，亨廷顿所意指的“现代性普罗米修斯”，早在19世纪马克思的阶级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中就已经有了明确而深刻的哲学表达。
（二）权威认同
我们早就应该看到，所谓“权威”（Authority）， 它的本意和本质就是“创造者”。从词源上看，西方语言主要分支（拉丁语、法语、英语、德语等）中的“权威”一词，其词根都是“创造者”的意思。希尔斯的考据表明，所谓“创造性”，原本所意指的就是“‘神’创造了世界”这一历史性事件。权威，首先有其宗教的和神学的历史背景，然后经历了文学艺术的创造，最后是人民群众的创造（注：希尔斯.论传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03～204.）。从这个意义上看，宗教权威，是权威认同的早期原型。当然，这是一种异化的权威。“宗教创造了人……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
权威是“创造者”；权威认同是对“创造者”的“创造性”的认同。前现代社会把自然形成的“父亲”、把“上帝”（“教会”）奉为权威。现代社会则把文明创造的“国家”、“法”奉为权威。现代社会的权威认同，不过是把神的创造变成了人的创造，把对彼岸世界的神圣权威的认同变成了对“此岸世界”的世俗权威的认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三）现代性权威认同的困境
现代社会的权威认同，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困境。一个是趋向世俗化的社会的权威认同是如何可能的，一个是日益分裂和分化的社会的权威认同是如何可能的。前者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性困境，后者是世俗世界本身的社会性困境。现代性权威认同之能否成立，有赖于现代社会在什么基础上、以什么样的性质和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对这两方面困境的创造性转化。
二、现代性权威认同的历史困境
（一）传统权威的丧失
传统权威之丧失尊严，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功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275.）。这个丧失，在生产力（即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层面，根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层面，受私有化、市场经济和形成中的市民社会的冲击。因此，最后在社会与自身的关系这个层面，传统权威丧失了认同。
仅就社会与“自然”——自然在这里指一切对象的东西，包括社会在内——的关系看，现代化（性）所伴随和趋向的世俗化、感性化甚至于庸俗化，直接造成了传统权威的认同危机。
1.世俗化。世俗化意味着另一个世界，也是神圣的或崇高的世界的丧失。在前现代社会，世界被二重化为神圣世界和世俗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圣俗的二分，使得什么是权威、权威的权威性程度和层次，十分明确，也十分确定。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则拒斥了那个彼岸的、宗教的和神秘的世界，把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此岸的、非宗教的世界，也即世俗的世界。整个世界因此而成为一个非常世俗和平凡的“此在”，而且，仅仅是一个其意义还有待于创造出来的、仅仅如此的“此在”。
2.感性化。感性化意味着神性的丧失和人性的高扬。而人性的现代化（性），既是理性的觉醒，也是感性的光明，二者是息息相通的。但是，理性蜕变为感性，理性化蜕变为感性化的趋势，则是现代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所始料未及的。
我们知道，早在费尔巴哈那里，“感性的人”就被宣布为“真正的上帝”和“人的本质”。理性主义的这个转变，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它表明，感性是现代性（化）的必然结果。尼采指出，“上帝死了”，这之后经历了一场“人性化”的运动。但是，这场运动却使得尼采惊呼“人性的，太人性的”。默茨认为，这是一场“（形而上学的）理性危机”（注：J.B.默茨.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M].北京：三联书店，1996.45～46.）。舍勒认为， 这更是一场“社会历史性的情绪运动”（注：舍勒.价值的颠覆[M].北京：三联书店，1998.101.），它造成了全部“价值的颠覆”（注：舍勒.价值的颠覆[M].北京：三联书店， 1998.128.）。
3.庸俗化。庸俗化意味着深刻性的丧失。世俗化并不等于也不意味着庸俗化（注：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46.）。但是，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世俗化却在诸多方面和很大的程度上流于庸俗化。“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而现代社会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的自我满足则是鄙俗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86.）。
认同于某种权威，无论如何总是被认为是对某种值得尊重、享有威望的事物的认同。但是，对于一个倾向于世俗化、感性化和庸俗化的社会来说，如何可能去认同于某种权威，权威又是如何确立起来，这是一个巨大的时代性矛盾。
（二）这个矛盾的创造性转化，首先是在路德的宗教改革中开始的。
马克思指出：“的确，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枷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
路德宗教改革造成了一种入世禁欲主义的工作伦理，它在俗而又不流俗。这种转变把权威（“父亲”、“上帝”、“教会”等等）内在化了（注：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58～59.），也把世俗神圣化了。这种转化并不改变封建的或资本的奴役制实质，但它却在主观上和形式上为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作了极好的心理的和信仰的准备。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适当的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6.）。
16世纪以来，现代性资本主义因素已经萌动并不断地生成和发展着。资本主义的商业精神、个体性和主体性已经破土而出。在这种背景下，正统的基督教越来越丧失了它传统的威望和正在形成中的市民社会对它的信心。而教会内部不可遏制的腐化则更加剧了这种信仰上的危机。教会的所谓腐化，和近现代社会的共同趋势一样，本质上乃是一种倾向世俗化。它和现代社会世俗化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并无本质的区别。教会变成了敛财的机构，宗教变成了一项世俗的事业。
路德的宗教改革，在两个方面是成功的和富有创造性的。一方面，宗教改革坚持基督教必须对一个日益世俗化的现代社会有某种历史性的适应，但这种适应又绝不能流于世俗甚至庸俗。路德的宗教改革，既坚持和维护传统基督教权威的正统性和绝对性，又改革了它对现代性倾向愈益显露的僵化和外在性，从而有效地完成了对彼岸世界的完善。另一方面，就宗教改革对此岸的影响来说，这种在俗而又不流俗的宗教信仰和工作伦理，特别是它以劳动化解圣俗对立紧张的“天职”观念，又赋予现代资本主义初期已现端倪的世俗事业以崇高的甚至神圣的意义，并有效地拒斥了它日后逐渐趋向的庸俗化，从而给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和初期发展提供了积极的也是前瞻性的心理和信仰准备。
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双重的意义上都创造性地把权威的信仰转换成了信仰的权威。对权威的信仰来说，宗教改革解决了传统权威的认同危机，也可以说是一个从传统性到现代性的认同危机。对信仰的权威来说，宗教改革解决了现代性权威的认同危机。对于神圣权威来说，宗教改革解决了它的世俗化的困境。对于世俗权威来说，宗教改革解决了它的神圣化困境。
三、现代性权威认同的社会困境
（一）现代社会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
“彼岸世界消逝以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此岸的世俗世界并没有成为世间的理想国，也没有成为人间的天堂。相反，世俗基础本身产生了更为严重的，也是为现代社会所独有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资本和劳动相分离，造成死劳动和活劳动的分离。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相分离，实际上是抽象劳动脱离了丰富的、感性的具体劳动，形成了自己的独立价值。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相分离，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立价值。死劳动与活劳动相对而独立，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相对而独立，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相对而独立。它们在形式上获得了自足的意义。因此，“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实践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世界的“二重化进程，从阶级社会以来就已经存在，并且在整个前现代社会中一直发展着。恩格斯指出：“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观点……这种观点自古典古代衰落以后出现在欧洲并在基督教中取得最高度的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4.）但是，劳动与劳动资料的彻底分离，只是从近现代社会以来，才开始最终完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0）[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1.）。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两个指示表明，精神与物质等等的对立，在基督教中和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形式。从性质上看，前者是“自然形成的”，后者是“文明创造的”。从形式上看，在前者之中，是基督教之下的对立或基督教内部的对立；而在后者之中，“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则已经是一种平等的或外在的对立。
因此，在现代社会，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二重化进程，不但具有世俗的形式和意义，而且是公开的、赤裸裸的和直接的，也是更加彻底、深刻和尖锐的。
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和对抗的阶级，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相分离，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相分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相分离，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相分离，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相分离，学术中立与政治参与相分离，如此等等。现代社会已经分化和分裂成为一个支离破碎的和高度风险的社会（注：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1998.31.）。
前现代社会，借助于出世或入世的神秘主义，在“神人合一”的神性直觉或“天人合一”的诗性生活中，还可以化解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神圣与凡俗等等的紧张对立。而现代社会则已经完全暴露在并置身于一个彻底世俗化和分化、分裂、无时无处不充满矛盾对立的世界中。但是，现代人却丧失了神性的世界，也丧失了神性的信仰。他们不得不在一个人性的世界中，以无信仰或非信仰去独自面对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75.）。
（二）现代性权威的认同困境
现代社会的这种生活情境，给现代性的权威认同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困境。
一方面，从劳动这个生存的根基起源和发生的本质性、存在性的分裂和矛盾，给个体的、阶级的、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带来了全面的（内在的或外在的）压力和紧张。这种压力和紧张造成的“持久的内心不安——一种无法解决矛盾的感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必须得到创造性的化解和转化，否则就会产生严重的存在性危机。
吉登斯指出：“创造性的经验是个人价值感并因此也是心理健康的基本支撑。如果个体不能创造性地生活，那么……慢性忧郁症或精神分裂症倾向都可能发生。”（注：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1998.128.）事实上，我们看到， 就问题的性质和严重程度而言，这种倾向绝不仅仅是一个生理或心理层面的问题。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又正是人所应实现的本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因此，能否创造性地实现对现代性分裂与矛盾的转化和化解，对现代社会是一个性命攸关的严重问题。从这个方面看，现代社会有一种必须确立、建构和维护某种（现代性）权威认同的强烈的存在性需求和冲动。
但是，另一方面，“彼岸世界消逝以后”，一个世俗化的分裂社会在如何重构新型的权威认同这个问题上，又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谁是权威、谁又能够确立权威？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权威？一个世俗化的社会能够认同某种什么性质的权威？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这样的权威？能够以什么样的形式认同于某种权威？这些分裂和矛盾，造成了现代性权威认同上的痛苦和困惑，而且是一种时时刻刻都在体验着的、本质性的焦虑与困惑。
“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权威认同更加困难。相反，分裂和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持久的内心不安，能够而事实上也曾转化为毅力的源泉和外部扩张的动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16世纪路德的宗教改革、18 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和世界扩张都是这样。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现代资本主义事实上越来越把矛盾冲突制度化了（注：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1998.143.）。而且， 为了使发展获得足够的动力和活力，它甚至于有意地把某些矛盾冲突保留了下来。因此，这也造成了现代性权威认同的各异其趣的不同形式。
四、现代性权威认同的基本形式
转化“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的创造性，可以有不同的主体、不同的实践基础、不同的性质、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的形式，从而形成权威认同的不同的历史形态和现代类型。从纵向上看，存在着两种历史形态；从横向上看，存在着两种现代类型。
（一）两种历史形态
第一种历史形态是建立在实质根据之上的权威认同。路德宗教改革所建立的新教权威、16世纪末17世纪初世俗王权专制局面下君主所标榜的超凡魅力的权威、资产阶级的革命与政治权威、德国古典哲学所追求的理性权威都是这种权威形态。这种形态的哲学信仰，是对矛盾的消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9.），是对集中的也是统一的实质性权威的追求。
这种形态的权威认同，是上升时期资产阶级乐观自信、积极进取的创造力的表现，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主体意识的自觉和自我肯定。我们看到，正是在这一阶段，资产阶级批判了传统的宗教权威，并以极大的创造性和主体性确立了新的权威和新的认同。
第二种历史形态是建立在形式根据之上的权威认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都已经放弃了对实质的、终极的、集中的和统一的权威认同根据的追求。这种形态的哲学信仰，是对矛盾的消解，是对分散和多元的权威认同自由的默认。科学技术的权威观和统治社会学（韦伯）对统治权威的纯粹类型的划分，是这种权威形态的典型代表。
这个阶段，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权威认同，用形式化的、中性的（价值中立的）、多元化的权威消解了以往的那些宗教性的终极权威，甚至于消解了资产阶级第一阶段的实质性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这个转向，是垄断资产阶级保守的阶级性主体性的表现。
第一种权威形态追求认同的共识；第二种权威形态追求认同的共契。
（二）两种现代类型
新教加尔文宗认定，在上帝面前，任何人间的、尘世的创造都是缺乏神性的。所谓“人为者，伪也”。例如，国家权力作为一种人造的事物，不过是一种世俗化的、必须加以限制的“必要的恶”。国家政治权力和任何人间的事物一样，是平凡的，并不具有超验的或神圣的意义。因此，必须祛除附会在国家政治权力上的巫魅的神圣性、神秘性或道义性。简言之，权力就是权力，也不过是权力。在现代社会，权力不允许被权威化。
而新教路德宗则把国家权力视为神或某种神圣使命所需要的世俗机构。因此，国家不仅具有统治世俗社会的权力，而且还具有来源于神性或宗教性的“超凡魅力（Charisma）的权威”。国家权力因此而成为在俗而又超俗的神圣实体。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有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国家观念，把国家看成超越市民社会的道德实体，这有其浓厚的宗教性根源。路德宗的这种权力观，给世俗化的国家和政治权力赋予了浓厚的道义的和宗教的威望，严重地把权力权威化了。（注：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300.）
宗教改革的两个方向、两条路线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影响是深刻的。按照韦伯的观点，二者的差异甚至制约了资本主义不同的发展道路。事实上，我们看到，德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有着浓厚的权威主义的背景，而且始终是与权威主义问题的起伏波折纠缠在一起的（注：弗洛姆.逃避自由[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217.）。而英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则较少这个背景，特别是政治权威受到了更多的监视和批判。
五、现代性权威的认同危机
一个社会的权威认同危机，并不意味着一个阶级的政治统治实际上被推翻，也不意味着一个阶级的实际社会经济力量的削弱。相反，实力的强化或过分依赖实力，反倒是它丧失权威、丧失认同的征兆。一个阶级越是丧失它的统治权威，它就越是不得不依赖其实力上的优势，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够阻止衰落和维持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旦真正的创造性和实质性的认同丧失了，包括统治权威在内的权威认同的危机也就发生了。
（一）创造力的衰退
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黑格尔哲学在克服现代社会的分裂与矛盾、实现分裂与矛盾的实质性统一方面，表现出了空前的气魄和力度。但是，黑格尔的这种绝对唯心主义的统一，实际上仍然是形式上的（即客观精神上的）统一。因此，黑格尔主义体系的破产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绝不仅仅是黑格尔的或德国的失败，而是一个阶级的时代性危机的征兆。德国的哲学革命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的理论表达和总结，也是所可能具有的、最高的和最后的表达和总结。德国哲学革命的流产表明，资产阶级不可能从实质意义上把现代社会的分裂和矛盾真正创造性地统一起来。这一历史性事件标志着现代资本主义创造力的衰退，标志着资本主义现代性权威认同的失败。
（二）实质根据的丧失
韦伯预言：“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祛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注：韦伯.学术与政治[M].北京：三联书店，1998.48.）韦伯本人曾经悲叹，早在富兰克林时期，那个曾经支撑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已经“像死去的宗教信仰一样，只是幽灵般地徘徊着”，“财富的追求已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色彩，而趋于和纯粹的世俗的情欲相关联”（注：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89.141.）。
实质性根据和绝对价值消失之后，所剩下的就只是“资本和技术官僚的冷漠无情的统治”。这完全是一种建立在形式根据和价值阙如基础之上的权威系统。面对着这种铁笼般的暗淡前景，韦伯以先知式的苍凉期望着在文化上能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 注：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89.143.）， 以支持和重现资本主义的昨日辉煌并再建对现代性资本主义的权威认同。
（三）权威认同的完成
现代性的进程是一个历史性的进程。相对于传统社会，现代性是一种实证性。相对于自由时期，垄断时期是一种更高的实证性。现代性的进程，从消除矛盾到消解矛盾，从认同共识到认同共契，经历了一个重大的社会转型。这个社会转型，被认为是现代性的终结和后现代的开始。
但是，从本质上看，这个转型进程并没有改变“统治的逻辑”（注：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77.）。相反，它使得整个统治，特别是通过科学技术的统治变得更为巧妙、更为隐蔽。表面上，它并不追求统治，也不要求认同。统治是自动的，认同是自由的。但是，这一切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转型，而只是彻底的完成：消解是消除的完成，共契是共识的完成，形式是本质的完成，“晚期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完成。这是一种没有统治的统治，不需要权威的权威，无需认同的认同。这是一种真正的后现代状态。这种完成状态，除了“无言的辩护”，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不需要说。
但是，问题在于，自从资本主义因为它的创造性而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再也没有什么新质的东西发展出来。整个的进展和所谓转型，无非是它早期内在蕴含的创造性的实现。而且，无论是早期的消除矛盾，还是后期的消解矛盾；无论是认同的共识还是认同的共契，资本主义都没有能够（而且也不愿意）使问题“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9.）。 沿着这个历史方向继续努力的，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它开辟了既不同于传统的、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的现代性权威认同。
[收稿日期]1999—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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