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伦理学：一个亟待深化的研究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研究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发展伦理学的根源
人类关于发展的概念与哲学本身一样历史悠久。关于什么是人生幸福的论争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风俗习惯和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实际上，大多数古希腊哲学都很关注幸福问题，他们把幸福描述为“拥有一种客观地令人向往的人生状态”。他们强调的幸福的客观特征使它与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和斯多葛派区别开来。伊壁鸠鲁和斯多葛派是根据精神安宁与否来理解幸福的。它也区别于现代对幸福作功利的解读，现代功利幸福观更多地关注满意人生的获取。但是古希腊哲学以及后来的道德理论对当代社会科学领域阐述发展问题的理论影响甚小，而正是这些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理论最终导致20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社会科学家对古希腊关于人类幸福和繁荣的概念兴趣很少，在哲学和古典理论视野之外，这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被忘却了。
经济学家尤其对伦理问题感冒，他们通过把其与道德哲学和政治学划清界限来避开主观价值判断。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转向研究更加实际的问题，比如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贸易和竞争的优势等。现代发展概念关注经济增长、资本积累、技术变化、经济结构转变，以及推动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社会、文化、政治结构的现代化。早期研究发展的学科很少将注意力放在作为发展最终目的——人的发展的研究上。
二、社会科学家对发展观的贡献
实际上，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很少论及发展的实质，很少有论著致力于阐述一种有见地的系统发展观。关于发展的实质的争论大多局限于一些学术论文和教科书中的介绍性的章节中，虽然其中不乏一些有意义的贡献，但大多数文章对现存观点采取批评的形式，而不是提出新的思想或是在旧的理论基础上进行建构。他们对发展观念本身兴趣不大，许多举措似乎来自于其他客观因素的激励，比如评估现存发展战略的需要或是构建制定公共政策的基本社会或经济指标的需要。
其实，研究发展的概念有不少现实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全面彻底地剖析发展的含义，这有助于提高政策制定水平，以及为构建更好的发展理论奠定基础。用一个发展研究前辈Seers先生的话来说：“我们必须驱散笼罩在‘发展’上空的迷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制定出有意义的目标，从而帮助我们改进国际和国内的政策”[1](P32)
20世纪90年代，笼罩在发展概念上空的迷雾还没有散尽。在将其用于指导制定公共政策之前，发展概念仍然亟待进一步澄清。正如另一位杰出发展学者Bruton所言：“主要问题在于：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不能制定一个得到普遍理解和接受的发展目标是许多国家在制定连续和高效政策时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2](P869)
尽管制定发展战略和明确发展目标的呼声已经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但是几乎没有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致力于发展伦理领域的研究。Goulet先生例外，在其名为《残酷的选择》一书中，他以“发展理论的新概念”为副标题。但是，Goulet在其362页的书中也只花了七页笔墨来阐述其发展伦理学的观点，而且其发展概念中谈到的比如延续生命、自尊、摆脱奴役等，相对于亚里士多德早先对人类幸福的表述都显得单薄很多，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新东西。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阐述发展概念的尝试基本都局限于人类基本需求的罗列或是一些社会经济指标的选择之中。几乎没有社会科学家扩大他们的理解空间，他们的注意力仅仅集中于其狭隘界定的人类需求领域。
三、阿马蒂亚·森对发展伦理学的贡献
一个与众不同的经济哲学家阿马蒂亚·森，在其20世纪80年代后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论文和著作中，运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他开始尝试为人类幸福和发展理念构建一个更加完整全面的理论架构。根据森的观点，发展应该致力于扩大人类获得能力，他主张把获得能力当作人的需要，人才是真正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森接受18世纪哲学家康德的观点，认为有必要把人自身看作目的而不是仅仅作为其他目的的手段。人类是社会进步的主体、受益者和评判者，但人类也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所有生产的主要手段。人类的双重角色为制定政策和计划提供了混淆目的和手段的充足理由。实际上关于发展的论争经常是这样的，把生产和经济繁荣作为社会进步的根本，而把人当作导致生产进步的手段。
与此同时，一些现代哲学家已经为幸福人生的最终目的提供了理论论证。比较引人注目的是James Griffin，他的著作《幸福》提出了经过其审慎思考的一系列价值观。与其他大多数哲学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森的能力方法牢固植根于社会科学基础之上，其哲学思想深入地影响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思考现实世界的方式。通过聚焦于目的而不是手段，森革新了社会科学领域对发展概念的解读模式。
森同时也鼓舞了其他社会科学家对发展伦理学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到了20世纪90年代，获得能力方法成为解读传统幸福理念的最佳选择。森的能力概念体系推动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编写“人类发展报告”，该发展报告于1990年开始按年度出版，森参与起草了第一份报告。与此同时，许多世界知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也都重视和关注森的能力方法的应用。森的术语开始进入社会科学和发展领域，比如“发展伦理”、“人类幸福”、“幸福生活”、“福利”等逐渐取代广为人知的比如“生活标准”、“生活质量”、“人类发展”等。
尽管森的能力方法对人类发展的解读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但是同样需要进行深入地研究使其理论框架更具现实可行性。进行人类发展评估之前，应该有一系列相关的最终标准。尽管发展领域出现了许多相关标准，但至今没有通过科学调查为获得能力提供一个系统的说明。通过人类价值的经验研究为人类幸福和发展提供说明的工作做得很不够。因此，有必要对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所倡导的人类幸福的假说和人类发展的抽象概念进行审慎反思。
一个真正的发展伦理学离不开普通人的理想、希望和激情，这方面受到发展中国家部分学者的强调。真正的发展只能以人为中心，它应该以人类潜能的实现、社会和经济福利的提高为目标。它应该致力于获得人类自身察觉到的社会和经济利益。考虑到来自贫困国家普通人的观点，也能够为哲学家和社会工作者提供关于人类发展有益的视角。社会科学家Goulet呼吁以更为直接的途径来理解贫困与人类发展，其在一篇不太受主流发展伦理学重视的文章中谈到自己的看法：“贫困是触目惊心的：污秽的生活环境、疾病、非正常死亡、绝望等等。如果贫困对于你来说是统计资料所反映的比如收入低，居住条件差、过早死亡等内容，你就不会真正理解贫困究竟是什么样。一个严肃的学者，只有当其亲身经历令人震惊的贫困事实时，才能客观地就贫困问题发表负责任的观点。慢性贫困就像残酷的地狱，当你仅仅进行纯理论探究时，你就不能真正理解它。除非你亲身去经历贫困，并且用心去感受它，否则你就不能真正理解你致力于消除的这种东西”[3](P627)或许Goulet夸大了亲身经历的必要性，但经历本身是理论所不能代替的。
四、推进发展伦理学的途径
前面的论述表明对人类幸福和发展的界定的努力将得益于哲学与社会科学的深入整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经验哲学”，它既充分地运用科学的理论，同时又植根于社会现实土壤之中。社会科学家与哲学家应该合作，去做以下三方面的工作：其一，确认并澄清哲学和社会科学中所使用的学术性发展概念是什么；其二，认真考虑贫困者自身是如何看待发展的；最后，把关于发展的抽象表述与普通人的观点结合起来统筹考虑。
人类至少目前已经在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在南非贫困地区，Murraysburg对157户贫困人口进行关于幸福看法的抽样问卷调查，该调查有助于澄清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感兴趣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是否存在能够用于构建幸福理论的人类共同价值？与传统理论观点不同的是，调查结果表明：关于幸福生活的核心特征，人们能够取得广泛的共识。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人类价值本身的本质问题：幸福人生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目前能够提供的证据表明，大多数普通民众比较认可由一些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比如Amnartya,Sen,Martha Nussbaum,James Griffin和Len Doyal所倡导的关于人类获得能力和需要的内容，特别是工作、住房、教育、健康、干净的水源、经济安全、家庭和朋友，另外公民权与政治权力、人生安全、自尊、休闲和娱乐等也都受到贫困人群的高度评价。
推进发展伦理学，需要更多地关注贫穷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实际层面、人类幸福的心理方面因素以及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比如娱乐等等。接下来简要分析一下这几个方面：(1)实际相关因素。人类幸福的哲学思考普遍忽视贫困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的实际方面。这一缺陷倾向于转移人们对人类相当重要的获得能力与需要的关注。举例来说，受教育与参加工作的关系问题，如果发展伦理学把教育的作用简单地理解为提高人的认知能力，那么就不能提供其关于获得实用技能，提高就业机会或增加收入等方面作用的清楚解释，而这些因素恰恰是贫困国家评价教育首先要考虑的东西。发展伦理学应该更多关注良好工作环境的实际本质与特征。在贫困国家，人们需要的重心在于安全的工作环境、合理的工时与报酬、工作有保障并能得到法律保护等等。评价一份工作的好坏与从中获得追求卓越等更高层次需求基本上没有直接关系。(2)人类幸福的心理层面。许多发展伦理学忽视人类幸福的精神和心理方面的因素，许多关于人类幸福的理论局限于功利领域，通常更多强调基本需求，这些理论倾向于过份关注生理状况的需求，而以牺牲人类精神生活为代价。最近的实证研究表明，许多精神和心理方面需求的满足是人生幸福的本质要素。这些需求包括高兴、愉快、兴奋和开心等等。发展伦理学也需要给心理需要让出空间，如放松心情，避免挫折和压力，拥有自信心，获得自尊和自豪感。这些需求在贫困社会尤其受到关注。(3)娱乐和休闲。对大多数人来说，娱乐包括获得幸福生活与可忍受形式生活的差别。实际上对于亚里士多德和古希腊人而言，轻松悠闲的人生是人类幸福与否的首要考量。然而即便最近复兴的亚里士多德的关于幸福的理论也没有充分考虑到“玩”和“娱乐”的重要作用，这些活动对全面提高人生质量有极大的贡献。对于许许多多贫困人群来说，人生就是在无穷无尽的工作与睡眠中度过，而对于其他一些人则是有大量的闲暇时光却无事可做。
五、发展伦理学面临的困境
现代发展伦理学的基础和局限性在许多论文中已经有过研讨。如果发展伦理学要为政策制定者或改革家在制定发展计划和设计项目时提供帮助的话，这些困难就有必要提出来。最近的研究提议把关于人类幸福的实证内容整合到纯理论的阐述中去，目的在于构建和不断地润色发展伦理学，使之建立在普通人的价值观与态度基础之上。我们有必要停下来全面反思一些实际的问题，设法创立一个更加真实和可靠的发展伦理学。发展伦理学不应该局限于美德和卓越等抽象概念。这些抽象概念会潜在地严重破坏穷人的观点，比如它将威胁幸福的物质基础和轻视真正的需要。
法国人道主义者Lebret认为真正的发展是关于满足合理需求层次的学问，它包括以下内容：(1)优先权应该给予基本的生存需要，比如食品、衣服、住房和医疗保健。(2)基本生存物品的满足不应该牺牲人类自我实现和更高层次的需求，这些需求提升人类自身的价值，比如文化发展、内心精神生活、增进友谊、社会交往的回报等。(3)使人舒服和愉快的东西使人生更惬意，比如交通、休闲、宜人的环境等，但应该从属于前面两类。Lebret的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疑问，在理论层面上他没有讲清楚如果基本生存需求的获得不以牺牲更高需求为代价，是否也要作优先考虑。Lebret坚持在人类能够繁荣之前满足生存需要是必要的。但生存需求与更高层次需求之间是有冲突的，特别是在发展的初期。举例来说，经济需求可能迫使一个弱势的人放弃教育，支持他去实现他认为更能实现自我的追求，比如做农活或从事手工劳动。
Lebret关于人类幸福的理论有潜在的矛盾，他关于人类需求的解释并不能得到科学调查的明确证实。实际上目前证据表明，他的理论的关键方面对众多的穷人没有吸引力。南非接受访谈的大多数人都更倾向于强调基本生存物品的价值。一些引人注目的请求，包括合情合理的工作、充足的住房、足够的收入以及能够得到食品、衣服、干净的水源和医疗保健。许多人坚定地强调满足生存需求的东西的价值。运动和娱乐尤其受到欢迎，一系列耐用消费品和奢侈品比如摩托车、时装、自行车、电视等家用电器、休假和珠宝等也广受关注。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发展中国家耐用消费品的销量是相当可观的。许多极端贫困的家庭放弃许多生活必须品，以便得到电视和收音机。在贫民区也常常可以发现彩电和高保真的音响设备，但很少有高档家具或其他财产，这些调查结果暗示这些基本生存需求应该在任何一种关于人生幸福的理论中获得清楚明白的优先地位。没有这些东西人们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活得更好。Lebret的理论在这一点上是走对了。然而，他的理论低估了非生存必须品和活动，比如耐用消费品和休闲娱乐，这些东西受珍视是因为他们通过增进实现有价值的人生目标，比如幸福、快乐、休闲来创造更舒适的人生。实际上许多非生存必须品，比如拥有合适的交通方式和交通工具，能够对生活质量产生很大影响。举例来说：许多贫困国家有大量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务工的人，他们不得不在长途的上下班的路上来回奔波，从事令人精疲力竭和具有较高危险性的工作。另外在许多贫困地区，电力和自来水对提升生活质量也有很大作用，能够节省他们取水和砍柴的时间和体力。总之，非生存物品也十分有利于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根据这些发现可以看出，至少有部分非生存必须品应该脱离那些被认为是人类更高需求的行列。当然，许多更高层次的需求，比如与朋友和家人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或者是有意义的精神活动也在穷人当中受到高度评价。这些目标给人生更高价值，也为许多穷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经济和情感的支持。实际上，许多穷人更重视得到关爱而不是给予爱、友谊和奉献。许多关于人类幸福的哲学理论似乎更热衷于提出与别人交往中幸福的给予，并把这个与有德性的人生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致力于提升主体自身的幸福。
六、结语
上述事例与调查结果印证了要实现人类幸福和发展，除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外，还要得到非生存必须品，比如耐用消费品、奢侈品和娱乐追求，这些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某些高层次需求物品，比如深入的人际精神交流、增进的友谊、有意义的社交活动以及对知识和技能的追求也能提高生活的质量。但是我们不能把所有鸡蛋都放在这个篮子里，幸福的概念不应该被归约为人类德性生活的理想主义概念，这就像一些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所认为的那样，不应该规避人类幸福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危险在于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会把基础建立在由Lebret或其他人的理论表述之上，这些表述会阻碍发展伦理学关注与人类发展和消除贫困相关的实际问题的能力。Lebret已经被发展伦理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Goulet欢呼为现代伦理学的开山鼻祖之一。在一篇关于Lebret对高层次人生需求的回忆性文章中，Goulet说：“社会更人化或更发达，不是男士或女士拥有更多的时候，而是他们有能力拥有更多”[4](P160)。发展的指针不是产量或物质福利的增长，而是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产品和服务上量的增长无疑是需要的，但不是所有人们生活质量的增长和提高都来自物质生产。
尽管上述言论有正确的一面，但是对这种观点的自由解说很容易导致拔高发展伦理学，低估获得物质生存资料对于谋求幸福人生的重要性，从而误导公共政策。在此，我们能够看到任何切合实际和真实的发展伦理学都必须牢牢地根植于社会现实之中。在探求人类价值时，我们需要更多的实践工作，更少的理论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