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工人是新资本家——彼得#183;德鲁克论新劳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彼得论文,资本家论文,劳动力论文,工人论文,德鲁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世纪以前，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人用双手工作：在农场、在家庭服务业、在小型手工艺工场以及在工厂（那时仍只有少数人在工厂工作）。50年后，手工劳动者在美国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降至一半左右，而工厂工人已成为劳动力的最大部分，占全部劳动力的35%。现在，在又一个50年之后，不到l/4的美国工人通过手工劳动获得生计。工厂工人仍占手工劳动者的大多数，但他们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份额已降至15%左右——或多或少恢复到了100年前的比例。
在所有重要的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工厂工人目前在其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是最小的。英国没有落后很多。在日本和德国，工厂工人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仍在1/4左右，但这个比例正在不断缩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定义问题。一个像福特汽车公司这样的制造业公司的数据处理员工被视为从事制造业，可是，如果福特汽车公司将其数据处理业务委托给公司以外的机构，这些做完全相同的工作的人立即被重新定义为服务工人。然而，不应对此作出太多解释。对制造企业的许多研究已证明，实际在工厂工作的人员数量的下降大致是与所报道的国民人数的减少相等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甚至没有一个词汇可用以称呼不是通过手工劳动谋取生计的人。“服务工人”这个术语是在1920年前后被创造出来的，但它已证明是有点误导人的。现在，所有非手工劳动者的不到一半实际上是服务工人。在美国以及其他每一个发达国家，唯一迅速增长的群体是“知识工人”——其工作需要正规和先进的学校教育的人们。他们目前占美国劳动力的整整l/3，比工厂工人的人数多一倍。在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内，他们有可能占到所有富裕国家劳动力的近2/5。
“知识产业”、“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人”这几个术语只有40年历史。它们是在1960年前后同时但分别地被创造出来的：第一个术语由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创造，第二和第三个术语由本文作者创造。现在人人都在使用它们，但迄今几乎没有人了解它们对人的价值观念和人的行为、对管理员工并使他们变得富有生产力以及对经济学和政治学所具有的含义。然而，已经显而易见的是，新兴的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将以下列方式截然不同于20世纪末的社会和经济。
首先，知识工人从整体上说是新的资本家。知识已成为主要资源，而且是唯一稀缺的资源。这意味着知识工人从整体上说拥有生产手段。可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也是旧有意义上的资本家：通过他们在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中所持的股份，他们成了知识社会中许多大企业的多数股东和所有人。
有效的知识是专门化的知识。这意味着知识工人必须进入一个组织——一个把大量知识工人聚集在一起并且把他们的专长应用于某个通用的最终产品的集体。一所中学最有天才的数学教师只是在作为教师队伍的一员时才能发挥作用。最有才华的产品开发顾问只是在某个有组织和有能力的企业把他的劝告变成行动时才能发挥作用。最优秀的软件设计师需要一个硬件生产者。可是，这所中学反过来也需要这个数学教师，这个企业需要这位产品开发专家，而这个电脑制造商需要这个软件程序设计员。知识工人因此自认为相当于那些保留其服务的人，是“专业人才”而不是“雇员”。知识社会是一个由资深者和资历较浅者组成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由上司和下属组成的社会。
学校教育永不停止
这一切对妇女在劳动力中的作用具有重要含义。在历史上，妇女参与工作世界始终不亚于男子。即使在富裕的19世纪社会，坐在客厅内的悠闲女士也是极其罕见的。一所农场、一个手艺人企业或者一个小商店必须由夫妇俩共同经营才能养活全家。迟至20世纪初，一个医生在结婚之前是不可能开业的；他需要一个妻子来安排就诊预约、开门、记录病人病史和发送帐单。
可是，虽然妇女始终在工作，自远古时代以来，她们所做的工作与男子不同。历来既有男子的工作，也有妇女的工作。《圣经》中无数妇女到井边打水，但没有一个男子。从来没有一个男性纺织工人。另一方面，知识工作是“男女皆宜的”，这不是因为女权主义的压力，而是因为男性和女性都能同样出色地做好知识工作。也就是说，最初的知识工作只是为女性或者男性设计。1794年，师范学校在巴黎创办，教书作为一门职业也在这一年发明，并且被严格地认为是男人的工作。60年后，在1853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创办了第二门新的知识职业——护士。这门职业被认为完全是女人的工作。可是，到1850年，各地的教书职业都已变成男女皆宜的，而在2000年，美国护士学校2/3的学生是男性。
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欧洲没有女医生。可是，欧洲最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妇女之一、伟大的意大利教育家玛丽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据说曾说道：“我不是一个女医生，我是一个恰巧是女人的医生。”同样的逻辑适用于所有知识工作。知识工人不论性别都是专业人员，应用同样的知识，做同样的工作，根据同样的标准受到管理，并且根据同样的结果受到评判。
诸如医生、律师、科学家、神职人员和教师等具有高级知识的工人已经存在很久，但他们的人数在过去100年间成指数级增长。然而，在20世纪开始之前几乎不存在的最大的知识群体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迅速扩大。他们是知识技师——用双手做其很大一部分工作（从这种程度上说是有技能工人的后继者）、但其报酬取决于其大脑通过正规教育而不是拜师学艺所获得的知识的人们。他们包括X光技师、理疗技师、超声波技师、精神病人护理师、牙科技师以及其他许多人。在过去30年里，医疗技师是美国、或许也是英国的劳动力增长最迅速的部分。
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计算机、制造业和教育等部门知识技师的数量有可能更迅速地增长。诸如律师专职助手等办公室技师也正在迅速增加。此外，并非偶然的是，昨天的“秘书”正在迅速变成“助理”，成为上司的办公室和上司的工作的管理者。在未来二三十年内，知识技师将成为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中的占优势群体，占据非工会的工厂工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力量处于最高峰时的同样地位。
与这些知识工人有关的最重要事情是，他们认为其自身不是“工人”，而是“专业人员”。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把大量时间花在做多半无需技能的工作上，比如整理病人床铺、接听电话或者整理文件。然而，确定他们在其自己的和公众的心目中的地位的，是其职业的涉及将其正规知识用于工作的那个部分。这使他们成了货真价实的知识工人。
这类工人具有两种主要需求：使他们能从事知识工作的最初的正规教育，以及贯穿其工作生活、以使其知识能不断更新的继续教育。对诸如医生、神职人员和律师等原有的知识渊博的专业人员来说，能获得正规教育已有许多世纪。可是，对知识技师来说，迄今只有少数国家提供系统而有组织的培训。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在所有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培训知识技师的教育机构将迅速增长，就像过去始终有新的机构出现以适应新的需求一样。这一次有所不同的是已经接受良好培训并具有渊博知识的成年人的继续教育需要。一个人的学校教育历来在他开始工作时便停止了。在知识社会，学校教育永不停止。
知识与传统技能不同，后者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西班牙巴塞罗那附近的一个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罗马帝国晚期有技能工匠所使用的手工工具，如今的任何工匠都能立即认出这些工具，因为它们与目前仍在使用的工具非常相似。因此，就技能培训的目的来说，可以合理地假设，在十七八岁时学会的东西将受用终生。相反，知识迅速地变得陈旧，而知识工人通常不得不重返学校。已经接受高等教育的成年人的继续教育因此将成为下一个社会一个发展巨大的领域。可是，这种继续教育的大部分将在任何地方——从传统大学到学生的家——以非传统方式提供，从周末研究班到在线培训计划。信息革命应该对教育和传统的大中学校产生巨大影响，或许将对知识工人的继续教育产生更大影响。
各类知识工人往往认为其知识等同于其身份。他们在自我介绍时说，“我是人类学家”或者“我是理疗技师”。他们或许因其为之工作的组织而感到自豪，无论这个组织是一家公司、一所大学或者一个政府机构，但他们“在这个组织”工作，他们不“属于这个组织”。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或许觉得，他们与另一个机构中发挥同样专长的什么人具有共同之处，而不是与其自己的机构中在某个不同领域工作的同事具有共同之处。
虽然知识作为一种重要资源的出现意味着专门化，知识工人在其专业内部却是高度流动的。他们认为，从一所大学、一家公司或者一个国家流动到另一所大学、另一家公司或者另一个国家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们继续留在同一个知识领域。许多人谈到努力恢复知识工人对雇用他们的组织的忠诚，但这种努力将是毫无结果的。知识工人或许隶属于某个组织并对这个组织觉得安心，但他们有可能主要效忠于其知识的专门分支。
知识是不分等级的。在某种既定形势中，知识或者有关，或者无关。一个心内直视外科医生的报酬或许高出比如说一个语言治疗学家很多，并且享有更高得多的社会地位，然而，如果某种特定形势需要一个中风受害者的康复，那么，在这种场合，语言治疗学家的知识就比外科医生的知识高明得多。这是各类知识工人都认为其自己不是部属而是专业人员并且期待获得这种对待的原因所在。
金钱对知识工人来说与对其他任何人一样重要，但他们并不认为金钱是最终衡量标准，他们也不认为金钱能取代专业的表现和成就。与昨天的工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昨天的工人来说，工作首先是谋生之道，而大多数知识工人认为，其工作是一种生活。
永远向上流动
知识社会是第一个向上流动潜在地不受限制的人类社会。知识与所有其他生产手段的不同之处在于，知识不能被继承或者遗赠。知识必须由每一个个人重新获得，而每一个人都以同样的完全无知开始人生。
知识必须被置于一种能被教授的形式之中，这意味着知识必须变得公开。知识始终是能被普遍利用的，或者迅速地变得如此。这一切使知识社会变成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任何人都能在学校通过精心编排的学习过程、而不是通过充当某个名师的学徒获得任何知识。
在1850年之前，或许甚至在19OO年之前，任何社会的流动性都微乎其微。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出生不仅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且决定他的职业，这种制度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大多数其他社会，如果父亲是农民，儿子也是农民，而女儿嫁给农民。唯一的流动性大体上是向下的，由战争或者疾病、个人灾祸或者诸如酗酒和赌博等恶习造成。
即使在机会无限的美国，向上流动也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少得多。在20世纪上半期，美国绝大多数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仍是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子女，而不是农民、小店主或者工厂工人的子女。使美国变得与众不同的不是向上流动的数量，而是向上流动受到欢迎、鼓励和珍惜的方式——这与大多数欧洲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知识社会更进一步赞同向上流动：它认为对这种流动的每一种阻碍都是一种岐视。这意味着每个人现在都被期待成为“成功者”——这种想法在早些时候的几代人看来是可笑的。当然，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成为杰出的成功者，但非常多的人有望获得适当的成功。1958年，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第一个就“富裕社会”著书立说。这不是一个富翁更多或者富者更富的社会，而是一个大多数人可能觉得在经济上是安全的社会。在知识社会内，许许多多人、或许甚至大多数人都拥有一种甚至比经济安全更重要的东西：社会身份或者“社会富裕”。
成功的代价
然而，知识社会的向上流动要付出很高代价：无休止激烈竟争的心理压力和情感创伤。只是有了失败者，才可能存在胜利者。以前的社会的情况并非如此。一个没有土地的劳工的儿子自己也成了没有土地的劳工，但这不是失败。然而，在知识社会，不仅他个人失败了，而且社会也失败了。
日本青少年饱受睡眠缺乏之苦，因为他们把晚上的时间花在为应付考试临时抱佛脚编写的参考书上面，以帮助他们通过考试。否则他们将进不了其所选择的著名大学，因此也不能获得一份好工作。这种压力造成对学习的敌意，也可能损害日本所珍视的经济平等，并使日本变成富豪统治的社会，因为只有富裕的父母才负担得起为其孩子上大学作准备的高昂费用。诸如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其他国家也允许其学校变得能参与恶性竞争。这种情况发生在这么一个短时期内——不超过二三十年——表明，害怕失败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弥漫知识社会。
鉴于这种竞争性斗争，越来越多已获得高度成功的男女知识工人——企业管理人员、大学教师、博物馆主管、医生——在其4O多岁时“达到稳定状态”。他们知道，他们已完成他们能完成的所有事情。如果他们的工作是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他们就会处于烦恼之中。知识工人因此最好是在仍然年轻时，必须开发一种非竞争的生活，建立其自己的团体，并形成某种认真的外部兴趣——充当这个团体的志愿者，在某个当地管弦乐队内演出，或者在某个小镇的地方政府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这种外部兴趣将使他们能有机会作出个人的贡献，并获得个人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