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哲学的历史转向——兼论生命哲学的历史冤案应该昭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冤案论文,历史论文,生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已迎来了它的除夕。历时地把哲学映射到100年的时间跨度上和共时地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展开哲学的结构，人们会不无惊讶地发现，哲学既恢宏又渺小：说它恢宏是因为哲学在这100年中几乎完全改变了传统留给它的体裁、内容、方法、目标、预设条件、终极标准；说它渺小是因为哲学已不再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呵护者，它仅仅是人文学科中白发苍苍的一员。哲学变了，这对追求不变的形而上学打击甚重。哲学开始回答人为什么和怎么样去实现幸福——实践性转向；哲学把人的存在论问题当成首要问题——本体论转向；哲学不再恪守自身之内的标准——外在化转向；哲学在形而下的社会问题上兴奋不已——社会性转向；哲学向其他学科敞开，只要是我的问题什么方法都行——综合性转向。五大转向是可以给20世纪哲学画像的。
这篇文章还有一个副产品。叔本华、柏格森、尼采三人的哲学探索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生命的意义或生命的价值，以及其实现的方式。哲学史习惯将其称为生命哲学。也许是叔本华那不太令人恭维的人格，也许是尼采宣扬权力意志那充满火药味的激情，使得生命哲学的声誉一直不佳。虽然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以其深刻的思想和优美的文笔而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历史上第一部获此奖的哲学巨著），也未能扭转生命哲学遭人唾弃的命运。这实在有点不公平。20世纪哲学发生了历史性的五大转向，皆从生命哲学开始。它们这种承前启后的划时代贡献因人们对它的偏见而被埋没了。本文愿为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做一点微薄的努力。
一、实践性转向
哲学的实践性问题是指和人类生存条件和生存质量有关的问题。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集中阐明的问题。亚里士多德之后，卢克莱修、普罗提诺、奥古斯丁、阿奎那等人也对这一问题十分关注。但是，自笛卡尔的认识论转向之后，这一问题几乎很少有人问津。特别是康德提出“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无效”这一泛认识论命题以及他将实践理性解释为社会规范的自我建构即伦理学以来，实践性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和生存质量问题被整整一代人抛于脑后。哲学的方向是由认识论舵盘把握的。真正使亚里士多德古老概念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者正是叔本华，不过他是以曲解康德的方式实现这一转换的（注：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附录中，把他书中的自在之物即意志和康德的自在之物进行对比，并宣称表象和意志的关系即现象和自在之物的关系。这显而易见是对康德的误解，因为《纯粹理性批判》中反复论证物自体是不可认识的。叔本华认为他继承了康德的认识论研究，其实恰恰是背叛了康德的研究。）。
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本有代表性的著作中，论证了生命的本质就是意志，并将世界上的事物分为四个意志阶梯：无生产事物、植物、动物、人类。意志通过表象来显现自身。作为最高意志的人类将以最多的表象和最大的表象既显现意志又证明意志，人类的生存状态就是用表象来表达意志，人类的生存质量就是意志显现自身的程度。这是近代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实践性问题的论著。然而，叔本华的结论却不令人愉快，他认为人生就是在烦恼和无聊之间动荡，意志必然以人生的目标这一最具本质特色的表象表现自己，这样，人在没有实现目标的情况下则十分烦恼，而在目标实现之后又变得十分无聊。不论这种悲观的色彩如何让人感到压抑与沉闷，甚至丧失人生的斗志，但是，哲学是人类的实践性问题则是从这里重新开始的。
当叔本华把实践性的座次恢复之后，大多数人本主义者都在自己的哲学中渗透出实践性的味道。克尔凯廓尔的存在主义个体化趋势其实是实践性的一种定位方式。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借对此在时间性的追问来寻找实现人类生存质量提高的途径。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在现象学本体论上并没有超越海德格尔一步，但在实践性上他则以人道主义的初衷进一步发挥他对人生幸福的理解和概括，他强调真实性的道德观，每一个人真正成为真实性的自我。尼采则在《快乐的科学》中反复阐明人应该创造自己的生活，通过长期的实践和日常工作赋予生活一种历史性的风格。而真正开宗明义解释与发掘实践性原则的演进与实践性标准的哲学家是福柯，他在其最后一部长篇巨作《性欲史》中着意研究的问题是生活艺术，即如何生活，或者说生活得像应该生活的那样好。尤其是福柯找到了理解性行为的三个维度：行为、肉体享乐、欲望。他认为希腊的实践性标准是强调行为，肉体享乐和欲望则是次要的，用现代协同学的术语来概括，即行为是实践性的序参量。中国“公式”是肉体享乐——欲望——（行为）。“行为被搁置一边，因为要使快乐达到高强度，持续最长时间，就得限制行为”。而‘基督教的公式注重欲望又试图排除欲望。行为不得不成为中性的；行为只是为了生儿育女，或完成婚姻义务。肉体享乐在理论上和实际中都被排除了。”（注：转引自德赖弗斯P·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编后记，福柯与拉比诺的谈话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页。）福柯这入情入理、入木三分的分析使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被冷落了近两千年的实践性问题在哲学中真正复活了。随着人类生活水平和生存质量的提高，在新的世纪中，实践性研究一定会活跃起来，罗蒂的《后哲学文化》、阿贝尔的《哲学的转变》、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等均是活跃实践性研究的范例。这是人类历史和人类思想史的必然。
二、本体论转向
自然哲学的本体论只是科学问题的思辩臆测，虽不能说是哲学的越僭，但也是哲学的幼稚。当中世纪的哲学以本体论方法推导上帝的本体存在时，那就地地道道是哲学的荒唐了。近代哲学的划时代贡献就在于它使哲学找到了它自己可以大有用武之地的研究领域，那就是认识论，即探索知识的可靠性、知识的来源、知识的证明方法和知识的基础的哲学分支。自笛卡尔开拓性地实现了认识的转变之后，经莱布尼茨、洛克、斯宾诺莎、贝克莱等人的努力，人们看清了人类的经验既是知识的工具又是知识的对象，因此，自然哲学中的本体论即世界的本体构成问题其实是认识论问题，它是一个特殊范围内的知识可靠性问题。这样，到了康德这个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明确提出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无效，这已是顺理成章了。自此之后，认识论成了哲学的时髦分支和热点话题，几乎每一个哲学家都要对认识论问题阐明自己的看法，以自己为一认识论专家而自慰。泛认识论倾向在19世纪上半叶一直是席卷欧洲哲坛的旋风。
关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界限的确是由伟大的康德划定的。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科学是寻找现象的集合，并在现象元素中确定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由于现象既揭示本质又掩盖本质的特殊属性，通过现象的层次深入和现象的数量积累永远也不可能认识本质，当然那个集本质于一身的物自体即事物的本体是永远也不能被认识、被揭示的。而真正具有本体论意义和本体论可行性的哲学问题是人自身的本体问题，人自身的存在问题。人的存在和探寻存在的同一性决定着这不仅是个哲学可以研究的问题，而且也是只有哲学才能研究的问题，因为自我相关性的问题其他学科是不能解决的。真正把人自身的存在这一本体研究纳入日程的恰恰也是生命哲学，而不是康德，后者只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定性地阐明了通往真理的方向，他并没有把人的存在条分缕析，实践理性论证的是拥有直言律令的伦理学。
生命哲学在近代哲学史上打破认识论的一统天下，要感激叔本华在表象的世界之内找到了意志的硬核，这本身当然是本体论的一大创见。继叔本华之后，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则是生命哲学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它奠定了现代本体论的理论基础，人的存在并不是简单地生活在物理的时空中，人则是生存在自己固有的时间和空间里，物理的空间化的时间只是制造了一个时间性的假象，其空间化的时间不仅是对时间的歪曲，简直就是对时间的消解，因为一旦时间空间化了，就变成了僵死的结构，这正如从柏拉图到康德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哲学对时间的处置那样。人生存于其中的时间具有绵延的属性，即不能区分出现在、过去、未来，这种机械的时间分段只是人在某一参照系中信手拈来的时间参数，而人发现和创造的参照系不可胜数。于是，人的存在即本体论就科学而又公正地确定了其最本质的条件，那便是存在就是要找到其特殊的时间性，存在就是一种特定的时间历程。这才是真正找到了本体论研究的正确路子。
最早追随生命哲学的本体论灯塔而转向航行的哲学流派是现象学。胡塞尔把一切先在都放在括号里不让先验的自我污染从而使认识论纯洁的哲学手术其实已是本体的基调。然而，他受认识论的毒害之深使他非要将其研究冠之以认识论不可。海德格尔慧眼识金，一下子看穿了其恩师的痼疾，也发现了生命哲学给他留下的可贵遗产，他的《存在与时间》明为给现象学确定预设条件，即自我之前的此在的先天性，实际上他是给本体论丰富时间性的内涵，或者说给时间性加上许多柏格森未曾来得及研究的技术细节，并把本体问题明朗化了。当然，海德格尔也曾在《存在与时间》补遗中抨击柏格森把存在的时间性简单化了。这大概是不可一世的海德格尔的惯伎，数典忘祖而又飞扬跋扈。其实，他所谓时间是从未来向现在的到时的这种时间之矢完全可以从柏格森那里推导出来。
现象学向存在主义的转换其实是认识论向本体论的转换。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存在主义、克尔凯廓尔的存在主义还仅仅是个体人争取从自然化的整体板块中分化出来的呐喊。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都是本体论的代表作，就连列维纳斯的存在主义也带有本体论的色彩。因为他们都是就人的存在阐明他们的哲学立场。本体论再也不是小小的波澜而是一个巨大的浪潮了。
宏扬主体性的存在主义把主体性吹得有点过了头，人们的整体被撕成碎片之后惊讶地看到每一个人都躲在主体性的盔甲里是不可能存在的，这只能是《主体性的黄昏》（注：《主体性的黄昏》系弗菜德·R·多尔迈的一本书，系统批驳存在主义丢失交互主体性的错误观点。）。这时，从人类学的入口进入哲学层次的结构主义应运而生，人与人其实是生活在一种历时演进的共时结构里，这就是人的存在方式。这可以说是从列维—斯特劳斯到前期的福柯都以自己的特定方式和特定语言坚持的看法。毫无疑义，结构主义抢下了本体论的接力棒。
结构主义以索绪尔开辟的符号体系中的结构段关系、聚合体关系为横纵两轴把研究对象的元素组织起来，在历时的活的现象之后抽取出共时的结构来，这类似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关系。结构主义是以时间的空间化形式来阐明本体问题的。这和20世纪的科学思潮有些相左。20世纪科学是发现时间化的时代，非线性科学找到了宏观事物演化的时间性，相对论确立了宇宙的时间性，这和哲学中把存在赋予时间性相得益彰。因此，结构主义必然被一种新的哲学思潮所取代。但是结构主义的历史功绩却不可埋没（详见第五节）。
后现代主义在结构主义的狂热还没有彻底降温的情况下便迎来了它的辉煌。作为一个在结构主义阵营中起步的哲学家福柯还没有脱掉结构主义的内衣就披上了后现代的战袍。他在其六部长篇著作中倾力论证了异质性是人类存在的首要条件，异质性既标示出每一个体的存在，同时又给其他个体创造自己的存在空间，这就像社会分工创造出无数个经济部门和无数个就业岗位一样，异质性产生利他性。这当然是本体论的调子，后现代的世界平面化的本体论。另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德里达把火力集中在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攻击上。在场的形而上学即时间的空间化结构，这是从柏拉图以来哲学追求永恒，追求超越的共同特征。不在场的形而上学是时间性制造的存在论的形式和内容，是时间性给存在留下的踪迹。这又把本体论大大向前推进一步。于是，我们真正领会了为什么把尼采这个生命哲学的最高、最后的代表人物界定为新旧哲学的分水岭，其实质是他只是认识论哲学和本体论哲学的分水岭。
三、外在化转向
19世纪，哲学发生了一场重大的分化，心理学、人类学、法哲学、历史哲学、自然哲学等均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为此，黑格尔在其就职演说中哀叹地说：“这个时代（19世纪）的世界精神忙于尘世的具体事物，面向外界，而非面向内心世界，不面向自身，不在自己独有的家园中自享其乐。”（注：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商务印务馆1996年版，第858页。）这是对人类精神方向的评述。的确，19世纪正是人类向外界探索和索取的时代。但是，形而上学的内核在黑格尔的时代还是收敛的。只是到了19世纪末叶，形而上学也开始在它自身之外寻找存在的根据。其始作俑者就是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
《创造进化论》借本能和知性在各自进化过程中的渠道和方式区分了本体的外在化和本体的内在化。动物发展起来的本能无疑是适应环境、争取生存的方式，而它依赖的是其自身的改变，这种改变又必须通过遗传基因的变化从而引起表现型的变化。这是本体内在化的方面。知性与此截然不同，知性的进化主要凝聚在对工具的制造上，对工具的改善形成知性进化的历史。这是本体外在化的方向。
知性循着本体外在化的路径，把智能生物的特征外化为它自身经验的外在积累，外化为自己生存条件的外在改进上。知性的科学、技术、欲望和蓝图创造的人化自然的世界不是和我们自己的世界扩大分异的世界，更不是一个与我们分庭抗礼的世界，它是我们的一部分，正如我们是它的一部分一样。于是，本体的外在化获得了一个最大的优越性，那就是它形成了一个开放的系统，知性把自身投射在外在世界中，形成了本体外在化的形式和质料。“无论在本能和知性中包含着什么天生认知，在本能中是对事物的认知，而在知性中是对关系的认知”（注：柏格林：《创造进化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页。）。知性对关系的认知即对形式的认知，它把形式从质料中提取出来，依靠形式的演进来改变我们的存在状态、存在方式和存在质量，这确实有点类似基因的形式改变引起表现型的改变，不过基因的变化是随机的，盲目的，而知性的形式改变是在一种意志和目的的监控之下进行的。正是因为柏格森把外在性引入了回答我们自身是什么这一哲学的根本问题上，才出现了20世纪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其实语言学转向仅仅是外在性转向的一个小小的分支。
语言的实质是我们在知性进化方向上把本体建构在外在性和外在化上的最大杰作。语言不同于其他任何符号体系的最大特征在于它可以指涉自身，指涉语言自身的结构和功能，指涉它的创造者同时又是它的被创造者——人类自己。自我相关的事物可以最快的提高自己、超越自己，创造自己。人类在语言的自我指涉中不断地反观自己、反思自己，不断地改变自己存在的状态。形象地说，语言是人类的染色体系统和基因系统。因此，语言便是我们存在本身。这正如基因的结构就是生物本身一样。正因为语言是人类的基因库，哲学把哲学自身的根基和哲学的探寻思路归结为语言的问题就不足为奇了。本世纪20年代，维特根斯坦把《逻辑哲学论》抛在了哲学的圣坛上，人们为这种别开生面的立论——哲学分歧说到底是语言的分歧——欢欣鼓舞，而我们不得不说，哲学的外在性转向已经为其铺下了前进的基石。
由语言的积淀作用形成了一种没有发生学的本体论学说，那就是解释学循环。“人文科学中的解释学，以海德格尔对此在的存在分析为基础，并带着许多形而上学意义的新观点……即在他那里，理解的概念具有了本体论份量。而且，理解对于形成生活的作用已不再是起反题的、从属性的作用，而是人类生活本身的一种根本存在模式。”（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7页。）理解具有本体论的地位其实就是说人对已往各种知性的成果，站在时代感知力的高度，赋予一种合目的性的范式，得出了对世界和我们自身的正确认识，这便是人类的存在方式。这样，我们就一目了然地看清了解释学的外在性特色。它和柏格森对知性的认识如出一辙。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构成了哲学外在性的另一条线索。存在主义之后寻找主体间性和交互主体性的研究的确并不少见。哈贝马斯则在此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他把交往看成是一种本体的性质，看成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同时又赋予交往以历史性和不可逆性，即把交往当成人类社会进化的表征。这样，交往的模式、交往的行为结构、交往的社会规范以及交往行为本身就都不再是依附于交往主体的欲望、意志、目的、动机的心理学因素，它们成了独立的具有自身进化方向和进化速率的和载体的特殊事物，这正如计算机的软件是独立于计算机硬件的特殊事物一样。
把哲学的外在性转向推上峰巅的还是伟大的福柯。福柯毕生都在揭示“自我”演化的历史和自我形成的路线。但他使用的材料和他人的截然不同。他用癫狂者来反衬正常人，他用患者来书写医生，他用被监禁者来说明监禁者，他用性反常者来袒露性正常者……他把一切均看成是在异质性中被标识出来的特定存在，这正如在铁板上的凹陷痕迹中就可以判断撞击它的利器形状。这是一种彻底的本体外在化的尝试。当异质性相互提供着对方存在的条件时，世界必须是多元的，必然是解构的，一定是平面化的，人只是依据超越我们的那些非人格化的规则而存在。这些规则外在于我们，它们在不同的时代由历史效果、视界融合、文化积淀形成，它们的时空坐标上的无数节点正是我们的位置，然而我们则由这些坐标的维度和值来描述。我们人类个体在同一个时代里只是面具的差异而已。
四、社会性转向
20世纪的哲学有一个最大的特色，那就是哲学已经不在恪守着探索未被变化污染的永恒的形而上的世界，哲学开始关心甚至是更加关心形而下的现实的世界，关心现实的社会问题。哲学迈出这一步的跨度大得十分惊人。要是柏拉图在世，他肯定会认为，像马尔库塞、列斐伏尔等人的著作根本就不是哲学。谁能给哲学的新变化甚至是哲学的新时代划一条清晰的界限，也许台湾学者陈鼓应先生关于尼采和庄子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线索。
庄子和中国古代的其他大多数哲学家一样，十分关心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所不同的只是庄子和主张入世的孔子、孟子、子思等人正好南辕北辙，他对现实悲观，消极厌世，主张用逃避社会的方式来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达到超人的境界，他所谓的“主人”即超人就是这种超越是非、超越名利、超越生死的无所待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彻底自由的人。尼采同样宣扬人应该超越社会，超越普通人，在这一根本立场上他和庄子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尼采实现超人的方式和庄子的方式正好相反。他要每一个人都要有成为超人的雄心壮志。他号召人们关心我们的现实世界，关心我们的生存空间、我们的生存质量，因此，反对来世，反对未来的本真世界，反对基督教用虚假的终极关怀、灵魂、精神等莫须有的东西来压制人的原始生命本能，人只是他活在现实之中的那个活灵活现的肉体。因此，尼采的哲学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入世哲学，彻头彻尾的社会化的哲学。
尼采的哲学是否直接影响了实用主义哲学的早期代表人物，如皮尔士、詹姆士确实不得而知，但真正使实用主义走向世界、走出形而上学的杜威可以肯定深受尼采的影响。当杜威对哲学进行改造时，他的目的就是要哲学向世界敞开，向社会敞开，从形而上的虚幻圣坛上走下来，成为真正为形而下服务的思想体系，“当它缔构在形而上的尊荣地位时，或许是荒谬而非实在的，但当它与社会的信念和社会的理想的斗争结合起来，意义就非常重大。哲学如能舍弃关于终极的绝对的实在的研究的无聊的独占，将在推动人类幸福的道德力启发中，和人类想获得更为条理、更为明哲的幸福所抱热望的助成中，取得补偿。”（注：杜威：《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页。）当我们把杜威的实用主义与皮尔士、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加以简单的比较之后就不难发现，实用主义的鼻祖们在真理观上捷足先登，他们告诫世人，真理和谐论不行，真理符合论也不行，只有真理有用论才是可验证的。于是，哲学有了自身之外的标准，这已经是对形而上学的一大反叛。而杜威则走得更远，他直接了当地宣称只有社会问题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哲学的社会化在杜威手中变成了一面旗帜。
如果说杜威把哲学拉入尘世是出于理论的需要，那么葛兰西、卢卡奇等人通过强化意识形态的作用把哲学引向社会则是出于经验的需要。葛兰西从小便投入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他在意大利建立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屡遭失败，年纪轻轻就身陷囹圄数载不得自由，他在狱中反思自己的短暂人生，领悟到必须和资产阶级打意识形态的阵地战，一批又一批地把人民大众争到无产阶级先进份子的阵营。这一思想传到卢卡奇手中，他运用其构造体系的技巧把意识形态或称阶级意识与历史的进程融会在一起，把意识形态的类型看成是历史阶段的标志，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一个庞大的法兰克福学派形成了。这个学派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涌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哲学家，如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列斐伏尔、马尔库塞、弗罗姆、赖希，甚至萨特和梅洛—庞蒂都在其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自己的社会角色看成是人类社会的医生和人类精神的医生，他们抨击时弊，揭露罪恶，分析人类社会的病态状况和致病原因。他们给人类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如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人》、弗罗姆的《逃避自由》和《为自己的人》、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述把哲学的社会性研究提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科学哲学在20世纪哲学中也有其显赫的位置。科学哲学以科学史和科学知识增长的经验事实来检验哲学命题的真伪，并从中理出指导科学实践的哲学原则。这样，科学哲学是用哲学自身之外的标准来验证哲学的真理。因此，科学哲学和实用主义是异曲同工，它们都是在形而下的变化的世界中来构造自己的哲学。两者都是对传统哲学追求永恒和不变性原则的背叛。如此看来，科学哲学仅仅是哲学社会性转向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整个20世纪哲学的基本走向并行不悖。
五、综合性转向
近代哲学的蓬勃发展吸引了一大批精英人物加入了哲学家的阵营。批量级生产的哲学著作使哲学创作的方法论原则服从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约，哲学在比伦理学、美学更抽象的层次上使用高度概括的范畴、概念，总结更一般的规律，一言以蔽之，笛卡尔、斯宾诺莎的“几何学哲学”方法被哲学家自觉不自觉地遵守着。这个哲学的自然法到了20世纪就不再有效了。这第一个叛逆人物还是尼采。尼采用美学的方法和语言写哲学，用类似于族谱和历史编年法的系谱学方法和语言写哲学。他的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语言优美、构思精巧、寓义深刻，但写作方法却和传统哲学大相径庭。自尼采之后，哲学创作不拘一格，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哲学和其他学科综合的趋势。
用文学写哲学的代表人物当首推萨特、加缪。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主要是由其文学创作向世人展示，如他的存在主义代表作《墙》、《恶心》等等，而他的纯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辩证理性批判》、《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等并没有他的文学著作影响大。加缪则是另一个以文学写哲学的存在主义者，他的小说《西西弗斯的神话》、《鼠疫》等真实地传达了存在主义对人的理解、描述、概括和总结。后现代主义阵营中的重要派系女权主义也主要是由文学创作的方式表达着她们的去中心、解构的哲学观点的。
用美学与伦理学阐述哲学论点的既有大师一级的人物，又有小有名气的哲学家。晚期海德格尔一直想构造天、地、人、神四重奏的形而上学体系，而这个宏图伟愿并没有如愿以偿，大部分构思在《诗、语言、思》这部更像美学的散文集中表达出来。后现代主义的大师级人物美籍德裔哲学家保罗·德曼也是借美学与文艺批评的方式阐明其解构主义思想的，他的语言是隐喻与象征的因而是不透明的观点在更深邃的更明晰的程度上把语言的本体效应揭示得更充分。这是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望尘莫及的。用伦理学的体裁写哲学的人物本世纪出现了一大批，罗尔斯的《正义论》、麦金太尔的《德性之后》和《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等都是这方面的大作，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诺齐克的《无政府 国家 乌托邦》这部划时代的著作，它借论述正义、平等等伦理学概念的起源把社会的四个子系统——政治、经济、文化、生物的解构和平面化关系说明得比那些晦涩的哲学著作更清楚，更有说服力。
用心理学素材佐证哲学思想的大人物当然要首推弗洛伊德和形形色色的精神分析学派。弗洛伊德借助于他心理医生的工作之便，以大量的案例证明他的观点——生物因素在人的本体特征中居于支配地位。这无疑是个重大的哲学问题，更是一个大胆的哲学结论。这种方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原则是同构的，即以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为统辖其他子系统的维度，或者用现代协同学的术语来说即找到大系统中的序参量，把其他子系统表达为序参量的函数，从而确定其协同效应。正如马克思把经济子系统当成序参量一样，弗洛伊德则把生物子系统看成是序参量。自弗洛伊德之后，阿德勒、荣格、弗洛姆、赖希、拉康以及霍尼等人皆效仿弗洛伊德用心理学的材料和方法表达哲学思想。而在精神分析阵营之外用心理学的方法论证哲学观点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乔姆斯基。乔姆斯基50年代末发表《句法结构》时还仅仅是个标新立异的语言学毛头小子，60年代中期发表《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还不带有任何哲学色彩，60年代末期发表的《语言与心智》则依据心理语言学的许多事实来证明人的先天语言机制，这已经开始步入哲学的领地。他开辟了用演绎法来构造语言学公式，并以大量的归纳材料来证明先天语言机制的新思路。他使被人们几乎完全遗忘的笛卡尔先天认知机制的假说彻底复活了，并朝着证实的路子大大前进了一步。乔姆斯基以语言学方法研究哲学的创举是20世纪哲学最具特色的事件之一。
人类学一直带有较浓的哲学色彩。老牌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博伊斯等人的学术著作对哲学家很有启发。而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哲学的一个最重大的流派——结构主义学派却以人类学为先导，并从人类学的论证和结论中归纳出意义深远的哲学命题，则成为20世纪哲学最值得庆幸的大事。列维—斯特劳斯在近半个世纪的人类学研究中既把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继承下来、在更广阔的领域里验证这种方法论的普通性，同时又以人类学的丰富资料揭示了结构主义的哲学内涵，真正使结构主义成了一种高屋建瓴的世界观和得心应手的方法论。列维—斯特劳斯用多民族、多视角的原始观察得出了确凿无疑的结果：原始人的思维类型是人的自然化的思维，即用自然的直觉模式反观和反思人类自己，同时又把自身的神秘性赋予外在的世界，这当然也映射出近代文明的思维类型是自然的人化的思维，形象地说前者类似于“修理匠”，后者类似于“工程师”。而现代人的思维就应该是用修理匠的直觉完成工程师的工作。这里蕴含着深刻的内容，人类的精神家园中耸立着三座灯塔：神圣性、超越性、突现性，它们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产生崇高的历史和逻辑前提，人的自然化对应的神圣性必然用造神方式形成暴力型权力类型，自然的人化对应的超越性必然用金钱和暴力两种方式形成英雄崇拜的意识形态型权力类型，而以世界的平面化和去中心性为特征的精神游戏必然形成突现性国家——国家仅仅是社会各种力量之上的非人格化的规则和程序，形成突现性人格——个体仅仅是各种自我（社会的、经济的、生物的、政治的……）自由运作的突现。列维—斯特劳斯的深邃的结构主义思想感染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化精英，如巴尔特、阿尔都塞、拉康，甚至包括早期的福柯，他们的宏大的人文科学舞台上独领风骚数十年。
用历史学的方式写哲学在历史上的确不乏其人，但达到福柯和葛林伯雷等人高度的绝对没有。福柯的六部大作几乎都是用历史写成的，《颠狂与文明》借精神反常者的历史遭遇来揭示异质性是存在的条件和根据。《临床医学的诞生》阐述的是医学史，论证的则是知识形成的话语权力作用于权力的主体和权力的客体，并由此表达自我被权力扭曲的悲剧现实。《性欲史》则是阐明性欲观念的演进，肯定人类追求幸福实践的合理性，把本体论问题变成了具体的示范作用，教导人们如何“存在”，传达着最深沉的关于世界和人类关系的思索：人类的世界可分为生命——生物的领域、劳动——社会的领域、语言——文化的领域，而世界的整体性一定会小于其部分之和，因此，世界是解构的。葛林柏雷在他的新历史主义著作中传送着与以上的认识相同的见解，历史只有分解为各个领域的独特历史，历史的内涵和外延才会皆大于把它们整合为一体的历史学。
哲学是人文思潮的发祥地，哲学是世界精神的风雨表。20世纪哲学的转向期盼着、预示着下一个世纪将是一个解构的、平面化的、无中心的、无边缘的世界。因为一向盛气凌人的哲学也走下了它的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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