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民主——哈特和耐格里的《民众》初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里论文,哈特论文,民众论文,民主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耐格里合作撰写的《帝国》问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相隔四年，二人再度联袂出版了《民众——帝国时代的战争与民主》(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又一次引起了批评界更广泛的关注。时至今日，关于“帝国”与“民众”的讨论仍不绝于耳，且有愈加激烈之势。
哈特和耐格里认识到民众的创造力同资本的控制力之间的矛盾，尽管《帝国》没有对民众的概念提出清晰的界定，但在最后一节中，他们着重强调了民众力量，为其姊妹篇《民众》埋下了伏笔。20世纪的革命斗争、反殖反帝运动和反法西斯战争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民众力量的形成，帝国政体必须依靠民众的创造力维系自身的生产，但它无法协调世界市场条件下诸多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的扩张，资源得以全球配给，后福特主义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非物质劳动凸显了其合作性、杂交性、无中心、去地域的网络特点，这些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转向促使民众向自身探寻，逐渐作为反抗帝国的政治主体而初露端倪。在《帝国》一书中，作者多次提及“块茎”概念，读者不难发现民众与帝国概念在形式上都明显带有德勒兹生成理论中“块茎思想”的特点：“‘块茎’没有‘基础’，不固定在某一特定的地点。”(汪民安：7)好像马铃薯那样，即便去除了地表的秧苗，抑或切割了块茎，它仍然可以生长、蔓延。“‘块茎’结构既是地下的，同时又是一个完全显露于地表的多元网络，由根茎和枝条所构成；它没有中轴，没有统一的源点，没有固定的生长取向，而只有一个多产的、无序的、多样化的生长系统。”(汪民安：8)块茎连接了各种关系，并包容着异质；被切割块茎会重复同一性的繁殖，在断裂后产生新的关系。显然，块茎的结构类似于地图式的开放结构，人们可以在它的任何节点或位置上绘制新图。这一类比奠定了民众概念生成性的基础，虽然有助于解释民众概念的形成及其广泛性，但实际上，也为构建民众主体带来了不少困难。
哈特和耐格里观察到，在通往后现代的道路上，商品和劳动力的流动跨越了疆界，生产流通与主体运动产生了新的地理构建，积极的主体怀着对自由的憧憬与向往去拓展新的空间，同时强烈的自主意识也在主体内部发生作用。而帝国通过运用警察力量来控制和限定流动的民众，企图分化、孤立和削弱民众的力量；资本所需的民众必须获得全球公民权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政治地位，这与帝国的空间控制力之间产生了矛盾。在争夺空间的斗争中，民众建构了新的时间概念，打破了西方形而上学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等，赋予时间的先验存在的观念，超越了现代性中界定时间概念的标准。齐泽克认为，哈特和耐格里提出的全球公民权、最低收入限制和对新的生产工具的重新配置这三项依赖全球人权才有可能实现的政治目标，与他们所提倡的流动性、多样性和混杂性相悖。
《帝国》的主要问题在于，这本书对当前的全球社会经济变化过程如何为这些激进的措施创造了其所需的空间缺乏分析：他们没有能够在当前的条件下去重复马克思的分析，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就蕴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之中。(罗岗：84—85)
而哈特和耐格里称“我们不是前马克思的，而是后马克思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里，并且试图对这个世界的‘新’之处进行分析”。(哈特、耐格里：38)虽然哈特和耐格里对于全球化的丰富联想构筑起一个跨越国界的帝国社会景观，但依然无法回避现实的情况：国家疆界的概念并未消失，而且正在不断得以巩固与加强；“确切地说，由于在促成新自由主义所需的社会工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族—国家依旧是全球资本必要的工具，因此也成为争论的关键所在”。(Mertes：146)就这点而言，民众仍旧无法实现其全球公民的身份设想，民众概念也只能作为一种政治想象，于是哈特和耐格里强调时机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想象正在形成，实现它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对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进行分析后，哈特和耐格里指出：民众是非物质劳动的主体，非物质劳动在后现代生物政治社会生产中居主导地位，浸入了时间的内在层面，它包含三种类型：第一类与信息化的工业生产有关，已融入通讯技术生产过程的自身转变中；第二类带有分析性和象征性的特点，分为创造型和智能型控制与常规象征性任务；第三类包含交往中情感和需求的生产与应用。(Hardt & Negri，2000：293)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的界限模糊了，决定劳动力价值关键的抽象劳动时间融入了人们的生活之中，剥削不但针对物质生产，而且包括思维、想象、情感、知识、交流与合作在内的生命政治生产，这些都难以用传统的、马克思定义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私有制极大地阻碍了公共合作，资本无法控制非物质生产本身，“全球化的加速不但没有弱化或消解世界经济中的帝国主义结构，反而使其得到扩大，凸现了其不对称结构”。(Boron：3)生产劳动方式的转向为剥削提供了更宽广的空间，无产阶级的范畴也得到了扩充，新的无产阶级力量不再只是大工业工人阶级，它表现为受资本压迫与剥削的民众的集合。民众要求有保障的收入来认可其劳动价值，维持其生命活动，通过对生产方式的再占有，达到控制自身、自主生产的目的。他们要求将剥削剥离身体，反抗情感殖民。
《帝国》以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斗士形象来煞尾，发觉了民众中潜在的民主力量，并对当今全球政治秩序的可能性选择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那么，民众是怎样构成的呢？如何使民众成长为一个团结的政治主体？如何在全球化帝国中实现民主呢？面对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人们期望《民众》能够做出更加深入的解答。于是，作品开宗明义，叙述了战争成为当今世界的全球性症候，人们迫切渴望以和平、民主的方式来摆脱战争的阴影。
哈特和耐格里追溯了战争的谱系。传统上认为，战争是“主权实体间的武装冲突”，现代时期表现为民族—国家间的武装冲突；而在现代主权政治中，战争与政治分离，国家内部矛盾通过国家机器调节而避免诉诸战争，战争便成为例外的方式。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其他形式，政治在民族—国家间发挥作用，与社会中的政治关系无关，于是战争便作为国家的外在工具而存在。卡尔·施米特主张从区分敌友关系入手决定政治行动，战争又变成了“有限的例外状态”。(Hardt & Negri，2004：6)哈特和耐格里认为，在帝国时代，这种“有限的例外状态”已经衰变：在单一主权领土上围绕主权或非主权展开的武装冲突，随着国家边界的消弭而逐渐演变为帝国局部或区域间的内战形式，原有的战争框架失去了约束力，帝国无中心、去地域的特点不断将局部战争的阴云散布到其他节点上，酝酿成跨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内战，例外状态变得持久而普遍。
美国为维持它在国际政治中超级大国的地位而奉行例外论(exceptionalism)和单边主义政策，并以2001年的9.11事件为借口，开始全球性反恐行动，再次显示其军事实力。这些都有力地加深了人们对于战争普遍性及网络战争的认识和思考，战争演化为长期的社会关系，与政治结合得愈加紧密。哈特和耐格里吸收了福柯的观点，提出“政治权力的社会平抚功能，不断地涉及在一种沉默的战争中重写武力的基本关系，再次把它铭刻在种种社会体制、不平等的经济体制、甚至个人和性别的关系领域”。(Hardt & Negri，2004：13)战争已不再是人们惯常想象中血腥的暴力厮杀、武力冲突的代名词，而是作为一种生物权力体制(a regime of biopower)存在着；战争话语也作为政治策略，在为实现某一政治目标而调动社会武装力量方面发挥了显著的功效。哈特和耐格里强调，现代战争兼具破坏性与社会构建性的辩证特点，可以随着武器的发展与先进技术的应用，如网络通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核化技术等等，使非物质生产劳动渗透到军事行动和控制之中。核武器同种族灭绝一样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直接操纵人类的死亡，从此战争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受冷战思维的影响，低强度战争、遏制观念，同高强度警察行动结合起来发挥效力；而当人们接受、认同了不同的、存在着矛盾冲突的价值观与道德观时，靠道德与正义来维系国际法和国际公约限定的合法暴力的标准将岌岌可危。亨廷顿打破意识形态划分，希望采用文明概念来构建世界秩序，试图以文明的差异来替换敌友的分别，但终究在与帝国的较量中败北。在后现代全球化的语境下，战争的概念、意义、形式及策略发生了变化，其时空界限、军事行动与警察行为的区分及敌友概念等都变得越来越模糊。正义战争与反恐行动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希求达到完全的社会控制，以至于有人称它为通往“零度宽容社会”(zero-tolerance society)的通道。战争生物权力化、科技虚拟化、军事无实体化、策略全方位控制(如针对灰色地带而提出了灰色策略)，以及帝国透过权力网络来维持秩序，所有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塑造服从它的社会主体，而民主的实现也需要有充分体现民主的政治主体来引领。
非物质生产劳动催生的新型社会关系难以被私人合法占有，民众面对全球战争、合法暴力的威胁却从未停止追求民主、自由、和平的脚步。现代游击战的结构为反抗运动提供了自主且去中心化的组织形式，女性参与游击队组织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民主与平等，而后福特主义生产时期的生物权力则要求新的游击抵抗形式和更加民主的网络组织形式。斗争的开展影响到新的主体性和新的生活方式的产生：规训社会产生服从命令的士兵，而在控制社会中，人民的概念已不能完全涵盖民主的力量，例如要判断一种抵抗是否民主，不但要关注其形式、结构，还要依据社会构成的因素。了解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和劳动生产的条件，便会理解抵抗在工作场所产生的原因，洞悉它的发展态势。
在全球战争状态的叙事背景下，若要确定民众是否代表民主的呼声，就要从民众的概念着手。哈特和耐格里通过将民众与人民(the people)和人口(the population)等概念进行比较来界定民众：民众保持着自身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多种社会主体包含其中，它并不像人民那样将具体的人群去除差异性，统一到一个整体身份中，使其作为最高权力和政治实体来实行统治。民众亦非无政府、不连贯、片断的概念，不同于大众(the mass)、暴民(the mob)、人群(the crowd)、乌合之众(the rabble)；民众管理自身，不断完善成长为惟一可以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体。民众超越了人民的阶级范畴，是多重社会阶层、种族概念和性属差异的综合。资本主义社会趋于将劳动主体单一化为无产阶级，分离了劳动与资本，而民众概念以其离散的多样性终结了单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选择问题。资本在全球扩张，企图将非物质劳动的承担者民众转变为人民，于是民众在资本的重重包围中展开反抗全球资本帝国统治的民主革命运动。哈特和耐格里将帝国和帝国世界的来临看作好消息，如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成好消息一样。帝国世界和资本主义都是权力压迫的形式，寄生在劳动力之上，但这正是限定帝国、使其瓦解和实现自我组织民主的真正条件。(Passavant & Dean：3)
布赫(Julian Bourg)认为，在《民众》一书里，尤其是在谈到战争问题时，“他们通过承认现代主权仍作为帝国中固有的一部分弱化了其先前的论述”。(Bourg：107)他们形容，现在的情形正处于空位期
(interregnum)，民族—国家的权力已被纳入全球体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间不平等的国际关系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全球化只是控制型社会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并非一个历史的终结。国家运用军事力量来保障市场正常运营的同时也将全球市场区域化了，自由贸易需要更大的拓展空间，大政府的管理虽然对经济发展起到了规范的作用，但明显阻碍了全球市场的交流融通。在哈特和耐格里看来，关键是要使民众在全球化过程中实现自我组织，从而找到实现全球民主的出路。主体性生产与共同生产(the production of the common)之间相辅相成，互相交融，“人类主体，由许多性质不同的个体构成，其中每个个体都是高度混合的”。(Hardt & Negri，2004：190)哈特和耐格里用巴赫金的狂欢概念类比民众的运动，阐释了民众独特性与共同性的统一，使人们认识到一种“集中在共同生产中、以个性自由为基础的组织理论”。(Hardt & Negri，2004：210)民众的形成需要有充分的社会条件，从历史角度看具有时间上的两重性，是一个动态的体系，正处于形成阶段。
哈特和耐格里认为，20世纪民主的概念受冷战思维的影响，有着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人们很少将民主与政府性质联系起来。9.11事件后，人们更加认识到民主需要安全和稳定作保障，而全球战争状态显示出全球化的不可避免性，使世界民主或全球治理的观念备受关注。与美国的单边主义、例外论政策相对，出现了多边主义形式的自由世界主义。“民主既非单纯的资本主义政治面目，也非官僚精英统治”，它延伸到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对于民主的形式问题，许多批评家也提出了各自的见解：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观点，共和制是人民掌握国家主权，民众只是作为人民的再现，人民的普遍意志并不是所有人的意志，在同民众分离的过程中，人民形成了统一的意志；约瑟夫·奈定义民主为“在司法上对大多数人负责，并受他们监督的官员们组成的政府”；(Nye：109)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念以社会中个体与群体的调和为基础，适合于资本主义交换关系，市民社会既表达个人意志又统一普遍意志，个体与国家主权、政治既联系又分离；哈贝马斯发展了黑格尔的观点，为公共观点披上了乌托邦的外衣，在他看来，人们在民主的公共范畴里进行交流和自由表达，生命世界(lifeworld)不在理性和资本主义控制体系之中；尼古拉斯·卢曼与之相反，将公共交流界定为平衡整体中的复杂而自我维系的社会互动网络。显然，全球战争与全球民主的问题被遗留到后现代。哈特和耐格里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代议制尚有缺失，现代的代议制概念在全球领域难以实现民主的代理，民主的全球公民议会也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新型全球宪制应该参考欧洲共同体的经验。而在经济改革方面，应赋予民族—国家规范的权力，清除政治经济控制的负面影响。在他们看来，必须创造“共同”的氛围，破除私有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促成民主的条件。这种“共同”便被视为后社会主义政治的基础。
从现代民族—国家主权向帝国主权过渡的过程中，现代地缘政治濒临危机，美国超越固有的空间层面，扭转了欧洲的传统，撼动了欧洲中心论。帝国和民众的冲突体现了地缘政治的内部矛盾：当代地缘政治继承了现代性的危机，依附于边界概念，但随着疆界的消亡，也在扩张与孤立之间不断置换；美国的单边主义地缘政治策略控制了帝国，一方面演绎警察职能维持帝国秩序与全球等级，另一方面阻碍了自治力量的发展和经济网络的互动；今天借用军事武力为后盾的帝国已经无法确保全球安全，战争超越了世界警察所能控制的范畴；帝国法律取代了地缘政治观念，而民众也将不断形成民主制宪的网络来对抗帝国权力网络。民众发挥群体智慧，共同协作进行经济革新，同时也表现了其政治决定的民主性，将政治与主权分离，达到自治。战争趋向于悬置民主，进而成为统治形式，为此民众也可以借助暴力或武力的手段，尽管在许多时候这种暴力或武力只是用于防卫。民众的任务表现为尽力避免破坏性后果，激发人类内在的善良与爱来构建民主。
或许蒂莫西·布伦南(Timothy Brennan)的想法是正确的，哈特和耐格里的“新”就在于帝国与民众的模棱两可：帝国决定、影响着人民，同样地，民众也能够决定全球化的进程，倘若有人跟随他们，就已经是在参与这个过程了。(Bourg：107)
哈特和耐格里广泛涉及了全球化进程中的诸多可能性，借《民众》来揭示战争状态下实现民主的种种障碍以及时间概念上的割裂，并期待实现人人自治的全球民主。
但是，也许很多人会赞同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对哈特和耐格里的批评：“把民众作为民主工程的构成力量是唯心论者的发明”，也是天真的想法。(Amin：7)阿明认为，他们所论及的民主范畴是有限的，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民主构建过程也存在差异，无法用一个普遍的模式来涵盖。可见，分歧仍集中在对民族—国家问题的认识上。阿明认为民族—国家目前还未消亡，它仍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鲍宏(Atilio A.Boron)更直截了当，他强调：
我们生活在一个帝国主义历史的特定时刻，从一个(可以称之为经典的)阶段转变到另一个阶段，它的细部只是初露端倪，大体轮廓就已清晰可见。像哈特和耐格里在书中所做的那样，把这样一种令人怀疑的实体存在当作一个没有帝国主义的帝国，就大错特错了。(Boron：19)
实际上，这确实是哈特和耐格里的帝国理论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正如阿明所说，“民主同社会进步是不可分割的”，“民主进程与社会进步的结合是世界社会主义漫长转变过程的组成部分。”(Amin：10)
不过哈特和耐格里的《帝国》与《民众》作为一种超越时代的设想，为人们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社会景观，同时也提出了对于全球化秩序与全球民主问题的思索。正如哈特所言，“我比较倾向去解读问题……我做的是指出我们现在政治想象的匮乏。”(汪民安：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