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兼论科学发展观对邓小平遗训的承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训论文,之路论文,坚定不移论文,科学发展观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2)08－0021－07
2012年7月23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也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历史性成就和进步，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指导。”[1]
我们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晚年遗训的继承和弘扬。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晚年，即1989年底退休以后，已在90岁高龄上下，仍以创新精神发展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预见未来发展中的矛盾和大局方略。应当说，这一时期最重要、最系统、最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献是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南方谈话”。对这篇重要文献，有许多学者和我本人已另有诸多论述。本文则侧重根据《邓小平年谱》系统梳理和阐发他晚年的若干重要观点，可概括为大局、矛盾、方略、信念四个方面的预见。之后20多年的历史证明，这些重要观点既是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睿智洞察，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现今领会和贯彻科学发展观仍有深邃的指导意义。
一、把握大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不动摇
胡锦涛要求毫不动摇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奋进，这正是邓小平晚年的最重要的遗训。邓小平要求，从政治上把握大方向。他在审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特别讲道：“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2](p.1363)“这本书有针对性，教育人民，现在正用得着。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2](p.1362)什么是大局呢？他在审定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有这样的论述：“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2](p.1365)这就告诉我们，在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大局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其实质在于坚持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他为什么特别强调“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乃在于在漫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有各种各样的干扰，一些领导也可能因为立场、品德、作风以及某些具体问题降低了坚持基本路线的自觉性，特别是国际与国内的资本主义势力采取潜移默化的手法，使之走上邪路。实际上是要警惕静悄悄的和平演变。后来，胡锦涛特别强调“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是这个意思。邓小平在这方面的理论创新在于，明确指出坚持基本路线是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层面的精辟概括。
邓小平还担心人们往往对这样一个完整的路线加以肢解，只讲其中的一个方面，强调一点，不及其余。实质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一个有机整体。他在和金日成谈话时说过：“我们搞改革开放，要有两手：一手搞改革开放；一手搞‘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手中最核心的是发展生产。”[2](p.1332)“一个中心”是根本任务和目标，改革开放是动力和手段，“四个坚持”是根本保证。犹如奔驰的火车，经济建设是机车，改革开放是燃油，“四个坚持”是铁轨和信号。
为此，他首先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再告诫我们机遇难得啊，不可错过。这也正是胡锦涛所强调的“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1]因为生产力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根基，这就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第一句话“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是加快发展的关键，邓小平一再说：“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要用实践来回答。……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2](p.1340)同时强调改革开放中要始终贯彻四个坚持：“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我那个讲话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2](p.1363)我们领会邓小平晚年关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全面理解基本路线是一个有机整体，既不能动摇，又不能割裂，必须完整地把握并“全面贯彻”，否则可能由片面性造成全局性错误。
二、预示难题：面临着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
胡锦涛强调：“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一系列严峻挑战。”[1]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邓小平一方面分析了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与此同时，他也洞察未来的发展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他指出：“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2](p.1364)道路不可能是笔直的，会充满矛盾。而最难解决的问题则是两极分化及其化解方略的制定。对此，他作了三次精辟论述：
1990年7月3日，他讲道：“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现在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但是到一定程度，国内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2](p.1317)
1992年12月18日，他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2](pp.1356－1357)
1993年9月16日，他又作了这样的论述：“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2](p.1364)
我们领会邓小平这一科学的洞察和战略性的预警，应当研究以下几点：
第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极分化会自然出现，这是因为多种成分大量存在，市场经济会助长贫富差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将会产生一定的“马太效应”。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训来看，他们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让私人资本放手发展，结果加剧了两极分化，有的国家的贫困人口达到了50％以上，这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国家不能走他们走过的那条道路，发展多种成分决不能忘记和削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否则，就会走上邪路。
第二，分配问题比发展问题更难。之所以这样讲，就是因为出现了两极分化，势必产生拥有雄厚资本的利益集团，他们构成了公平分配的阻力。正如邓小平所讲的“所谓两极分化就是出现新资产阶级”[2](p.1014)，改革就会走上邪路。这实际上关系到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大方向。我们在科学发展中必须正视这个阻力，在一定程度上说可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几年我们已经感受到许多人在替富人说话，千方百计地抹黑公有制经济，这也表明，他们不想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甚至在许多经济政策上敢于和政府抗膀子，房地产领域就是明显的例证。有的地方搞邪门歪道，拿着资金在市场上炒作，先是造假，然后炒房地产，再后侵占矿业，大发其财。这些领域不行了，又去放高利贷。他们当然不会赞成公平分配。一旦形成公平分配的阻力，解决起来比较难。我们国家讲公平分配已经多年，但至今还未拿出实现公平分配的具体方案，以至于大量私营企业管不住，有的私营企业年年拖欠民工的工资。对此，我们也应当像邓小平说的那样，每走一步都要回头看，认真分析阻力来自何处。
第三，认识分配制度改革和又好又快发展的关系。邓小平所谓发展起来以后，实际上是指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遇到分配不公的问题。如果产生两极分化，便会影响发展。如邓小平所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2](p.1324)这样，就很难出现稳定的社会秩序，不能保证经济的发展。比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扩大内需，但分配不公，大多数人购买力不强，又怎么会扩大消费呢？有人把做大蛋糕和分配好蛋糕对立起来，这是片面的，有害的。分配公平是一种动力，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正视和克服实现公平分配的主要障碍。
第四，要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实现分配公平、进行分配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要考虑到各个方面，首要的是初次分配，其次是再分配，然后是社会保障和其他措施。人们只重视再分配，而忽视初次分配，就是丢了西瓜拾了芝麻。初次分配占人民收入的80％以上，再分配大约百分之十几，其他形式分配占的比重就更小。如果不抓住分配的主要方面，那也就不可能解决分配问题。当然，分配问题涉及的面很宽，包括阶层之间的差距、地区之间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行业之间的差距等等，但必须抓住重点，抓住最难解决的问题，并且在改革中统筹协调、注重配套。这种深层次改革既不能一蹴而就，又不能久拖不决，拖得越久，就越难解决。必须从全局考虑，抓住重点，统筹兼顾，攻克难关。
第五，邓小平提出分配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既不要搞平均主义，又不要打‘内仗’”。这同毛泽东所讲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3](p.130)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应当坚持这个原则。党中央一再明确，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成分共同发展，与此相适应，我们的基本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按照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观点，必须强化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其他分配形式作为辅助形式。如果不坚持这个原则，那就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不能调动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分配制度是所有制关系的表现形式，要贯彻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共存的政策，必须强化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扩大邓小平一再强调的公有制主体地位。
三、发挥优势：市场经济＋四个坚持“成套设备”
胡锦涛指出：今后“能否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思想认识，取决于我们的工作力度，取决于我们推进改革发展的步伐”。[1]邓小平晚年对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困难，把希望寄托在发挥制度优势和党的领导作用上面，要求建立一套充满活力的机制。他重点谈了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农业“两个飞跃”等几个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邓小平的一项伟大创造，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前无古人的理论创新。在党的十四大前夕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时，他明确指出：“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也影响到消费，影响到对外贸易和出口。”[2](pp.1347－1348)这就进一步肯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和它同多种成分的关系。十四大以后，邓小平又提出了更新的观点，进一步展开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和运行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搞好四个坚持，我是打下个基础，这个话不是空的。”[2](pp.1363－1364)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四个坚持”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又是优势。
第一，拓展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的内涵和外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主要是指经济上的，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共同富裕为主要内容。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但还不够，还要同上层建筑相结合。就是说，市场经济要同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不仅经济制度构成市场经济的基础，而且要有党的领导、人民民主政权的保证，要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方向。这就澄清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模糊认识，即把它同社会主义脱离开来，仅仅讲市场经济，而忽视和抹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用所谓一般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滑向西方的所谓“现代市场经济”，势必出现和加剧两极分化，有悖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仅是经济体制问题，它还要发挥上层建筑的作用。按照邓小平的说法，上层建筑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么实现啊？”[2](p.1363)党的领导之所以是一个优越性，就因为这个党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代表了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她的先进性能够引领社会主义健康发展，尤其是抵御各种邪恶势力的干扰，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市场经济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一旦脱离，就迷失了方向。我们可以通过对比看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多党制的所谓民主制度相结合，它造成非常紊乱的局面，缺乏稳定性，甚至带有很大的欺骗性。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洲的债务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不能仅靠经济制度，还要有政治制度来保证，这是多年来国内外事实所证明的一条真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相结合。人所共知，在市场经济下必然产生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一切向钱看，让它“无为而治”，势必出现社会风尚的混乱，并与两极分化相对应。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第二，深化理解“成套设备”。邓小平把“四个坚持”说成是“成套设备”，这就意味着它是一个整体，既不能单纯地就经济论经济，也不能简单地以意识形态或国家力量来保证市场经济健康运行。从实际情况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尤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上层建筑在一定的时期能够起决定作用，只有经常解决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矛盾，才能够保证整个社会的顺利发展。这也就是“整体经济学”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意义上讲，从来就是把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恩格斯说过，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是一切上层建筑存在的基础。毛泽东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现在看来，还应该按照邓小平的思想作新的补充，即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为社会化生产力与社会化生产关系以及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而且它们是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可以引申，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对立统一是基本矛盾不可缺少的一个关键环节。这就为经济学作了一个重要提示：不能像西方那样搞片面的经济学，就经济论经济，就现象论现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当“综合治疗”，从整体上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社会主义整体运行的相互关系。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1992年6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前，邓小平提出：“机构改革的关键问题，就是两个，一个是宏观要控制得好；一个是微观要真正放得开。要按这个原则来调整机构，不是单独追求工业速度。”[2](p.1346)这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也是它与上层建筑的关系。1993年6月20日，邓小平赞同江泽民提出的加强宏观调控，突出抓金融工作的建议，指出：“什么时候政府都要管住金融。通货膨胀，人民受损失。人民币不能贬值太多，市场物价要控制住。”[2](pp.1361－1362)那种削弱宏观调控的观念、市场经济本质是“无为而治论”的观点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只有正确地强化国家的宏观调控，才能够克服市场经济的缺陷。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第一产业的质量，调整第二产业的结构，促进第三产业的兴起。”[2](p.1350)同时，注重消费与生产之间的良性循环：“必要的消费又不能卡得太紧，限制太死，否则就没有刺激了，没有市场了……我们可以提用消费来刺激生产。”[2](p.1351)这也是利用宏观调控放活市场的一个内容。由此可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要起主导作用，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市场经济运行结构的原理上说，应当形成和逐步完善“强政府、旺市场、壮实体、健金融”的架构。这应当成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格局。否则，单靠市场经济自发运行就会出现紊乱乃至大起大伏，甚至酿致经济危机。
四、主要依靠：全面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是依靠社会主义的优势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他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2](p.1312)原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发展多种成分，用他的话说，就是“搞社会主义，也允许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存在”[2](P1312)，包括外资、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不过，他主要强调的是依靠国有大中型企业。1992年5月22日，他亲自视察了国有大型企业首都钢铁公司，指出：“大中型企业不搞活，社会主义优势在哪里？改革开放进行得好的、发展得快的企业，要用上交的利税、出口创的外汇、技术水平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来证明它的优越。”[2](p.1346)1992年6月23日，他在阅读彭真关于体制改革的建议时特别赞同：“把经济搞上去，关键是国营大中型企业要搞活、要发展，搞不活，隔几年上个台阶就落实不了，这个问题关系大局。”[2](p.1348)在这里，他把搞活国有企业当作关键，当作大局，这说明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完整领会邓小平的整体思想，应当从下述六个方面理解。
第一，从生产力视角考量，大型企业是先进生产力的主要载体，产业集中度高、技术设备先进、产品质优量多、人才集中，一般都是行业的排头兵，劳动生产率和市场占有率都居前列。从先起的发达国家和后起的新兴国家，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巨型航母”企业都决定着国家命运，而小型企业则是在它们的带动下形成产业系统。我国居世界500强的大企业已达61家，显示国家的国际地位。
第二，从生产关系视角考量，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主干。是共同富裕的脊梁，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优势主要在大型国有企业。忽视或削弱了它，就等于放弃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按劳分配也会失去所有制基础，工人阶级就失去了主人翁地位的根系，甚至使得整个经济制度变质。
第三，从国家综合国力视角考量，国有经济是增加税收、应对突发事件(如救灾等)、实施宏观调控、提高国防能力的微观基础，也是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都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存在与壮大直接相关。
第四，从科技进步和创新视角考量，国有大中型企业也是最重要的“母机”。邓小平对企业一再要求：“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出中国自己的名牌，否则就要受人欺负。这就要靠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出把力，这样才能摆脱被人欺负的局面。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要有一席之地。……中国应该每年有新的东西，每一天都有新的东西，这样才能占领阵地。尽管我岁数大了，但我感到很有希望。这十年进步很快，但今后进步会比这十年更快。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通力合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每一行都要树立明确的战略目标。我们过去打仗就是用这种方法。”[2](pp.1336－1337)对于“第一生产力”的支撑与创新作用，他主要寄希望于国有大中型企业。
第五，从国有企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角度考量，邓小平同那些主张私有化、自由化的人完全相反，他认为国有企业必须参与市场竞争并能在竞争中制胜，“不断创造出新的东西出来，才能有竞争力”。[2](p.1338)许多“原市场教旨主义”者，硬说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不相容，极力主张退出市场。这同邓小平的一贯主张是根本相悖的。现在大量的事实表明，国有大型企业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主体”，它不但能够同其他成分平等竞争，而且它的竞争力、控制力、影响力决定着市场经济的性质。
第六，从国际市场的地位考量，国有企业是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势力抗衡的中坚力量。许多西方政治、经济代表人物极力攻击我国的国有企业，目的就是要搞垮我国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进而垄断我国市场。邓小平则主张国有骨干企业要创造自己的拳头产品，走向世界，通过科技创新创造世界品牌，以拳头产品占领国际市场，在龙头企业带动下形成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拳头。“否则就要受人欺负”，这关系到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关系到经济的主权。这一视角高瞻远瞩，具有战略眼光。现在，少数人攻击国有企业，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自觉不自觉地响应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意图，先打垮中国的大型国有骨干企业，然后垄断中国的各个行业，从总体上削弱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这表明，邓小平强调依靠国有企业不“受人欺负”是着眼于国际市场的竞争，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我们应当有高度的警觉性，要防止和抵御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实现打垮中国国有企业的企图。从理论上说，邓小平发展了社会主义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理论，从实践上找到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基本力量和重要途径，即依靠大企业发展大科技、创造大名牌。
五、坚持信念：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必胜
胡锦涛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对未来，要充满必胜的信心。邓小平晚年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洞察力预测未来的道路会遇到许许多多困难和曲折，但他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然胜利，一切困难都阻挡不了这一伟大事业的最后胜利。1992年7月12日，邓小平对他的弟弟邓垦说：“达到共产主义的目标，要经过社会主义阶段，而这个阶段是很长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但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这同时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2](p.1348)
在苏东剧变之后，他及时总结历史教训，中肯地指出：“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不能乱。中国如果一乱，便是一片灾难。”[2](p.1335)“放弃社会主义，中国就要乱，就丧失一切。”[2](p.1316)“一个国家要乱很容易，一夜之间就可以乱起来。”[2](p.1314)他同时指出：“只有我们中国，依靠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战胜这么大的灾害(指1991年湖南的洪涝灾害——引者)。”[2](p.1334)实际上，我们不仅可以战胜自然灾害，而且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化解一切矛盾。
对于国际问题，同帝国主义的斗争，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他也是充满信心的。他说：“世界局势还要观察好多年。集中批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2](p.1351)“中国的武装力量，人数可以减少，但是质量要提高，不能削弱。中国是个大国，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保证不了国家的安全。军队的问题是加强装备，加强作战指挥能力，提高战斗力。”[2](p.1351)这就告诉我们，对国际范围的斗争，既要讲策略，又要集中矛头，同时增强自己的战斗力，否则就会亡国。他再三叮嘱：“我们到本世纪末(指20世纪——引者)达到小康，有了这一步，再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有希望。我们时间不多呀！世界市场也很紧，不容易竞争。要夹着尾巴做人。”[2](p.1335)他同时告诫我们不要盲目崇拜西方，“现在有些青年人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2](P1318)正如他所预料的：“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有能力的时候，要搞高科技国防尖端武器。”[2](p.1346)遵循邓小平廓清的道路前进，我国目前已经成为经济上的第二大国、政治上的一个主角。可以看出，现在的世界没有中国的声音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但同时，我们也要有危机感，看到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千方百计地遏制、削弱中国的发展，我们应当认真对付而不要丧失警惕。
对于未来，邓小平尖锐地向全党敲起警钟：“真正要出问题，是我们内部出问题，别人拿我们没办法，美国也没办法。因此我们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包括自我教育，党员干部的模范作用，不搞特殊化，这是过硬的东西。中国是大国，也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垮，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垮不了。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2](p.1332)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遗训，他告诉我们，真正和平演变是内因起作用，特别是党内腐败问题。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决不能丢掉“老祖宗”。
对前进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应当沉着应对，就像他所嘱咐的那样：要“走一步，回头看一下是必要的。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有一点小的损失不要紧，回头总结经验，改正缺点就是了。乘风破浪，脚步扎实，克服困难更上一层楼”。[2](p.1359)就是说，前进中不怕出现问题，关键在于要作科学的分析，善于总结经验，进而找出规律性，一步一个脚印地扎扎实实发展。通过学习邓小平晚年的遗训，可以进一步深化对胡锦涛2012年7月23日讲话的理解，凝聚力量，攻难克坚，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四个坚持论文; 两极分化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邓小平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科学发展观论文; 市场经济地位论文; 邓小平文选论文; 国有经济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