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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1971(2008)02-0009-09
产业遗产(Industrial Heritage),国内也称“工业遗产”①,通常指具有历史、技术、社会、建筑或科学价值的产业文化遗存,包括工厂、机械设备、土木建筑、矿山铁道、公共服务设施等遗址、遗物及其关联遗产,是技术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与文物保护、工业旅游研究等相比,技术史研究对产业遗产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产业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常常不为人们所重视。以产业遗产研究较早的日本为例,直到1997年,日本政府才将机械遗产纳入国家重点文物的范畴进行保护,这成为日本产业遗产保护工作的转折点。
产业遗产中包含着大量的科学技术信息,能够折射出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是“创造了历史的产业文明成就以及与此相关人们的全部人生”[1],是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标志物,是技术史研究的活化石。
国际上,近年来技术史更加关注产业遗产研究,2004年8月在德国鲁尔工业区举办的第31届国际技术史委员会(ICOHTEC)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就是“重新设计技术景观”(Redesigning Technology Landscapes),与会代表认为,德国鲁尔工业区的技术景观演变体现了产业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协调发展。反映了国际技术史学界对产业遗产景观保护与利用的关注与认识[2]。
中国的技术史研究还比较薄弱,尤其对近代以来的技术史研究起步较晚。因此,加强产业遗产研究,借鉴日本产业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一、产业遗产研究简史
日本是亚洲最早开展产业遗产研究的国家之一。对产业遗产的研究,日本称“产业考古学”(Industrial Archaeology),它是关于产业遗产的调查研究、保存使用、复原以及技术史教育的一门学问,也是产业技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史家、曾任日本产业考古学会会长的山崎俊雄先生,干脆将产业考古学作为技术史研究的一种方法[3]。内田星美认为,在英国,“产业考古学是新诞生的(技术史)的一个学派”[4],产业考古学就是技术史或产业技术史。
产业遗产研究至今不过半个世纪的时间,但发展迅猛,方兴未艾。
1.在英国的兴起
产业遗产研究兴起于“产业革命发祥地”的英国,这一点在学术界也毫无争议。
1955年,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建筑史家米切尔·瑞克斯(Michael Rix)在《业余爱好者史学》杂志发表文章,将研究英国产业革命遗物的学问称为“产业考古学”[5]。
1963年,哈德森(Kenneth Hudson)撰写了关于产业考古学的第一部专著——《产业考古学入门》[6]。1965年,在全英国开展了产业遗迹调查,巴斯大学(Bath University)的技术史研究中心成为汇集业余爱好者研究的据点。
1970年,在英国什罗普(Shropshire)郡科尔布鲁克代尔(Coallbrookdale)镇的铁桥峡谷——艾恩布里奇(Ironbridge,见图1)一带建立了大型的野外博物馆群,它以世界上最早的焦炭炉遗址为中心,分布在沿塞汶(Severn)河谷两岸大约5公里的区域。1973年,在这里举办了首届产业纪念物保护国际会议(简称FICCIM),来自8个国家的61名代表参加了大会。1974年,英国建立了全国性的学会——产业考古学会(The Association Industrial Archaeology,简称AIA),开始着手在全国范围内研究产业遗产的保护政策、设立研究基金等等。英国丰富的产业遗产、大规模的遗址保护群众运动以及学术界的重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产业考古学”的诞生也就水到渠成了。
图1世界首座铁桥(英国1779年建成)
1978年,在瑞士召开的第三届产业纪念物保护国际会议上,成立了有关产业遗产保护的国际组织——国际产业遗产保护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onservation Industrial Heritage,简称TICCIH),2006年9月,中国首次有代表参加了该组织在意大利罗马举办的第13届会议,第14届会议将于2009年在德国的弗赖堡(与波兰和捷克共同)举办。
2000年,TICCIH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签署了在产业遗产领域开展调查、研究和保护工作的合作协议,它成为ICOMOS关于产业遗产的专门顾问。2003年7月,在俄罗斯召开的TICCIH第12届大会上,通过了有关产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该宪章是有关产业遗产保护的最为重要的国际宪章,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产业遗产”定义就出自这个宪章。
目前,尽管世界上对产业遗产的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是被列入世界遗产的产业遗产并不多,截至2005年底,共有22个国家的34处产业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占当时812处的世界遗产的4.2%。中国尚无一处单一产业遗产列入名录(都江堰只是作为合并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日本也是如此。当然,因为《世界遗产名录》中并没有专门的“产业遗产”一项,所以,不同研究者对《世界遗产名录》中所包括的“产业遗产”的数量,在计算上不尽一致。
2.产业考古学
1962年,米切尔·瑞克斯最先给出了“产业考古学”的定义:产业考古学就是对产业革命中创造的早期遗物的研究。因这一定义过于简单而招致批评。1967年他又重新做出定义:产业考古学是关于早期工业活动的遗址和构筑、特别是有关产业革命的纪念物的记录,并通过某种场合加以保存和说明[7]。这一概念有两个特点:一是从研究对象上突出“工业活动”的产业遗产;二是在时间范围上强调“产业革命”时期。另一位英国学者W.A·麦克卡森(William Alan McCutcheon)则认为:“产业考古学就是通过对18、19世纪的产业以及交通工具有形遗存物的实地调查,并根据文献研究和分析,重新解释和构建过去的工商业活动”[8]。这个定义在时间上与前者基本相同,在研究对象上略有差别。
2003年通过的《下塔吉尔宪章》中将产业考古学概括为:一门研究所有证据的交叉学科,这些证据既包括物质证据,也包括非物质证据,比如文档资料、人工制造物、底层结构和建筑物、人类定居点、自然景致和城镇景致,它们都是为了产业流程或者是由其所创造。
这些定义都是从学术角度出发,其实,产业考古学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民间色彩,“即使被称为学问,但它不是由那些盛气凌人的学究们搞出来的枯燥乏味的东西。在英国,恰恰是那些肩挎照相机、手里拿着卷尺和笔记到野外去调查产业遗产的普通人,不断地取得优秀的成果,在他们之中已诞生了200多个研究小组”[9]。
人们曾经赖以生存的产业遗产,多少都会传达当时人们在那里的生存方式及其所思所想,可以说,产业遗产就是产业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创造的宝贵财富。产业考古学是对各种产业的遗迹、遗物等的调查、研究和记录,保存、修复及利用,这些遗迹、遗物不是天然自然,而是通过人类的创意、好奇、冒险、欲望以及功名心和进取心等,所创造出的人工自然或人工物,是人类智慧和行动的结晶。从根本上说,产业考古学是要探索被隐藏在“物”后面的“人”。
二、产业考古学会的设立及功能
1.学会的设立
一门学科的成立,设立专业性学会并出版专门杂志是两个主要的标志。1977年2月12日,日本建立了全国性的产业考古学会(Japan Industrial Archaeology Society简称JIAS,图2、3、4均选自该学会相关主页),并创办机关刊物《产业考古学》会刊(季刊),现有会员600多人,下设15个专业分会、2个地方分会和16个关联学会。学会每年召开一次总会和大会,第31届全国性总会于2007年5月12—13日在川崎市举办,现任会长玉川宽治、理事长吉田喜一。
图2产业考古学会会徽
产业考古学会在其设立宗旨中,表明了学会设立的背景、目的、产业遗产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会员的要求[10]。
战后,产业开发和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迅猛发展,在自然环境和一般文物中很多有价值的产业技术纪念物、遗址急速消失,而且这种情况有加重的趋势。对此,各种博物馆、资料馆以及一般文物保护单位开始行动起来,搜集和保存技术纪念物。在日本,有很多对产业技术纪念物、遗址保存和研究热心的乡土地方史家、技术人员、产业界人士,并且在技术史、产业史、社会史、经济史、经营史等各个领域以产业遗址、技术纪念物等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也逐年增加。
图3《产业考古学》杂志
图4日本韭山反射炉遗址
但毕竟对产业技术纪念物、遗址的保存普遍理解和关心的人较少,难以遏制产业遗产迅速消亡的趋势;为数不多的研究者分布在全国各地,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不足,缺少必要的研究、交流机会和平台。这与欧美各国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因此,日本对产业考古学会的设立有广泛的诉求,在这里,可以汇聚关心产业纪念物、遗址保存、研究的同好之士,交流经验和研究成果,推进保护活动,组织共同研究。
产业考古学会与以往只有专业人士参加的学会有所不同,它是由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地方史家、中学教师、技术人员和产业人士、博物馆资料馆的职员、政府公务员以及各种不同职业领域的爱好者所组成。
2.学会的功能
产业考古学会的建立,对日本的产业遗产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尽管产业考古学会只是一个民间的学术团体,但它从设立之日起就表现出自己的鲜明特点:1)不仅限于文献资料,对产业技术纪念物、遗址等实物进行野外调查是基本的工作;2)开展产业遗址、技术纪念物的保护运动;3)学会向分属一切产业、职业领域的爱好者开放[11]。
在产业遗产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日本产业考古学会的主要功能有两项:一是推荐产业遗产;二是对保护遗产的有功人员进行表彰。
(1)推荐产业遗产
考虑到很多产业遗产并没有根据有关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得到有效保护的现状,对于没有纳入国家和地方保护的产业遗产,日本产业考古学会独立进行遴选、推荐并对外进行公布。由此,唤起社会舆论及相关机构的重视和关心,从而起到推进保护产业遗产的作用。
但因产业考古学会只是民间组织,所以由产业考古学会推荐的产业遗产,仅仅是学会自身选定和公布(有时根据遗产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要求由学会发行认定证),本身并没有法律效力和约束力。但产业考古学会选择和认定的目的,是对于受到忽视的产业遗产可以给予正确评价,从而引起社会的关注,或者从遗产的所有者开始,重新认识其重要性。
根据上述原则和方针,产业考古学会对全国会员的“推荐候选”者,进行审查,并在每年的总会上予以公布。从1985年到2005年,由学会认定、公布的“推荐产业遗产”共有71处。其中,工厂建筑13处、用水和水路9处、港湾5处、桥梁4处、矿山11处、农业和渔业1处、窑业3处、水车3处、电力2处、机械3处、铁路6处、机车3处、电车2处、公共汽车2处、飞机3处、通信1处、计量器1处、文书2处、博物馆4处、土木设施15处(包括铁桥)、建筑物14处(包括烟筒、砖墙)、机械类9处(因分类有交叉重复,所以合计数与总数不一致)。②
(2)表彰有功人员
日本产业考古学会对产业考古学的普及、提高以及对学会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员,或对重要产业遗产的调查、保存做出贡献的人员或团体进行表彰。尤其是对“产业遗产保存功臣”的表彰,是该学会的特色,在世界各国中唯日本所独有。
产业遗产的调查研究以及以保存为目标的各种活动,是平淡而辛苦的,常人很难理解,其中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与艰辛。因此,学会对于从事这些活动的人给予微薄的精神鼓励和支持,特设立了这个奖项。
在表彰的程序上,由学会的地方组织和会员推荐个人或团体的表彰候选人,经过学会审查后,每年在总会上宣布。从1983年开始第一次表彰,截至2005年合计表彰了77项。其中,表彰个人53名、团体24个(企业9个、博物馆3个、大学和研究团体等10个、村1个、镇教育委员会1个)。
3.学会展望
2007年是日本产业考古学会成立30周年,产业考古学界的一些知名学者纷纷撰文,回顾日本产业考古学30年的发展历程,展望未来10年的发展目标,并提出对策建议。
静冈文化艺术大学教授、日本TICCIH代表种田明认为,日本产业考古学今后面临四项课题[12],包括:1)探讨与历史学、考古学领域的研究、人才的交流与充实;2)培养研究人员具有海外、特别是亚洲的近代化比较研究视野;3)对调查对象——产业遗产在近代化中的作用和历史地位进行解释和说明;4)设立研究中心(数据库),探讨产业遗产调查的统一方式(项目格式)、在全国范围内的资料积累、信息公开。
东京产业考古学会会长、帝京大学名誉教授山下甫对历史转换期的学会提出三点希望[13]:一是深化和扩大调查、研究活动,对产业遗产形成的时代背景不能仅仅停留在自然科学的层面上,而应深化到经济、政治等社会科学领域;二是重视人的作用,不仅要关注是谁创造了产业遗产,还要关注运用了这份遗产的企业、经营者及其劳动者,既要阐明它给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积极作用,也要阐明它的负面影响;三是为地方经济的振兴和繁荣作贡献,加强与相关研究领域和团体的合作。
中部产业遗产研究会副会长天野武弘提出三点建议[14]:一为推进产业遗产的理论研究,在教育领域设立学位授予制度;二是建立产业遗产数据库系统;三是促进产官学合作。
这些意见和建议,为日本产业遗产研究指明了方向,也值得我们借鉴。
三、产业遗产调查与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1990年,日本文化厅建造物课开始以县为单位(每年2个县)进行近代遗产综合调查。调查对象以产业、交通、土木等大型建筑物为主,各种工业组织和学术团体也在各自的领域开展了产业遗产的调查和技术史研究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整个社会对产业遗产的关注度也大为提高。并且,从1996年开始,文化厅制定了“文物登记”制度,使得那些并非“国家重点文物”的文物也能够受到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对一个地区或一个企业来说,也是重要的,这种登记制度的建立,使得文物具有了“相对的价值”[15]。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自1997年开始了为期五年的“关于产业技术史资料的评价、保存、公开等的调查研究”项目,参与者来自包括产业考古学会会员在内的产官学的方方面面。
产业遗产的调查研究之所以能够顺利地被社会所接受,是因为当地人的父辈们就在这里的工厂劳动、使用铁路、建造堤坝,是他们先辈们活生生的“劳作和维持生计的场景”。这些近代遗产与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和难以割舍的情结,也为城市的复兴和繁荣带来了历史机遇。
在推荐、认定、保护等实践活动的同时,日本产业考古学界也开展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产业遗产研究不但丰富了产业考古学的理论,也为遗产保护实践提供指导和帮助。这些研究体现在一系列产业考古学会、关联机构以及学会会员的著述中(参见附录),据不完全统计总计近50种。其中既有理论研究,也有现场实地调查报告,还有产业遗产基础数据库的建立,代表了产业遗产研究的水平。除这些成果外,大量的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发表在《产业考古学》杂志,截至2007年8月,该杂志已出版124期。③
1.对产业遗产、产业考古学概念的研究
产业遗产和产业考古学概念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同时会直接影响到产业遗产调查的实践。
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的清水庆一认为,产业遗产“一般指创造了今日日本和欧洲式‘技术社会’的遗产”[16]。饭塚一雄则认为,所谓产业遗产就是“作为过去人类产业活动的结果而留存下来的有形资料的总称”[17]。加藤康子更加强调产业遗产中人的价值,“创造了历史的产业文明成就以及与此相关人们的全部人生。……最重要的是那些没有在历史教科书中出现的人们的存在。劳动的人,创办产业的人,从各个方面支撑产业的人们——他们用汗水铸就的生活文化和智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遗产”[18]。
从理论探讨的角度看,这些定义都无可厚非,但在建立产业遗产数据库的时候,就显得过于抽象和笼统了。为操作起见,在进行产业遗产数据库研究项目时,又给出如下定义:“产业遗产(遗迹、遗构、遗物)是关于过去产业活动的物证资料,是对人类的各种活动、重要部分的历史具有实证价值的文物”,更进一步解释为:“作为本研究调查对象的产业遗产,具体说来,对近现代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包括设施、建筑物、构筑物、设备、机械类、器具、工具、制品(完成品和试验品)、零件类、材料、试料、模型、照片、设计图纸、规格书、商品目录等可以数据化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除了工艺美术作品、祭祀仪式使用的民俗资料等,身边所有的资料,如果是过去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产业遗产。1980年,产业考古学会保存调查委员会在“全国产业遗产目录制定要点”中明确指出:所谓产业遗产“包括生产设备设施、器具机械等劳动手段、制品、它们的模型和复制品、纪念碑等,此外还有有关产业的绘画、设计图、照片、电影胶片、产业工作者的体会和意见等采访记录、在世工人和工匠等的技术”[19]。因此,物证资料(第一手资料)和关联资料(第二手资料),又分别称为狭义的产业遗产和广义的产业遗产。这些概念的区分,为产业遗产的实际调查工作提供了方便。
与产业遗产相类似的概念还有:产业纪念物、产业文物、技术纪念物、技术文化遗产、近代化遗产等等,但这些概念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别,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④
关于产业考古学,玉置正美认为:“产业考古学就是有关产业纪念物的调查、研究和有关记录、保存的学问”[20]。这里应当指出的是:“产业纪念物”(Industrial Monument)不过是产业遗产的一部分,而且“纪念物”这一概念本身包含有价值判断的意味,因此学术界目前普遍使用“产业遗产”一词。在国际上,自1978年第3届国际产业纪念物保存大会开始,也将“产业纪念物”的名称改为“产业遗产”作为国际术语。
山崎俊雄认为,产业考古学就是“运用所有的实证方法,以过去即存的劳动手段为对象且阐明其历史意义,将它们作为国民的文化遗产并探究其永久保存方法的科学”,他强调,产业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要以“产业技术的场所、劳动手段为中心,尊重开发了劳动手段及其体系的个人、集团以及地域的创意……”[21]。
科学史家汤浅光朝认为:“产业考古学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理解桌面上的文献这一点,而要查看和阐明实物。”产业考古学会创始人之一黑岩俊郎将产业考古学归纳为:乡土文化的再发现;深入田野的科学;在实物现场中学习;面向业余爱好者;建立有日本特色的产业考古学;扩大跨学科和国际交流;探究传达先人的智慧[22]。
从这些讨论中可以看出,日本学者对产业遗产和产业考古学还没有形成公认一致的概念。
2.产业遗产调查与数据库的建立
1987年,丰田财团首次资助了对爱知县内产业遗迹、遗物进行全面调查,完成了《关于爱知县产业遗迹、遗物的调查报告》。1989年,日本产业考古学界提出运用计算机等现代手段建立产业遗产数据库的提案,取得了很大成效。
1990年11月,由时任东京经济大学教授的内田星美先生牵头组织了“产业遗产数据库研究会”,在丰田财团的赞助下,设立了“近代日本的产业遗产数据库系统的建立”的研究课题。第一年度对建立数据库的基本问题——产业遗产概念、分类、数据结构、调查以及数据的收集加工、计算机化等——进行了研究和界定;第二年度从1992年6月开始,进行了“日本产业遗产数据库系统的设计”,收集相关学会已有的数据资料、课题组试调查、建立计算机数据模型等,完成课题中间报告;从第三年度开始,组织对日本的东海、关东、关西地区以及九州和广岛进行了调查,并寻求与通产省技术院、研究产业协会、文化厅等单位进行合作。与此同时,由中部大学藤村哲夫教授牵头,日本财团法人中部产业活性化中心赞助,设立“关于建立产业遗产数据库的调查”研究项目。两个课题组人员互有交叉。
1997年10月,随着“近代日本的产业遗产数据库系统的建立”研究课题的完成,为将上述成果具体化,在多个团体赞助下,又设立了“‘日本的产业遗产’属性、图像、地图数据的开发”研究项目,该项目于1998年11月完成。作为该项目的研究成果,目前所有的数据已在互联网上公开,研究和使用者可以方便地从网上查阅相关资料,其中收录了日本全国的7 000项产业遗产和大约20 000张照片。
从最初设立课题,到产业遗产数据库完成并公开,日本产业考古学界先后花费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投入了很大的人力和财力,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3.产业遗产的分类
有了数据库,就必须加以整理,因此,产业遗产的分类问题自然就被提出来。日本尚未确立统一的产业遗产分类标准,目前暂时采用存在形态分类法和产业类别分类法。另外,对像工具、机械、工厂等也采用按功能分类的方法。在产业数据库系统研究中,就是采用的存在形态和产业类别分类法。
按产业遗产存在的形态,饭塚一雄将产业考古资料分为三类,即:遗迹、遗构、遗物,并且在这三者之间,遗迹中有遗构、遗构中有遗物,层次分明。他的分类方案如下[23]:
(1)遗迹
人类产业活动(除物质资料生产外,包括经营、商业、流通活动)的痕迹,以附着在土地上的形式留存的场所,它是具有一定延展的空间概念。例如:工厂、电站、矿山、港湾、运河、车站、农场、水利工程、盐田以及公害遗址,等等。
(2)遗构
遗构是指留存在遗迹中的不动性生产活动痕迹。它们是具有特定功能的单一结构物,是建在某一地点且通常不能移动的设施,即使有可能被移动,但也会因此失去了本来的价值。遗构的价值在于同特定的土地是不可分离的。例如:工厂建筑、办公场所、车站、高炉、化工设备、隧道、大坝、航道、水闸、水车、桥梁、坑道、矸石山,等等。
(3)遗物
遗物是指作为生产活动的结果被留存下来的物质资料,能够从原有位置移动到其他地方,其功能不局限于本来特定空间位置的物品。可以说是动产性质的资料,通常情况下,即使离开了原来的场所也不丧失其本来的意义。例如:机械类、工具、农具、计量器具、制品、零件、铁道车辆、汽车、船舶、飞机、纪念碑、路标,等等。
产业遗产是过去产业活动的产物,有可能按产业分类的方法进行分类(见图5)。但这种分类的问题是,既有像农业、林业和水产业那样分类项目不变的产业,也有像养蚕业那样走向没落、像计算机产业那样新生的产业。因此,产业遗产的分类不可能完全按照标准的产业分类方法(何况“标准”也在不断变化)进行分类,只能参照产业的分类方法,制定产业遗产的分类方法。
为此,制定了四项产业遗产资料的分类基准:1)资料以被使用的产业为基准,作为所属产业的遗产加以分类;2)资料曾在几个产业中被使用,原则上以使用时间长的产业为基准进行分类;3)以制品为例,资料如果作为纪念物由制造企业或制造者保存的时候,以保存企业、管理者所在的产业为基准进行分类;4)资料被博物馆等公共机构保存的时候,原则上以上述的基准为依据,在情况不清的时候,一般以被使用的产业为基准进行分类。
实际上,日本产业遗产数据库的分类是将存在形态和产业类别两种方法并行使用进行分类的。某种产业遗产首先按存在形态分为遗迹、遗构、遗物,然后再按产业类别进行分类;或者先将产业遗产按产业类别进行分类,然后再将它们分为遗迹、遗构、遗物。除此之外,还可以按产业遗产功能、形状、材质等进行分类。
图5 日本产业遗产数据的分类项目
4.保护和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日本是世界上开展产业遗产调查、研究和保护较早的国家,但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仍不满足于产业遗产保存和利用的现状,认为日本在这方面的工作仍然落后。山崎俊雄认为,“企业在保存上始终受利润、宣传目的左右,和编辑企业史一样,尽管有若干例外,但其中许多反映国民经济的或民族文化的观点被丢失了。技术纪念物的保存还没有形成国家一贯政策的日本就是如此。技术除了一小部分属于国营企业,大部分隶属于各个私营企业,其进步是由企业推动的。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无计划性、自由竞争法则,成为保存作为国民共同的文化遗产——技术纪念物的根本性障碍”[24]。
对于日本在产业遗产保护和利用中落后的原因,文化厅文物调查官后藤治分析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25]:
第一,国民对产业文化的认识水平低。他认为,日本产业遗产保存的最大问题是国民对产业文化的关心程度极低,因此,也没有保存所需经费的编制预算。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对产业文化的这种理解,有分析认为:一方面在功利主义色彩浓厚的日本,在平民百姓中“守护过去的东西”的意识缺乏基础;另一方面,在日本,产业——就是“为生存而生产”这类事,其社会地位相对较低,对普通人来讲,产业技术是“为了赚钱的工具”,缺少“应该守护的价值”。
第二,保存和日常管理需要资金和人力。日本产业遗产的保存是以地方的市镇村为中心的,但保存管理需要高额的费用,而为数不多的地方财政预算几乎都用于支付人头费了。不仅仅是人头费,在产业遗产中,大量的是铁以及其他金属制品,其管理和保存都需要巨额的费用和人力。他列举了日本八幡制铁所的例子,为保护高炉遗产,每八年就需要重新涂一次防锈漆,其费用达2亿日元(约合1500万人民币)。地方政府的有限拨款,实在是杯水车薪。
第三,企业的理解也是低下的。几乎所有产业遗产的所有权都是民间企业。得不到企业的允许,就不能被指定为重要文物,而几乎所有的企业在这方面都不爽快,尽管由此企业可以得到遗产保护费等好处,但在维修或拆除时也就不能够自作主张了。对于产业遗产的保护,并不太受企业的欢迎。
当然,除资金因素外,保存方法也是日本产业遗产保护的一个障碍。
因此,不用说普通老百姓,即使专业人士中对产业遗产有清醒认识的人也不多。产业遗产常常在利用和保存之间发生对立。对于有效利用以及为了利用而进行动态保存之间,如果得不到市民的理解,产业遗产的保存就难以进行。
就我国而言,无论是产业遗产的调查、研究,还是保护、利用工作,都还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目前全国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 271处,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产业遗产只有11处,不足1%(参见图6)。2006年国内有一批研究产业遗产保护、利用和产业考古学的论文相继发表,⑤产业遗产保护问题开始受到重视,产业考古学研究正在成为学术界的热点。2007年6月9日至10月9日,沈阳举办“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博览会”。
图6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爆轰试验场旧址
2007年8月5日,上海世博会开幕倒计时一千天之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透露,位于上海黄浦江畔的江南造船厂原址将建“中国近代工业博物馆群”。关于我国的产业遗产研究工作,笔者将专文另述。
总之,日本的产业遗产调查研究主要还是依靠民间力量,官方的参与力度有限;产业考古学作为一门学问,还很难说已经实现了建制化;除为数不多的大学和一些博物馆开设这门课外,大学里还没有设立固定的教师职位。但经过30多年的努力,日本在产业遗产调查和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数据、资料,也取得了一批理论研究成果,这些都可以为我国的产业遗产调查研究提供借鉴。
注释:
①关于Industrial Heritage的中文译法,还颇多争议,参见陆邵明:关于城市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规划师》2006年第10期,p.13-14,本文采用“产业遗产”的提法,这样可以使研究的范围更为宽泛,同时也与国际上的通行理解一致。
②産業考古学会『産業考古学会——概要と沿革』2005年7月1日改訂4版,p.9;根据最新文献,目前共推荐产业遗产77件,参见産業考古学会『産業考古学』第124号,2007年6月,p.34。
③产业考古学会的会志,创刊号为《产业考古学》,自第2期至第82期改称《产业考古学会报》,自第83期起恢复为《产业考古学》。
④参见陈丽杰、梁波:“产业遗产、产业考古学与技术史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5期。
⑤例如,张松:上海产业遗产保护进程的简要回顾,《上海城市规划》,2006年第2期;单霁翔:关于保护工业遗产的思考,《中国文物报》,2006年6月2日;工业遗产专集:记住一个时代,《中国国家地理》总第548期,2006年第6期;俞孔坚、方琬丽:中国工业遗产初探,《建筑学报》2006年第8期;张松:上海产业遗产的保护与适当再利用,《建筑学报》,2006年第9期;陈伯超,沈阳工业建筑遗产的历史源头及其双重价值,《建筑创作》2006年第9期;刘伯英、李匡:工业遗产的构成与价值评价方法,《建筑创作》2006年第9期;陆邵明:关于城市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规划师》2006年第10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