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布衣天子到无为而治
劳 榦
从春秋到战国，中国大一统在事实上已经形成。所以汉代山东诸国重归一统，是个必然的事；在楚国方面，因为汉高帝本从楚国的部众分出，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项羽是有强烈楚国气息的，汉高帝刘邦却代表着一统下的人民。刘邦出身是一个完全的庶人阶级，他的先世得姓的来源是无从稽考的，只能知道他这个家族在战国时是魏人，秦灭魏灭楚，将他的父亲刘太公和他的祖父刘丰公迁到楚国的故地沛郡丰邑。刘邦便生在这个环境之中，所以他实在是一个和楚国并无关系的楚人。
刘邦家族是一个薄有产业的农业家族，他父亲刘太公和他的两个哥哥经营着这个田庄。秦国人的风俗是家里过得去，儿子长大就分家；家里过不去，儿子长大便给人做招养女婿。刘家似乎承受这个风俗，他的弟兄们大概分家了。刘邦也就应试县里的小公务员，结果被派充一个亭长。
刘邦是一个仪表雄伟，性情豪爽，受过不太多的教育，而爱好交朋友的人。秦始皇死了，他被县里派着送罪人到骊山给秦始皇修陵墓。罪人逃走的太多，他因为怕犯罪，便率领剩余的罪人回到家乡附近的泽地去做土匪。后来因缘时会，平定了其他的英雄部众。所以他和项羽是不同的，他对于楚国，并无特殊的爱好；对于秦人，也没有什么深仇巨恨，非报复不可。他不惟不是六国的世族，因而对于过去六国的文化，没有甚么温情的留恋；他并且是曾任过秦代吏职的人，对于秦代的制度，反而觉得熟悉和方便，并且他的主要助手，甚至可说他的幕后指挥者，萧何，是一个对秦代的典章、制度、法令，很有修养和同情的人，到秦以后又收到秦的一切文献。所以他起兵之时，在楚王旗帜之下，用着楚的制度，到了关中，便渐渐地完全采取秦的旧法了。因此，现在可以说，汉高帝刘邦在地域性方面，他代表的不能说是楚人，也不能说是魏人，他只代表一个广泛的东方人；在政治系统方面，他却接受着过去的秦帝国。所以他和他的子孙便在这个调和折衷局面之下，维持下去。
刘邦在汉王五年做皇帝，到十二年便死了。他的儿子惠帝即位，皇后吕氏称制，管理着国家。惠帝立了七年死去，吕后又立了两个惠帝的儿子称作少帝的，又管理了八年的国事，也死去了。吕后是一个强毅而残酷的女子，高帝的得天下，她确有相当的力量。但斩汉高帝的功臣韩信和彭越，都出于吕后的独断。后来高帝死后，她对于高帝的宠姬戚氏和戚氏的儿子赵王如意，也处置得过于凶横。至于她当政的十五年中，却又任用得人，与百姓休息，立下了汉朝一代的承平基础。在她生前对于她娘家吕氏甚为偏护，她死了以后，一部分不得意的刘家宗室，和大臣联络起来，将吕氏的家属和少帝杀死，迎接汉高帝一个不得宠的薄姬的儿子代王恒作了皇帝，这就是汉文帝。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数的贤君。
文帝有几件事是过人的。在文帝后六年那一年，匈奴入边。屯军霸上、棘门和细柳来防匈奴。屯在细柳的将军，是河内太守周亚夫。文帝亲自慰劳军队，到霸上和棘门，直驰进去，将军以下，亲自接送。到细柳以后，军门都尉对皇帝的前卫说：“军中只闻将军的令，不闻天子的诏。”只等文帝的诏传到周亚夫，亚夫才叫开门。但壁门的门士和文帝的车骑说：“将军有约，军中是不能驱驰的。”文帝只好按辔缓行。见了周亚夫以后，周亚夫向天子揖，并且说：“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文帝出营以后，他的臣子们都非常惊讶，文帝却说：“此真将军矣！”后来匈奴未到长安附近，文帝立刻升周亚夫做中尉（京城的卫戍司令），临死时的遗嘱，还是“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
只是朝廷对藩王虽然加以控制，但因为地位和天子究竟太接近了，很容易起阴谋和叛变。文帝初即位的六年间，济北王和淮南王先后叛变，然不久便平息了。吴王濞又招纳亡命作叛变的准备，并且又自铸钱自煮盐来充实财富。在这时候，以博学著称的洛阳人贾谊上有名的《治安策》，其中“可为痛哭者一”便是诸侯王的问题。他形容当时的藩国是“一个小腿几乎和腰一样粗，一个指头几乎和大腿一样粗”，他主张的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后来文帝分齐国为六，淮南为三，便是这个办法，只是对于吴王却无可如何。
文帝时候，国内一切平定，只是高帝时分封子弟做国王的，一天一天骄纵起来了。汉代的诸侯共有诸侯王和列侯两个阶级，王是继承秦汉间群雄的领土，列侯是承继秦的制度。秦灭六国改为郡县，不来封王，不过列侯一级还存在的。周天子分封的卫侯，终始皇之世未废，直到二世方才废去。李斯上书自称爵为通侯。以种瓜著名的邵平，在秦时是一个东陵侯。在高帝平定天下的初年，连封功臣带追认项羽的降将，一共有七个王，后来逐渐取消，只剩下一个二万五千户的长沙王吴芮，其余的都来分封子侄，其他功臣一百三十多个都封做列侯。
本来谏诤一事，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特质，如《孝经》说：“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到秦始皇自命为德过三皇，功高五帝，便无人敢谏诤了。自然，秦始皇的成就确是旷古未有；但因为臣不敢议君，所以虽然刻苦辛勤到每日用衡石秤出一定分量的文牍，非批阅完了，不肯休息，也免不了二世而亡。汉高帝虽然矫正了不少，但明白的表示，还是文帝这个诏。
微波能是一种清洁能源[7]，根据材料电磁特性的不同，能够在其内部产生能量直接加热材料。微波加热[8,9]具有显著的选择性加热、内部加热、非接触加热等特点。本研究利用响应曲面法(RSM)考察了微波条件下各因素对草果脱水量的影响规律，以便为草果的微波干燥提供理论依据。
在构建装配式建筑的评标模型时，其层次分析模型主要包括四个主要的递阶层次。在完成模型的建模后，可以通过层次分析的评价方法对多目标的评价指标权重加进行确认决策。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决策层人员需要通过两两对比的方法来对准则层进行打分评价，从而在每一决策层实现判断矩阵的构建，并通过AHP对准则层以及子准则层的指标权重加以确定[3]。
尤其可以注意的，是他的除诽谤罪诏，诏文说：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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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帝将子侄封做国王，大概是因为秦行郡县制度，十五年就亡国，周行分封维持了八百年。所以要分封同姓，免得天子孤立。并且高帝还立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所以王和侯的势力是大不相同的，王的领土至少一郡，侯却至多一县。
文帝在一方面可说是宽仁长者，在另一方面却是有相当的作为。在文帝的初年，一般将相挟着“拥戴”之功是不便处置的，但文帝轻轻地安置下去，两年之中将京师的军队南北军尽归到他的心腹宋昌手中，并罢周勃就国，从此皇权便巩固了。他自奉甚俭，平时穿着是墨色的厚帛，并无文绣；他所幸爱的夫人，衣不拖到地上；曾经拟作一个露台，匠人估计要用一百斤金子，他说要合中等人户的十家产业，便停止不做了。
3.4.3 集尿袋的清空 虽然无需经常更换集尿袋，但护士应定时清空集尿袋内的尿液，防止尿液满溢或倒流引起逆行感染。一般情况下，每8小时或者当集尿袋内的尿液超过2/3时即应该清空集尿袋［7］。清空集尿袋的方法如下［7］。用物准备:包括倾倒尿液的容器、酒精棉球和一次性手套。操作流程:①向患者解释操作的目的和步骤，取得其理解和配合;②洗手并戴手套;③用乙醇棉球清洁集尿袋的出口阀门;④打开出口阀门，使尿液流入指定容器;⑤关闭阀门，并再次用酒精棉球擦拭;⑥盖上容器，将尿液倒入指定的污物通道;⑦脱手套，洗手;⑧记录尿量及任何异常情况。
有一次文帝行到中渭桥，有人从桥下走，惊了驾车的马，文帝使随从的骑士捉到这人送给廷尉（大法官）张释之。张释之回奏说：“这个人应当罚金。”文帝大怒说：“这个人惊了我的马，幸亏马还和顺，倘若别的马，岂不伤了我？廷尉怎能罚金呢？”张释之说：“法是天子和天下公共的，法是如此，倘若加重，便是和人民失信。廷尉是天下的平衡，廷尉用法失去准则，天下用法随着轻重，百姓的手足都无法安置了。”结果文帝还是听了张释之的话。
文帝死，他的太子景帝即位，用了颍川人晁错的主张，把诸侯王的领土直接减削下归到朝廷。这时吴王便联络胶东、胶西、济南、淄川、楚、赵共七个藩王一同造反。景帝慌忙之间杀了晁错，造反的七国并无罢兵之意。因此便派了文帝遗命可以做大将的周亚夫来领兵平乱。七国早有准备，军容甚盛。但七国却只有步兵，骑兵甚少，周亚夫便坚守着几个据点，不和七国作正面冲突，另用骑兵来分道包抄，不到三个月这个战事便解决了。景帝乘着战胜的机会，把藩国的官吏大加裁减，丞相改为国相，和朝廷相同名义的九卿只留一二个。经这一次改革，诸侯王名义上是藩君，实际上只是一个闲住食禄的冗员。
秦代十五年的工役，人民已感到厌倦，又接着楚汉间八年苦战，天下平定，人口突减。这时不但将相要坐牛车，天子驾车用四匹马时，甚至于找不到一样颜色的。
网上有一首调侃上海堵车的词《沁园春·上海堵车》：申城风光，千里车堵，万里人焦。望三环内外，车流茫茫；浦江两边，汽笛嚣嚣。司机烦躁，困兽车中，膀胱涨暴无处尿。上立交，看日落月升，还未过桥。交通如此糟糕，引无数驾友挤公交。叹大众福特，慢如蜗牛；奔驰宝马，无处发飙。一代天骄，兰博基尼，泪看电摩把车超。俱往矣，数兜内钞票，把车卖掉。
幸而此后六七十年中，总保持着长期的和平，当政的人也尽量主张与民休息的政策。高帝时的相国是萧何，萧何死了，向惠帝举曹参替代他自己。曹参做相国，一切的事情完全照萧何的约束。他的掾属专求年岁大的、并且不善辞令的“谨厚长者”，所有持法刻薄和讲文辞务声名的完全不要。
相国府中，没有什么事，惠帝怪相国不理事。曹参见惠帝说：“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皇帝？”惠帝说：“朕乃安敢望先帝！”参说：“陛下观参孰与萧何贤？”惠帝说：“君似不及也。”曹参说：“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汉代的行政组织，因为承继着秦代划一的办法，本来就简单，直捷，再加上一个不故意多事的传统，所以百事都按着轨道，无不顺遂。后来文帝、景帝也照着这个办法，完全成功。这种“无为之治”可以推行，正完全因为有一个简单有效的组织，这一种组织实行好，便是以“法治”代替“人治”，并非完全的“无为”。后来百姓的颂歌便是：萧何为法，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正是有萧何的立法，才有曹参的无为。从萧何、曹参以后，到文帝、景帝之世，据史家司马迁的记载，是：“除过水旱之灾以外，百姓每一个人每一家都是足用的，城乡的仓廪都堆满东西，府库藏满了钱财；京师的钱积得连穿钱的绳都腐败了；太仓的粮食，年年加添，露到外面，到腐败得不可吃了。百姓家家有马，田间道路上遇见的都是成群的马。”
（选自《秦汉简史》，中华书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