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广伟[1]2001年在《运河（杭州段）沉积物污染特征、释放规律及其环境效应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通过对柱状沉积物样品的污染特征分析、沉积物中污染物释放模拟试验、沉积物土地投放的盆栽试验以及原状土柱淋洗试验等方法，研究了运河（杭州段）沉积物的污染特征、潜在生态风险、污染物释放规律、土地投放中对蔬菜和花草生长影响以及土地投放后N、P、Cu、Zn等在土层中的下移规律。得到以下结论： 运河（杭州段）沉积物中Zn、Cu、Cd、有机质、有效态磷的积累比较明显，高于沉积物背景值4.5倍以上。与15年前的调查结果相比，运河（杭州段）沉积物中有机质的含量显着增高，说明15年来的污染控制措施并未有效消除运河的有机污染源。运河（杭州段）沉积物中Zn的含量峰值及平均含量都显着下降，其余金属元素尽管在峰值上有所下降，但平均值与15年前无显着差异。淤泥层有机质的污染已经明显影响到沉积物的下伏基底层，Hg由淤泥层向基底层的迁移也比较明显。 运河（杭州段）的运河—钱塘江沟通段、生活商贸市区河段、工业区河段及余杭农村河段的四个河段中沉积物的污染特征显着不同。从沉积物的潜在生态风险因子看，运河（杭州段）沉积物中Cd的生态风险最高，其次是Hg、Cu。四个河段中，工业区河段沉积物的综合生态风险指数最高，运河—钱塘江沟通段最低。运河（杭州段）沉积物中Cu主要残渣态存在，其次是还原提取态，Zn则主要以乙酸提取态为主，占沉积物中Zn总量的50％以上，具有较强的化学活性。 运河（杭州段）沉积物Cu的释放速率很快，在上覆水受到间歇性扰动的情况下，1～2天就达到释放最大值。不同河段的沉积物Cu的释放潜力相差很大。提高上覆水的pH值、投加Fe~(3+)类盐或提高上覆水的含氧量都显着降低上覆水中Cu的释放平衡浓度。沉积物释放到上覆水体中的Cu可以通过换水清洗措施而有效地降低。沉积物释放平衡后上覆水Cu浓度不超过二类地表水的浓度限定值。沉积物Zn的释放较缓慢，在21天的模拟试验中，上覆水Zn浓度因沉积物释放而持续增加，但增加幅度越来越小。不同河段的沉积物Zn的释放潜力相差也很大，工业污染为主的东谢村河段沉积物释放到上覆水中的Zn浓度比有机污染为主的大关桥河段沉积物高40％左右。提高上覆水的pH值、投加Fe~(3+)类盐或提高上覆水的含氧量也都显着降低了上覆水中Zn的平衡浓度。换水清洗降低了上覆水Zn浓度，但当Zn浓度降至100μg l~(-1)以下后，换水清洗的效果已不明显。沉积物释放平衡后上覆水Zn浓度也不超过二类地表水的浓度限定值，但沉积物释放导致上覆水Cu、Zn的浓度均高出渔业水质标准数倍。 在间歇性扰动情况下，沉积物耗氧物质释放的波动性较大。有机污染为主的大关桥河段沉积物比工业污染为主的东谢村河段的沉积物对上覆水COD的影响更大。提高上覆水pH值，表观上提高了上覆水透明度，但同时沉积物耗氧物质的释放量也显着增加。Fe~(3+)类盐则既增加了水体透明度，又显着降低了上覆水COD。水体曝气由于增加了对沉积物的扰动，因此对上 覆水＊OD无显X降低作川。换水消洗对沉积物一上进水体系中＿．Lffi水＊OD有一定的M氏仆 川，但当上覆水 COD R到 30mg“’左心时，换水消洗己经基本没有效贝。 沉积物磷的释放在试验初］山最人，在间歇件扰动的试验条什卜，上覆水总磷浓度逐渐下 降。沉积物释磷能力与沉积物的总磷含敢无大，有机污染相对较重的人大桥河段沉积物释磷 能力显着高于总磷含量较高的东谢村河段沉积物。提高上覆水州最终导致沉积物释磷量的增 加，投加 Fe’”类盐则显着降低了上覆水总磷浓度，水体曝气也最终降低上覆水的平衡磷浓度， 换水消洗对上覆水磷浓度的降低效贝十分有限。上述卅施均术能将上阻水总磷浓度控制在万 且 类水的浓度限定值以下。在间歇性扰动的试验条仆卜，沉积物氮的释放引起的上覆水总氮浓 度也是在前一、两天就达到最人，而后逐渐卜降到 10mgl”’左右。生活污水污染较重的人关桥 河段沉积物样品的释放曲线与工业污染较重的东谢村河段沉积物样品的释放曲线之间无显着 差异。提高上召水pH值可以显着降低上覆水TN含量，Feh盐在试验初朋也能降低上覆水TN 浓度，后期则反而增加了上覆水TN浓度。水体曝气对上覆水总氮浓度无显群影响。换水清洗 可以很快降低上覆水总氮含量，而当上覆水总氮下降到 10mgi”’左右以后，换水清洗的效果变 得很低。 运河（杭州段）沉积物投放到红壤、水稻十两种典仰杭州十壤时，可以叨显提高宵菜的 发芽率，然而青菜的产量随沉积物用量的增加允升后降，存在一个最佳川量。在 270t hd’的沉 积物用量下，红壤、水稻士上青菜的生长都受到了明显的促进，青菜中重金属含量、土壤中 重金属含量均未超过食品卫生和环境质量标准。运河（杭州段）沉积物用量的人小对红
李志建[2]2011年在《南四湖沉积物内源污染释放规律与水质响应的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湖泊沉积物记录着水体污染历史、人类影响和环境变迁,沉积物与水体有着紧密的、强烈的相互作用,对沉积物污染物的状态和动态的研究,可以评价内源污染对水体的影响及预测有内源释放导致的水质变化和富营养化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本研究在结合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野外监测与室内实验分析,运用动态模拟和多元统计分析等方法,对南四湖上下级湖区沉积物的营养物及重金属污染特征、潜在的生态风险、污染物的环境化学行为,释放规律和特征,沉积物-水界面的相互作用,以及与沉积物对应的水质的响应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主要研究包括主要从污染物形态上进行了释放风险评价;通过室内沉积物-水界面模拟,分析其中不同环境条件及水质条件的释放规律,对释放的动力学进行了拟合以进一步寻求其释放的特征和机制。最后,通过分析沉积物与水体污染物及理化特征间的相关性,进一步探究其相互作用和影响过程。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用沉积物营养物剖面分析了南四湖沉积物中营养元素的积累规律,结果表明南四湖受近代人为影响较大,沉积物氮、磷、有机质有进一步的积累,含量范围分别达925.66～4695.82mg/kg,176.37～1281.37 mg/kg和1.21%～16.65%。表层沉积物总磷富集以入湖河流最为严重,入湖河流高于湖区,湖区沉积物中富集顺序为：南阳湖>独山湖>微山湖>昭阳湖。2.运用顺序提取法测定沉积物磷的形态,分析了其移动性、生物有效性和潜在释放风险。结果表明,南四湖上下级湖以无机磷占优势,有机磷含量占总磷的3.98%-27.59%,无机磷中又以交换态磷、铁磷等活性磷含量高,占比例大,磷极易向水体释放,生物有效性高,潜在释放风险大。3.磷形态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除残渣态磷外,其余各形态磷含量与总磷含量均显着相关,尤其是Fe-P和Ex-P与总磷呈极显着相关；沉积物中的生物可利用磷的含量变化趋势与人为活动造成的沉积物中TP含量的增加趋势相一致。铁磷与交换态磷、闭蓄态磷、自生磷和有机磷均具有极高的相关性。交换态磷与铁磷、有机磷均有较高的相关性,有机磷的降解释放,铁结合态磷的还原释放等作用,都可导致弱吸附态磷含量的增高。除了残渣态磷外,其他磷形态与沉积物有机质均有着良好的相关性,尤其以有机磷与有机质的相关性极显着。4.南四湖下级湖12个监测点沉积物与水质TP浓度对比分析表明,夏季有利于磷P向上覆水体释放。相关分析表明,沉积物总磷与水体总磷和溶解性磷含量不相关,水体磷污染的响应与沉积物磷污染积累并不一致。下级湖区沉积物磷负荷较高,但上覆水中磷负荷较低,表明沉积物-水中污染物交换更强烈。说明水质响应的并不取决于沉积物污染物的含量,而更多地决定于污染物在固-液两相的交换和相互作用,及沉积物所处的状态及变化。5.为了进一步阐明污染物在沉积物-水体两相的交换和相互作用,进行了沉积物-水界面动态模拟实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沉积物在环境条件改变时水中污染物的响应情况；还可定量确定其交换速率,通量,以此判断不同条件下,一段时间内的释放量。沉积物在好氧和缺氧条件下均可能发生磷的释放,缺氧条件下总磷和溶解反应性磷(SRP)的释放速率和释放量均大于好氧条件下。但在好氧阶段更倾向于吸附磷,而在水体磷浓度较低时也可能转向磷的释放；在缺氧条件下,沉积物趋向于向上覆水释放磷,6.吸附和释放动力学和等温线能够很好地解释磷吸附和释放能力,进一步预测沉积物污染动态和趋势。Pseudo一级和二级动力学均能较好地描述磷吸附／解吸过程,但pseudo二级速率方程预测的平衡吸附量更接近实际所测得的结果。因此,更适合解释沉积物磷吸附和释放过程,说明磷的吸附／释放是受化学速率控制的,吸附速率取决于吸附量而非吸附质浓度。改进的Langmuir模型比Freundlich模型和线性模型能更好地拟合磷释放过程。拟合结果表明沉积物磷的吸附过程是在低浓度范围内的单分子层吸附,并可通过得出的最大吸附量评价沉积物的吸附／解吸能力.7.通过序批等温实验,拟合后计算得到沉积物与水平衡时的零平衡磷浓度(EPC0),该方法能够有效地预测沉积物磷所处的释放状态,在白马河、新薛河、小泥河、十字河入湖口及大捐,沉积物向水体释放磷的风险较大,需密切关注；而在大捐洼、艾湖近岸及微山岛北,沉积物和水体磷处于近似的平衡,也有释放的可能,需加强野外监测。8.用重金属总量富集因子法分析沉积物重金属的累积程度,结果表明：南四湖沉积物中重金属以Cd富集最严重,与本底值相比超过几十倍,其次Zn, Cu, Pb为中等污染,超标本底值2-6倍,Cr, Mn超标较少,Fe与本底值基本持平。重金属污染较重的为上级湖的独山湖,下级湖的艾湖境内,入湖河流为上级湖区的洗府河和下级湖区的十字河。上级湖区重金属污染较下级湖区严重。9.运用沉积物重金属总量和影响筛分标准对比法,详细地评价重金属污染和毒性风险及对生物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南四湖大部分沉积物在一定程度上遭受到了重金属的污染。其中,受Cr和Zn的影响最严重,受Cd, Pb, Cu, Mn的影响中等,Fe的影响最轻。上级湖较下级湖更多地受至Cu, Cr, Pb和Cd的污染；Zn、Fe和(?)Mn的污染在上、下级湖无明显差异。10.运用重金属风险评价码(RAC)及各形态所占比例分析重金属的潜在释放风险。其中,Cd较大部分(30%-65%)是可移动态,因此具有高的进入食物链的风险,约46%-50%的Pb以交换态或碳酸盐结合态存在,对水环境具有较高风险,Cr和Zn移动性也相对较高。大部分Cu和Mn以非移动态存在,近少部分发现于碳酸盐结合态,因此对水生环境具有中等风险。铁绝大多数以非移动态存在,且富集因子很低,对环境风险很低。7种金属的潜在风险顺序为Cd>Pb>Cr>Zn>Cu>Mn>Fe。11.应用聚类分析为污染区域进行分类,发现上、下级湖重金属综合污染有着显着的差异；用主成分综合分析确定重金属综合污染的重点区域,结果表明U9,U1,U10,U8,D6和D1是重金属综合污染最严重的点位,上级湖较下级湖污染严重,这与当地密集的工业排放和人为活动有关,与聚类分析和富集因子法的评价结果一致。对重金属释放动力学的拟合研究表明,Pseudo二级动力学模型较Pseudo-一级动力学模型和Elovich模型更好的拟合沉积物重金属动力学。5种重金属的解吸能力顺序为Cr>Cu>Pb>Zn>Cd。
张鑫[3]2005年在《安徽铜陵矿区重金属元素释放迁移地球化学特征及其环境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矿山开采和矿石选冶引起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已成为环境地球化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长期以来,由于AMD具有较低的pH值和较高的重金属含量,加之其生态危害严重而备受重视,并取得了若干重要研究进展。在以硫化物矿物为主的有色多金属矿山环境中,AMD和重金属污染问题尤其突出。 铜陵地区是世界上典型的矽卡岩铜金矿集区之一,是一个有3千多年开采历史的极具特色的有色多金属矿区。本文通过细致地野外工作和室内分析研究,对铜陵矿区尾矿库、废石堆、水系及其沉积物、土壤和植物等环境地球化学以及新桥层状硫化物铜矿床和药圆山矽卡岩型铜矿床等两类代表性矿床开采剖面风化特征研究,揭示了硫化物矿物的氧化产酸机制,重金属在废石堆、尾矿砂中的释放、迁移、转化规律,以及重金属在废石、尾矿砂、土壤和水系沉积物中的存在形态和生物活性,同时还详细研究了重金属在地表水、沉积物、尾矿库和土壤中的空间分布特征,全面系统地分析了矿山开采活动给铜陵地区带来的环境影响,并建立了重金属在不同介质体中及其之间释放、迁移和转化模式。 新桥铜矿床风化剖面的CIA值变化很大,矿体风化作用进行的比较彻底,且主要发生在岩-土界面附近。药圆山铜矿床风化剖面常量成分的变化主要发生在矿石的逐步变化过程中,而在岩-土界面附近常量元素含量变化并不明显。两类矿床开采剖面风化过程中,部分重金属元素从硫化物矿物中释放的相对能力大小为Pb>Zn>Ni>Co>Cu。风化土壤中的L_(REE)/H_(REE)比值都比较高,不同风化层中稀土元素配分曲线比较相似,为右倾的轻稀土富集型,反映了铜陵湿热的风化条件和低pH值淋滤环境。 研究表明,以含硫化物矿物为主的废弃石堆中的重金属随着堆积时间的增加,含量逐渐减少,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分带性。废弃石中的重金属元素相对迁移速率为Cr>Mn>Zn>Co>Hg>Cd>As>Pb>Cu,与其赋存状态和初始含量有关。根据拟合方程计算得废矿石中的各重金属元素含量值在自然状态下降到土壤自然背景值所需要的理想时间分别为:Cu:103.2a、Pb:101.4a、Zn:42.7a、As:95.6a、Cd:91.2a、Hg:72.1a、Mn:39.6a、Co:45.5a、Cr:1.43a,由于废矿石中Ni含量低于土壤自然背景值,所以不存在释放年限问题。 淋滤实验表明,尾矿砂在堆放的初期一般不会发生酸化,且重金属的浸取率很低。尾矿砂-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尾矿中元素的活化迁移和对水体的污染。铜陵矿区尾矿砂中重金属元素Pb、Hg的水迁移能力较强,水迁移系数分别为9.95和5.56,As、Cr、Co的迁移能力较低,水迁移系数只有0.08、0.07和0.05,其余元素的水迁移系数也均小于1。虽然尾矿砂中重金属的水迁移系数较小,但由于铜陵矿区尾矿砂中重金属元素的含量较高,所以尾矿砂也是铜陵地表水体重金属污染一个主要潜在污染源。通过对部分重金属释放规律的负指数方程拟合可知,尾矿砂中Cu、Pb、Zn、Cd、As、Cr等含量降低到土壤容许值所需时间分别为:Cu:143a、Pb:8a、Zn:105a、Cd:79.4a、As:59a和Cr:11.6a。尾矿砂中重金属的相对释放速率为:Pb>Cr>As>Cd>Zn>Cu。 复垦的林冲尾矿库重金属空间分布特征为:横向上总的趋势为周边亏损、中间富集,As、Cd含量则为中间含量低于周边含量;垂向上,在40～60cm深处,Co、As、Cu、Zn、Cd、Ni、Pb等均表现出明显的富集,可能是人工复垦和浅层的风化有利于这些重金属离子的垂向迁移,使重金属离子在复垦层下界面(一般为40cm)处富集。
李功振[4]2009年在《京杭大运河（苏北段）底泥重金属污染与释放规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京杭大运河(苏北段)是我国南水北调工程的东线输水通道,其水质情况将严重影响南水北调的水质安全。输水水质除受调入水质影响外,输水通道的沉积物中的重金属也将对水质有较大影响。本课题在教育部博士点专项科研基金的支持下对京杭大运河(苏北段)沉积物的重金属污染情况进行了系统研究。本论文运用X-衍射技术对京杭大运河(苏北段)23个底泥样品进行了矿物组成分析,结果表明:粘土矿物均主要为伊利石、绿泥石、高岭石、伊蒙混层,有部分蒙脱石。伊利石含量较高,约占总体的31-45%。蒙脱石含量较少,大部分断面底泥中不超过10%,其中苏波港口含量较高达到17%,石英是其中的主要矿物。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双道原子荧光光度计和总有机碳测试仪分别对京杭大运河(苏北段)55个底泥样品中重金属(Cu、Cd、Pb、Zn、Cr、Hg、As)进行了总量、形态和有机碳的测试,并且采用SPSS(15.0)软件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1)TOC与各元素的总量相关性并不显着,显着水平仅在Cu和Zn之间相关系数仅为0.76;(2)TOC的含量与可氧化提取态之间的相关系数Pb:r=0.52,(P<0.01)、Cd:r=0.51,(P<0.01),Cu:r=0.62,(P<0.01)。TOC的含量和可氧化提取态之间的相关性很好。(3)采用主成分分析(PCA),Cu、Pb、Zn、Cd构成了第一组(PC1),贡献率43.68%;表明重金属的分布具有相同的特征。采用地积累指数法、生态风险评价法和健康风险评价方法对底泥的重金属污染风险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京杭大运河苏北段底泥未受到Cr元素的污染,受到Zn、Hg、As的污染也较轻,只在个别采样点上受Cu和Pb元素的中或中-强程度的污染,但是底泥受到了严重的Cd污染,而且不同采样点的RI与Cd元素的含量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各重金属污染物对京杭大运河苏北段底泥生态风险构成危害的影响程度依次为:Cd﹥Hg﹥Cu﹥As﹥Pb﹥Cr﹥Zn;各元素所带来的生态风险评价表明,36.4%的采样点断面存在两种重金属含量介于ERL～ERM值之间;9、12、14、52号采样点断面存在叁种重金属含量介于ERL～ERM值之间;53、54号采样点断面存在四种重金属含量介于ERL～ERM值之间;而55号采样点断面六种重金属含量全介于ERL～ERM值之间;因此对于这些断面要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治理,以降低发生生态风险的几率;同时也有21.8%的采样点断面各种重金属含量均小于ERL值。最后利用水槽(UPV C材料,全长1.5米)模拟了河道在不同工况下(温度、流速、pH值、络合物的浓度)底泥中重金属的释放特征,单因素和正交多因素实验结果表明:控制底泥重金属释放的影响因素中按其影响程度大小分别是流速、络合剂、PH值、温度;依据实验结果,建立了底泥中镉向上覆水体释放的模型:C = Q/ VK+(1-1/VK)Qe~(kt),并得出其释放系数为0.020。
刘伟[5]2005年在《上海市郊小城镇河流沉积物营养盐与重金属污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海市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人口中心,随着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构建,产业结构和区域分布的调整以及城市化过程的加速,新城区和中心小城镇的加速建设和发展已经成为上海市区域特征最为显着的特征之一。水环境是人类生存,生产及区域可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环境因子,人类高强度的活动开发使得地表水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成为当前上海市最为突出的水环境问题,新城区和郊区小城镇正面临成为上海市水环境最为重要的污染中心。本文选择上海市郊区枫泾,松江,朱家角3个小城镇河流沉积物为研究对象,从地理学和环境学的角度出发以沉积物营养盐和重金属的含量、形态、分布、迁移转化、评价等指标为研究内容,通过分析污染物质的区域特征、污染特征等方面以期揭示郊区小城镇水体的污染特征,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 小城镇河流水体己遭受较为严重的营养盐污染,3个小城镇河流营养盐污染特征对比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沉积物内源营养盐对上覆水体的影响。2. 小城镇河流沉积物总磷污染相对突出于其它类型水体沉积物,镇级河流总磷含量相对高于区级和村级河流,夏季河流沉积物总磷含量一般高于秋季和冬季;夏季枫泾镇和朱家角镇河流沉积物有机质含量相对低于秋季和冬季,松江城无这种明显规律,小城镇河流沉积物有机质与总磷呈现一定的相关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生活污水可能是沉积物有机质和总磷的一个重要的共同来源;小城镇河流沉积物钙结合态磷含量和比例一般高于铁结合态磷的含量和比例,而铁结合态磷含量和比例的区域差异一般大于钙结合态磷。3. 小城镇河流沉积物无机氮污染特征研究结果显示:小城镇河流沉积物氨氮含量和比例是沉积物无机氮的最主要形态,夏季沉积物氨氮含量和比例相对高于秋季和冬季,氨氮含量的区域差异较大,而氨氮占总无机氮比例的区域差异较小,这较好的反映了小城镇河流沉积物无机氮污染的统一性与差异性。4. 镇区和村区居民生活区磷污染特征研究结果显示:镇区样点沉积物总磷含量显着高于村区样点,而临近淀山湖的村区样点相对高于镇镇接界的村区样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环境管理对水环境污染与防治的影响;镇区样点各形态磷含量均显着高于村区样点,镇区和村区各形态磷比例差异不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较好的反映了磷以生活污染为主的小城镇河流污染的典型性和一致性。5. 小城镇河流沉积物-水界面营养盐的迁移循环特征研究,结果初步表明对于高度富营养化,长期缺氧,富含生活垃圾的小城镇河流通气可能会引起沉积物(富含大量的生活垃圾)磷和氨氮的大量释放,释放的动力可能是由于通气导致沉积物有机质加速的矿化作用;沉积物磷和无机氮迁移特征在较大厚度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这
何用[6]2005年在《水沙过程与河流生态环境作用初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河流是社会发展之源,是地貌演变和生态系统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河流系统中的水沙、河床边界、河流水环境、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各要素间存在着作用和制约的关系。对河流系统的整体性尤其是水沙过程与河流生态环境间的作用认识不深入,引起了开发利用的“短视”效应,导致河流健康的损害。因此,无论是解决水资源开发利用与河流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实现流域持续开发,还是实践当前流域治理的新思路,维护河流健康,对河流生态环境问题开展深入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河流生态环境是河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人们对河流健康最为关注的内容。长期以来水环境学家和生态学家对此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多数是从学科自身的角度出发,对河流系统间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河流生态环境与水沙运动、河床演变间的作用缺乏深入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河流生态环境的研究。 本文以水沙过程及其变异为主线,以水沙输移和河床演变规律为基础,从微观方面探讨河流污染物迁移转化规律,从宏观方面总结河流生态系统及其调整响应特点,建立了水沙过程——河床演变——河流生态环境响应之间的联系,并对水沙变异下河流生态环境变化进行预测,提出了河流健康的评价方法和维护对策。 文中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对开发治理下河流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阐明了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在总结河流水环境、生态系统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指出对河流生态环境的研究必须强调河流系统的整体性和内在联系性,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 (2)总结了河流水沙输移及河床演变的特点,指出自然河流的径流、洪水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水沙搭配关系能够综合反映水沙过程对河段冲淤的长期作用;分析水库调节的特点,认为水文特征及水沙搭配关系的变化将对水库下游产生普遍的影响;根据水库下游冲刷和含沙量恢复的特点,提出了冲刷距离的确定方法,指出冲刷将降低枯水期水位,加大河道滩槽高差;总结水库下游河床演变的特点。 (3)由于河流水体中的污染物迁移与水流、泥沙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已有的研究对泥沙和泥沙运动的影响考虑不足。文中深入分析了污染物与泥沙作用关系,确定了泥沙沉淀和再悬浮过程中污染物迁移量,建立了反映底泥动态释放的计算模式。根据污染物的特性,分别建立了难降解的重金属污染物迁移转化一维水质模型和一般可降解污染物迁移的二维水质模型,两个模型较好的克服了已有水质模型对泥沙和泥沙运动的影响考虑不足的缺点;分析表明模型能够反映污染物在泥沙上的各种迁移过程,同时具有较好的模拟精度。对水沙变异后河流水环境分析认为:水库下泄含沙量的减少和泥沙粒径的粗化,不利于污染物的吸附和
陈华林[7]2003年在《沉积物对有机污染物的不可逆吸附行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沉积物对有机污染物的不可逆吸附行为对有机污染物在水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归宿及毒性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可逆吸附是指污染物被吸附到沉积物或土壤固体颗粒后，按通常的方法，如溶剂浸提，不能将其提取出来的现象。不可逆吸附现象影响到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污染修复效果以及污染物的潜在危害大小，是目前环境化学学科十分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本研究针对这种不可逆吸附现象，用来源和性质不同的8种沉积物作为吸附剂，用菲和五氯酚(PCP)作为目标污染物，通过静态吸附实验和吸附动力学实验，定性定量地探讨了不同沉积物对有机污染物的吸附性能，并运用区室模型将吸附过程中不可逆和可逆吸附量的动态变化进行量化。通过对沉积物有机质组分含量和性质的测定，探讨了影响沉积物吸附性能的主要因素及作用机制。结论如下： 沉积物有机质含量是控制其吸附有机污染物能力的主要因素。菲和PCP在低浓度范围的吸附等温线成线性，在高浓度范围呈现一定程度的非线性，非线性吸附等温线可以用Freundlich方程进行拟合。菲的logK_(oc)为4.18±2.98，PCP的logK_(oc)为2.87±1.50，PCP的K_(oc)值还跟沉积物pH有关，关系式为logK_(oc)=-0.2129pH+4.431，r~2=0.9049，这跟PCP在水中的离解有关。甲醇对菲和PCP没有明显的竞争吸附作用，结合线性吸附等温线的结果表明，沉积物吸附菲和PCP主要是以分配作用为主，表面吸附作用很弱，其中PCP由于有离子化的趋势，表面吸附作用比菲强。 菲和PCP吸附作用存在两段行为。吸附动力学实验结果表明，菲和PCP在吸附过程中分为两段，即一个快速吸附阶段之后接着是一个慢速吸附阶段。快速吸附阶段能在8h内达到吸附平衡，而慢速吸附阶段则一般在长达20d后才能达到平衡。解吸基本是快速过程，能在8h内达到平衡，长期的慢速解吸释放出来的量并不明显，大部分仍残留于固相。这表明解吸并不完全是吸附的可逆过程，这二者存在着不同的机制。 菲和PCP均存在着不可逆吸附现象。循环吸附解吸试验结果表明，吸附到固相的菲和PCP有相当一部分难以再解吸进入液相，即存在着不可逆吸附行为。其中，菲的不可逆吸附量明显比PCP大。菲的不可逆吸附量跟沉积物中富里酸的含量成正相关，可能是由于菲进入了山富里酸形成的分子孔洞中造成的。而解吸迟滞系数则表明脂蜡可能是引起PCP吸附迟滞效应的主要因素。当脂蜡占总有机质的比例越高，迟滞系数越大，即不可逆程度越大。慢速吸附过程可以用区室模型进行模拟，结果表明，在液相与团相达吸附平衡后，吸附的污染物仍然在进行着从可逆吸附相向不可逆吸附相转化。大多数沉积物表现出随吸附时间的延长，可逆吸附相的量降低，不可逆吸附相的量持续升高，但固相和液相总量的比例在吸附后期基本保持不变。通过实验验证，区室模型能较好地与实验结果保持一致，表明运用区室模型来模拟慢速吸附过程是可行的。 沉积物性质对其吸附菲和 PCP的性能有一定影响。沉积物各有机组分含量与快速吸附速率常数成显着正相关，与快速解吸速率常数成负相关。对菲和PCP快速吸附速率常数影响最大的是酸溶态和氧化物结合态HA的含量；酸溶态组分和脂蜡的含量对菲的快速解吸速率常数影响最大，胡敏素、氧化物结合态HA、钙结合FA对PCP的快速解吸速率常数影响最大。对菲慢速吸附速率常数的影响因素主要是酸溶态、胡敏素和脂蜡含量，成显着负相关；对PCP的慢速吸附常数，仅酸溶态组分含量与其成显着正相关，其他组分影响均不显着。 沉积物对菲和 PCP的吸附能力与各有机组分含量成显着的正相关。对菲Kd（分配系数）值影响最大的是胡敏素、氧化物结合态HA和氧化物结合态FA，对PCPKd影响最大的是CEC、钙结合态FA与钙结合态HA。这主要是由于沉积物对菲和PCP的吸附机理不同造成的，菲主要以分配作用进入胡敏素、与沉积物颗粒结合紧密的氧化物结合态组分，而PCP则在沉积物表面存在着大量的吸附行为，如与钙结合组分结合，与颗粒表面发生静电吸附作用等。对菲和PCP最大不可逆吸附量的影响均是氧化物结合态HA和胡敏素，与氧化物结合态HA和胡敏索有着更紧实的结构有关。 各有机组分能引起不同程度的不可逆吸附。与腐殖酸相比，脂蜡能引起更大程度的不可逆吸附。脂蜡具有类似玻璃质的结构，空间结构致密，疏水性强，不易变形，有机物在其内难以扩散，因而进入脂蜡的有机质不可逆程度大，是引起吸附迟滞效应的主要因素。FA比HA更易引起不可逆吸附。3种沉积物腐殖酸元素分析和红外光谱分析结果表明，FA比HA含有更多的含氧官能团和碳水化 n了／ 合物，主要为含一COOH的脂肪族物质。FA的一COOH和oH能通过氢键的形式 形成大小不一的孔洞，这些孔洞能容许象菲和 PCP这样的有机小分子进入，从 而将其封闭，形成不可逆吸附。 上覆水的性质对沉积物吸附菲和PCP也有一定影响。温度、pH、离子强度、 DOC四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沉积物吸附菲和PCP
文军[8]2004年在《千岛湖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研究》文中认为千岛湖是解放初期国家在浙江西部淳安县境内建设新安江大坝之后蓄水形成的大型深水人工湖泊，其兼具有发电、防洪、灌溉等多项功能。改革开放后，千岛湖的旅游功能不断提升，先后被评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森林公园，2001年被评国家AAAA级旅游区和国家级生态示范区。随着区域经济特别是旅游开发活动的升温，千岛湖流域正面临着开发过程中不断增强的人为活动的影响。客观科学地评价由此所带来的生态风险问题，是指导千岛湖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本研究以生态风险评价基本理论为指导，在环境现状评价的基础上，对近10年来的常规监测数据、酸雨、底泥进行了系统分析，构建了水域生态风险胁迫因子总氮和总磷的预测模型，最后从风险管理对策和风险管理技术两方面提出千岛湖区域生态风险管理体系。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利用2002年的环境常规监测数据，对千岛湖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现状进行了定量评价，全湖水质达到饮用水水质标准。但是，千岛湖区域酸雨污染问题非常突出，千岛湖局部区域水质已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影响千岛湖平均水质的最主要污染因子是TN，其次为TP，再次是高锰酸盐指数、粪大肠菌群及BOD_5。全湖水质分析的结果表明，TN的污染负荷比高达50％，TP的污染负荷比为17％，高锰酸盐指数、粪大肠菌群及BOD_5的污染负荷比分别为12％、9％及8％，其余项目污染负荷比只占4％。从富营养化评价结果显示，总体评分为35.8分，全湖水质已为中营养状态。此外建筑扬尘、油烟污染、噪声等环境污染也比较突出。 通过对千岛湖区域的生态风险源与胁迫因子的系统分析，确定了本区域生态风险源主要有农业污染、城镇化、采矿业、点源排污、交通运输、大气沉降、旅游业、畜牧水产养殖业、林业、外来生物入侵、洪水灾害等。区域风险胁迫因子主要是有毒化学物质、病原体、营养物质等方面。确定了以千岛湖水质变化为生态风险评价终点，并提出了以保持或提高本区域水质；遏制区域内酸雨恶化或劣变趋势；本区域的濒危物种种群数量的恢复与增长；保证水力发电、防洪与灌溉的需要；延长水库的使用寿命；保障娱乐与旅游业的需要等为区域生态风险管理目标。 千岛湖水质综合污染指数分析，近十年来千岛湖多数监测项目和各断面污染指数都出现显着下降的趋势，全湖综合水质出现趋好的走势，表明千岛湖总体水质的变化正处于相对低的风险状态之中。各断面水污染综合指数的对比分析显示，代表千岛湖叁个主要来水水质的街口、航头岛和百亩畈叁个断面分列前叁，通过河流污染物的输入是千岛湖水质下降的主要风险来源，其中街口指标显着高于其它断面，它是正常年份中污染输入强度最大的来源。各监测项目污染指数的对比分析表明，总氮、溶解氧和高锰酸钾指数排列前面，仅有总氮项目的综合污染指数高出国家标准限值，各断面的总平均值达到1.6，而其它各项均低于0.5，说明总氮的输入是在近期千岛湖水质下降风险中首要问题。根据各断面水质污染综合指数负荷比的比较分析，街口、航头岛和百亩畈叁个断面排在前列，街口该指标远高于其它断面，多年平均负荷比高达17％。趋势分析中，除街口和西园码头外其它各断面负荷比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表明它们对整体水质上升的贡献不高，分别表现出入湖水质和人为活动在延缓水质上升过程中的不利影响。在考核各监测项目综合污染指数分担率的分析中，总氮、溶解氧和高锰酸钾指数排在前列，叁项分担率之和达全湖71％，其中总氮接近49％，显着地高于其它项目。趋势分析中总氮的分担率出现了显着性的下降趋势，同时其它项目也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大肠杆菌的变化趋势尚不明确。以有序聚类法分析全湖水质变化趋势的一致性结果显示，1998至1999年是千岛湖水质状态变化规律的最优分割点，并且在1998年后全湖总体水质上升的一致性明显高于此前各年份变化过程。 洪水对千岛湖的水质构成极为严重的威胁，19%年洪灾中千岛湖总体水质在多年走势图中出现“污染峰r，现象，表明外来面源污染是主要污染来源。根据洪灾前后水质变化对比分析，千岛湖水体受洪灾的影响仅局限于当年，通过水体的缓冲和自净能力的恢复，各项污染指数在灾后都能迅速恢复至止常状态。在洪灾年中，水质污染指数排序及负荷比均是百亩贩、航头岛、街口和叁潭岛，四断面总负荷达到全湖72%。与正常年份不同，百亩贩是洪灾中水质最差的断面，根据洪灾年与灾前年的污染指数比值显示，水质变化对洪灾的敏感性次序是百亩贩、航头岛、二潭岛和街口，受洪灾影响变化最大且对全湖水质影响最大断面均是百亩贩和航头岛，二者上升幅度达到叁倍之多。对洪灾年的各项监测项目的分析显示，洪灾年中综合污染指数对全湖分担率最高的是大肠杆菌和总氮，其它各项目分担率很低，对洪灾年中的总体水质几无影响，大肠杆菌分担率高达46.6%，取代了总氮的位置成为洪灾年中水质的最大污染因素。洪灾年与灾前年的污染指数比值显示，对洪灾影响敏感而污染指数发生迅速上升的监测项目依次是大肠杆菌、总锅、氨氮、总错和总氮，其它项目无明显变化。，又肠杆菌在洪灾年中的问题显得特别突出?
张慧敏[9]2016年在《人类强烈影响地区土壤与灰尘中重金属的污染特征及风险评价》文中研究表明经济发展、人口膨胀及城市扩张极大地改变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增加了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其中,重金属污染因其具有潜伏性、持久性、不可逆性和难修复性等特点,受到人们广泛关注。人为因素已被认为是土壤和灰尘中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来源,但人类活动对土壤和灰尘等环境要素的重金属污染的具体影响机制仍有待研究。为深入了解人类活动影响土壤和灰尘重金属积累的内在机制,本论文以杭州市城区、杭州市城郊和杭州湾海积平原农区为例,分别研究了城市、城郊和农村人口密集区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探讨了人类土地利用进程中土壤重金属含量的时间变化特征,剖析了城市环境中灰尘重金属的污染特性及其与区域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关系。同时,以磷肥施用为例,分析了农业活动对土壤重金属环境污染行为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对叁个区域的污染源、污染特点、污染强度等对比分析,探讨了不同强度人类活动对土壤和灰尘重金属污染的影响差异。论文对人类活动影响土壤和灰尘重金属积累的机制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对指导区域环境污染控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获得的主要结论如下:1.城市、城郊和农村人口密集区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及生态风险通过科学布点,在杭州市城区、杭州市城郊和杭州湾海积平原农区分别采集50个、87个、66个土壤样品,进行土壤基本理化性质和重金属(Pb、Cd、Cu、Zn、Cr)全量分析;运用地积累指数法、污染负荷指数法、健康风险评价等方法进行生态风险评价和人体健康风险评价;采用相关分析、正交矩阵因子分析等方法进行土壤重金属源解析。研究表明,城市、城郊和农村人口密集区土壤Pb、Cd、Cu、Zn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富集和人为扰动,但Cr的富集和人为扰动不明显。因土地利用的差异,土壤重金属对环境安全和人体健康的风险水平与其污染程度并不完全一致。研究区城市土壤重金属含量虽然高,但其对人体尚未产生致癌风险(CR=8.59E-07)。土壤Cd、Cu、Zn对人体均不产生非致癌风险,部分地区土壤Pb和Cr对人体存在非致癌风险。土壤重金属对人体致癌和非致癌风险都以"经口摄入"为主要暴露途径,儿童是高风险人群。城郊和农村人口密集区农地土壤生态风险较小,基本能满足无公害作物生长环境要求,但需要特别重视工业基地附近的Pb、Cd污染和经济作物种植基地的Cu、Zn污染。2.不同强度人类活动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影响差异采用经典统计学、地统计学和地理信息系统等方法对城市-城郊-农村人口密集区土壤重金属积累特性进行分析和对比。结果表明,从城市、城郊到农村人口密集区,土壤重金属含量和变异程度总体上随着人类影响强度而梯度递减。其中,土壤Pb、Cd含量受人类强度影响比较明显;Cu和Zn含量受到一定程度的人类强度影响,农业生产方式对其影响更为突出;Cr含量基本不受人类强度影响,但与工业生产有一定关系。不同区域环境下人类活动影响土壤重金属积累的机制有所不同。城市土壤重金属含量主要受到土地利用类型、行政区划等因素影响,工业排放和交通运输是其主要来源;城郊农业土壤重金属含量受到距离市区远近、距离污染源位置、农业生产方式等因素影响,大气沉降、污灌、自然来源、农用物资等是其主要来源;农村人口密集区农地土壤重金属含量则主要与土壤利用时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有关。3.耕地利用进程中土壤重金属含量的时间变化特征针对杭州湾农村人口密集区,采用空间代替时间的方法,探索了近1000年来土壤重金属累积的时间变化规律,并分析了这一区域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结果表明,研究区耕地土壤重金属含量基本随土地利用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土壤重金属含量的增加一方面源于农业土壤自然演变,另一方面源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引起的污染源和污染程度的改变。土壤重金属年累积速率随着区域城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而逐渐加快,1952年和1995年都是比较明显的转折点。土壤5种重金属含量在最近50年里的增加值都超过或约等于其在1952年之前1000年里的增加值之和。1995年后土壤重金属的年累积速率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4.过量施用磷肥对土壤重金属环境污染行为的影响机制为了解过量施用磷肥对土壤重金属环境污染行为的影响机制,在实验条件下评估过量施用磷肥对土壤重金属迁移性的影响,并通过观测淋洗液酸碱性(pH)、电导率(EC)、溶解性有机碳(DOC)等参数的变化来探索施用磷肥影响土壤重金属迁移的反应机理。结果表明,过量添加磷能够增加土壤中Cu、Cd、Zn等重金属元素的垂直迁移,并证实了土壤DOC在Cu、Cd和Zn迁移中的关键作用。与之相反,淋洗液中Pb浓度与DOC浓度呈负相关,并随着磷水平的提高而减少。高水平磷处理下,土壤淋洗液中Cu、Cd和Zn浓度的增加,与金属-DOM配合体的形成紧密相关。而土壤淋洗液中Pb浓度的降低,可能由不可溶铅-磷结合体的形成所致。5.城市环境中灰尘重金属的污染特性在杭州市工业区、商服区、住宅区、风景旅游区及城郊农居点各设5个采样点作为室外灰尘样,并在每个采样点附近的居民房屋内采集一个室内灰尘样。结果表明,室内外灰尘中Pb、Cd、Cu、Zn均有较明显的富集和人为扰动,而Cr富集和扰动不明显。室内外灰尘中重金属积累的相关性和相似性源于二者之间的相互传播。室内灰尘重金属污染程度总体高于室外,其对人体的健康风险也总体高于室外。室内灰尘Cd、Pb对人体尤其是儿童产生的致癌风险和非致癌风险需引起特别重视。易流失性试验中,Pb、Cu、Cd、Zn在沉积物相中的比例平均分别为99.07%、95.65%、98.26%、98.89%,溶解态的比例平均在0.5%以下。说明室外地表灰尘中的重金属随降雨形成径流迁移,大多数经短距离搬迁后积累在城市周围的水体沉积物中,仅少部分以溶解态或悬浮态发生远距离迁移。但当灰尘被人体吸入体内后,有较高比例(>12%)重金属可在胃酸环境下溶解,从而危害人体健康。对城市灰尘和附近土壤重金属污染特性进行对比发现,在同一区域环境和人类影响强度下,城市灰尘和城市土壤主要污染元素基本一致,均以Pb、Cd、Cu、Zn污染为主,Cr污染不明显。土壤和灰尘Pb、Cd、Cu、Zn的分布规律总体上表现为:工业区、商服区>风景旅游区、住宅区>城郊,Cr在工业区含量最高。城市灰尘重金属含量总体高于土壤,其环境生态风险和人体健康风险也总体高于土壤。城市土壤和城市地表灰尘中重金属富集系数和有效性总体上随粒径减小而逐渐增加。
霍姮翠[10]2011年在《沉水植物在湿地底泥修复中的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由于大量氮、磷营养物与重金属等污水不断进入湿地,引起湿地生态功能退化,水质恶化,同时经沉降作用赋存于底泥中,使底泥受污并成为污染物的贮存库,造成多种湿地受损,湿地富营养化持续。目前底泥治理主要采用物理修复、化学修复和微生物修复手段,虽有一定成效,但对于水域生态环境相对复杂且大面积开放性湿地,还有较大研究和探索空间。沉水植物虽已广泛应用于水体生态修复,研究主要集中在沉水植物对上覆水质的作用状况,而对沉水植物底泥修复效应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系统研究了沉水植物对底泥修复,以及沉水植物在不同湿地水-底泥界面污染物的循环,同时优化了底泥检测方法。并通过分析和比较沉水植物修复景观水体和养殖水体的异同,明确了沉水植物修复过程中污染物的沉积与释放的特征,探明了底泥污染物释放与水质相互影响的基本关系,为开展湿地底泥生态修复工程和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同时也为沉水植物控制底泥污染释放,水体污染物迁移转化以及水生态环境内在健康循环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思路。主要结论如下:(1)开展了底泥样品检测方法对比实验。结果表明:底泥有机质(OM)测定采用重铬酸钾氧化法,消化炉加热比传统油浴加热更加安全和高效,便于操作。磷分级提取过程结合实验特征并综合近年来多种方法优点,形成提取方法为:可溶性磷(LP)→可还原态磷(RSP)→钙结合态磷(Ca-P)→铝结合态磷(Al-P)→铁结合态磷(Fe-P)→闭絮态磷(OP)→有机结合态磷(Org-P),经验证该提取方法具有有效性和可行性。(2)研究了菹草、聚草、苦草、伊乐藻、轮叶黑藻、马来眼子菜、金鱼藻、微齿眼子菜、光叶眼子菜等9种沉水植物对底泥氮、磷的吸收动力学。结果表明:除金鱼藻对底泥氮磷释放的控制作用不明显外,其它8种沉水植物对景观、养殖两种类型湿地底泥均有一定修复效果,底泥中氮、磷释放量会随沉水植物生物量增加而减少。伊乐藻、苦草、微齿眼子菜对底泥氮、磷修复和控制效果相对较好。(3)运用不同沉水植物修复群落配置,分别对景观水体及养殖水体进行底泥修复试验。结果表明:经过沉水植物修复,底泥各营养盐含量下降较明显。景观水体4个分区底泥有机质含量由修复初的1.73%减少到0.74%,在0-30cm底泥深度范围内,各层有机质含量均有所下降,沉水植物修复效果明显。养殖水体底泥有机质含量未见明显减少。经过沉水植物修复,景观水体底泥总氮(TN)含量减少为修复前背景值的78.7%,78.9%,79.2%,81.9%和83.9%。养殖水体底泥总氮冬季含量略低,实验前后底泥总氮基本维持在1.2g·kg~(-1)。经修复,景观水体底泥总磷(TP)也明显减少,修复开始时,各形态磷百分比以有机磷为最高(40%),修复结束时,可溶性磷含量最高(LP=46%)。养殖水体底泥中总磷、有机磷、铁结合态磷含量都随沉水植物修复进程而升高,上升比例约为30%,其它指标下降。(4)底泥各指标间存在协同变化,景观水体10个底泥监测指标中有9对存在极显着的正相关性,其中r_(xy)值最大的为有机磷和闭絮态磷(r_(xy)=0.696**),最小值为总磷和可溶态磷(r_(xy)=0.488**)。7种养殖水体底泥指标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其中可还原态磷分别与可溶性磷、有机质相关(r_(xy)=0.965**,r_(xy)=0.782**),铁结合态磷与有机磷及总磷相关(r_(xy)=0.905**,r_(xy)=0.893**)。(5)通过对供试水体进行有机指数评价。结果表明:景观水体有机污染(Ⅱ~Ⅳ级)重于养殖水体(Ⅰ~Ⅱ级),但评价指数都随修复进行而减小,景观水体升至Ⅱ级,养殖水升至Ⅰ级。(6)通过SPSS 17.0统计分析显示:底泥与上覆水水质关系密切。景观水体11种水质指标与10种底泥指标的110组相关系数中,有35对存在相关关系,占到30%。针对养殖水体,计算了6种水质指标和6种底泥指标的36对相关系数,有3对存在相关性。本研究对不同时期水体及底泥中总磷的相关性也进行了分析,发现温度、季节对养殖水体污染物循环存在较大影响。(7)对整个修复过程底泥重金属含量进行动态监测,运用地累积指数法和潜在生态危害法评价重金属污染程度,两种评价结果均显示景观水体重金属污染为中度污染,且随修复过程逐渐转为轻微或无污染,养殖水体底泥重金属含量远低于农用地土壤标准,基本无危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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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四湖沉积物内源污染释放规律与水质响应的关系研究[D]. 李志建. 山东大学. 2011
[3]. 安徽铜陵矿区重金属元素释放迁移地球化学特征及其环境效应研究[D]. 张鑫. 合肥工业大学. 2005
[4]. 京杭大运河（苏北段）底泥重金属污染与释放规律研究[D]. 李功振. 中国矿业大学. 2009
[5]. 上海市郊小城镇河流沉积物营养盐与重金属污染研究[D]. 刘伟.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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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沉积物对有机污染物的不可逆吸附行为[D]. 陈华林. 浙江大学. 2003
[8]. 千岛湖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研究[D]. 文军. 中南林学院. 2004
[9]. 人类强烈影响地区土壤与灰尘中重金属的污染特征及风险评价[D]. 张慧敏. 浙江大学. 2016
[10]. 沉水植物在湿地底泥修复中的效应研究[D]. 霍姮翠. 上海海洋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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