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速度和进程——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实质和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实质论文,进程论文,道路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人们对20年的改革历程进行总结思考时，我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对中国改革的速度和进程的认识问题。由于中国的改革是从价格改革、农村改革和承包制开始起步，而不象俄罗斯那样一开始就彻底触动了国有制的改革，人们习惯用“渐进式”和“休克式”来描述中国改革道路与俄罗斯改革道路的区别，并形成一种普遍的对比，似乎俄罗斯的改革才是一种快速的、激进的、彻底的市场经济的改革，而中国的改革步伐则很慢，市场取向的目标也很不明确。同时，由于至今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得非常艰难，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尖锐，更加加深了人们的这种看法。笔者认为，这种认识忽略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全局意义，对中国国情没有真正透彻的认识。的确，工业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使人们在看问题的时候往往习惯把工业、城市、国有企业作为观察的重点，但这种出发点对观察中国问题是不够准确的。如果我们看一看中国农村和农村改革在中国全局的意义，我们就会看到，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仅不慢，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一夜之间实现了最根本的体制转变，尽管我们以后可能还会遇到很多曲折，尽管近年来的诸多经济政策的确更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性质，但市场经济的体制已经基本确立且不可逆转是我们作出的更基本的判断。
一、中国农村改革的深远意义和全局影响
建国以后，中国农村经历了三次比较重大的变化，第一次是建国初期进行的土改，实现了广大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二次是1958年开始并于60年代中完成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在这种体制下，农民虽然以集体的名义拥有所有权，但经营权却是高度集中的，因此农民实际上是与农业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分离的；第三次是1978年开始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彻底否定了人民公社制度，使农民实际上又拥有了对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
1978年在中国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在三个方面发生了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1 ）家庭取代了人民公社体制而成为生产经营和利润核算单位；（2）农民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 虽然所有权仍然是集体所有，但由于对经营权的保障和相对较长的使用期，农民实际上再次获得了土地；（3）与此同时， 农产品市场也逐步放开了，农民在交了国家规定的定购和统购任务后，可以在市场上以市场价出售自己的产品，在当时的短缺经济条件下，农民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利益。改革的结果，农民在实际上拥有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生产时间，可以自主决定生产计划，可以完全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农产品的流通和价格确定也逐步从完全由国家定价的统购统销制度向部分统购统销（即公粮和税收）制度与市场定价和市场流通相结合的体制发展。因此，无论从所有制、生产经营方式、流通和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看，农村的改革都非常彻底地完成了体制转变，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由于这一改革符合最广大农民的利益，得到最广大群众的热情拥护，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粮食产量1978年3亿吨，1987年提高到4亿吨，1996年提高到5亿吨。（注：《中国统计年鉴1997》第383页，中国统计出版社。）
这一体制的确立从时间上来看，进行得相当迅速。改革前中国的农村虽然在形式上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但这种公社制度与工厂有非常大的区别，公社社员的工资、医疗、养老、退休等等都是不由国家保障的，与中国的城市和企业有很大的区别，与俄罗斯的集体农庄也完全不一样，公有化程度并不高，再加上中国的特殊情况地少人多，机械化程度很低，家庭经济在中国农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当1978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一提出，就得到了绝大多数农民的拥护。这种体制在实际中也首先是由农民自身（四川和安徽）的创造而后得到中央的肯定的。因此，中国农村的改革进行得非常迅速，当时有句很流行的话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注：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建国后30年中，人们为建立理想的大同社会，即人民公社制度，进行了许多斗争，许多人甚至可以说为此奋斗了一生，1978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实际上否定了人民公社制度，否定了过去的许多价值观念，尤其是农民以家庭为单位重新获得土地，使相当一部分人想不通，误认为回到了解放前的土地私有制度。所以在当时的农村，尤其是农村干部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这实际上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当时的情绪。）这句话很形象地说明了当时农村改革推进的速度之快。到1981年，仅仅3年时间， 全国农村已基本全部完成了这一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最重要基础和框架当时在中国农村已经基本确立。这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是一次迅速完成的巨变，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巨变，也许他的重要意义至今还没有得到中外学者和各方面人士的足够认识。
这一变革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具有多大影响呢？这是笔者第二点不同于一般分析理论的认识。的确，从GDP 等经济总量衡量，农业在中国全部经济总量中占的比重不大。但笔者认为，在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性质进行判断时，另一个方面的指标：人口，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人是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决定着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从人口比例看，农民在中国一直占有极大的比重，1978年，中国有人口9.6259亿，农村人口近8亿（7.9014亿），农村人口的比重占82.08%。（注：《中国统计年鉴1997》第69页。）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事物的话，中国在1978年到1981年，已经有82%的人口的生活、工作、命运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中。从这个角度来判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肯定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认为也许更为真实。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从无到有去创造一切，去主宰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如果现在或将来有人提出要中国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去，可以肯定地说，占全国人口至今仍70%的农村人口是不会赞成的，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一股极为重要的决定性力量。
二、农村改革对城市和工业的冲击
农村改革不仅使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有了自主权，而且带来了另外两个方面的巨大变化：一是允许并鼓励农民进入工业，这在过去是受限制的，大量的乡镇企业由此应运而生；二是口粮制度和户籍制度在取消公社制度和建立农产品市场后，实际上对农民失去了约束力，农民可以进城做工或从事各种商业活动。这也对中国城市和工业经济体制的变化带来了巨大影响。
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完全走的是市场经济轨道，从生产关系来看，生产资料的占有、用工制度和工资的确定、利润的分配等，都与市场经济原则相联系；从经济活动来看，原材料的取得、产品的销售、价格的制定、生产什么产品等等，都基本上是没有国家计划的，都是从市场取得和由市场规律确定。这是一种全新的、与原有的国营企业完全不同的体制，我们说这些企业完全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而非计划经济的主体，是不会有任何争议的。这种企业在中国已占多大比重呢？1978年，中国乡镇企业总产值仅493亿，1985年就达到了2728亿，1995年更高达68915亿，（注：《中国统计年鉴1997》第389页。）17年间增长了138倍。以同口径计算，乡镇工业企业总产值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超过35%。（注：《中国统计年鉴1997》第411页。 因统计年鉴只在集体工业中区别了乡镇企业数，因此该数字还应有相当大的扩大。）在沿海一些乡镇企业发展较快的地区，如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乡镇企业甚至早在90年代初已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格局。（注：林凌、刘世庆：《东南沿海经济起飞之路》第57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据1994年统计，乡镇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江苏省已达到66.7%，浙江省更高达73%，东南沿海七省市平均数已达到50.18%。 ）现在许多乡镇企业在中国已成为重要的骨干企业，许多产品是乡镇企业的天下。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今天的城市经济和工业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也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三、在沿海进行的区域推进策略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在审视中国的改革进程时，还有一项对中国的改革速度和改革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举措：那就是根据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结合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区域区位条件，中国选择了沿海地区建立特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首先推进对外开放。中国的这一地区不仅如许多文章所讨论的具有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地缘优势、华侨资源优势、接近国际市场优势、以及历史上长期以来所具有的较其他地区发达的经济基础和商品经济的文化基础，而且还有一点也许被许多人所忽视了的重要特点：由于建国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战备原则在相当长的时期成为中国工业经济布局中的一项重要考虑，建国后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和布局上的东移策略，使沿海地区在1978年前，国有工业比重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的地区甚至完全是空白，这对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当然是一个劣势。然而，改革开放的机遇却使这一劣势转化为优势，在一张白纸上建立一个全新的体制和机制。显然比改造旧的体制和机制更加容易。沿海地区历史上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商品经济最早萌芽的地区，商品经济的意识深深植根于广大民众之中。沿海地区不仅建立了大量的外资企业，而且建立了大量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是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这些企业完全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运转。不仅如此，这些地区新建的国有企业在这种文化背景中，也具有与内地国有企业完全不同的机制和体制，老国有企业的改制也比其它地区进行得更为快速。比如国有企业的用工制度、买断职工工龄以建立市场机制的工资制度、经营者和职工的持股制度和股份奖励制度等，都是内地国有企业所难以推行的。这一地区的经济总量对全国的影响如何呢？东南沿海七省市（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上海、海南）占全国人口的26.6%，到1994年，其GDP已占全国的41.8%，其中， 非国有经济的工业总产值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0%。（注：林凌、刘世庆：《东南沿海经济起飞之路》第16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通过20年的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有了相当基础，价格已经基本放开，绝大多数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是以市场经济的原则为基础的，股票市场、证券交易所等许多市场经济的工具也已开始建立和发展，国有小企业和县级经济在“抓大放小”政策的鼓励下已基本完成了市场体制的转轨，虽然还有相当比重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仍然处于攻坚阶段，但市场经济的格局和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和各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格局已基本奠定，中国已从过去单一的国有资本发展成为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外国资本、港澳台资本、东部资本等5 种资本并存的格局，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1997年已占到72%。（注：《中国统计年鉴1997》第411页。）可以非常肯定地说， 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已经不可逆转。
四、渐进式道路的优越性和必然性
笔者以上想证明的是，中国的改革道路并不慢。还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之所以选择了与俄罗斯、东欧、东德等不同的改革道路，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改革之初，中国与俄罗斯面临着完全不同的背景，除了经济、社会、历史、人口及其文化水平、工业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别外，一个特别重要的差别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中国没有俄罗斯那样高的公有化程度。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农村和农业上：俄罗斯具有很高的、几乎百分之百的公有制结构，农业生产单位由于规模经济的需要以及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的需要，几乎完全是集体农庄的农场；而在中国农村，虽然也是集体化程度很高的人民公社制度，但并没有形成俄罗斯那样的集体农庄制度（实际上是工厂化制度）。中国的人民公社，完全是自负盈亏的生产单位，不仅与中国的工业企业不一样，而且与俄罗斯的农庄也完全不同，人民公社社员的收入和社会保险等等，都不象工厂那样由国家包下来，家庭经济在农村中仍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给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带来了极其不同的条件。俄罗斯有条件按人口平均分配几十年积累的全民企业的资产，中国则不可能。许多人认为这是意识形态的障碍，其实不完全如此，仅从技术上而言，中国就不可能像俄罗斯那样把国营企业的资产按人口平均无偿分配给每一个公民。中国当时有近10亿人口，农民近8亿，每个人在理论上都应该是全民资产的享有者， 当然包括农民。因为国有资产不仅是工厂工人积累的结果，在中国，也包括农民税收对国家的支援从而对工业积累的贡献。这样分散的分配，显然对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这种在全体人民中的无偿分配在俄罗斯能够办到，但对于中国却是非常困难的。不仅如此，国有资产在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中无偿分配也是很困难的。这种排除农民的无偿分配不仅对农村人口是不公平的，对城市中的非工业人口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即使在城市，建国后长期以来，人们的就业机会并不取决于自己，而取决于国家分配，除了国有企业外，还有集体企业、政府机关、学校等。如果资产权在国有企业内分配，显然不仅对农村人口不公平，对城市中的非企业人口也不公平。一种不公平的分配不仅实行不了，而且只会导致对经济发展的破坏。许多人以为，中国人之所以没有选择俄罗斯那样迅速完成所有制改革的道路，是意识形态的障碍，其实不那么简单，从根本上来说，是经济基础的必然。那么，能否有偿出售呢，这在当时也很困难，因为人们在普遍的长期的低工资条件下，没有这样的资本积累实力和购买能力。
对于中国来说，笔者认为，也正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非国有制的农村经济和地区经济的存在，给中国进行经济体制转轨带来了机会，中国完全可以选择这些地区相对比较容易地推进市场经济建设，这恰恰成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优于俄罗斯的条件。中国可以不必首先触动敏感的甚至可能引起剧烈震荡的意识形态争论尤其是国有制改革，而从其他更广阔的空间开始推进改革，这种被称为体制外推进的“渐进式”改革，实际上速度一点不慢，而且对生产力没有破坏作用。意识形态等历史文化因素是构成任何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绝对不能不考虑的，当一个社会中还有相当多的人不接受某一种制度时，强行推行就可能带来负面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就在于，一方面从计划经济体制外或者说计划经济体制非常薄弱的环节和地区开始推进改革，而且采取了广大群众最欢迎的方式，因此也是一种风险最小、动力最大、成功率最高的方式推进改革；另一方面，又给予了充分的时间让人们去进行思考和选择，并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去发展认识和接受现实，从而减少对社会改革的冲击和震荡。中国在表面上看没有迅速完成转轨，但实际上，由于农村在很短时间内真正完成了转轨并由于其比重之大而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的全局意义，应该说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实际上早在1981年农村改革成功之时就已经基本奠定，从这一点来判断，中国的改革速度是相当快的，也是很彻底和明确的。尽管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仍然举步维艰，尽管我们在改革中遇到过很多曲折，而且以后肯定还会遇到很多曲折甚至反复，但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不可逆转，是中国今天的事实。
收稿日期：199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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