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之二论文,再谈论文,性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现代性与文学理论人文精神问题
文艺学是一门十足的新兴的学问，尚未成熟的学科，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学科。这是一门既是科学的也应是充分的人文精神的学科。
我们在前面说到，现代性应是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更应是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这是从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痛苦演变中凸现出来的一个思考。
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一个时期里，曾被当作终极真理，特别是马克思等人在这方面说过的话就是绝对真理，其他的文学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废除。这与社会激变的环境有关，不如此，它自身就难以存在下去，而且它受到的非难极多。这种思维方式大概是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但是时间长了，一旦成了一种定型的思维方式，它就会向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想方式转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有关文艺的一些重大方面的论说，具有无可辩驳的科学性、指导性，有它的体系性，有的人极力反对，进行消解，也是枉然。但是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只是就文学的一些重大方面、当时出现的一些理论问题以及过去的不少作家作出了阐述与评价，它们难以替代全部文学理论。文学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与今人探讨着，而且后来文学发展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也难以涉足。我们发现，80年代传入我国的许多外国的文学理论学派所标榜的主张与独特见解，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所看不到的。就是在我国受到诟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不少问题上，如艺术生产、艺术与政治、艺术与意识形态的种种关系、大众文化、后现代主义批判等，与西方的艺术生产联系密切，针对性强，不少阐述也富有真知灼见。反观我国一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20年来，似乎未曾结合文艺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新的理论问题来，这是颇值得深思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要获得进展，就应合理地吸收其他学说，用以丰富自己，使自己的理论与新的文艺实践结合起来，讨论、阐述新问题，从而使自己永葆青春。
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要求排除一种思维、观念的终极真理性、绝对权威性。绝对权威、终极真理，说一不二、不准思索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合时宜，表现为逆现代潮流而动。人的思维、意识是多样的，它们各有价值。一种思维所提供的真理，只是真理长河中的一个浪花，它代表不了长河自身，更无法具体显示真理长河未来的曲折流荡。真理的长河，是由千条万条细流汇合而成的，它们的相互关系应是一种相互包容、相辅相成的对话关系，表现为多声合唱，而非同声齐唱，同声齐唱不适合于文学创造，是没有创造力的表现。历史、现实告诉人们，把一种意识视为永恒的真理，并要强制他人接受，顶礼膜拜，这实际上必然导致漠视他人意识，排斥他人的独立意识与思想的存在，而把自己的意识当成一种超人思想，转而把世界变为独白、单语的世界。事实上，我需要他人才能存在，他人存在也要以我为依托。“我离不开他人，离开他人我不能成其为我；我应先在自己身上找到他人，再在他人身上发现自己”；“证明不可能是自我证明，承认不可能是自我承认。我的名字得之与他人，它是为他人才存在的”。“人实际存在于我和他人两种形式之中”，存在意味着为他人而存在，通过他人而确证自己的存在。意识作为他人的和我的意识，相互联系又是各自独立。“单个意识不能自足、不能存在。我要想意识到自己并成为我自己，必须把自己揭示给他人，必须通过他人并借助于他人。”（注：《巴赫金全集》第5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页，第377页，第378页。）这样， 意识实际上是多数的，它们相互交织，各自独立，又具充分权利，自有价值，相互平等，在交往与对话中互为存在。自然，在意识之间存有差异，在品格上有高低之分，价值上也有轻重之别，但无法相互取代，而只能在交往、对话的关系中，互做启发，并为补充，否则就会把另一意识视为没有声音之物。实际上，他人也是能思考的，也能产生思想成果的，思考并不是几个人的专有权利。单一化的意识的理论，必然把他人视为没有思维能力的东西，藐视他人，鄙视人群，不能与之平等地对话，从而把他人视为非人，把人物化。因为实际上生活本身就是对话的，你无法离开他人而存在。这就是新的人文精神的表现。因此，现今如果还要鼓吹我的思想永世的绝对真理性，那实际上是在文学理论中传播愚昧，力图恢复独白、单语的世界了。
不过，这一恢复独白、单语世界的非此即彼的传统思维方式，相当根深蒂固。在80年代的文学理论的各种争论中，双方每每表示出都是绝对真理的化身，甚至连对方参与论争的资格都会受到质疑与嘲弄，以致在价值判断中随意性的、情绪化的成分极多。至于说到尊重对方、进行对话，承认在对方的阐述中存在某种真理，这种情况更如凤毛麟角。这种你错我对、你输我赢、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都是长期以来形而上学猖獗的结果。人们一面批判这种思维方式，一面自己又重复这种思维方式，没有相互丰富的愿望，缺乏共同建设的气氛，更无双赢的气度。这里可能主要是标举“解释”，而忽视“理解”。自然科学的思维，是单一主体的思维，它的对象就是客体，而非另一个客体的主体，意识的工作主要在于解释客体，其方式偏重于独语，而达于认识。人文思维则具有“双主体性”，它探讨的文本，是主体的一种表述，它进入交流，面向另一个主体，另一个主体也面向作为主体的它，进入对话的语境，它需要的是“理解”。巴赫金指出：“在解释的时候，只存在一个意识、一个主体；在理解的时候，则有两个意识、两个主体。对客体不可能有对话关系，所以解释不含有对话因素……。而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对话性的。”他引用的德国学者的一番话也是很有意思的：“人文科学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责难，……概括如下：自然科学不知道‘你’。这里指的是：对精神现象需要的不是解释其因果，而是理解。当我作为一个语文学家试图理解作者灌注于文本中的涵义时，当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试图理解人类活动的目的时，我作为‘我’要同某个‘你’进入对话之中。物理学不知道与自己对象会有这样的交锋，因为它的对象不是作为主体出现在它面前的。”（注：《巴赫金全集》第4卷，第314页，第 311页。）人文科学重在理解，理解是人与人的对话，主体与主体的交流，意识与意识的交锋，“我”与“你”的相互讨论与了解。在对话与交锋中，两个主体互揭短长，去芜存精，共同发现、揭示与充实真理因素。在共同的探讨中，可能主体双方的真理因素多寡有别，但都自有价值，即使一方意识全是谬误，亦应在对话、批判中被揭示，而不是在另一方居高临下的肆意贬抑中被否定与消灭。即使是谬误本身，亦有其认识的价值的。同时，在我看来，在一定的时候，解释有时也是难以避免的。理解要求一定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了一定的解释。
自然，我也认为，不能把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绝对化。亦此亦彼假设双方各有真理成分，并且不排斥一方或双方的谬误，但不排斥价值判断，即一定的非此即彼。绝对的亦此亦彼，绝对的相对主义，必然排斥价值判断，变成你对我对，消解了正确与谬误之别。更成问题的是，这种绝对的亦此亦彼，有时对于对方并不理解，就匆忙做出否定，或匆忙做出肯定，以示大度，这之间其实并未存在真正的对话。对话是无尽的（有时虽然对话本身便是目的），但是又要承认，对话又是有一定目的的，对话的目的在于认识真理，辨别谬误，即使真理是无尽的，每一对话实际是为了增加对无限真理的有限的认识。文艺理论中的独语状态已延续了很久很久，人们为此而深受其苦，一旦进入了对话语境，出现了对话状态，获得了对话的可能，反倒不习惯起来，不能平等待人。但是进行平等的对话，表现应有的对话风度，这不就是论者自身的一种人文精神的表现吗？用这种人文精神来改造文学理论的学风，不是十分需要的吗？当然如何以这种方式（包括作者自身在内）来探讨问题，还是有待于共同的努力，这种风尚的形成看来不会一蹴而就的。
文学理论自身的学理探讨既是科学的，同时也应当是充满人文精神的。近百年来，文学理论倾向于文学自身的内在、本体的研究，自然十分需要，并且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各种形式主义学派的内在研究，在语言哲学的影响下主要研究了文学作品本体，它的种种构成，对作品的认识不断科学化了，但也削弱了文学的人文精神。在形式主义普遍忽视内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解构主义，把文学作品的分析与文学作品的创造，当成了文字的任意组装与嬉戏，人文精神被逐渐地消解了。如前所说，80年代后在西方兴起的文化批评，正是对形式主义的一种反拨。解构主义被解构了，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新学派的风行，标志压抑已久的人文精神的抬头。不管这些学派对我们适合到什么程度，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文艺理论需要标榜人文精神。在我们充分注意并研究文学的种种形式因素的同时，需要张扬文学的人文精神，呼吁人的血性与良知、怜悯与同情。在今天的文学批评中，具有人文精神的论说，已不多见了。
西方文学理论的泛文化性是十分明显的，文学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被理论家们移入各种文化领域，或者说，各个人文科学的领域深深地渗入了文学理论，这使我们刚刚表现出了一些自主性的文学理论一下就面对极为复杂的情况。文学理论跨学科的探讨是必然的，但把与文学多少有些联系的学科称作文学理论，说文学理论影响了并改造了其他学科，说文学理论是一种历史的理论、历史意识的理论，说人们将通过文学理论来规划人文科学（注：见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在我们这里暂时还未出现这类迹象，就我们目前的知识结构，还不大好做想象。文化诗学、文化批评是必然的，并且将会更加活跃起来，但是像西方的文化诗学那样，建构得太泛，文学的特征也就模糊不清了。文化诗学、文化批评的建构，不仅在于打通文学与其他文化领域，在更加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去理解并创造文学，同时也是为了赓续、宏扬新的人文精神。当然也难以逆料，目前泛文化的批评相当时髦，文学批评也已渗入社会、政治、经济领域，所以新学科的出现是必然的。随着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联系而产生的新学科，如伊塞尔提出的文学人类学等，这都是可能的，也是可以预期的。
这样，我们面临着对文学理论现代性的选择，同时我们也将被现代性所选择。
责任编辑注：钱中文的《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一文，请见本专题1999年第6期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