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恩来在长征中的思想发展和特殊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贡献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恩来从1934年10月参加领导中央红军出发长征，1935年底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在这一年多的特殊岁月里，他在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了成熟和坚强。他以对党和革命的绝对忠诚，坚决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对他的束缚，完成了和毛泽东的伟大合作，同毛泽东等一起，领导红军走完了万里长征。同时，周恩来又以他超群的领袖才能，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对党和中国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长征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而这贡献又是在一种极为艰难的境遇中完成的。
概括来讲，周恩来长征一年多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长征初期阶段，遵义会议阶段，反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阶段和纠正内部“肃反”错误、克服陕北危机阶段。
（一）长征初期阶段，周恩来独立支撑危局，是红军行动的实际组织者和指挥者。
毛泽东和张闻天等曾指出：红军长征“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只是仓猝的出动”，这“就使得红军士气不能发扬，过分疲劳，得不到片刻的休息，因而减员到空前的程度”[①]。中央红军出发时有86000多人，到突破第四道封锁线，过了湘江，只剩下30000余人了，损失达70%。如此惨烈的损兵折将，对党和红军的影响是严重的。刘伯承回忆说：“部队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红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②]长征出发前夕，曾以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指挥党、政、军一切。但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战役后，“三人团”形同虚设。李德已毫无威信，博古不懂军事，更由于失败而感到责任重大，意气消沉。根据聂荣臻回忆，过湘江以后，博古似乎有自杀的举动。他们二人都无法继续指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挺身而出，独立支撑危局。伍修权的回忆，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过了湘江，“兵力就损失了三分之二，有的部队已经溃散解体，而敌人正前堵后追，重兵设围。在此危急关头，李德束手无策，只能发脾气骂人。博古也一筹莫展，只会唉声叹气。还是周恩来同志毅然挑起重担，承担了实际的指挥责任。”[③]本来在“三人团”中，周恩来是得不到博古和李德信任的。这从“三人团”的分工中可以看出：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只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但实际结果却是，博古无力“负责政治”，李德无能“负责军事”，“政治”、“军事”和组织工作，全靠周恩来一人承担了起来。
许多史实可以说明周恩来是长征初期红军行动的实际组织者和指挥者。
红军长征前，周恩来成功地领导和组织了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谈判。红军出发时，陈部在我军的行动方向上后撤了40华里，阻击部队也未多加抵抗，使红军未经大的战斗，就通过了敌人设在赣南和粤北的三道封锁线。这应该说是周恩来为长征立下的第一功。
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即湘江战役，红军受到惨重损失。这道封锁线是蒋介石亲自部署的。红军到湘江边时，约有6.5万人，与敌人兵力之比接近1∶5。加上湘江险阻，又无根据地作依托，形势异常严峻。12月1日凌晨，中央局、军委、总政治部在全县大田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今日战斗关系重大，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否则红军将被层层切断，要不顾一切牺牲，保证红军全部突过封锁线。这封电报将湘江战役成败之利害关系说得非常清楚。而当时毛泽东未恢复军权，“李德已经无法全面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出意见，真正在部署作战行动的是周恩来同志”[④]。
据回忆，抢渡湘江时，周恩来亲自站在江边指挥军委纵队渡江。他一边督促部队抢渡，一边还关心地询问毛泽东过江没有。当毛泽东来到江边，要周恩来和他一起过江时，周恩来请毛泽东先过，他自己继续留在江边指挥部队。当日下午，除红34师、红6师一个团、红8军团部分兵力外，红军全部渡过湘江。
一些研究者只说湘江战役红军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只剩下3万余人，但是，却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笔者认为，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带来的恶果，不能归咎于周恩来，如果没有周恩来出面指挥，红军过不了湘江，局面将更不堪设想。诚然，湘江战役红军损失惨重，但红军终于渡过了湘江，突破了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打乱了蒋介石要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的如意算盘，红军有了“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的可能。从这点上说，红军是胜利了。我认为，这一点在红军长征史研究中是必须指出的。
（二）遵义会议阶段，周恩来大力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思想日臻成熟。
周恩来曾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⑤]
这段话，说明周恩来在遵义会议阶段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展现了他思想发展成熟的过程。从这段话中，还可看到周恩来那种不掠美、不邀功，严于责己、虚怀若谷的伟大胸襟。
所谓“遵义会议阶段”，主要是由四个会议组成，即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或者到“三人军事小组”的成立。其主要过程如下：
（1）通道会议。过了湘江，从过老山界起，中央领导内部就发生了争论，焦点是关于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王稼祥、洛甫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路线造成的。他们知道最高“三人团”现在只有周恩来一个人在负实际责任。他们向周恩来提出“鉴于在去红二、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于是，12月12日在通道召开了中共中央负责人临时会议。会议讨论了红军行动的方向。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第一次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等人向贵州进军的建议，这表明他已经开始摆脱博古、李德的束缚，迈开了他向思想成熟前进的脚步。
（2）黎平会议。12月18日，在贵州的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再次不顾博古和李德的反对，采纳毛泽东等的意见，决定放弃去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这在党史上称作“黎平转兵”，是红军长征途中战略转变的开始。
黎平会议不仅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而且也是大部分中央领导人思想逐渐趋于一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没有这个转折，遵义会议是不能胜利召开的。这个会议是由周恩来主持的。如果说此前周恩来还没有与李德等人决裂的话，那么，黎平会议上他的态度就基本上明朗了。这主要表现在军事上不再听从李德的瞎指挥，而是开始“接受毛主席的意见”了，李德因此才会“大怒”。由于周恩来的选择，使毛泽东自宁都会议以后，多次向中央提出建议而头一次被采用并起到主导作用。
（3）猴场会议。黎平会议后，红军迅速前进到瓮安县猴场（今草塘），准备渡乌江向遵义进军。此时博古、李德竟提出不过乌江，要部队回头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周恩来与大多数与会者一起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的决定，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从组织上改变了李德取消军委的集体领导，压制军委内部不同意见，个人包办的状况，为开好遵义会议进一步做了准备。猴场会议标志着周恩来与李德等人的彻底决裂。
从湘江战役后到黎平会议，周恩来与李德的争论，实质上是周恩来的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趋于一致，对排除李德的干扰与指挥作出的斗争；猴场会议又采取组织措施，限制李德对中央政治局重大决策的干扰，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更进一步的准备。
（4）遵义会议。周恩来对遵义会议所起的作用十分明显和突出。主要有以下四点。
1.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的准备。周恩来主持的黎平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前奏，它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作了准备。黎平会议决定：鉴于中央内部有争论，会议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讨论反五次“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和教训。所以，遵义会议是黎平会议决定召开的和促成的。
2.是遵义会议的积极筹备者和组织者。周恩来于1月9日进入遵义城，立即布置总部参谋人员打扫贵州军阀柏辉章住宅。有人曾回忆说：“我们中午进屋后，周副主席上下巡视了一番，指出：‘作战科住楼下，把楼上那间大房子打扫布置好，供开会用。’……下午，周副主席又亲自检查了一遍，表示满意。”[⑥]周恩来及军委的其他同志还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3日，周恩来又亲自打电报通知刘少奇、李卓然：“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参加会议。这份电报不仅是后来研究者们判断遵义会议召开时间的最好依据，也是周恩来支持遵义会议召开并积极参与组织和筹备的实证。
3.在会上作自我批评，起了特殊的作用。众所周知，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继博古首先作主报告后，作了副报告。与博古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推诿为客观上敌人力量的强大不同，周恩来从主观上作了检查。他正视现实，承认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坦率地作了自我批评，丝毫不推卸责任。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作自我批评，起了特殊的作用。一是给与会者们留下很好的印象，大家佩服他的谦虚诚恳和认真作自我批评的作风，对他的错误也给予了谅解，会上仍推他为党内最高军事负责者。二是给予毛泽东的发言以有力地支持。三是对“三人团”其余两个执行错误路线的成员也产生了分化作用，促使了“三人团”的解体。李德是“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⑦]的。他后来还说：“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果然不出所料，周恩来公开地倒向毛泽东。”[⑧]但周恩来的态度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博古，博古虽然在最终仍保留意见，但也不得不承认在个别战略和战术决策上有错误。“三人团”的解体，必然导致遵义会议要产生新的领导机构。周恩来在这个过程中起了推动的作用。
4.竭力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促成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遵义会议上，在张闻天作“反报告”和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后，周恩来再次发言，他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表示完全同意毛、张、王提出的提纲和意见，并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他的这一倡议得到与会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虽然在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上（包括随后成立的“三人军事小组”）仍确定以周恩来为首，[⑨]，毛泽东是作为周恩来的“帮助者”，但此后的军事行动，周恩来却处处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如3月间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就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再三建议而说服大家放弃的。因此可以说，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周恩来是分不开的。
当然，在促成遵义会议召开上立下首功的是毛泽东。但是，假使没有当时身为军委副主席、中央核心领导小组“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的支持，会议是开不起来的；没有周恩来在会议上承认错误的谦虚自责态度，会议也不能取得圆满成功。毛泽东也承认周恩来的这个特殊贡献，他在当时和后来向许多人谈起过这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到“三人军事小组”成立的过程，正是遵义会议从酝酿——准备——召开——完成的过程，也是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路线被红军和全党所理解、公认，并在党中央和红军中得以确立领导地位的过程。在这个全过程中，每个关键的环节都贯穿着周恩来所作的努力和贡献。而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周恩来从在思想上与毛泽东趋于一致到对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理解加深和主动接受的过程，也是两人开始更好合作的过程。
（三）在长征后期，有理、有节地进行了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1935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后，6月25日周恩来在两河口会见张国焘。当张问及红一方面军实力时，周恩来据实告以约3万人。张国焘自恃有8万人，对中共中央的态度立即就变得强硬起来，宣称红四方面军计划西去，意即不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周恩来对张国焘的分裂野心已经看出端倪。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首先作报告，阐述了在松潘、理县、茂州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去的理由。实际上驳斥了张国焘西去的主张。张国焘发言，仍主张西去川康边发展，针锋相对地反对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接着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就战争性质等问题谈了五点意见。这样，迫使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意见。会议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并据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这是和张国焘斗争的第一个回合。
接着发生了张国焘向中央争权的事。先是6月29日，中央为团结张国焘共同执行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任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仍不满意，提出解决“组织问题”，并通过陈昌浩提出由他任军委主席，并要有“独断决行”的权力。中央对张国焘在“组织问题”上提的要求再次退让一步。为顾全大局，周恩来提出把他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于是在7月18日的芦花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并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但在张未熟悉工作前，暂由周帮助。这是毛泽东的策略，既尽量考虑张国焘的要求，军权又不让他全抓去。同时也说明了周恩来的大度，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地位，一切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张国焘的欲望未全部得到满足，即故意延误战机，迫使军委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的部署，另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在8月4日的沙窝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国焘发言仍怀疑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不承认退出通南巴是由于轻视根据地造成的，不同意周恩来在芦花会议上对他的批评。他的发言遭到与会者的反驳。周恩来发言明确指出，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现在的最高原则是取得作战胜利，其他问题要服从这个原则。针对张国焘的错误，周恩来强调，从今天以后，全党全军要有一致的行动，坚决维护和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坚决反对“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的右倾机会主义。针对张国焘抓军权的野心，为加强与统一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会议还决定组织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委。这是反对张国焘斗争的第二个回合。
8月上旬，中央及军委决定一、四方面军混编，分左、右两路军北上。张国焘仍然反对。中央将毛儿盖政治局会议的决定电告他，他亦不执行。当周恩来与毛泽东、张闻天等率右路军过了草地，张国焘又找种种借口，公然致电中央要右路军立即南下回击松潘。9月8日，周恩来、毛泽东、洛甫、博古、王稼祥、徐向前和陈昌浩在周恩来的住处开会，周恩来强调北进有出路，左路军如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会后，七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要求左路军执行中央决定。张国焘不但不听，反于9月9日密电陈昌浩，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央。中央得叶剑英密报后，周恩来与毛泽东、洛甫、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确定中共中央和红一、红三军立即北上，由周恩来率后梯队殿后。至此，中央认为张国焘的错误已发展到严重程度，不能再作让步。于是9月12日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议还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这是和张国焘斗争的第三个回合。周恩来不但在危急关头与毛泽东、张闻天等一起粉碎了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的罪恶行为，而且凭他的胆略和威望，大义凛然地制止了两军的冲突，维护了两军的团结。
张国焘怙恶不悛。10月竟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旗帜。中央电劝其取消第二“中央”，张国焘置之不理。1936年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严肃指出，张国焘此一行为，“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周恩来在会上坚决拥护和执行中央决定。经过周恩来与毛泽东等的一再争取和帮助，又挫败其向西北行动、企图独树一帜与中央抗衡的阴谋，并在朱德、刘伯承及二方面军的任弼时、贺龙（二方面军7月间与四方面军会师）等的坚持斗争下，张国焘被迫北上。10月间，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在陕北胜利会师。这是和张国焘斗争的第四个回合。
由于周恩来具有长期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广博的知识，清醒的头脑，加上他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党内的威望和影响，因而在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他作出了巨大而突出的贡献。
（四）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做了大量严肃、认真、细致的工作，为克服“肃反”错误，巩固陕甘根据地尽了最大的努力。
陕甘根据地是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块根据地，成为全国红军的落脚点。但在中央红军到达前夕，1935年9月成立的陕甘晋省委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实行错误的“肃反”政策，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领导干部，许多人被当作“反革命”错杀，这一严重错误，使陕甘根据地陷入严重危机。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立即向当地干部打听刘志丹，得知刘志丹已被逮捕关押在瓦窑堡。周恩来和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听到这个情况后，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11月3日，周恩来和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在下寺湾听取赶来迎接的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的汇报，更觉察到问题严重。中央立即委派王首道（时任保卫局执行部长）先去瓦窑堡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接着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有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五人“党务委员会”（通称“五人小组”），在洛甫领导下负责处理这一错误肃反事件。他们很迅速地查清了问题，在当月释放被错捕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随即，11月26日中央作出了《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严肃指出陕甘晋省委“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
直罗镇战役后，周恩来于12月8日回到中共中央移驻的陕北安定县瓦窑堡。他一一接见被错捕后释放的同志，首先找了刘志丹。刘志丹一进门便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恩来热情地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并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回答：“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不久，中央分配刘志丹担任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瓦窑堡警备司令。对其他被错捕的同志，也一一分配了他们的工作。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迅速妥善地处理了内部“肃反”错误，克服了陕北危机，特别是在周恩来严肃、认真、细致、热情的工作下，团结了十五军团和陕北的干部群众，使陕北根据地迅速得以巩固。这就为党中央在陕北落脚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使红军又有了一个相对安定而稳固的根据地。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共同努力取得的成果，周恩来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注释：
①⑤⑦《遵义会议文献》第18—19页、第64页、第42页。
②《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194页。
③④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479页、第115页。
⑥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174页。
⑧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132页。
⑨关于“三人军事小组”，一般都说“毛泽东为首”，或者列一个三人名单，将“毛泽东”放在第一位。但力平在《开国总理周恩来》一书中引用了一则史料：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上谈到“三人团”（即“三人军事小组”）时曾经说：“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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