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紧缩：分析与对策”理论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研讨会论文,对策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主办的“通货紧缩：分析与对策”理论研讨会7月1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 来自首都有关单位的专家学者90余人参加了会议，并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对通货紧缩的形势判断与分析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截止1999年6月底， 我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已经连续21个月负增长，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6个月负增长，通货紧缩压力不断加大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但对通货紧缩的性质、程度和成因，理论界有不尽相同的观点与看法。
易纲认为，通货紧缩具有“两个特征、一个伴随”的特点，即物价水平和货币供应量的持续下降及伴随着经济衰退。为什么要这样强调？（1）虽然观察物价水平是比较直观地把握通货紧缩的办法， 但判断通货紧缩最重要的还是要从货币流通量去考察。弗里德曼讲过“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其含义是说通货膨胀的机理和传导机制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是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只有一个，即货币供应量过多。作为通货膨胀的对立面，通货紧缩也是一种货币现象，即它首先是货币流通量的下降，而不是仅仅等于价格下降。强调通货紧缩是货币现象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它不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话，那么指出通货紧缩的政策含义就不清楚了。（2 ）如果说通货紧缩的“两个特征”是思辩演绎的结果，那么“一个伴随”则是从历史事实中归纳出来的。两个特征是对通货紧缩本质的一个逻辑描述，用两个特征做标准去检验我们能找到的所有历史数据，就得到凡是两个特征同时发生的时候，都伴随着经济衰退。因此，用“两个特征、一个伴随”来把握通货紧缩比较全面，与历史事实相吻合，较好地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通货紧缩的两个特征和一个伴随，是想提醒大家中国目前面临的通货紧缩压力与历史上发生的经典通货紧缩有所不同。
李扬认为，通货紧缩是一种实体经济现象，可以表述为三层意思：其一，物价水平下跌的原因，在于商品和劳务的供应大于需求，以及由之导致的投资边际收益率下降和经济衰退；其二，由于供应大于需求，而新的产品和劳务因技术进步滞后而难以产生，实体经济领域中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减少。由于经济不景气，银行不良资产增多且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减少，银行普遍出现“慎贷”甚至“惜贷”倾向；在货币供应“内生”的条件下，它同时意味着货币供应增长率下降。换言之，在经济衰退、物价下跌和货币供应增长率下降三者之间，前者是本原的。在这里，不是货币供应的收缩导致投资减少和生产下降，而是生产下降和投资萎缩导致信贷供应和货币供应减少。其三，增加货币供应只是治理通货紧缩的必要条件。就是说，要治理通货紧缩，仅仅增加货币供应量是不够的。因此，从本质上说，通货紧缩是一种实体经济现象。但是，既然有“通货”两字，它当然也就与货币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判断当前中国经济已经陷入通货紧缩，而且认为通货紧缩主要是实体经济现象，主要根据有五：（1）从一般的商业周期来看，中国经济从1996 年开始事实上已经进入了衰退阶段。由于是此次衰退以供应过剩为基本特征，在这一阶段，客观上要求“破坏”甚至“消灭”一些业已形成的生产能力。加上几十年来的重复建设，这种“破坏”和“消灭”的任务更为严峻。所以，从总体上来看，投资增长率逐步下降，并且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消费的增长则由于收入的增长缓慢而一时难以回升。（2 ）从一般意义上说，我国的货币供应并不是紧缩性的。但是，与货币供应增长基本保持正常同时发生的情况是，货币的流通速度在以更大的幅度下降。众所周知，全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货币存量同货币流通速度的乘积。当货币流通速度以高于货币供应量的幅度下降时，需求不足是必然的结果。问题在于，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基本上是一个制度问题，它属于经济运行的实体方面。对于这类问题，货币政策显然是难以顾及的。有鉴于此，我们倾向于认为，我国货币政策已经陷入被动紧缩的境地。（3 ）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传统体制的深层次矛盾却基本没有解决。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系的调整、公共财政制度的建设、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养老制度改革、住房体制改革等，都已经到了不得不下决心解决的时候，否则，中国面向21世纪的发展将失去稳固的体制支持。但是，由于这些难度很大的改革都集中于最近几年推出，全社会预期的不确定性显然增大。（4）从90 年代初期开始，全球经济就已陷入供给大于需求的境地。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冷战的结束、主要发达国家政府支出和军备支出的普遍削减、各国中央银行长期实施反通货膨胀政策、七国集团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建、降低成本的技术不断发明及广泛采用、信息技术广泛采用所引致的竞争加剧、大规模全球物流分配体制的采行、全球放松管制、全球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美元的强势、亚洲地区（包括日本、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大调整、全球竞争加剧等14项因素，是导致全球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而这些因素，看来还将在一段不短的时期内持续发生作用。（5）持续的全球性供大于求表明， 世界经济正进入发展经济学所描述的以科技革命为基础的“长周期”的下落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新的科技革命的产生以及由之引起的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创造性破坏”：新的产业不断产生但尚未形成稳定的基础，而大批传统产业则面临被彻底“消灭”的命运。根据历史经验，这一调整时期通常要延续5—10年。在整个调整时期， 国民经济中将充满动荡因素。更为严重的是，上述五种导致经济下滑的因素，对于中国来说是同时出现的。多种周期的迭加，使得我们面临的局面更加严峻。
（二）治理通货紧缩的对策
无论是从世界各国治理通货紧缩的历史经验，还是从我国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来看，缓解和消除通货紧缩的措施，既要从相关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结构调整等方面入手，以解决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障碍，又要适时调整政策内容，特别是加大相机抉择的财政—货币政策的调节力度，以收到明显的政策调控效果。
1.治理通货紧缩的财政政策选择。刘溶沧认为：（1 ）调整财政投资政策的内容和方向。尽可能放大财政投资政策的即期扩张效应及中长期的维持与推动效应。适当缩小国家财政对公共基础设施的直接（全额）投资规模，抽出部分财政投资资金，通过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多种途径，以吸纳、带动社会资金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样做，一则可收到放大财政政策“乘数效应”之利；二则可把近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保持在必要而合理的规模上；三则还可为国家财政直接投资规模的逐步缩减，以及积极财政政策的择机转型创造条件；调整财政投资方向。即除了继续进行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还应有选择地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对关系工业和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加工工业，特别是技术装备工业，以及高科技产业的投资需求，予以更大的财政支持。其中包括通过实行结构性的税收减免、投资抵免、加速折旧等政策措施，以定向支持企业的科技进步，促进那些具有旺盛活力与关联、带动效应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并通过基础性的技术装备工业的升级换代，为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力，冲出由于实体经济不发达和低水平所造成的市场疲软、需求约束和通货紧缩陷阱而创造条件。这样做，不仅符合我国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方向，而且是缓解乃至消除通货紧缩压力的一项治本之策；发行专项建设国债，一方面可以减轻国家财政的债务压力，提高投资效果，同时可收到更好更大的政策扩张效应。所谓专项建设国债，简而言之，就是将此类国债的发行，以及项目投资、项目经营和还本付息等活动，建立在运用这些国债所形成的资产及其收益上，并最终以（国有）资产转让和经营收益，作为还本付息的财产基础和资金来源。这种做法，能收到刺激经济、减少财政债务负担、提高投资的资本化（资本金）程度、增加国有资产比重和控制力、优化经济和产业产品结构等多重功效。事实上，除了某些所谓“纯公共产品”之外，现有的许多财政性投资对象（如公路、铁路、机场等），都可考虑和试行这种筹投资形式。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就发行了大量的专项建设国债，用于满足某些公共事业、公共工程和大型项目的贷款需要，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2）采取积极措施，加大财政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 调整国家的现有预算安排。改善低收入者的收入状况，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及预期，充实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等，就财政支出属性而言，均属于经常性支出的范畴，因此如何扩大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来源，就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其中，可供考虑的一个办法，就是调整现有的国家预算安排，即把近年来的经常性预算结余，不再转入建设性预算，而留作用以扩大经常性预算之需。这可称之为“调”。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挤”出一部分财政资金用来满足上述需求。例如，配合市场化进程和政府职能转换，适当缩减政府的支出与投入范围；配合国企改革，逐步减少企业的亏损补贴；在价格持续走低的情况下，大力压缩各种形式的价格补贴；配合政府机构改革，以及支出制度的创新（如政府采购制度），逐步压缩行政事业费支出等。——通过对国有资产存量的有效利用，“变”（现）出一块资金来支持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健全。例如，对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办社会”资产部分实行“剥离”，一方面可减轻企业的经营压力，同时又间接增加了在职职工的社会保障资金来源。通过对中小企业国有资产的多种处置方式，也可变现出一部分资金来满足类似的需求。
（3）从速推进费税体制改革，是持续扩大内需、 遏制当前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环节。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这种重要性和必要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是，通过费税体制改革，切实减轻企业和农民的非税负担，以增加其可支配收入，为提高城乡市场主体的投资—消费能力奠定基础。其二是，通过清费正税，大力整顿、规范和完善政府的收入机制，认真解决多年来各种行政性收费和预算外资金恶性膨胀、愈演愈烈，大量蚕食和挤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积弊，为增强国家可支配财力，振兴国家财政，并在此基础上提高财政政策的反通货紧缩力度提供必要条件。
2.从货币政策来看，范剑平认为，必须注意：（1 ）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必须改变金融部门在防范金融风险和支持经济发展方面一手硬、一手软的局面，要认识消极防范金融风险将会酿成更大的经济风险，经济健康发展才是化解金融风险的坚实基础。（2 ）要扩大公开市场操作在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中的作用，适当扩大基础货币投放。取消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为扩大公开市场操作创造条件。目前要进一步开发公开市场的交易工具，使基础货币更多地在公开市场上吞吐。（3 ）当前在继续使用技术性金融工具放松银根的同时，更要注意处理好加强金融监管与增强金融企业活力的关系，通过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消除制度性紧缩效应，在治理整顿各种非正规金融机构时，要有“破”有“立”，化解金融风险与积极支持金融创新并重，鼓励他们探索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有效办法。（4）加大对外贸出口信贷支持力度。 鼓励商业银行运用出口信贷、打包贷款、信用证、外资企业封闭贷款等多种形式支持外贸企业扩大出口，优化出口结构，提高出口商品质量和档次。国有商业银行要为国内企业建立海外生产基地、开拓国外市场提供贷款支持。（ 5）在间接融资渠道的“储蓄——投资”转化不畅的情况下，更要重视证券市场等直接融资的功能，积极支持商业保险资金、社会保险资金以适当的形式通过证券市场进入实业投资领域。（6 ）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启动需求的力度以增加企业的货币需求。财政资金的使用方法上，要改变政府全额投资的大包大揽方法，主张改用财政贴息的办法，以财政投资为杠杆，启动民间投资并引导民间投资的投向，用财政资金带动信贷扩张。（ 7）国家要调整投资政策，扩大鼓励投资的范围，以增加货币需求。要尽快开工一批用于产业升级的投资项目。为高技术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在财税、金融、投资、价格和进出口等政策上给予支持，政策性信贷资金应向高技术产业倾斜，增加对高技术产业的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