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陈独秀的教育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陈独秀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为中国民主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同时，陈独秀又是开拓中国新教育事业的先驱者。1917年初，他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积极开展教育改革。1920年12月，他又应邀去广东省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努力发展广东的教育事业。虽然，陈独秀主持教育领导工作的时间不长，但他对改革和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提出了不少正确的观点和主张。这些观点和主张，在当时来说，不失为真知灼见，在今天看来，它们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对我们现在的教育事业的改革，也还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毫无疑问，研究探讨陈独秀的教育思想是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一
陈独秀高度评价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首先，他指出：“教育是智慧的源泉。”[（1）]教育是造就人才的重要途径。他认为人的善恶智愚并不是天生的，主要是教育的结果。1917年7月1日，他在天津南开学校作演讲时说，木材的好丑和用处大小，虽然是生来不同，但必须工匠的斧斤雕凿，良材方成栋梁和美术的器具，就是粗恶的材料，也有相当的用处。“教育的作用，亦复如此。未受教育的人，好象生材，已受教育的人，好象做成的器具。人类的美点，可由教育完全发展；人类的恶点，也可由教育略为减少。请看世界万国，那教育发达的和那教育不发达的人民，智愚贤否迥然不同，这就是吾人必须教育的铁证了。”[（2）]他表示他是一个迷信教育的人，“希望有教育，无论贵族的平民的都好，因为人们不受教育，好象是原料不是制品。”[（3）]
其次，陈独秀指出教育是强国之路。他说：“社会之文野，国势之兴衰，以国民识字者多寡别之，此世界之通论也。”[（4）]明确地把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强盛同国民所受的教育程度联系起来。这个观点在当时毫无疑义是新颖而又深刻的，也可以说，是教育兴国的先声。1920年4月1日，他在《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文中指出：“说到中国人口问题，有一班糊涂人常常以我们中国人口众多而自豪，实是梦话。”“我们要晓得无知识无能力无职业游惰偷生的人口越多，社会越不得了，单是人多不一定就可以自豪”。“必须是有知识和生活能力的人多，才可以自豪。”[（5）]陈独秀看到了人口数量并不等于人口质量，揭示了提高中国人口素质的重要意义。对于当时人们提高对教育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具有启迪作用。1920年2月7日，陈独秀应邀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座谈教育问题时，他甚至提出了“吾国欲图教育事业发展，须实行强迫教育之计划”[（6）]的主张，表明了他对发展中国教育的高度重视。
陈独秀认为发展教育是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他指出，随着海陆交通的发达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闭关锁国已不可能，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他认为，德国和日本虽以军国主义闻于天下，然其国之隆盛，盖不独在兵强，而在于国民教育方针，德智力三者不偏废。1918年12月29日，陈独秀在《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一文中明确提出现代的战争，不是军人战争，简直是科学和经济的战争。“一国的教育实业倘能够充分发达，就是胜利的根本，并不在乎要有多数常备兵（美国就是榜样）。因为国民有了教育，海陆军人可以临时征集的”。[（7）]国民无知识，将何以图存于今日世界之中？
陈独秀批评我国忽视教育的观点。他指出：“居今日之中国而谈教育，无贤不肖将共非之。上方百计仆此以为弭乱之计，下亦以非生事所需，一言教育，贤者叹为空谈，不肖者詈为多事，吾则以为皆非也。多事之说，良以教育非能致富求官也，然则教育之所以急需，正为此辈而设。空谈之说，亦志行薄弱，随俗进退者之用心，吾无取也。”[（8）]陈独秀注重教育工作，特别是重视对青年的教育。他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9）]他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新鲜活泼的青年，并对青年教育提出了六点要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点要求实际上概括了他在五四运动前的基本的教育观点。
二
陈独秀提出了正确的科学的教育观。他明确教育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造就一代生理和心理都健全的新青年和新国民。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今日之教育方针》、《近代西洋教育》、《新教育是什么》等文章中，反复阐述了他坚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他指出“现今欧美各国之教育，罔不智德力三者之并重而不偏倚”[（10）]的教育方针，是值得我国借鉴的。他强调我国的教育方针必须适宜国内外形势的需要，“以适时为兴废，吾人所需于教育者，亦去其不适以求其适而已。盖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长与短即适与不适也。以吾昏惰愚弱之民，谋教育之方针，计唯去短择长，弃不适以求其适，易词言之，即补偏救弊，以求适世界之生存而已。”[（11）]所以“发展人间身心”是陈独秀考虑当时中国教育方针的根本出发点，陈独秀从四个方面深入地阐述了他的教育观点：
（一），实行现实意义。他认为宗教和迷信不足以解决人生问题。“人生真相如何，求之古说，恒觉其难通；征之科学，差谓其近是”，“现实世界之内有事功，现实世界之外无希望。唯其尊现实也，则人治兴焉，迷信斩焉”，“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现实主义，诚今世贫弱国民教育之第一方针矣。”[（12）]他强调教育要立足于解决现实的人生问题，认为物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帛粪土，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是虚文清淡，他主张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无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
（二），实行民主主义。促进受教育者民主精神的发展。陈独秀指出，封建君主专制时代，人民唯统治者之命是从。民主国家的最大精神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共和国民之教育，其应发挥人权平等之精神，毫无疑义。”[（13）]民主国家“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民奴国家，伪国家也，执政之私产也，以执政为主人，以国民为奴隶者也。”[（14）]他认为应该教育人民自觉自重，有独立平等的人格，以自身为本位，勿为他人附属品。
（三），实行职业主义。陈独秀指出，当今世界是经济世界，国家和社会的组织，无不为经济势力所转移所支配。今天的社会是“植产兴业”的社会，“生产之力，弱于消费，于社会、于个人皆属衰亡之兆”，“今之教育，倘不以尊重职业为方针，不独为俗见所非，亦经世家所不取。盖个人以此失其独立，社会经济以此陷于不克自存之悲境也。”[（15）]他主张教育要适应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生产的需要，要有益于厚生利用之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皆应吐弃殆尽。
（四），实行“兽性”主义。陈独秀所谓教育方针中的兽性主义，即受教育者应野蛮其体魄、坚强其毅力。他说：“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斗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依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16）]他揭露我国受旧教育之害的青年是，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脸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如病夫。他质问道：“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17）]他强调，我国的教育必须要使受教育者具有强健的体格、百折不挠的意志，才能在社会中排万难，冒万险、乘风破浪，制胜于万里之外。
三
陈独秀深刻论述了新教育方法的基本观点。1917年5月1日，他在《答胡子承》的信中，明确提出了他的新教育方法“乃自动的而非他动的；乃启发的而非灌输的；乃实用的而非虚文的；乃社会的而非私人的；乃世俗的而非神圣的；乃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乃推理的而非记忆的；乃科学的而非历史的”[（18）]，后来，他在全国各地的演说中和撰写的论文中，从多方面对他提倡的新教育方法，进行了更深入的全面的论述。
第一，新教育方法是自动的而非他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陈独秀指出：“前代的教育是先生教学生，现代的教育是学生教先生，这句话初听很觉奇怪，其实大有道理，是教训式的教授法和启发式的教授法不同的界说，是新教育的精神所在。”[（19）]他批评旧的教育方法多半实行被动灌输主义，教育者总是教学生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训的意味，不问学生理会不理会。这样的教育方法，把儿童的心理，人类的灵性，受教育者的知识自由活动，都一概抹杀了。旧教育教出来的人物，就好像人做的模型，能言的鹦鹉一般，依人作解，自身绝没有真实的见解，没有自动的能力，“最好的结果不过是养成一个文弱的乖僻不解事的书痴。”[（20）]新教育法高度重视儿童的心理，注意受教育者的反应，使人类的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得以自由发展。“自幼稚园以至大学无一不取启发的教授法，处处体贴学生心理作用，用种种方法启发他的性灵，养成他的自动能力。好叫人类固有的智能得以自由发展。”[（21）]
第二，新教育方法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陈独秀指出，旧教育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想法，成为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重在背诵记忆先贤先圣的遗文。新教育注重传授的是自然科学的知识技能和世俗生活的知识技能。他主张“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的需要上面，不建设在造成个人的伟大的上面；无论设立农工何项学校以及农工学校何种科目，都必须适应学校所在地社会的需要以及产业交通学科各种状况。”[（22）]因此，学校要和社会打成一片，使社会就是一个大的学校，学校就是一个小的社会。他希望“能够造成社会化的学校，学校化的社会”。[（23）]
陈独秀主张学校的伦理、历史、地理、理科、图画、唱歌等科目的教授，都应该废弃脱离实际的幻想式的教授法，普遍采用实际的直观的训练方法、观察方法、试验方法。学校要“寻找种种种机会，用种种方法，训练儿童心身各种器官及观察力、创造力、想像力、道德情感等本能渐渐的自由生长发育。”[（24）]学校和教育者任何限制受教育者的智力自由活动，使其固定，使其盲从，都是“戕贼人类最可宝贵的创造天才。”[（25）]
第三，新教育方法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陈独秀批评旧教育说：“中国教育大部分重在后脑的记忆，小部分重在前脑的思索。训练全身的教育，从来不大讲究。”[（26）]咿咿唔唔摇头摆脑的读书，走到人前，痴痴呆呆的歪着头、弓着背、勾着腰、斜着肩膀，面孔又黄又瘦，耳目手脚，无一件灵动中用。[（27）]有的甚至连吃饭穿衣走路的知识本领也没有。新教育则注重全身的训练，不单独注重脑部。既有体操发展全身的力量，又有图画和各种游戏，锻炼耳目手脚的活动能力，使受教育者智力和体力同时发育成长。陈独秀反对清淡教育，提倡实用科学教育。认为中国学校所教的无非是中国腐旧的经史文学，是死读几本外国文和理科教科书，算不得是现代教育。他主张“用科学方法从客观上潜心研究人事物质地的分析”他指出：“平常人不用说，就是习科学的人，只是书架上放了几本科学书，书房里书桌上很少陈设着化学约品或机械工具；无论什么学校里都是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的功课占了最大部分；出版界更是不用说了。”[（28）]陈独秀提议中国注重教育的人，此时有四件事要抓紧做，一是在出版界鼓吹科学思想；二是在普通学校里强迫矫正重文史轻理科的习惯；三是在高级学校里设立较高深的研究科学的机构；四是设立贩卖极普通的科学药品及工具，使人人得有研究科学之机会。
四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前的教育思想主要是提倡民主和科学，以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为核心。鼓吹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五四运动后，他的教育思想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以唯物史观为教育思想的基础，他的教育观点发生了显著的进步。
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明确提出教育要面向社会，教育要为推动社会改造和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他认为新教育应当“是客观的，教育主义是社会的”。反对“教育是主观的，教育主义是个人的”[（29）]方针。他批评说，我国古代“纯粹的个人主义”之教育，不但是贵族的，而且是神秘的。一般著书立说的学者文人，务以藏之名山，传诸后世，造成个人名誉为目的，专以玄秘难解为高贵，通俗易懂为浅陋。现在某些学校门首高挂的“学校重地闲人免进”的牌子，正是承受了古代贵族教育的陋习，也是旧教育界实行闭关主义的表现，他认为这是必须要改革的。
1921年1月2日，陈独秀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作的《新教育是什么？》的演说中，深刻地论述了新旧两种教育的区别。他指出，新旧教育的区别，既不是教育形式之不同，也不在于教材之新旧，而是两者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的根本不同。旧教育“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30）]新教育“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造成个人的伟大。”[（31）]陈独秀强调社会环境对人们的决定性影响。他说：“社会差不多是个人的模型，个人在社会里，方圆大小都随着模型变，所以我敢说，如果社会不善，而个人能够独善，乃是欺人的话”。[（32）]他指出，有许多学生，在学校读书时，品行很纯洁，志趣很高尚，很是一个有希望的青年，一旦出了学校，入了社会，马上就变成一个胸中无主意的人。社会里混久了，还会变成一个毫无希望的恶人。“这都是因为个人主义的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分离，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致使训练失去了效力”[（33）]。因此，教育改革的注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
陈独秀提出教育要为发展经济的需要服务。他认为旧教育严重脱离发展经济的实际需要，从而大大减少了教育的效力，减少了学术应用的效力，减少了文化普及的效力。结果把教育与社会分为两件事，学生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阶级，学校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事业。“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未曾种一亩地给农民看；工学生只知道在课堂上画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需要；学生物的记了许多外国名词，见了本地的动植物茫然不解；学经济学的懂得一些理论，抄下一些外国经济的统计，对于本地的经济状况毫无所知”[（34）]。因此社会上一般人心目中学生和学校都是一种奢侈品，不是他们自己生活中所必须的东西。陈独秀认为，旧教育的这种弊病，社会和教育界都有来克服的责任。
陈独秀提出办教育设专业都要从实际出发，坚持适合社会需要的原则。他认为“无论设立农工何项学校以及农工学校何种科目，都必须适应学校所在地社会的需要以及产业交通原料各种状况。”[（35）]他指出广东省办教育应该从广东各地的需要和实际情况来考虑。譬如广州附近丝织业兴盛，即应设立蚕桑学校；潮惠富于海产及渔业，即应设立水产学校；粤北地区盛产树木，即应设立林业学校。如果不考虑实际情况，把林业学校设在潮惠沿海地带，把水产学校建在粤北山区，那就违背了社会需要的原则，减少了学术应用的效力。
陈独秀提倡发展平民教育，不断提高中国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反对少数人垄断受教育的权利，反对教育界的关门主义。他要求“学校倾向平民主义”，“人人应该受教育”。[（36）]他揭露说：“资本主义时代的教育是专为富家子弟而设，多数贫民是没有份的。”[（37）]他“希望教育界有由贵族到平民的趋势”。[（38）]打破贵族的神秘的旧教育习惯。他要求人们更新教育观念，充分认识普及教育的重大意义。“新教育对于一切学校的观念，都是为社会设立的，不仅仅为一部分学生设立的；自大学以至幼稚园，凡属图书馆、试验场、博物馆，都应该公开，使社会上人人都能亨用。”[（39）]并且，陈独秀还认为教育“是改造社会最重要的工具，而且为改造社会最后的唯一的工具。”[（40）]他说：“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的实际行动；与其空谈女子解放，不如切切实实谋女子的教育和职业。”[（41）]他自己很重视工人的教育，在广州办了不少工人学校，并说：“工人的知识比较缺乏，故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想在广州设立许多劳动补习学校，令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42）]
陈独秀提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三大纲领性的意见。（一），未成年教育是中国教育的基础，要分期普及幼儿教育和中小学教育；（二），发展成年教育，即补习教育和社会教育，筹设编译局、宣讲员养成所、贫民教养院、劳动补习学校等；（三），专门教育要以工业教育为主。除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工科外，以设立甲种工业学校普及乙种工业学校为目的。陈独秀还指出，虽然未成年教育是中国教育的基础，而目前中国非重视成年教育不可，尤以社会教育为最要注意，使在短时间内改变一般人民的思想和知识程度，同时努力普及工业教育。陈独秀还提出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反对办什么工业学校、农业学校，都是一块黑板、几支粉笔的做法，他提出，办工业学校要有工厂、办农业学校要有农场，并且他要求办学校要“附设工厂，实行学生半工半读。”[（43）]只有实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才能为国家造就一代新型人才。
注释：
（1）（2）（4）（5）（6）（7）（8）（9）（10）（12）（13）（14）（15）（18）（20）（21）（24）（27）（28）（32）（33）（35）（37）（43） 陈独秀著：《独秀文存》安徽省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73页、106页、549页、297页、390页、14页、3页、15页、16页、17页、75页、18页、19页、709页、381页、108页、386页、109页、381页、382页、820页、280页、272页、792页。
（3）（36）（38）（40）《独秀文存》第436页。
（16）（17）《独秀文存》第20页。
（19）（23）（39）《独秀文存》第383页。
（22）（34）《独秀文存》第382页。
（25）（26）《独秀文存》第387页。
（29）（30）（31）《独秀文存》第378页。
（6）（41）任建树著：《陈独秀传》上册第174页、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