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屯戍与“佐米亚”区域的聚合发展
——兼与斯科特山地文明视角的对话^*

董向芸

(云南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法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 作为山地文明研究的关键样本，“佐米亚”区域由于族群迁移与空间分隔，呈现出文明的多元共存、封闭缓变和自我边缘化等特征。以斯科特的“佐米亚”研究为代表，多强调区域中文明多元及其冲突呈现，却鲜少从区域聚合发展视角进行探讨。中国边疆屯戍给“佐米亚”区域的聚合发展提供新的视角。文章通过对于斯科特“佐米亚”山地文明游离特性的对比，循着中国边疆屯戍在该区域的点式嵌入、线式拓展和面式开拓的发展脉络，从屯戍对于多元共存式文明体系和内生聚合式文明特质两方面的构建过程，提出“佐米亚”区域聚合发展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 屯戍；“佐米亚”；聚合发展

“佐米亚”的提出涵盖了东南亚山地研究的两类关键样本：一是客观存在。多国交界、多民族聚集的山地区域。二是主观存在。多重文明叠加的价值空间，从而迅速成为学界对东南亚山地研究的重要概念和基本范式。东南亚山地区域处于多国集的复杂区位，聚集着傣、景颇、德昂、佤、苗、瑶等诸多族群，长期被视为族群游离结构的重要样本，以空间中族群的不同生态位分布为典型特征。对此，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的“佐米亚”山地文明分析极具代表性。斯科特综合了佐米亚词源(Zomia)[注] Willem van Schendel.Geographies of Knowing Geographies of Ignorance:Jumping Scale in Southeast Asia[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 2002,(6). 、东南亚峦区(Southeast Asian Massif)[注] Jean Michaud.Editorial-Zomia and Beyond[J].Journal of History,2010,(5). 以及喜马拉雅地块(Himalayan Massif)[注] Sara Shneiderman.Are the Central Himalayas in Zomia? Some Scholarly and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cross Time and Space[J].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2010(2). 等空间描述，确定了“佐米亚”空间样本并以大量史料实证了山地空间的边缘特性。[注] C.Patterson Giersch.Across Zomia with Merchants Monks,and Musk：Process Geographies Trade Networks and the Inner-East-Southeast Asian Borderlands[J].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2010,(5). 这一空间研究“颠覆了既有国家史观的历史书写对高地人群的说法”[注] 何翠萍.论James Scott高地东南亚新命名Zomia的意义与未来[J].历史人类学学刊，2011，(4). ，尽管目前学界对此理论的涵括性有所争论，如对于“佐米亚”山地群体“离群索居”行为描述的片面性，[注] 范可.略论“山地文明”[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 中国南方山地民族社会史对于斯科特山地社会去中心化运行机制的反证[注] 杜树海.山民与国家之间——詹姆士·斯科特的佐米亚研究及其批评[J].世界民族，2014，(2). 等，但这种超越国家范畴之外的空间分析的确在一定层面呈现出清晰的群体流变程式。顺承这个思路，既有研究多认为，东南亚诸国创建后的族类政策，及其殖民时期被分而治之的占领政策，都不断强化了该区域文化与族群的多元与分隔，[注] 江上波夫，金少萍.东南亚山地民族志·序言[J].民族译丛，1983，(4). 不仅形成了东南亚缅、老、越、泰诸国的山地少数民族本身的封闭与落后，[注] 刘稚.东南亚国家的山地民族问题[J].世界民族，1996，(4). 而且也造成各国山民与本国主体民族政权关系的长期紧张。[注] 陈奉林.近十年来国内东南亚殖民主义史研究述评[J].东南亚研究，2007，(3).

然而，上述思路大多强调区域中文明多元及其冲突呈现，却鲜少从区域聚合发展视角进行探讨。事实上，山地文明的发展有着多种内在特质，一种样态并不能完整诠释区域文明发展全貌。纵观区域发展史，在多元分隔的“佐米亚”空间中，中国屯戍的介入给这一地区挤压和破碎的文明样态提供了重要的聚合发展途径，形成另具特质的“佐米亚”区域观察，突破了学界对于东南亚山地区域的惯常理解，为山地文明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域和思考方向。

一、“佐米亚”涵界及其山地特性

“佐米亚”(Zomia)由荷兰学者范申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提出，被用以指称喜马拉雅山东麓、青藏高原以东至中南半岛之间的山地区域。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注] 此项成果被称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东南亚整体历史研究的四项重大成果之一。 一书以“佐米亚”一词来指称东南亚山地空间的边缘特性，并明确将“佐米亚”的实证范围划定为1945年以前[注] 作者多次提到，本书中所说的一切对“二战”以后的时期不适用，从1945年开始，国家动用消除距离的技术的能力，……已经打破了那些自我管理的人民与民族国家之间权力的战略平衡，地形的阻力在减少。……我在这里试图描述和理解的世界正在迅速消失。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M].王晓毅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5、404. “从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部地区所有海拔300米以上的区域，横括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5个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区以及四川部分地区，主要为地理意义上的东南亚大陆山地。”[注] 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M].王晓毅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1、63、117. 这意味着，“佐米亚”不仅表现为上述国家相交界的山地区域约250万平方公里空间内所集中展示的群类结构，而且表述了这样的界限：一是地域空间边界。将近1500年的东南亚发展史表明，“佐米亚”区域基于交通不便、相对封闭的条件，形成了边缘群体以逃避王朝秩序为宗旨的避难所，那些进入山地丛林等区域的群体认为自己是为了逃离王朝文明控制而主动选择的迁移，因此，山地群体的生计方式、社会结构以及文化宗教隐含着一种价值共性，即始终保持与谷地河谷文明对峙可能的结构。二是文明空间边界。“佐米亚”的文明样本体现为那些“逃离”王朝的族群所承载的文化信仰存续空间，这是一类流动的空间存在，凡是与谷地王朝核心文明相对立或被排斥的、那些被形容为“野蛮、落后”的就被界定为边缘文明，呈现为王朝范畴内的权力梯次边缘，或直接表现为游离群团的聚居空间。于是，对于“佐米亚”主体特性的分析表明，该群体从居住选择到文化传承都始终保持了一贯的边缘特性，“几乎从所有方面看，佐米亚都是边缘的地区”，[注] 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M].王晓毅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18. 由此也集中表述了“佐米亚”的山地特性：

其一，山地文明类型的多元共存性。“佐米亚”区域深受多政权多文化的交叉影响，从空间层面，该区域自中古时代前期部落联盟林立，载于中国史籍中的名称就有百余，其后发展中小国鳞次栉比，有着极为多样的文化类型。从时间层面，由于国家林立战争频仍，伴随着征战群体以及其他势力的进入或者退出，该区域还呈现出纵向长时段历史中不同阶段中族群成分与文化构成的多样，有的相邻国家之间文化差异较大，有的国家或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信仰不同的宗教。山地住民部落或家庭的原有文化、游牧和耕种群体带来的各类型文化、周边谷地王朝更替带来的迁移族群的宗教传播等，使得该地区成为一个文化和群体流动的容纳器，文化种类繁多且各自存续于固有空间。

其二，山地文明载体的封闭缓变性。“佐米亚”区域作为山地与周边谷地王朝互动以及文化交流的介质，相对封闭的空间形成以及多元文化的大量共存产生了多层类的文明挤压。溯源中古期以来的文明进程，随着南亚印度孔雀王朝、贵霜帝国由西向东的扩张，北方中国王朝更替的影响以及西南区域吐蕃、南诏政权的南进，东南亚区域谷地王朝的相继建立，先后有公元前2世纪秦汉华南文化的南下、印度吠陀文化和婆罗门文化的东输、公元3世纪印度教与佛教文化的涤荡，这个空间叠加了儒家文化、伊斯兰教、佛教、婆罗门教、基督教以及原始宗教的泛灵信仰等宗教影响。譬如，东南亚各国民间深受中国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影响，统治者则借助宗教文化来来巩固政权，因此，印度文化与阿拉伯文化的上层影响比中国大。[注] 梁立基.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J].东南亚研究，2008，(12). 那些由于沟壑纵横而被分隔的族群往往承载着自有惯习而生活于封闭空间之中，极少与外界交流，或者通过定期交易，如以木材、旱地作物、香料，交换“谷地市场提供山地人需要而又没有的产品。最重要的包括盐、干鱼，以及铁器、陶器……”[注] J.George Scott.Gazetteer of Upper Burma and the Shan States[M].Rango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93:424. 获得必要生存资料后继续游离生活，从而形成各类文明相对封闭且又缓慢发展的态势。同时，这些文明又在村落聚居点等相对封闭的空间中叠加，并在一定范围内被序列化，呈现为斯科特所描述的山地族群垂直堆叠分布，即族群不断进入条件相对恶劣以及交通闭塞的区域，“如果后来的族群有比较强的军事实力，迫使原来的族群向更高地方搬……”[注] Anthony Reid.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1450～1680[J].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95，(2). 。两类景观都表述了“佐米亚”空间结构的多元缓变特性，即不同的文化与惯习在相互独立的小空间内沉积存续，无论群体社会还是经济文化都发展缓慢，且与谷地王朝始终保持距离。

从屯戍点的影响来看，嵌入的屯戍点与原有空间区域形成了嵌套的平行关系，在双方平行发展过程中，屯戍点通过自身空间的生产生活为当地民众开启了观察王朝秩序的一扇窗子，当地族群大多通过屯戍空间来实现对于王朝生产生活秩序如临其境的体认，同时也将王朝的价值观念也深深植入边缘空间之中，这种方式突破了斯科特对于谷地王朝暴力扩张后果的推演。以生产发展为典型，早期的屯戍使得嵌入载体与原在区域两个空间的农作耕种相互影响，进而相互影响着各自空间内的生产关系结构。以苗疆六厅为例，军屯开辟以前，“大部分苗疆地区是刀耕火种，……以木锹播植”或“以渔猎为生，出则皆执罗雀”[注] 游建西.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127. ，屯戍开辟以后，苗疆开始种植中原农作物，并推广种植蔬菜和饲养家禽，作物与贸易的发展进而产生土地交易，一些外来者租种夷民土地，迅速发展了封建生产关系，逐渐突破了山地民族的原有社会结构。紧接着，由于大量内地军民迁移至边疆屯田定居，一些先进的技术和工具随之流入边疆，逐渐为当地住民所认识和使用。又如史料所记载的那样，西南地域的屯戍使得云贵地区的田亩开垦猛增，引入了内地的稻米种植、经济作物和蔬菜水果种植，大量内地农具如水车、水磨等从卫所屯田处被推广使用，中原的牛耕与灌溉技术也随之传入，“夷人亦渐习牛耕”，许多州府“机杼之声夜闻”[注] 檀萃.滇海虞衡志(卷七)·志兽[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40～53. 。又如，贵州地区许多屯戍移民生产绵纸桐油伞售卖，深受当地少数民族喜爱，“村寨的少数民族妇女竞相仿制”[注] 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卷二)[M].北京：当代出版社，2003：240～250. 。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屯戍空间的生产生活演示所产生的区域影响力。

二、“佐米亚”区域的中国屯戍

颜值这件事，确实如一切美好的东西，能让人愉悦，是一种个人资本，能带来一些回报，可如果把它当成非常重要的、非常需要的，那的确太小看人的价值了，而估价过高的风险及后果，只好自己埋单。希望人们能够理性看待颜值，懂得人的真正价值结构，不狂热，不冷漠，这才是对颜值最好的尊重。颜值，让人望之欣喜，却如春花易谢，有你锦上添花，没你自有风华。

(一)点式嵌入与生产生活的演示

近年来，中国农业在快速发展，随着土地流转、家庭农场、新型农业合作社、种田大户的出现和农作物种植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天脊集团紧紧抓住终端客户需求，冷静应对，逐步实施单一产品向多元产品转型升级、产品价格向产品价值转型延伸、卖天脊产品向卖天脊服务转型下沉、狭窄渠道向集约化渠道转型拓宽、传统思维向关注农民增效转型发力，积极主动融入农民生活、感受农民切实需求，使信仰天脊化肥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丰收喜悦的感动故事越来越多。

综观东南亚历史中的“佐米亚”区域，既有多类的族群游离又有频繁的王朝更替，使得该区域的文明聚合似乎难以形成，不过，相较于传统研究进路对于文明序列的分类偏好，同时期中国王朝在“佐米亚”(中国古代西南区域)的屯戍边略，则形构了域内文明的聚合样态，为“佐米亚”文明情境提供了另类视角。事实上，通过从点及面的层层推进，屯戍形构了各类文化的交流平台进而激发出该区域的内在聚合性，并以长时段的历史实践佐证其对于山地空间结构的深远影响。

早在夏商时期，西南区域已属中原九州之列，吴起入楚以及爨襄入蜀为早期中原与西南边地之间交流的代表，至秦汉逐步将西南纳入王朝版图之内，屯戍始为中央政府边疆治理的一项重要举措。汉文帝采用晁错募民实边建议而兴民屯，汉武帝、宣帝在西域和“西南夷”设置郡县而兴军屯，汉武帝招募富贾屯田支持开西南夷道而兴商屯。其后，东汉在西南地区依靠军屯“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诸葛亮七擒孟获之后蜀将李恢在味县(今曲靖)驻军屯戍，魏晋南北朝在边地的移民设吏等，关于屯戍的方略记录与日俱增。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能够在较远的边疆区域嵌入王朝力量，且尽可能降低供养成本。这一阶段所历经的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主要推行羁縻政策，兼之战乱频仍等原因，屯戍移民虽然持续不断但总量不大，中原汉移民南迁之后大部分变服从俗，以“汉变夷”的形式融入土著。尽管如此，但由于屯戍而来的移民大多聚居于屯军或郡县周围，无论如何变迁，都不断构建出大大小小的嵌入空间，形成最初的边疆开拓点。以西南屯戍为典型，屯戍点的设置多分布王朝与之交流的战略区域尤其是交通要道，如成都到旄牛(汉源)、邛都(西昌)至叶榆(大理)、永昌(保山)的西向交通线，与僰道(宜宾)、谷昌(昆明)至味县(曲靖)、朱提(昭通)、南广(高县)的南向交通线上，较早便开始有屯戍设置，以保证经济往来与政治沟通，突出特征表现为依据驻防战略需要而分布，除军事互援外很难相互联系和交流，这既是因为屯戍点之间距离较远，也源于其空间形态具有相对封闭性。以军屯为例，戍卒们承担作战、治安、屯田以及杂役，设有各级头领，王朝根据名册记录定额供应粮食，配给食盐、蔬菜、肉类及酒等副食，供应军士官裘(衣物)。可见，屯戍点的生产生活事务几乎全部在戍军内部完成，且整体管理以王朝体系为模板，使得最初开辟的屯戍空间呈现出极强的王朝映射特性，与原区域形成两个并行的区隔空间。这些从遗留下来镇戍军府和屯堡建筑得以印证：云贵的屯戍卫所辖区内，多有中原风格的祭坛、寺庙、宫观、儒学宫等，卫所内也大量设置亭馆、牌坊等中原式建筑，这些建筑的风格和功能传承自中原王朝，与当地有着明显区别，凸显了屯戍空间与当地原有空间的结构异质性，即以一种与中心文明同构的系统范式来维系自我秩序运行，具有较强的嵌入独立性。

其三，山地文明主体的自我边缘性。这种文明性状以斯科特的“佐米亚”描述最具代表性，即通过清晰界定王朝“中心”空间，反构出“佐米亚”的边缘化发展逻辑。一方面，通过可计量方式确定中心空间范畴，将“以最小成本获得稳定的税源和劳动力集中”[注] 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M].王晓毅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63. 作为谷地王朝范围的圈定依据，展现中心空间资源获取的两类主要途径，大量稳定的粮食剩余和劳役人口，以及对于运输和信息的有效控制。由此，王朝中心视角对其他空间文明的审视孕育了这样的逻辑。文明程度与王朝主体政权的统合度密切相关，完全的文明化意味着被统合成为王朝的臣民，而流动的偏远居住者，则构成文明秩序边缘空间，山地边缘空间与王朝中心空间各具特性并形成极强的互补关系。另一方面，依据中心空间的扩张反构“佐米亚”的主体边缘特性。序列化是王朝权力及其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通过个体或群体的文明类属来确认在王朝秩序体系中的排位，是空间被边缘化的重要标识。以历史文献对于中国西南边疆群体“生番”和“熟番”的记录为例证，官员对于所辖山地族群“生”与“熟”划分关键在于其服从王朝统治的程度，所谓生，“就是居于国家机构强制管辖范围之外的人……他们无法满足作为臣民的最低标准”[注] 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M].王晓毅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143～144. ；所谓熟，则是逐步被纳入王朝赋税劳役体系之中，“迁移到水稻核心区，并进而进入到等级制的国家结构中”[注] 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M].王晓毅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142. 。简言之，谷地文明以人口登记、赋税缴纳、提供徭役等制度组成的统合秩序为实体标志，而相应未能被纳入这个体系的“佐米亚”区域则被界定为边缘空间。空间视角的“佐米亚”主体自我边缘化，还体现于谷地王朝核心圈形成进程中部分平民的重要流向：从低海拔地区向高海拔地区、从交通便利向交通闭塞地区的迁移，以及移民动因：税收和劳役、战争和反叛、抢劫和奴役。这种逃离选择具有非常明显的“游离性”，移民会选择从市集迁移到边远区域，或从定居变为流动，而原先的山地群体作为文明边缘的既有存在，几乎都会选择逃避到更加难以到达的地区，以尽可能避免文明秩序对自己的吸纳。

由此，屯戍通过独立建制的点式嵌入实现了王朝的远距控制。屯田点的设置源于王朝战略需要，从层级管理到户籍约束，戍卒执行着国家的战略或生产任务，种植所获上交国家，所有生活生产物资也由国家统一提供，对国家的附属性极强。相较而言，军士在国家划给的份地之上耕种，束缚于戍地，收获作物要么是上缴国家再由国家发给口粮，或为留下口粮后余粮上交，却与所在边疆空间的联系极少。此时，屯戍空间的开辟，完整体现了王朝秩序，突破了“佐米亚”山地群体及其生产生活的原有逻辑，其嵌入不仅没有造成扩张性的逃离，反而由于大大促进了山地经济的发展而在客观上对边缘空间中的群体产生极强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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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式延展与交通商贸的连通

继而，以密集嵌入的屯戍点为依托形成屯戍的线性延展。早期的屯戍点多分布于交通要道，历经长时段的多点嵌入，相互之间的影响开始呈现为线性连接。此时，屯戍点的建设不仅嵌入交通沿线的独立空间，而且还具有很强的延伸性，可以直接跨越中心王朝控制范围嵌入更远的战略要塞或地区，实现长距离线式延伸，屯戍的开拓也不再局限于军事的相互援助，进而开始发展交通与贸易，构建出区域空间的重要商贸物流通道。值得一提的是，屯戍点建设的主要目标是驻戍防御，并不具有国家税收职能，屯戍空间与原在空间平行关系使得双方不存在逃避或是附属等关系，因而，屯戍点通过贸易物流所形成的线性连接，很快成为周边族群交往交易的重要载体，拓展为更大范围的空间聚合。

基于西南山地的特殊环境，这种线性延展体现为屯戍点从西南的平地要道向崇山峻岭的“远距”延伸。元大举推行镇戍军屯田，首次形成规模化的多民族迁移，并在西南区域完成了屯戍点和交通要道屯戍线的布局。元镇戍军由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和爨僰军组成，驻兵屯田并带有家室，且耕且战，其规模超过历代水平，以军屯为基础民屯商屯亦发展迅速。屯田者除蒙古、畏吾儿、汉军军户之外，还有当地农民和军士，军户“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商人们则来往贩运，获利后在当地置田购地逐渐定居。该阶段呈现为屯点嵌入，蒙古军队在所攻占地方先“屯田以守之”，紧接着就在所设路、府、州“置军旅于蛮夷腹心，以控扼之”。[注] 元史(卷一百)·兵田·屯戍[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23. 其后逐沿交通要道呈线性分布，《元史》中有着元政府在昆明——大理、昆明——建水等滇中滇南一带集中设置边屯和民屯的大量记录。从各类史料记载可知，元明时期的屯戍哨所设置已经深入到深山密林之处，“云南遐荒，去京万里，百蛮杂处，叛服不常……谓腾冲去镇二十有二程，山川限隔，险恶悬绝，夷獠环处，甲于西陲，实诸夷出入要害地。旧有千户兵防御”[注] 侯琎.新筑腾冲司城记[A].云南史料丛刊(第三十四辑)[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1～106. “……景东乃百夷要冲，蒙化州所管火头宗青等亦梗化不服，俱宜置卫，……”[注] 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之二百六)·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乙卯条[M].据广方言馆本补用嘉业堂本校(第47册)：53～64. 。甚至于瘴疠严重的区域也有屯戍设置，“云南广南府设一卫五所官军保障，沿途设驿站，哨堡接送，官军苦于瘴疠……”[注] 明实录·明孝宗实录(卷二百)·弘治十六年六月庚申条[M].据广方言馆本补用嘉业堂本校:3722～3810. 。同时，基于区域环境需要，从驻军防戍功能延展出地方治安维系功能，“……宾居川大罗城诸种夷罗所聚，盗贼所穴，官军疲于戍守，……増置一卫及左、右千户所”[注] 明实录·明孝宗实录(卷七十四)·弘治六年四月壬寅条[M].据广方言馆本补用嘉业堂本校:374. 。又如，贵州屯堡群落形成的以贵阳为中心分散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并与当地土司呈犬牙交错的布局方式，亦从侧面展现了屯戍驻点增多之后，相互影响的线性连接。

“紫渊径其北”是说上林苑的北界是紫渊，文颖注以为西河谷罗县有紫泽，在长安之北，即是紫渊其地。但《汉志》“谷罗”下有“武泽”而无“紫泽”，颇让人生疑。《正义》引《山海经》云：紫渊水出根耆之山。今《北山经》曰“石者之水，泚水出焉。”毕沅疑“耆”为“者”之误，紫渊即是泚水。则司马相如对上林苑北界之限定亦有疑义。

屯戍在中国西南区域的开辟首先呈现为单个驻军屯田空间的点式嵌入，而非斯科特所描述的那种王朝权力的面式推进。点式的空间开辟对于广袤的边缘空间而言影响，尽管影响较小，却由此形成了自成一体地遵循王朝层级管理运行且承袭中心文明价值秩序的现实载体。从空间整体来看，屯戍点的建立犹如在这个边缘空间中不断嵌入一个个小的王朝文明映射空间，使得边缘与中心之间隔空相应，并以独特的非暴力方式获得权力的延伸。也正由于这种不受区域限制的空间延展性，突破了通常中心与边缘的那种直接控制式理解，使得屯戍嵌入的山地区域很难游离于王朝之外。

屯戍的线性延展纵深影响到区域内各族群的社会生产关系。如明代屯戍卫所主要以国有土地分配方式屯田，卫所军士耕种份地需要缴纳一定数额的赋税，就与国家之间形成了租佃生产关系，这种封建关系对周围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的奴隶制甚至原始部落制产生一定影响，一些少数民族族群生产关系进入半封建化。在屯田的影响下，一些小官吏、千户、指挥等分到较多的土地进行经营,逐渐演变成地主,将土地租赁给土民耕种，收取地租，地主制经济发展迅速，土司管理渐趋式微。以云南为例，明末仅有“独姚安、北胜、蒙化、元江数土司耳，余皆势微而地小，贫弱已甚”[注]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编写组.云南各民族古代史略[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126. 。此外，随着生产发展和人口聚集，商业逐渐繁荣起来，许多屯戍驻地逐渐发展为周边诸多少数民族之间及其与戍卒的交易场所，屯戍点附近成为交易中心，如云贵地区就是在明代西南卫所屯田之后才发展起来大量商业集市和城镇，屯田卫所附近“夷汉不问远近，各负货聚场贸易”[注] 万历·贵州通志(卷二)[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30～45. 。经济的发展为卫所驻地成为当地的政治经济中心提供了条件，军屯的设立为后来王朝派遣官吏进入边疆以及巩固地方政府打下了坚实基础。王朝通过向发展起来的贸易地派遣官吏进行管理，间接确立区域的政治中心。屯戍点的线性功能拓展成为山地区域中各类群体频繁交流和加强联系的重要平台。

交通贸易线的不断纵横交织，形成了屯戍的面式外拓。纵观屯戍的发展过程，在点式的封闭性嵌入之后，不断通过点设置的密集化和范围延伸而形成线性连接，进而构成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展。这种影响以军屯与各类型的民屯、商屯、遣屯等多种形式交替运用为主要手段，历经军屯的空间嵌入、民屯的空间扩展和商屯促进空间繁荣等一系列过程得以实现。

(三)面式开拓与意识文化的辐射

由此，屯戍通过交通贸易的线性延展实现了山地社会生产关系的自然演进；屯田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且屯戍空间内部主要以军队租佃或是招募雇佣方式获得劳动力，使得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受到较大冲击，尽管封建生产关系仅在划定的屯戍空间内实行，但这种劳动结构的推行不仅在本身空间范围内解放了劳动力，而且向当地仍使用奴隶劳作的族群展示了另类生产关系及其生产效果，间接影响和瓦解了奴隶制，促使农奴发展为自由农民或半自由佃农，促进山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本文通过对样品中氯化物种类进行分析，选用氧弹燃烧法、艾士卡法[13]、水萃取法和 XRF法[14]分别对样品中的Cl含量进行量化。通过对上述不同方法测出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提出一种较为适合且更能准确地量化城市固体废弃物中 Cl含量的方法，以期弥补当前的 Cl测定方法的不足，提高 Cl含量测定的准确性。

屯戍在西南区域的面上拓展以明清两代为深入。明的卫所屯田进一步拓展了元代设置的屯戍点、线周围的区域，主要通过汉移民大量迁入不断促进坝区经济的发展，屯戍形式也开始多样，军屯“三分守城，七分屯种”[注] 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七)·志第五十三·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1196～1205. ，民屯“以中土大姓以实南疆”[注] 滇云历年传(卷六)[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241～298. ，商屯以粮换盐发展交易。卫所屯戍对于西南边疆区域的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大多数王朝随军征讨的步骑官兵多落地生根，逐步本土化为云南的汉族，有的甚至成为当地望族。军屯之外的民屯和商屯发展也尤为迅速，明初，陆续安排湖广常德、辰州、江西、江南、南京地区民众入西南开荒，同时大力发展通过盐粮互换使商人落籍。清代则在已有屯戍卫所发展的基础上，沿山地交通线将屯戍影响延伸至更为闭塞的高山区，设大小路建制，各有五名和三名塘兵，川藏、贵州等地开设懋功屯务厅、苗疆屯务厅，下设讯塘哨卡。此外，还继续招募内地汉人携眷戍边，以镇、协、营、汛、塘为基本建制分守边地。这种汛塘制度在延续明代卫所戍边的基础上，扩展了山区戍守功能，通过所设的军屯点汛、塘、关、哨、卡，从坝区低地延伸至海拔较高山区，形成对山地的网状覆盖，并由此扩展了西南山地的移住耕作空间。因此，清代的汛塘军屯多置于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山区及明代未设卫所的府、州、县，在明代设置过卫所的县，大体每县只置一汛，而在明代未置过卫所军屯的县，则广置汛、塘。这一阶段的屯戍主要是对前代屯戍区域的扩展和补漏，这也形成了前后较为鲜明的对比：明朝的卫所多集中在平坝，屯田主要发展了谷地经济；清代的汛塘设于山区，屯田发展对象则是山区经济，移民流向主要是山区和边远府、州、县的土著民族地区，其留驻空间也向山区纵深发展，道光年间，“云南地方辽阔，深山密箐未经开垦之区，多有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穷民往搭寮棚居住，砍树烧山，艺种包谷之类。此等流民，于开化、广南、普洱三府为最多。”[注] 谢体仁.威远厅志点校[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138. 在这一发展历程中，以屯戍为载体，内地移民不断进入西南地区以及山区，带入先进的生产技术，通过与土著民族互通婚姻而加强交往，逐渐呈现夷少汉多的局面。其显著影响为：在屯戍移民较多的山区，土著民族逐渐融于汉族；屯戍移民较少的山区，汉文化逐步被土著民族接受并逐步改变其原有的社会经济文化，道光《威远厅志》描述为“夷人渐摩华风，亦知诵读。子弟多有入庠序者。”[注] 谢体仁.威远厅志点校[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129.

社会发展带动文化繁荣，屯戍的面式外拓继而担负了区域文化传播的功能，通过屯戍点的汉化教育扩展，形成王朝中心秩序扩展，这是屯戍面式开拓的重要辐射功能转变。文明的意义突破了先进和落后的意象排列，更多还意味着一种权力疆域：即那些被核心权力所统治或统合的区域。以屯戍点为载体，屯戍官吏开始在当地“修社学，亲田俚，……重嘉乡民孝节，以化风俗”[注] 杨世钰，赵寅松.大理丛书·金石篇[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783～826. 。明代屯戍直接设立了卫所学校，与地方州府官学共同形成边疆教育的重要主体。以西南地区为例，卫学几乎占到区域内学校总数的一半，许多没有州县设置的区域，卫学更是当地的仅有官学。卫学的设立，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教育产生较大影响，很多少数民族精英阶层会送子女学习汉文化，“……国朝以来，被化酋长设社学以教子弟，丕变其俗。”[注] 万历·贵州通志(卷三)·风俗志[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46～72. 屯戍汉文化学校教育的结果，在传播汉文化的同时，改变了边缘空间的文化结构，西南少数民族“亦熏陶教化，渐符汉习”[注] 康熙·云南府志(卷二)·风俗志·地理志之七[M].江苏：凤凰出版社，2009：79～130. ，形成“风俗淳朴，通汉语……”[注] 王来贤，许一德.万历·贵州通志·方产[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189～200. 的局面。毋庸置疑，当地族群大多通过屯戍空间来获得对于王朝秩序与文化的体认，同时也将中原族群的文化价值观念深深植入边缘空间之中。一些少数民族后代就读汉学之后，不仅将之引入本族群传播，还努力参加科举而入仕，主动进入王朝官吏系统，《大明一统志》中就记录道：“夷人……冠婚丧祭之礼皆效慕中国，间有向意诗书，登科出仕者矣。”[注] 李贤.大明一统志(卷八十八)·贵阳府[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1349～1364. 而汉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相结合，亦展现出较强的民间影响，如明代卫所中流行以三国演义、杨家将等故事为背景的军傩，这些军傩逐渐被当地少数民族结合为本地的巫蛊祭祀，形成当地夷寨的地戏。[注] 翁家烈.屯堡文化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01，(4).

由此，屯戍通过文化传播的面式开拓实现了多元文明的区域聚合。从空间视角，“佐米亚”区域的屯戍犹如嵌入的一个个王朝生活空间，通过扩展的贸易交通获得连通，进而构成纵横交织的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除了先期的生产生活秩序演示、区域的贸易交通枢纽功能之外，核心文化开始悄然为多元群体所接受。简言之，先进的生产关系容易产生显著收益，当屯垦的生产效益和经济功能结构得到了空间中他群体认同时，更具内化特性的文化进而辐射到附近区域的群体，使之发生改变，不断解构原空间的多元文化，形成对于区域整体的文化辐射。

三、屯戍形构的“佐米亚”聚合图景

“佐米亚”空间的中国屯戍，为文明的多元共生聚合提供了路径溯源。东南亚山地空间既有分隔封闭“地缘属性”，以及族群迁徙带来的叠加挤压“社会属性”，不断展现出这个空间的多样与破碎，文明的聚合性似乎难以显现，因为在这一由“区域性”和“族群性”双重建构的价值认知体系当中，整体性更多为长时期社会历史发展中文明内生聚合的途径选择。屯戍便因其独特的文明聚合效应对“佐米亚”山地区域形成深远影响，屯戍通过构建不同族群和差异文化等多领域的交流平台，在与原有惯习场域之间保持并行关系的同时，形成诸类族群交流的集散载体，在不破坏原有各种孤立关系的前提下，将主体文明系统嵌入原有惯习网络，产生聚合式效应影响，而这种空间多元聚合社会结构的形成，通过客观层面多元文明共存和主观层面核心观念构建的双重作用，形成与“逃离性”相对应的“整体性”可能。

从空间结构层面，屯戍形构了“佐米亚”的多元共存式文明体系。多元文明的共存表达了这样的空间样态：具有差异性的文明实际交流或互动接触时，每一文明体能够间接体验和理解其他文明体的认知和接纳过程，即以不同的文明类属为视角，强调文明主体认知的可换位程度，不同的交流路径构成了不同的共存可能。“佐米亚”的屯戍实践则展现出这样的场景：随着载体嵌入、生产演示、集贸交流和文化融纳的功能次第展现，屯戍作为多元文明聚合的介质，形成极具张力的多元文明相互融纳的共存空间。屯戍的区域嵌入使得原本封闭而破碎的“佐米亚”区域文明形成“多元共存”式的聚合发展。从功能发展来看，屯戍的原初职能是驻戍防御，且不具有国家权力的税收职能。因此，屯戍空间与原在空间的关系是平行的，双方没有统辖或是附属关系，屯戍载体主要依靠生产影响力、生活秩序力和文化的吸纳力来维持影响程度，其运作依赖于一种软实力逻辑。扩展这个逻辑，王朝核心与周边区域，包括那些山高水深的地区，都可能形成稳定的防御秩序与交往关系，通过兵民的屯戍震慑而避免诉诸武力，这也是一种区域整合的重要模式。当然，从现实效果来说，屯戍体系的不断发展衍伸最主要的是能够使屯戍群体与当地各群体在交往中形成互利双赢的关系，山民可以从屯戍点交易到所需的物品，看到更多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交易到他区域物品，感受到他类文化，而王朝一方则藉此获得山地产品以及山地社会情况等，双方都能得到不同的利益。对王朝而言，除了政治和文化影响的不断深化外，还带动了更多种类和更广范围的贸易发展，山地群体则通过屯戍贸易获得生活生产所需。这种双方受益的方式正是屯戍体系得以长时段延伸的重要原因。由是观之，嵌入的屯戍点既是“佐米亚”区域中各相对封闭文明体之间,又是核心与边缘之间联系的重要方式，不同文明通过这种联系相对独立地进行同时空交流。由之，屯戍经由所提供的秩序理念和规范启示构建了空间内的多文明共存。

从文化意识层面，屯戍形构了“佐米亚”的内生聚合式文明特质。族际交往以及文化交融是区域发展的重要进程，多元文明互动更凸显了共有观念构建的重要价值。中国历代王朝的边疆屯垦，不仅与开拓边疆和移民实边的思路有着深刻联系，而且与历代屯防政策的效果部分相关。屯垦最初的构建是为了“因戍营田，因田积谷。兼兵民之力，省飞挽之劳”[注] 册府元龟·屯田叙(卷五百三)[M].北京：中华书局，1960：3451～345 。但由于这种屯垦空间构成是以军队和内地移民为主要来源，因此带来一个客观效果，即在这个空间内的社会结构和生活秩序都是以王朝核心为范本的，对应于这种孤立封闭的空间形成，屯戍通过由点及面的长距离文明通道构筑，来提供王朝文明与山地诸文明之间不断交流的空间，继而通过点式的载体循序嵌入，逐渐深入山地形成线性空间开拓，以屯戍影响面的扩展突破分散的文明空间，并以多领域交流载体形式形成在地的文明辐射。这从空间形式就体现为在边疆的均质性空间中，嵌入了多个中心映射结构，其本身不仅对于中心具有极强的附属性，而且实际展示了中心系统的运行秩序与方式。屯戍这种嵌入式移民空间对所处山地区域形成极强的演示效应，成为最初边缘空间群体对于国家具体认识的对象样本。继而在其后发展进程中，屯戍空间能够以平民间沟通方式如贸易、通婚等逐渐拓展双方交往，形成边缘空间对中心的向心式发展。这种向心式发展本身带有极强的政治意义，体现的是在此空间中非强制性的文化秩序影响，虽然仅仅是以屯戍的形式出现，但却产生极强的中心吸引。事实上，由于无论地理交通还是历史文化都相距甚远，山地区域当中的民众难以接触甚至无法获得与王朝核心空间的大规模频繁交流，但是通过多点建构的屯戍空间及其生产生活模式，往往能够获得对于国家系统或者主流文化的体认，从而不断受到对核心文明认同的价值影响，形构出拱卫中心的共同观念系统。此外，除了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影响，一些山民的口述记忆传承中也会留下佐证痕迹。例如，山地族群的口头传承中有着大量对于祖先传说的记忆书写，既有可能真实展现了群体的迁徙过程，又有可能来源于对移民群体记忆的模仿。而屯戍移民对于其迁移到山地过程的记忆，影响和改变了周边山地群体的祖先传承描述，同时也无意识地表达着对于文明核心的向往。又如，不同族群在迁移交流中不断形成共性的历史记忆，如苗、瑶、彝等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的相似性，无疑也证明了边缘文明的相互影响及其与核心文明交往中的相互影响的意识建构。

虽然疫苗是促进个体健康和减少疾病负担最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之一，但没有任何一种疫苗、任何一种预防接种体系是绝对安全的。免疫规划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工作的优劣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尤其与儿童家长的认知密切相关。文献[4-5]及课题组前期对家长疫苗知识获取途径的调查显示，专业机构医护人员是家长最希望和最信任的疫苗信息获取途径。国外也有研究表明，基层医务人员作为儿童接种疫苗的主要和可信赖的信息来源[6]，其对免疫接种的KAP对所在社区居民的免疫接种KAP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了解其疫苗及安全接种的KAP，对提高儿童监护人预防接种的主动接受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 语

二战后，西方民族主义分裂势力不断在东南亚造成紧张事件，不断强调东南亚各族群的文化与信仰差异，从而为族群矛盾与冲突的发生寻找理由；反之，“佐米亚”空间的中国屯戍历程为理解东南亚山地历史和发展提供了西方话语框架之外的思路，文明的聚合成为区域空间发展整体性样态的重要判定依据。事实上，山地文明是文明类型研究的重要组成，山地文明多元与叠加等特性呈现的同时，还有着区域内生聚合性发生与整体性建构的发展。中国屯戍及其长时段发展历史，恰恰能够整合以往有关“历史性”“族群性”以及“文化性”等诸多议题，展现文明发展的聚合性内质。首先，从屯戍视角来看待“佐米亚”区域的研究，从远距的路径构建和在地的文明扩散，以空间想象的形式实现了文化流动与区位实际相结合的动态分析，突破“佐米亚”区域的地理与文化破碎存续表象，从而获得更深的文明整体性认识。其次，“佐米亚”空间中的屯戍嵌入路径，揭示了在“佐米亚”这个多元文化共存的空间内，交流平台与沟通方式构建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同时提醒研究者从实践效果层面对“佐米亚”的多元整合样态重新审视：并不是一个同质化文明才作为文明整体出现，多元文明的共存与核心文明的建构同样可以作为文明的另一类整体形式。最后，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探索中，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探讨是必然的，将东南亚山地文明作为一类新的文明聚合样态同列于世界文明特性研究，正是能够公正地看待文明发展及其特质，根据空间状况正视不同区域文明特性的重要态度。屯戍的“佐米亚”文明形构呈现的是多元化文化共时空发展的路径与效果的“过程”意象，提供了关于破碎性、封闭性与边缘性等特点的区域空间的整合过程，为“命运共同体”构建与发展提供了经验实证，同时也为边缘交叉区域的社会和谐提供可能性探索。

China ’s frontier garrison and endogenous aggregation for development in the “Zomia ”reg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Willem van Schendel ’s theory

DONG Xiang -yun

(School of Philosophy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China )

Abstract : As a key sample in the study of mountain civilization, “Zomia” region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culture coexistence, seclusion, slowly changing and self-marginalization due to ethnic migration and spatial separation. The study of “Zomia” represented by Willem van Schendel focuses on its cultural pluralism and cultural conflicts with little discu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dogenous aggregation.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the region, in the separated “Zomia” region,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Chinese garrison system provides an important endogenous aggregation pathway for this squeezed and fragmented civilization, which offers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typical development in all aspects in this area and the garrison’s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multi-culture coexistence and the endogenous aggregation with its typical cultural features, thus reveal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of endogenous aggregation for development in this “Zomia” region.

Key words : garrison; “Zomia”; endogenous aggregation for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 C9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10( 2019) 03-0012-09

*[作者简介] 董向芸，女，云南昆明人，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边疆社会学、人类学。

[基金项目]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缅边境‘农场人’离疆问题治理研究”(16BSH085)。

[责任编辑: 李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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