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学”与科举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24.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298（2009）06-0114-10
视野下移的教育史研究，不仅是研究对象的下移，而且也包括史料的下移，即关注以往被人们忽视的历史资料。就科举学研究来说，过去人们一般多使用正史的记载，进而发掘笔记、小说、诗文等方面的科举资料，但还是较少直接使用过去的备考资料，因为那些专门为应试而出现“高头讲章”之类的文献，从前基本上被视为文字垃圾。其实，百年之后没有废物。转换了视角、下移了视线，往往可以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
科举学是一个广博的研究领域，其内容非常丰富。科举时代成千上万的科举术语往往都包含有丰厚的内涵，“策学”即其中之一。本文将使用大量过去被忽视的原始“策学”文献，在解释“策学”之名的基础上，探讨“策学”的由来，梳理从唐代到明代“策学”的发展。介绍清代“策学”盛行的历史，具体分类整理清代“策学”著作，论述“策学”文献的价值，最后从“策学”研究看科举学。
一、“策学”的产生与发展
“策学”之名最早出现于隋代，是一个比“科举学”出现得更早的古老的词语。经过唐宋元明清的发展，“策学”与中国科举史相始终，曾经盛行过一千三百年。
（一）“策学”释名
制策取士从汉代就已开始，但“策学”一词到隋代才开始出现。自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建立进士科举之后，没过多久，就出现了专门对付策试的学问“策学”。《旧唐书·薛登传》载：“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仿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辑缀小文，名之策学。”[1]隋炀帝建立进士科时，是以策试士，当时一些举子为对付策试，模仿取中之范文，准备了许多模拟策文，被人们称之为“策学”。可见，“策学”一词起初是带有一定的贬义的。
虽然隋代才真正出现“策学”，但追寻“策学”的渊源，可以发现，清人一般将其倒溯回汉代。晚清《策学渊萃》王维瑶序说：
自汉人发策决科，历代因之，而策学遂昌。国家试士，以第三场策问五、殿试对策四，凡以说经之才、读史之识、天文地理之旨、礼乐政治之模，以及名物象数之纷歧，所为洞其源委、判其异同、别其真膺、鉴其得失，士之孓孓而来者，非仅博雅与简陋可以立分，而读书得间，斟酌古今，通材致用，亦莫备于是。为此，策学之重，不惟是觥觥之论、铿铿之说，徒夸十事对九已也。[2]
光绪十四年（1888年）上海大同书局出版之《增广群策汇源》也指出：
汉武以三策殿最天下士，是为策学所祖。自时厥后，以迄今兹，或重或轻，卒未尝或废。夫研究天人，经纬时政，古之策也；浓郁典籍，详晰条对，今之策也。古策难于精，今策难于博。[3]
也就是说，清人将汉武帝开始的策试看成是“策学”的起始。制诏举人、对策呈政是科举考试的一种重要形式，如果以创立制举作为科举制的起始，就应该说科举制始于西汉。清人论述科举“策学”时便认为：“历代取士之制，行之久而不能废者，惟汉之策问。”[4]序1但狭义或严格意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起始于隋代。考虑到约定俗成，我们现在通常还是使用狭义的即严格意义的科举概念。[5]
大体而言，科场试策起初可以分为时务策、方略策和经史策三类。前两类性质基本相同，属于要求应试者回答政务或策略方面的咨询。汉唐问秀才科所试为方略策，到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以后，秀才科名存实亡。唐玄宗时，秀才科从制度上合为进士一科。唐后期，时务策与方略策基本上已属于一类，后来两者逐渐合流了。因此后来可以将策问大概分为经、史、时务策三类，“其试策，经问圣人旨趣，史问成败得失，并时务。”[6]《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云：“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
经策是以儒家经典中的问题来发问。“自汉人以经义发策决科，历代因之，则经义固策学第一要领。”[7]凡例1“经义本学者素肄，即不能全通，亦当十得五六，故其关系尤切。且士不通经，不足以致用，如果经术湛深，既于古今政术治体，一以贯之，未有不通于时务者。……经义支流与策学滥觞，错综贯穿，亦有可为举业先资者用。”[7]王谟序2史策则是考察对历史的掌握和理解程度，时务策是考察举子对现实问题的见解。[8]《皇明策衡》序说：“本朝乡会试，末场以策五道，士之通经学古、识时务者，皆于是收之，其法最为近古。”[9]晚清“策学”著作《试策絮矩》序谈到策试的功用说：“制科之有策，所以考古学、觇经济也。其体式昉自汉时董江都天人策、贾长沙治安策。”[10]1《试策法程正续合刻》序也谈到试策的功用为：“通经史、识时务、展经济”。所谓经济，便是指经世济民之法，这是时务策的一个主要考察方面。
明清时期不仅乡会试第三场试五道策问，而且殿试只试策问，试策优劣成为殿试高下的惟一依据。有的学者认为，从考试学的角度看，古代殿试策问有着鲜明的艺术特点，这就是：坦诚相见，与对策者拉近距离；表扬激励，使对策者树立自信；贴近现实，使对策者有的放矢；明确要求，使对策者有章可循。[11]
到了清代，“策学”已成为一个常用词，一个流行词。而且，与科举时代“科举学”或“科举之学”始终带有一定贬义不同，“策学”一词在宋以后逐渐脱离了贬义，清代“策学”被部分人看成是有相当难度的一门大学问，故有“策学大矣”[7]王谟序1的说法，或云“策之难，言非一日矣”。[12]1也有人专门总结学习“策学”的经验，侯凤苞撰《策学例言》说：“策学不可不讲也。宜于平日拟定门例，取经史、《三通》等书可备策料者，并旧策佳者，逐门分摘，每类集成一篇或数篇，场中所问，虽细目不必尽同，而大纲已得，便可运用此平日之功也。”① 相对于写八股文、律赋、试帖诗等，对策虽也讲究文辞，但主要考察其内容，士子只要模仿其体例便可。对策文关键要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以见解和文理取胜，就写作技巧而言，策文的写作难度比八股文、诗赋稍小。
“策学浩如烟海。”[13]“策学”著作的内容非常丰富，《策学纂要》序说：“制策决科久矣。析经典之旨以汇其理，择制度之精以通其事，参古今之变以酌其宜，采论断之言以定其实。凡夫一切天地名物、纲纪制度之大者，靡不欲综核条贯也。”[14]“策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天文、地理、民族等各种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事，以及经史典籍中的问题，实际上是包括自然、社会的百科知识。因此，试策类似于现代的综合考试，古代的“策学”就是准备应对经学、史学和百科知识考试的一门专学，是指备考科举中的策问而出现的专门之学。
（二）唐至明代“策学”的发展
唐代各种常科都有试策的内容。进士虽以文学为重，但时务策通常是必考的文体，故有“明闲时务，通达一经者为进士”[15]的说法。其他如明经科、明法科、明书科、明算科，都采用策问这种考试文体。至于制科基本上都是只考试策。唐代士人参加制科策试或私下模拟策试，往往直言不讳地批评时弊，提出应对方案。皇帝在开科诏令和策试题目中每每自谦德薄才寡，坦言施政失误，国家危难，恳请考生帮助自己，因此，唐代策试具有匡时济俗功能。[16]
为了应对策试，唐人一定有一些“策学”著作，只是很少流传下来，唯一流传至今的只有白居易所作《白氏策林》一种，这也是现今所能看到的最古老的“策学”著作。白居易为准备制科考试曾作了大量的模拟策问，被称为《白氏策林》。《白氏策林》为白居易《策林》七十五篇的单行本，现在各种《白居易集》都收有《策林》四卷，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白居易在《策林序》中说：“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凡所应对者，百不用其一二。其余自以精力所致，不能弃捐，次而集之，分为四卷，命日《策林》云耳。”[17]《文苑英华》载有大量的唐以前策问和对策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策试文体的大概情况。
宋代科举仍高度重视策，在进士科考试中，有时策论比诗赋还更重要。从宋代以后，“策括”之类的书籍盛行。如《精选皇宋策学绳尺》《眉山新编十七史策要》（含《眉山新编南北七史策要》二十八卷）。[18]《策学绳尺》与当时流行的《论学绳尺》《表学绳尺》成为一个应举参考书系列。流传至今的《精选皇宋策学绳尺》共五卷，仅有国家图书馆抄本，主要收录一些策问题目和对策范文，策文作者身份包括“私试都魁”、“私试亚魁”、“公试经魁”、“公试亚魁”、“上舍赋魁”、“太学私试放等都魁”、“太学发解经魁”、“省元”、“邵武堂魁”等。每篇范文之后都有“总论”和“主意”，如卷三策问题目为《问西汉儒术、东汉名节、晋清谈、唐词章》，在“公试经魁易辟英”的范文之后有：“总论：策问题目多者，或随事条答，或抑彼扬此，在人区处何如耳。此篇乃所谓随事条答者，而于逐段断之以名实二字……”。[19]按宋代官修《崇文总目》，宋代还流传着白居易的《礼部策》十卷，郑樵《通志·艺文略》文类第十二《策类》，也载有《礼部策》十卷，并注云：“唐白居易应制举，自着策问，而以礼部试策附于卷末。”由此看来，白居易《礼部策》的主体部分，应该就是《白氏策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录有《擢犀策》一百六十九卷、《擢象策》一百六十八卷，应该属于较大型的“策学”文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类书类《源流至论》条说：“宋自神宗罢诗赋，用策论取士，以博综古今，参考典制相尚，而又苦其浩瀚，不可猝穷，于是类事之家，往往排比联贯，荟萃成书，以供场屋采缀之用。”宋代因为“备场屋之用”产生了许多类书，[20]如高承的《事物纪原》、孙逢吉的《职官分纪》、吕祖谦的《历代制度详说》、祝穆等的《事文类聚》、潘自牧的《积纂渊海》、章如愚的《山堂考索》、谢维新的《古今合壁事类备要》、林驷、黄履翁的《古今源流至论》、王应麟的《玉海》等，虽然书名没有出现“策学”或“策论”字样，但实际上主要是为写策论或应博学宏词科而编写的。另外，从《宝佑四年登科录》收有文天祥《廷对策》来看，宋代当时广为流布的登科录之类的文献，也包含有“策学”范文。
元代科举规定蒙古、色目人“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21]元代“策学”著作，朱礼撰有《汉唐事笺对策机要》前集十二卷后集八卷[22]、谭金孙编《精选增入文筌诸儒奥论策学统宗前集》五卷、吴黼编纂《丹墀独对策科大成》二十卷、赵天麟撰有《太平金镜策》八卷，相关的还有刘锦文《答策秘诀》、祝尧《策学提纲》等。赵天麟《太平金镜策》现存四卷，从卷四的主题“限田产、务农桑、广屯田、课义仓、宽逃民、薄差徭、禁奢侈、停淫祀”，便可知道这类“策学”著作与传统社会的“兵刑钱谷”密切相关。另外，官方所编《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皇元大科三场文选》之类的科场范文中收有对策文，也可为举子模仿学习的“策学”资料。
明代因乡会试第三场和殿试都试策，“策学”大行其道，“策学”著作花样翻新。据嘉靖间晁瑮编《宝文堂书目》“举业类”，收录科举参考用书38种，其中“策学”著作有：《策场便览》、《策场制度通考》②、《唐宋名贤策论文萃》、《诚斋锦绣策》、《郑淡泉策学》、《梁氏策要》、《策海集成》、《保斋十科策》、《群书策论》、《丹墀独对》、《翰林策要》、《汉唐事笺对策机要》、《宋名公抄选策脍》、《策学蒙引》、《答策秘诀》、《宋策宝》、《策学提纲》、《橘园李先生策目》、《策学衍义》、《策学辑略》等20种，另外《贤良进卷》、《济美录》、《源流至论》、《真儒至今三元待问集》等[23]，也可能是专门的“策学”著作，只是从书名无法断定。在38种“举业类”书目中，“策学”书占到大部分，可以想见“策学”在明代科举之学中是何等重要。可惜的是，这些“策学”文献多数没有流传下来。
此外，明代还有冯忠《新编策学矜式》、汪灿《增注唐策》、茅瓒《策学拔萃》、郑晓与郑履淳辑《司寇端简郑公策学》等“策学”著作。这些策学著作对应举者帮助颇大，如冯忠曾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拜谒侍讲济之王先生于京师，问为学之方，先生首曰：“《策学矜式》五篇，受用处最多，不可不读。”于是冯忠与他的乡会试同年章景恂认真钻研这一“真可矜式，而利于科场”的策学著作，“明年春榜，景恂与忠皆忝前列，是书之助良多。后往往勉人读之，随试随效，掇科第譬之持左券以取物。”[24]王文禄《策枢》五卷，都是与当时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内容，如“裕国策”包含《正俗》、《节冗》、《辟疆》、《通货》四首，“振兵策”包含《体心》、《足饷》、《精器》、《悯漕》四首。而保存至今的大量明代各科《乡试录》、《会试录》，一般都载有五道策问题和部分范文，《登科录》一般也都录有策问题和状元策，在当时也可以成为举子揣摩效法的“策学”材料。
二、清代“策学”的盛行
清承明制，“国家崇尚实学，乡会试第三场试策五道，所以觇士人之经济，广收荩谋硕画，以为治安至计。”[25]发展到清代，“策学”进入一个全盛时期，不仅“策学”文献种类繁多、发行量大，而且推陈出新，到晚清时期，还出现许多以西学或自然科学为内容的“策学”著作。
（一）清代“策学”著作的印行
清代乡会试虽然重首场，但第三场试策并非无关紧要，对此问题，水上雅晴已有专文论述。[26]我们从许多清代“策学”著作的序文或例言中，也可以看出试策也是清代科举考试的重要一环。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王洛为戴南圃、黄鹤亭《策学纂要》一书所作序文便指出：“宋眉山苏氏，淹通浩博，条对详明，推为科举极则。制艺取士以来，遂于末场专试以策，诚重之也。我王上右文造士，屡诏司衡者，三场通校，加意甄录。”[27]1道光咸丰年间出版的侯凤苞《策学例言》也说：
对策本以觇实学，从前尽有五策淹通，因之获售者。今则头场未荐，未必搜及后场。然或数卷相较，未有不以策为去留者，况篇幅太窄，空疏十分，亦断难命中，故策学不可不讲也。[28]2
光绪二年（1876年），梯云轩的“梯云同人”为《历科进呈策问类编》所作序文则说：“国家以科举取士，三场专试策问，所以觇蕴蓄、征实用也。迩来功令尤加严密，竞有因策空停科者。上谕试官校士，凡对策未及十分之六，毋得滥取。”[29]从清代“策学”盛行、“策学”著作层出不穷的史实，也可以看出应举士人对“策学”相当重视，试策并非无关紧要。
现存清代“策学”著作，较早的有乾隆年间出版的《策学纂要》，到清末仍很畅销。《试策便览》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已有，至同治三年（1864年）新镌，光绪年间仍广为流行。《近科直省试策法程》也是乾隆三十年（1765年）已有、以后不断翻刻。还有道光年间出版的《时策精拟》、《时策成宜》、《新策琼林》、《精选上上时策》等等。但数量最大的还是光绪年间出版的“策学”著作，尤其是石印技术兴起之后，各类备考书籍大量涌现，“策学”著作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而且出版了不少卷帙浩繁的大型“策学”著作。关于当时流行的“策学”著作，光绪元年（1875年）出版的《广策学纂要》凡例称：“射策之书，近惟《策学纂要》最为风行。”[30]1但光绪十九年（1893年）出版的《策府统宗》说：“策学之纂，由来旧矣，近日盛行，推《渊萃》《大成》二书为最。”[31]
为了推动自家刊刻书籍的销售，不少“策学”著作往往批评或贬低其他同类书籍。例如，《增广群策汇源》在凡例中说：“策书坊刻甚伙，类皆浮词杂凑，且卢虎鲁鱼，层见叠出。是编征引典实，原原本本，如数家珍，自堪有目共赏。”[32]《空策从新》在例言中则说：
坊刻旧策，绝少善本，是编皆议论明通，无抄典填砌之弊，凡空策等部习见者，概不重出。是编皆进呈试策，以江南省为圭臬，其中未备类者，择他省补之。可法可程，足为策学定准，非若《策统》等部，未经衡鉴，不堪信今传后也。[33]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全国性的“策学”著作以外，一些省份地方也刻有“策学”著作，如“粤东曾有新编之刻，堪为程序。然每条多牵及粤事，盖因地制宜也。江右人文渊薮，历科进呈策，较他省为尤优，爰搜辑成编，分门别类。”[34]《历科进呈策问类编》又名《江西历科进呈策》，在经部、史部、天地部、政治部、农政部、理学部、书集部、文学部等八卷之后，还有“江西总目卷九”，其下录有江西经学、江西宦绩、江西名宦、江西理学、江西人文、江西文集、江西地舆、江西地名沿革、江西形势、江西水道等题目的文章，供举子学习揣摩。
而光绪十一年（1885）年刻印之饶一夔《江西策对详纂》，更是典型的乡土备考教材，其目录包含星野、沿革、形势、武事、山隘、水利、盐法、田赋、学校、书院、城池、漕运、兵卫、屯田、风俗、土产、关驿、名宦、封爵、人物、文苑、流寓等门，内容全是关于江西的。该书指出：
国家取士，经义外，与试策，所以觇蕴蓄也，故典试诸公，不惮周咨博访，以得元元本本、殚见洽闻为善。顾设科以来，往往于各行省设实。……坊刻策学诸书，每于篇末，附各省数条。[35]
再如，《群策汇源》原为福州苏卿张君所辑，主要列举闽省山川人物等。大同书局在其基础上编辑出版《增广群策汇源》，“自闽而外，十七省备列之，悉如闽例，又冠京畿于首，增新疆于后，而以长江水师终之。”[3]“是编出于闽省，闽中典故较详，而各直省形胜阙如也。本局不揣鄙陋，详为采辑，增附于后。”[13]除此以外，应该还有不少地方性的“策学”著作。
（二）清代“策学”著作的类别
清代“策学”著作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大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是直接以“策学”为名的“策学”著作。如《策学纂要》、《策学备纂》、《策学备纂续集》、《精选策学备纂》、《策学新纂》、《策学总纂大全》、《增补策学总纂汇海》、《策学总纂大成》、《增广策学总纂大成》、《策学渊萃》、《策学渊海》、《策学渊海统纂大成》、《策学辑要》、《策学全璧》、《策学大全》、《精选策学百万卷类编》、《天算策学通纂》，等等。清代许多“策学”著作只有一两字之差，内容也大同小异，或者只是将原有“策学”著作加以改编或集合而已。上海珍艺书局1889年石印《增广策学总纂大全》便自称：“是编尽取厂肆策学，重加搜辑，于《十三经》《二十二史》《策案》《纂要》《全璧》正续编、修凤楼诸书，收括无余。”不过，该书也还旁及其他典籍，“如《皇清经解》《三通》《困学纪闻》《日知录》《经义述闻》暨各名人经解史论，则取其精要者登之。”[4]叙2这些“策学”著作中，有一些是大部头。如光绪十四年（1888年）上海点石斋印行蔡启盛、吴颖炎辑，《策学备纂》分为32个门类，仅目录便达32卷，两大厚册，全书达48厚册。光绪二十年上海文盛堂印行《精选策学百万卷类编》400卷，也有36册。
其二是各类试策、策论著作。这其中有策府类的《策府统宗》、《新增广广策府统宗》、《广广策府统宗正续合编》等，试策类的《试策便览》、《试策絮矩》、《试策法程》、《试策征实》、《试策问答》、《历科试策大成二编》、《近科直省试策法程》、《檀默斋先生试策笺注》等，策论类的《三苏策论》、《评点三苏策论》、《三苏经史策论》、《四大家策论》、《策论全璧》、《策论引阶》、《论策萃新》、《古今经世策论举隅》、《新选直省乡闱策论全璧》、《尹大人新取义学策论合编》、《强聒书社策论新选》等，经史策类的《经策通纂》、《续经策同纂》、《十三经策案》、《念二史策案》、《廿四史策案》、《史策题解》、《两汉策要》、《三通警策》、《三通集要策母》、《通鉴纲目分类策论检题》等，以及其他如《策问新编》、《策海》、《四六新策》、《四六空策》、《空策从新》、《空策从又新》、《空策渡津筏》、《新策利器》、《策问好词料》、③ 《对策》、《增广群策汇源》、《近科全题新策法程》，等等。此类“策学”著作卷帙较伙者，有光绪二十年（1894年）上海鸿文书局出版的颂芬室主人增补《新增广广策府统宗》有79卷25册，同年上海文盛堂石印《广广策府统宗正续合编》46册。
其三是时务策与科举革新后的各国艺学策。这类“策学”著作以时务策为专门收录对象，虽然在清朝以前已有一些时务策著作，但主要还是在清末尤其是戊戌变法、新政推行之后大量出现，如《时务策对》、《时务新策》、《时务策杂稿》、《中西时务策学纂要》、《中西时务策学大全》、《增广时务新策》、《时务策府统宗》、《中外时务策府统宗》、《时务策学统纂大全》、《时务分类与国策》、《经史时务策论采新》、《中西策论大成》、《中外政治策论类编大全》、《中外策问大观》、《中外策问类编大成》、《中外政治艺学策论》、《新辑各国政治艺学策论》、《分类各国艺学策》、《各国政治艺学策》、《各国艺学策》、《中西政艺策府统宗》、《西政维新策》、《洋务富强策论》、《万国分类时务兴国策》、《经艺策论文法》、《经济策论统宗》、《经世策论读本》等等。此类“策学”著作多数包含新学的内容，如《中外时务策府统宗》除政治、财用、法律等目以外，卷十还有专门的“议院”一目。《时务策学统宗》叙言：“遍访西国之善法，译为《策学统宗》一书，大则天地名物，小则水、火、声、光，重、电、化、汽各学，别为十四种，莫不至精至微，兼收并蓄，了如指掌。”[36]该书内容确实主要是关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收有大量的器物图。清末精于时务者颇为吃香，甚至有“时务家”之称，[37]1时务类的“策学”著作也风靡天下。
以上三类“策学”著作中，有许多是陈陈相因，叠床架屋。虽然这些应试之书种类繁多，卷帙浩繁，但仍成为坊问书肆中的大部头畅销书，因此同一部书往往被不同的书局竞相出版，如扫叶山房、维文阁、十万卷楼、鸿宝斋分局等民营书局就同时出版了《十三经策案》、《策府统宗》等书。[38]此外，清代还有大量的状元策和其他殿试策也被刻印出来，多数清末最后二科乡会试闱墨中录有中外政治艺学策，作为举子效法的“策学”材料。
科场试策是清代大量印刷“策学”著作的推动力，科举废后，所有“策学”著作都失去了应试的功用，变得一钱不值，被一般读书人所唾弃。加上历经各种动乱，这些代表“落后腐朽”的线装书，多数被人处理掉。但由于清代“策学”文献印刷量巨大，且部分归功于敬惜字纸的传统，因此上列各类“策学”专书至今多数仍有少量存世。
三、从“策学”看科举学
现存丰富的“策学”文献，为当代研究科举学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不过，“策学”文献本身还有待人们清点和梳理，其价值还有待人们进一步认识和挖掘。随着“策学”研究的逐步开展和深入，将推动科举学的发展和完善。
（一）“策学”文献的价值
“策学”文献包括为备考而编纂的“策学”著作、科场上实际命制的策问题和对策试卷原卷，以及刊刻的殿试策等策文范本等几个方面。大体而言，“策学”文献的价值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对研究当时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其考试内容有直接的价值。作为科举时代一直存在的考试文体，历代科场中的策问与对策，对今天人们了解科举制提供了具体的材料。举例来说，《钦定科场条例》规定：“策题以关切事理、明白正大为主，不须搜寻僻事。本朝臣子学问人品，不得以策问士子。”因为“本朝臣子，抑之则近于攻讦，扬之则涉及党同”。[39]清道光至咸丰间出版的侯凤苞撰《策学例言》则说：“定例不许评论本朝人物，故理学诗文等及明而止，经学吏治等及宋而止，近不足重也。《明史》是本朝所修，即不得评论。时文说及熊刘，此空疏者易犯之病。又不许献谀考官。”[28]3观此，则明白举子对策除格式以外，内容方面也有许多讲究，“不许评论本朝人物”是一个得到切实贯彻的规定，而且是有相当道理的规定。“不许献谀考官”，也是一个合理的规定，它可以防止考生为讨好考官在对策中写出阿谀奉承的文字。“策学”之中，还出现了一些专有名词，如“策问”、“策对”、“策题”、“策首”、“策冒”、“策结”、“策料”、“策括”、“策套”等等。这些“策学”著作的记载，为我们了解科举时代策试和应试的实际情况提供了直接的材料。
其二，从策问题目和对策内容往往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关注的重点、政治方向和文风的变迁。例如，道光十九年（1839年）刊刻的《时策精拟》所录时务策题为：“钦察臣工、名臣言行、票行淮盐、缉私祛弊、训练营伍、弥盗安良、江南水利、漕艘利弊、仓储源流、字典考辨、茶法榷取、洋钱交易”等，都是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内容，而道光二十年“恩科桂月”（1840年9月）刊刻的《时策咸宜》，所录的时务策题则为：“历代星纪、大祀雩坛、训练水兵、防边堵御、沿海卫备、外番考据、诸国情形、舆图险要、戍卒屯田、外洋通商”十个方面，同一时间刊刻的《新策琼林》，所录的时务策题则为：“七省海郡、江浙源流、外洋备考、舟师御敌、团练乡勇、火功制度、海道罗针、平海综要”八个方面，便反映了鸦片战争爆发后，当时国家面临海战、海防方面的重要问题和急需了解的知识。光绪甲午（1894年）夏日，上海书局出版了《中外时务海防策论》一书，卷首还列有《明胡宗宪平倭海防图论》。该书序言说：“咸同以来，通商口岸轮舶纵横，朝廷咸思有以制之，爰命大臣专设海军，广造战舰，精备枪炮，咨访士子，而皇华使者，欲采群论，每以此命题。士人非谙识夷务，胸有成策，鲜能措辞不紊。”[40]可见不仅甲午战争爆发当年策试特别重视海防，之前一段时期也是如此。从明清策试内容来看，可以纠正长期以来许多人对科举制的一个误解，即以为科举考试脱离社会实际。其实，脱离实际的只是八股文，并不是整个科举考试脱离实际，即使是明清时期，策问从来都有与社会实际密切相关的内容。清末最后几科乡会试的策文，便成为考察当时中国社会接受西学的重要参考依据。另外，策文也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研究“策学”可以为研究中国文学史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其三，可以为研究当时学术和文化提供一种特别的史料。“策学瀚如烟海。”[3]清代大型的策学著作，例如《策学备纂》等实际上等于一部百科全书。有些策学著作除了为举子备考而用外，其编辑意图就还包括学术方面。如《策学渊萃》例言就说：“汉学至国朝而极盛，于经解史论、考证异同、勘定音义，至为精确，是编于有关策学者，广为收入。……是编供平日寻览，不独有裨科第，而宏纲巨目，窃要已备，实足为博古者之一助。”[41]《策学纂要》一书“凡例”虽称“是书专为科举而设”，但戴第元所作该书序文则说：
观其条类详明，辞旨统贯，首取经史之大意而析其疑问，次举万千百载之因革损益而参酌其是非。又况若理学，若诸子，若诗文，以迄于天高地下，凡有关于策问者，备栽而无缺，其亦博之至矣。……则是书也，不独为士人入场所必读，即以为穷经考古之阶梯，出身加民之远略，亦无不可也。[12]2④
而且，许多“策学”著作都提到以《三通》或其他类书作为参考资料。如《策学纂要》“凡例”说：“典实莫备于《三通》，元明以来，虽有《续通考》一书，殊少论断，则参之涑水《通鉴》、紫阳《纲目》、斗津之图书篇，以及《会典》、《经济类编》诸书，衷于至当。”[42]2《中外时务策府统宗》共有44卷20册，在全书最后，有专门的不列序号的一卷“全卷”，内容为《读西学书法》和《西学书目表》。一些大型“策学”著作本身同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也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史料。
“策学”文献是科举文献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是古代科举之学中史料价值最高的一类，其社会史、政治史、教育史和文学价值值得深入研究，但大部分“策学”著作从未有人去拨弄过，仍处于原生态，还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二）“策学”研究与科举学
类似于“科举学”一词古今含义的变迁，现代“策学”也可指研究科举策问和对策之学。因此，广义的“策学”不仅包含古代备考策问之学（狭义），还包括研究古代“策学”的学问，所有直接与策问和对策相关的问题和事物都属于“策学”。
“策学”的研究价值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专书方面，出版了许多状元策或鼎甲策的书籍，如邓洪波等编《中国历代状元殿试卷》（海南出版社1993年）、仲辉等编《历代金殿殿试鼎甲朱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利瓦伊新主编《天下第一策——历代状元殿试对策观止》（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杨寄林等主编《中华状元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2002年）、邓洪波等编《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等。但到目前为止，研究“策学”的学术专著只有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飞著《唐代试策考述》一部，该书专门研究唐代的试策制度和试策文体及其相关问题，其研究的试策有主要两个意项：一是作为唐代科举考试活动的试策，它与具体的“以策试士”的制度密切相关；一是作为科举制度考试中所用文体的试策，它与一般谋士的献策、文人著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作者在对唐代大量原始史料进行了细致考索后，提出试策，而非诗赋，才是唐代科举考试诸试项中最重要的试项，即与其说唐代科举是“以诗取士”，倒不如说是“以策取士”。作者由试策入手深入整个科举文学，进而对唐代各种各样的官用文体或称“官人文学”，进行考索，研究它们的实际运用、制作体制、文学特征及其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
研究“策学”的论文已有不少，较早者有周振鹤的《问策与对策》（《读书》1993年第3期）、宁慧如的《宋代贡举殿试策与政局》（《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28期，1996年）、吴承学的《策问与对策——对一种考试文体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新国学》第1卷，巴蜀书社，1999年），以及陈飞与其专著相关的唐代试策方面的系列研究论文。美国学者艾尔曼著《明清科举文化史》一书第八、第九章中，对明清乡会试中的经史时务策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43]近年来，“策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呈迅速增加之势，涉及从唐到明清各个朝代。
关于唐代试策研究，陈飞认为，唐代试策文是“策问文”与“对策文”的统一体，策问文具有更强的相对独立性，在长期行用中，受特定功能和目的等要求，形成诸多表达体式，如在发言体式上有君主体、拟君体和主司体等，在诉求体式上有简单式、扩展式和繁复式等。策问文的体式化，一方面使其变得更加“复杂化”，另一方面也使其变得“简单化”，同时体式化也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艺术化。[44]
元代“策学”研究方面，日本学者宫纪子的长文《“对策”の对策》[45]，虽然主要从科举与出版的角度研究元代的科举之学，但对《太平金镜策》及所附《答策秘诀》、吴黼编纂《丹墀独对策科大成》、举子的“时务”常识等作了细致的探讨。渡边健哉着眼于“策”，以元代举业书《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中收录的策问和解答为线索，考察应试者对现实社会政治课题的认识能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元代中期的社会状况。[46]
明代“策学”研究也是日渐受到关注的一个方面。陈长文专门研究过明代殿试时务策，对明代时务策的结构体例、时务策与明代时务作了具体的分析，认为：明代的殿试策问通常情况下都是先谈经论史，后及当今时务，融经史、时务于一体，浑然天成，故称“经史时务策”。当然，在明代二百余年考试实践中，也有只论经史而不及时务或只谈时务而不论经史的，但这类殿试策问相对较少。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明代经史时务策把知识方面的测试与能力方面的考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是一种较为完善的考试文体。”[47]韩国学者吴金成专门研究了明代殿试的策题，[48]日本学者三浦秀一《论策の魅力——明代思想史研究の立场から》，探讨了“论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并从明代前半期思想史研究的视角研究了“策”的魅力，⑤ 饶有兴味。
清代“策学”研究方面，近年来也发表了不少论文。冯尔康认为，康雍两朝二十八科殿试，每科均有策论，其试题与时政关系密切，针对性很强，极富现实感，呈现当朝大事，诸如平定三藩之乱、三征噶尔丹、对准部用兵、修治黄河淮河、废太子事件、反对朋党、尊崇理学，这都表明皇帝以试题探讨根本性的治国方针和理念。策问反映康雍二帝有相异的政治思想和施政方针：康熙帝始终主张并施行宽仁之政，反对更新，为人仁厚、宽容；雍正帝力主革新除弊，实行严威治国方针，为人严酷。[49]谢景芳等则认为，清代顺康雍三朝科举曾行之以策论，皇帝往往以制试诏阐述问策宗旨，问答之间涉及多方面的社会问题，如吏治、民生民食、风俗教化、河患与漕运等。殿试策问的流程反映了清代殿试策问制度的日臻完善，策问较之其他科考形式，更有利选拔真才实学与贴近社会现实。[50]也有人简略研究过《策学备纂》中“赋学”的内容。[51]
对清末科举革新之后的考试政治艺学策及相关的问题，近年来有较多学者作过研究。较重要的论文有，章清的《“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5期）、《“策问”与科举体制下对“西学”的接引——以〈中外策问大观〉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58期，2007年12月），刘龙心的《从科举到学堂——策论与晚清的知识转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58期，2007年12月），都是颇有分量的论文。清末以西学为主的时务策具体反映了当时社会变迁的历史，还将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以上所述只是举例，还有许多“策学”研究论文无法一一介绍。总之，“策学”是古代科举之学中最古老的一类，到明清时期，“策学”只是与科举学中“四书学”、“五经学”、“论学”、“赋学”、“诗学”等类似的一种专学，但已经有如此丰富的内容，可以想见科举学所包含的内容是多么广博，还有广阔的研究空间。“策学”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将从一个方面促使科举学走向繁荣。
收稿日期：2009-09-20
注释：
① 侯凤苞：《策学例言》，2页；见黄秩模：《逊敏堂丛书》，咸丰元年（1851年）。“策学”著作虽多，但关于“策学”的理论阐述并不多。“四书学”、“五经学”、“论学”、“赋学”都有不少类似于《作义要诀》、《论学绳尺》、《试律须知》等关于如何作四书义、五经义，如何写论、作诗赋技巧的论述。策与论的性质接近，有些“论学”理论也与“策学”相通。侯凤苞撰《策学例言》是一本难得的“策学”理论著作，篇幅虽然不长，但颇为精炼，其中一些诀窍对写对策文很有帮助。
② 从书名看来，《策场制度通考》不属于备考性质的“策学”著作，而应属于研究性质的“策学”著作。
③ 袁葆卿辑《策问好词料》，又名《比喻策论采新》，列举了从一字到四字的各种词料，有助于举子对策“临场润色”。
④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上海珍艺书局出版之《增广策学总纂大全》之例言同此。
⑤ 2006年12月11日，日本东北大学“应用科举史学研究会第2回研究集会”发表。2009年11月3日，三浦秀一在厦门大学举行的“科举文献研究报告研讨会”上，又发表《再谈策论的魅力：〈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会试录〉试补》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