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首任“内阁”诞生记
阎 丽 顿继程
1949年10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19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宣布了对“内阁”组成人员的正式任命。至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组成人员基本配齐，新中国首任“内阁”正式诞生。
中央定调——新“内阁”要充分体现“民主联合”
“民主联合”是中共中央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给未来的新中国政府定下的基调。1944年9月15日，在重庆举行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成立以国民党为主的、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毛泽东称之为“参股”。抗战胜利后，为了实现建立联合政府的目标，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但随着国民党发动内战，与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的愿望彻底破灭。
“阴阳水”要少喝。所谓的“阴阳水”多指生水（矿泉水、自来水等）和开水混合成的水，日常饮水机中经过净化的水，混合起来对身体无碍，但除此之外的自来水、井水等生水则不可取。
“参股”不成，毛泽东开始考虑“控股”——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与排除国民党反动派在外的其他政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国共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首次倡导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2月30日，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中说，1949年成立的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为了妥善安排好这些民主人士，周恩来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比如著名教育家、民建领导人黄炎培德高望重，社会影响很大，但民国时他多次拒绝为官，并发誓“不为仕、不做官”。在与共产党接触的过程中，他对共产党甚为钦佩，积极参加政协会议，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但他觉得自己年事已高，不适合到政务院担任“实职”。10月11日，周恩来亲自登门去请他“出山”，黄炎培以自己年过七旬为由拒绝了。周恩来耐心解释说：在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黄炎培听了有些犹豫，周恩来又敞开心扉跟他谈了两个多小时，并对民建其他领导人的任职问题征求了他的意见。第二天，周恩来再度登门求贤，黄炎培十分感动，一口应允出任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郭沫若（副总理，当时未公开党员身份）、黄炎培（副总理）、谭平山（监察委员会主任）、朱学范（邮电部部长）、章伯钧（交通部部长）、李书城（农业部部长）、梁希（林垦部部长）、傅作义（水利部部长）、沈雁冰（文化部部长）、马叙伦（教育部部长）、李德全（卫生部部长）、史良（司法部部长）、何香凝（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胡愈之（出版总署署长）……
开国大典后，新中国首任“内阁”总理周恩来开始了紧张的“组阁”工作。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之后，在中央赴京“赶考”途中，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新中国的首届“内阁”——政务院是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必须安排党外民主人士担任各种领导职务。6月，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9月21日，新政协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其中主席、副主席7人中3人为民主人士，委员56人中27人为民主人士。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宣布就职，同时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煞费苦心——周总理合理安排民主人士
这份名单中，4位副总理有两位民主人士，21位政务院领导中有11位民主人士，下属34个机构中的103个正副职中有49位民主人士，其中正职15人，充分体现了“民主联合”的原则。
经过全面衡量和慎重考虑，周恩来初拟了一个名单，然后又多次征询各民主党派和各群众团体的意见，并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后，终于确定了最后的名单。名单内民主人士包括：
式(12)中：Rj(x)为城市j的投资回报率， y0=-xj,y1=Bj(x)。投资回报率不同，港口城市投资策略不同，策略集合的边界发生变化。因此，港口城市的投资策略集合具有不确定性。
之前，中共中央已经确定，政务院的人员基础以华北人民政府的构成人员为主，再从其他大行政区抽调一些人加以补充。根据这个原则，周恩来首先调贺龙、陈毅、邓小平、李富春、邓子恢、乌兰夫、李先念、习仲勋等人到政务院工作。同时根据“民主联合”的原则选配民主人士。周恩来对民主人士是非常熟悉的，他们经历各异、信仰不同、脾气秉性差别很大，有的人对做官不感兴趣，有的人对新政权心存疑虑。要根据每个人的经历、特点和长处安排职务，周恩来总理可谓煞费苦心。
都在一个社区住着，老伴和那位女士的关系一直都是模模糊糊的，我虽然不过问（因为过问也没用），但这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今年，我提出换房，离开这个地方，老伴刚开始不答应，后来儿女们介入才算搬了新家。
黄炎培
对于前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的安排也很有代表性。考虑傅作义曾经在河套地区修建水利工程，有着比较丰富的水利工作经验，因此出任水利部部长比较合适。但傅作义怕自己干不好，经周恩来耐心细致地说服，他同意出任水利部部长，并按照周恩来的意思，又推荐了原国民政府黄河治理委员会委员、技术专家张含英和原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北平市长刘瑶章。周恩来都亲自请他们到水利部任职。
举贤避亲——“邓颖超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近200名各级领导人中，人们惊讶地发现没有邓颖超的名字。当时，无论是革命资历还是革命贡献，无论是工作能力还是人格魅力，邓颖超完全可以出任部长级别的职务。于是，有人去找周恩来为邓颖超鸣不平。周恩来坚决不同意邓颖超参加政务院的工作，他说：如果我的夫人能当部长，那么部长的夫人就能当局长。大家认为周恩来说的话站不住脚，因为举贤不应该避亲。周恩来则解释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fabrication,Frith(1985)noted in his children developmental theory,that children’s reading ability will experience three developmental phases：
虽然觉得周恩来的决定有点儿“不近人情”，但看他态度坚决，不可动摇，大家也不再多说，但从心里对他肃然起敬！对周恩来亲自主持的新中国第一任“内阁”的完美组建，对周恩来谦逊务实的工作作风和细致周到的安排，大家心悦诚服，都感叹道：“周恩来总理不愧为‘周（周到）’总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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