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准备的作用及局限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南京论文,局限性论文,试论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过去学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往往避而不谈，本文则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文章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准备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增强了中国军队抵御日军的进攻能力，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增强了中国抗战的经济实力，奠定了中国长期抗战的物质基础；对于克服某些人头脑中失败主义情绪，增强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还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准备中的种种局限性，致使其准备既不充分，也不完善，给以后的抗战带来了不利因素。
关键词 南京国民政府 抗战准备 作用 局限性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过去的论著很少涉及。近几年来，有些论著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这一问题，但大多是就事叙事，避而不谈其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笔者拟对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准备的作用及局限性进行初步分析探讨，并力求客观、公允。
一、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准备的作用
为抵抗日军的大规模入侵，从1935年开始，南京国民政府陆续进行了一些抗日战争的准备工作。尽管这些准备还很不完善，很不充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为其出发点，但它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抗战初期却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增强了中国军队抵御日军进攻的能力，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步步进逼。面对日军无止境的进攻和亡国灭种的危机，蒋介石于1933年在南昌举行的“军事整理会议”上指出：“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1〕在准备对日抵抗思想的指导下， 南京国民政府逐步加快了抗战准备的步伐。1934年底，蒋介石着手制定整军计划，以利于协调各集团军之间的关系，增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之后，他又多次手谕军委会负责人检查各地国防工事构筑情况，加紧构筑防御工事。至抗战爆发前夕，南京国民政府已辖整编步兵182个师，46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及3 个骑兵独立旅，4个炮兵旅及22个炮兵团〔2〕。拥有9个空军大队，各种飞机600架〔3〕，3个海军舰队，大小舰艇百余艘，总吨位约6万吨〔4〕。南京、镇江、江阴、宁波、厦门等9个要塞也基本整建完毕，共拥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73门〔5〕，构筑防御工事约计3342座〔6〕。加强了国防防御能力。
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准备，在抗击日军进攻的战斗中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例如：在淞沪会战中，由于整编之后的军队战斗力增强，武器装备也较为先进，再加上从1935年冬季开始，在上海周围自龙华、虹桥、真茹、闸北、江湾等处修筑了大量防御工事，中国军队才能沿各阵地节节抵抗，遏制日军达3个月之久，毙伤日军近5万人，使日本侵略者遭到自“日俄战争以后从未有过的巨大损失”〔7〕。 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为沿海沿江的工业内迁、保存经济实力赢得了时间。在南京保卫战中，江阴要塞守备部队依靠较为坚固的防御工事与海军协同作战，击沉日军舰2艘，击伤10余艘， 直至南京失守前日本海军仍困于江阴江面，不敢贸然进犯，有力地打击了日军进攻的嚣张气焰。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固然是广大爱国官兵英勇善战、顽强抵抗的结果。而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由于整编之后的军队都统一在国民党中央的名义之下，便于各集团军之间相互增援、协调作战。武汉保卫战历时四个半月，日军损失各种舰艇百余艘，人员遭到重大伤亡。这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长江中游各要塞和武汉外围工事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以及海军的英勇善战。1937年8月， 中国空军首次迎战轰炸杭州笕桥航空学校的日本空军，结果击落日机6架，创造了0∶6光辉 战绩〔8〕，这与战前进行的空军建设不无关系。
总之，在15个多月的初期抗战中，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占领了平津，攻占了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中国的重要城市，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是中国的抵抗力量不仅没有被摧毁，反而使他们自己损失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军需补给也发生了严重困难。据统计，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日军共伤亡447749人，损失飞机785架， 飞行员1064人，舰船百余艘，消耗军费130多亿日元〔9〕。不仅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还迫使其由战略速决开始向战略持久转变。到1940年底，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宣称：“不论形势如何，在战略上……坚决转入长期作战方针。”〔10〕
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在短期内能使一个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消耗如此重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并迫使其改变战略进攻计划，陷入长期作战的泥坑，除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外，在很大程度上得利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的战前准备。
（二）增强了中国抗战的经济实力，奠定了中国长期抗战的物质基础
人固然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而物质则是战争胜负的基础。为增强抵抗日本的经济实力，从1935年开始，南京国民政府加快了国民经济建设步伐。是年资源委员会拟定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南京国民政府先后拨款筹建了20余家大中型企业，有些企业取得较好成效，解决了一定数量的急用军需品，缓解了战时军用品的严重不足和缺乏，使部队的装备也有所改善。据南京国民政府称，抗战爆发前夕，每师（约1 万余人）已拥有步枪6127支，轻重机枪329挺，火炮84门〔11〕。 虽然这样的装备仅限于蒋介石嫡系部队的50个师，而其余部队的装备离这一标准还相差甚远，但也不难看出，部队的装备较前相比确实有所改善。军事装备的改善，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有利于抗战爆发后的对日作战。
交通是战争的生命线，“无论前方辎重的输送，后方物资的调集，乃至防空防岸的实施和战略战术的运用，都与交通运输、运输工具，有最密切的关系”〔12〕。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十分重视交通建设，取得的成效也较显著。至1937年7月，已建成铁路13000公里〔13〕，其中从1936年到1937年7月，筑路2030公里，平均每年达1353公里〔14〕。 公路总长度已由1927年的1000公里增加到109500公里〔15 〕， 计有干线21条，支线15条〔16〕。初步形成了全国公路网络。交通建设步伐的加快，为战时运输提供了必要的便利条件，对于抗战初期能在较短时间内集结众多兵力和军用物资起了重要作用。1936年5月， 株洲至乐昌段铁路接轨通车后，使粤汉、平汉两铁路连成一线，该铁路在武汉、广州失陷之前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从国外购买的全部兵器、弹药、器材等军用物资主要取道香港通过粤汉铁路运往前线，共计运兵达200余万人次 ，物资54万吨〔17〕。浙赣铁路玉山至南昌、南昌至萍乡的接轨通车，对西北地区和东南地区的军事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较大的国防价值。1935年竣工的西兰公路和1936年通车的川陕公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成为中国通向国外的唯一通道，苏联援华的大批物资也必经此路运至前方。1938年底接运援华物资4批，1939年又接送了十几批， 保证了前线作战的急需，对支援全民族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为稳定中国金融，增加对抗日本的经济实力，1935年11月初，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白银收归国有。币制改革统一了全国货币，使分散的各省经济发生了密切联系，有利于国内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南京国民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同时，把白银全都收归国有，不准流通，不准买卖，也不准自由运出国外，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使中国5亿盎斯的白银〔18〕得以集中保存， 为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因此，日本人曾评论说：“如无1935年之法币，则无1937年之抗战。”〔19〕
为增加抗战资金，南京国民政府还积极地向欧美各国寻求经济上的援助。据不完全统计，从1936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与欧美各国签订的铁路贷款达157260535美元〔20〕。另外， 还达成多笔其他借款协定（后因抗战爆发，有些成约未能全部兑现）。在外患日甚的情况下，谋取欧美各国的经济援助，虽然造成欧美各国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但也应该看到，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下，争取国际的经济援助，获得了大批外汇和多笔铁路贷款，不仅增加了对急需军用物资的购买力，直接充实了法币的外汇保证，有利于调整战时经济，而且加速了对国防具有重要意义的交通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都增强了中国抵抗日本的经济实力。正如宋子文所说：虽然这些贷款不能公开用于预算项目（指直接弥补增加军费而导致的赤字），但却有助于中国当局的“预算”局势〔21〕。
（三）对于克服某些人头脑中的失败主义情绪，增强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国民党是一个执掌中国政权的第一大党，国民党控制下的南京国民政府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政府，而其掌握的军队人数更是数倍于侵华日军，可以说国民党有充分的担负抗日战争重任的有利条件。它的政策和行动必然对中国各阶层人民和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重大影响。
“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和大片国土沦丧的现实，国民党中央即产生了一种投降亡国的论调，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集团是“亡国论”的主要代表。他们一再喧嚣“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22〕抗战开始后，他们又极力散布“再战必亡”的谬论，并加紧进行投降日本，乞求“和平”的活动。汪精卫在国民党中不仅资历深，且身居高位，是一个颇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他的一言一行不仅严重影响着国民党内各级重要官员，在某些社会阶层和一部分落后的群众中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致造成严重的悲观失败情绪，给中国的抗日战争带来了不利因素。
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实权派领袖，既握有南京国民政府陆海空三军大权，又有“委员长”、“总裁”的显赫头衔，就号召力和影响力而言，远远超过担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蒋介石虽然因对日的妥协退让丢失了东北三省，遭到国人的一致唾骂，但从1935年开始，他对日态度开始强硬，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陆续向有关部门负责人发出了加强国防建设，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关于备战抗日的指示。南京国民政府停留在口头上、计划上的抗战准备也开始逐步具体实施，并日益鲜明的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这不仅影响着国民党各级重要官员，而对受“亡国论”思想影响的某些人也是最现实的和最有说服力的教育。克服了某些人头脑中存在的失败主义情绪，振奋了民族精神，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这无疑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是一极大的鼓舞和促进。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的战前准备，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初期抗战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那种无准备说或既使有准备，也完全是为了对付共产党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和不确切的。
二、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准备的局限性
在内外压力之下，南京国民政府尽管进行了一定的抗战准备，并在抗战爆发后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总体来讲，仍存有很大的局限性。
（一）“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造成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准备不力
1931年11月，蒋介石明确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口号，仍把“剿共”放在首位，把几十万中央军调往湘鄂赣等省去剿灭红军，结果造成内战连年不息，无力顾及备战，致使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受到极大限制。长期的剿共战争又导致人力、物力的巨大消耗，军费开支浩繁。从1933年至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军费预算为11.6516亿元， 而同期进行抗战准备所花本钱最大的国防工程费却只有4200万元，约占军费预算的3.6%强〔23〕。可见，“剿抚之费甚巨”〔24〕 。直至抗战全面爆发前的1936年，军费预算仍高达5.47亿元，而这一年的国防建设费用才增加到3000万元，占当年军费预算的5.48%强〔25〕。巨大的内战军费，造成南京国民政府财库枯竭，财政赤字连年增加。从1932年至1936年历年入不敷出，其中1933年预算赤字高达1.865亿元 ，1935年上半年就高达1.46亿元〔26〕。为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南京国民政府只得大量举借内外债，以维持正常的开支。1932年至1936年，举借内债32.84亿元〔27〕。1933年到1937年上半年，举借外债为1908.6万美元、283.8英镑、4.5亿法郎、9250万元法币、233万海关金单位〔28〕。每年的军费和沉重的债务费就占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70%至80%，形成恶性循环。巨大的内战军费和债务费，使整个备战计划困难重重，无法落实。
鉴于中国国防极弱的状况，杨锦昱等21位代表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核实现有军费支出数额，绝对厉禁军费虚掷，确定常年拨岁收壹万万元，为国防建设费”的建议。南京国民政府才于1937年增拨国防建设费用2.22亿元〔29〕，以加快国防建设的速度，但为时已晚。
可见，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严重阻碍和破坏了全民族抗战准备的进行，致使一些备战项目有的半途而废，有的停留在口头上和计划上，迟迟无法落实。这无疑削弱了抗战的基本力量。在日军大举进攻的情况下，难以从根本上扭转被动局面，从而增加了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曲折性。
（二）国家贫穷，经济不发达，工业基础薄弱，难以进行大规模的抗战准备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整个国民经济十分落后，国民收入低下。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是旧中国经济史上经济发展达到最高水平的一年，其国民收入也只有258.01亿元，人均收入仅有57.34元〔30〕。 国民收入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综合指标，收入的多寡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一个人均收入仅有57.34 元的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要拨出大量资金进行抗战准备谈何容易。第一期国防工事需款2087万元，而南京国民政府仅拨了717.2万元，阵地道路费需款666万元，仅拨150万元。 第二期国防工事拟拨款19950万元，一直到1937年初，经费仍无着落〔31〕 。原定1935年开工的河南国防工事，因材料和经费不足，直到1936年春才在少数地方动工。原定在南京、上海等要塞增设大口径榴弹炮的计划也因经费紧缺和无生产能力而落空。有的工事虽已开工，但由于资金短缺，迟迟无法完成。
工业基础薄弱，有些重工业甚至是空白。制造弹药、水雷的硫酸、硝酸等化工原料的生产明显不足，制造火炮的特种钢材和制造枪炮壳的铜材以及光学仪器、通讯设备、要塞重炮的生产几乎等于零，更没有生产飞机、舰艇、坦克等重武器的能力。部队装备较前相比虽有所改善，但总的来看，仍十分陈旧。直到“七·七”事变前，各国防要塞的整建仍很不彻底，基本上是用旧炮代替坏炮，更没有修筑现代化的新式炮台。国防上的许多装备只能依赖进口或依靠在华的外资企业进行生产。如军用飞机，当时中国只能靠进口或通过在杭州、广州的两家美国公司和在南昌的一家意大利公司进行组装，而这三家公司的组装能力又极有限。因此，抗战爆发后，尽管中国空军屡次重创敌军，但却后劲不足。可见，经济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直接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准备的进行和实施。
（三）依赖国联制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幻想严重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未采取任何对付日本侵略的措施，只是一面下令让中国驻军撤退；一面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将此事报告国联，静候国联出面“主持公道”，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当施肇基根据《国联盟约》的有关规定，把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陈述于国联时，国联不仅态度十分消极，还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开脱罪责。在这一背景之下，南京国民政府并未觉醒，仍对国联抱有极大幻想。9月22日， 蒋介石发表演说称：对日侵略“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判断”，并劝告国民“目前暂切含忍”，“勿作轨外妄动”〔32〕。结果导致东北三省的沦陷。
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后，旋即又把矛头指向了上海，上海战争一触即发。在这一严重关头，南京国民政府并未接受丢失东北的惨痛教训，仍让中国驻国联首席代表颜惠庆向国联陈述：“华南亦岌岌可危矣”，再次请求国联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日本的侵略〔33〕。结果又无济于事。日本帝国主义仍按既定侵略计划，于1932年1月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 面对这一现实，南京国民政府仍然表示“中国此时应联合签约各国以制裁日本”〔34〕。并照会九国公约签字国“速采有效之手段，严正制止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之一切军事行动”〔35〕。仍把解决中日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国联及列强的“主持公道”上，仍下不了备战抗日的决心。
对南京国民政府依赖国联的幻想，中国各阶层人民十分不满，一些救国团体纷纷发表通电，严厉指责“依赖国联，极端错误”，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积极备战，出兵讨伐日本侵略者。10月9日，由冯玉祥领衔， 李烈钧、柏文蔚、程潜等15位国民党中委又通电全国，要求政府“放弃不抵抗主义，及依赖国联谬想”，“切实与人民合作，全国动员，抗暴日而收复失地”，“毋使国联不正确之调查，得以实现。”〔36〕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下，南京国民政府也没有把整个备战抗日的计划提到日程上来，仅仅就国防建设进行了某些筹划。一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仍没有完全放弃依赖国联制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幻想。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一味地依赖国联制止日本的武装侵略，这就严重束缚了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抗战准备的手脚，影响了自己主动性和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以致使南京国民政府不但在“九·一八”事变后没有认真地考虑如何备战抗日，就是在后来抗战准备的过程中，也是应付局部事变的临时性措施较多，而对全面抵抗的战略部署则甚少。陈诚在检讨战役失败时也承认，战役失败是“因为我国本身准备不足，要希望人家援助的关系”。可见，依赖国联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严重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四）国民党自身的阶级局限性限制了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准备的进行
控制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它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表现在抗日问题上是既准备抵抗又准备对日妥协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决定了它在备战还是妥协二者之间左右摇摆不定。面对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怒潮和自身的统治地位，需要加强奋战，抵御外侮；面对日本的强大压力以及自身的利益，又需要与日本达成一定的妥协。这种相互矛盾的心理状态，决定了南京国民政府既“不主张对日绝交”，又“不主张对日宣战”〔37〕，幻想依靠国际援助和英美等各国的干涉来解决中日纠纷，这就造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准备过程中的片面性和不彻底性，也决定了它在对日作战中陷于被动局面是难以避免的。
由于上述种种局限，使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既不充分，也不完善，有些备战项目也未能付诸实施，这给以后的抗日战争带来了不利因素。但是，南京国民政府毕竟进行了战前准备，中国军队在抗战爆发后，才没有仓猝应战。他们面对日军的进攻，凭藉已有的国防工事和有限的经济力量，多次组织会战，给猖狂进攻的日军以沉重打击，保证了南京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的西移，对中国进入持久抗战有较积极的意义。
注释：
〔1 〕〔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翻译组译：《蒋介石秘录》全译本（3），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7页。
〔2〕〔4〕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2年版，第24页。
〔3〕《何上蒋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上），台北文星书店1962 年版，第38页。
〔5〕《全国要塞现况一览表》（1937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6〕根据台北《近代中国》第47期，第176—177 页所列数字统计得出。由地方拨款构筑的防御工事未统计在内。
〔7〕〔日〕井本熊男：《作战日志中的中国事变》，日文版，第152页。
〔8〕李松林等编：《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版，第272页。
〔9 〕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1931—1945年），海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
〔10〕〔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9年版，《文书》第465页。
〔11〕张宏志：《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军事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4页。
〔12〕公权：《抗战与交通》，《抗战与交通》1938年第1期。
〔13〕蒋纬国：《抗日御侮》（1），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 年版，第95页。
〔14〕〔20〕张家璈著、杨湘年译：《中国铁道建设》，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97、93页。
〔15〕〔17〕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296、295页。
〔16〕〔27〕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452、257页。
〔18〕5亿盎斯白银的来源是：中、中、交、农四银行原存1.3亿盎斯，从其他银行收受2亿盎斯，从民间收受1.7盎斯。
〔19〕《民国档案》1995年第2期。
〔21〕〔英〕《外交与企业：1933—1937年英国对华政策》，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70页。
〔22〕毛泽东：《论持久战》（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09页。
〔23〕〔25〕根据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历年预算和追加预算及军费预算数字统计得出。
〔24〕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26〕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28〕根据陆仰渊、方庆秋编：《民国社会经济史》第261—262页，《1928—1937年国民政府外债统计表》中所列数字统计得出。
〔29〕《1937年度建设事业专款概算》（1937年4月10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30〕魏永理著：《中国近代经济史纲》（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0页。
〔31〕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362—363页。
〔32〕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 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108页。
〔33〕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39辑，台北1966年版，第2435页。
〔34〕《政府迁洛与暴日决斗》，《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35〕〔37〕《国民政府外交部为日军进犯上海致九国公约各签字国照会》（1932年1月29日），1932年1月31日《中央日报》。
〔36〕《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41期， 1932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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