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改造背景下民族社区社会文化的变迁
——以武汉市马家庄为例
李安辉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 ：马家庄是明末清初著名经师马明龙的故园。随着社会发展与城市建设需要，马家庄所在的关山村成为武汉市征地拆迁与“城中村”改造的重要对象。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家庄历经数次搬迁，社会结构、社群模式、居住格局、居住条件、生计模式、生产方式、族际交往、通婚形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家庄社会文化变迁是乡土个体记忆、民族集体记忆与城市社会记忆的共同见证，是散杂居地区传统回族社区变迁的一个典型代表，也是时代变迁、社会演进、“都市里的村庄”改造与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 ：“城中村”改造；社会文化变迁；散杂居民族社区;武汉市马家庄
马家庄是一个回族聚居村落，位于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关山村(1) 马家庄是关山村24个自然村中惟一一个回族聚居村落。据2018年调查统计，关山村有1674户，3685人，其中马家庄回族有54户，107人。关山村委会称马家庄为中十一组，但村民仍习惯称该组为上马庄、下马庄或马家庄，并沿用至今。 ，是明末清初著名经师马明龙(2) 马明龙(1596-1678年)，即马铨，字明龙，是我国经堂教育创始人经学大师胡登洲的三传弟子，与常蕴华、李定寰、马君实被时人誉为伊斯兰“东土学者之四镇”。 的故园,迄今已有370多年历史。学术界对于马明龙的专项研究成果较少，目前还没有人研究马明龙故园马家庄社会文化变迁。据调查了解，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马家庄从1953年开始拆迁，由于自然村落缺失历史档案与详细记载，其村寨人物与历史主要依靠村民口耳相传。笔者1998年前往马家庄调研时，因村寨没有整体搬迁，村民对于村寨的历史与马明龙的故事传说记忆相对比较清晰。而2000年、2014年两次异地重建后，随着生态环境改变与居住格局的变化，马家庄村寨历史记忆与民族记忆逐渐模糊。本文在长期田野调查与村民群体性口述史(3) 李安辉于 1998 年、 2005-2014年、2015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0 月多次前往马家庄调研。长期调研报告人为李世亮。2017 年 7 月 10 至 26 日集中访谈主要对象有:刘仲林(85 岁)、金文芳( 83 岁)、李和枝( 83 岁)、马运炎( 82 岁)、答卓英( 81 岁)、刘仲才( 81 岁)、刘仲鑫( 79 岁)、付庭松(70 岁),钱有珍( 70 岁),刘仲森( 77 岁)、马运江( 60 岁)、马式勇( 55 岁)等，陪同访问人李世亮、刘仲森、刘福强。文中访谈资料均来源于此，不再另注。 基础上，以马明龙故园马家庄及回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呈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家庄卷入城市化过程中生态环境的变化、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的重构，剖析马家庄“村改居”社区的社会文化变迁及其作为城市基本单元被建构的过程，为城市化建设中“城中村”改造对农村社区的影响研究增加空间样本，为马明龙研究以及散杂居地区回族传统村落变迁研究提供第一手有价值的资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一、马家庄环境变迁
社会文化变迁包括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主要指社会制度的结构或功能、文化的内容与形式，乃至于任何社会文化事象或文化特质，因内部原因或外部环境所引发的一切变化。社会文化变迁主要原因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改变。“变迁在所有社会文化系统中是一个永恒的现象。……变迁一般是由社会文化环境或自然环境的改变引起的。”[1]马家庄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是武汉市城市建设需要、“城中村”改造与征地拆迁等社会环境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家庄征地拆迁次数较多，有年长的村民不无夸张地反映：感觉一辈子都是在搬迁中度过。马家庄水塘、耕田、土地、宅基地、墓地、清真寺都是征地拆迁范围。其中，墓地、住宅与清真寺搬迁最为复杂，且对马家庄社会文化变迁影响最大，本文将以这三方面为重点进行阐述。
(一)马家庄墓地搬迁。
1.马家庄墓地的特点。马家庄是武汉市最早的回族墓地。据康熙年间立《武昌马家庄学田凡例及捐资人员姓氏碑》记载：“遇教亲归□土坟茔无借者，本庄设有义地予葬之。遇教亲中有殡葬乏资者，聊□坑资以□安埋也。”[2]义地即墓地，马明龙主持辕门口清真寺时，从马蛟麟所捐学田中划出一部分供回族亡人安葬。马家庄回族墓地应是武汉市最早的公共墓地，开创了武汉公共墓地的先例。据马运炎先生介绍：“因为马家庄属于义地性质，马家庄墓地并不只有马家庄的回族。以前汉口、武昌回族也都有埋在马家庄义田的。1953年迁墓就有800座。”
2.马家庄墓地搬迁概况。据马运炎、刘仲森、李世亮三位先生介绍：马家庄墓地是陆续被征用的，迁坟次数很多，大规模或大批次迁坟就有6次之多。一是1953年迁坟。因中南荣军学校建设需要征用土地。马家庄在杨家湾一带墓地迁到舒家巷喻家山。二是1955年迁坟。因华中工学院(4) 华中工学院是华中科技大学前身。 建设，舒家巷喻家山墓地搬到九峰乡境内的石门峰。三是1958年迁坟。1953-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马家庄在张家湾一带墓地迁移到石门峰回族墓区。刘仲森先生的外公外婆坟墓也是在这次迁移之列。四是1979年迁坟。因武汉邮电学校建设，将位于该地的墓地迁到营盘山(5) 营盘山即现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办公楼和武汉科技会展中心的后山 。五是1990年迁坟。因建设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营盘山墓地迁到光谷大道凌家山。1990年，因建立闻一多基金会办公场所，马家庄又迁过一次坟，也是迁往凌家山。六是1999年迁坟。位于凌家山的墓地，因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扩建校区，将凌家山墓地迁移到豹澥镇石灰窑等地。历时近半个世纪的墓地迁移至2000年已基本完成。
3.墓地搬迁的敏感性。据村民反映，在马家庄搬迁中，对内心触动最大的是墓地搬迁。因回族大多信仰伊斯兰教，土葬，不用棺木，墓地搬迁并非一件易事，尤其是墓地搬迁后因再次征地开发而多次迁移，如有一批墓地从马家庄拆到舒家巷喻家山，再从喻家山迁到石门峰；也有一批墓地从马家庄到营盘山，又从营盘山迁到凌家山，再从凌家山迁到石灰窑。同一个墓地迁两三次，难免对村民心理上产生影响，但调查时村民表示：“拆迁是大事，是政府为了城市建设与‘城中村’改造，个人和家庭是小事，我们必须克服心理障碍，服从大局与统一安排。”
(二)马家庄的住宅搬迁。
3．潜艇组与岸勤组高尿酸血症患病率：某部官兵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为14.2%，潜艇组与岸勤组高尿酸血症患病率分别为13.7%和15.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另做亚组分析：低、中、高年资官兵潜艇组与岸勤组高尿酸血症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马家庄族际交往主要表现为回族与汉族的交往。马家庄是一个传统回族聚居村落，传承三百多年。遵循儒家思想与推崇行善是马家庄回族与汉族的文化共性，同时也与周边村落存在文化差异。“族群身份应该是大部分身份中首先要考虑到的，它限定了拥有这种身份的个人所承担的各种身份和社会人格。”[3]9回族与汉族的社会接触，因回族文化特质而维系着族群边界。随着居住格局的变迁，马家庄人社会接触越来越广泛，回汉互动空间更广阔，交往交流更密切。马家庄是散杂居地区多民族嵌入式社区和谐发展的一个典型。
2.住宅搬迁特点。一是搬迁范围由部分到整体，从一个自然村到多个自然村。1979年的搬迁是马家、廖家、付家和伍家等居住的上马庄搬迁。马明龙后裔即在这次搬迁之列。2003年是原马家庄整体搬离故园。2014年搬迁是包括原马家庄村民在内居住在新竹路还建新村的关山村8个自然村寨的异地重建。二是搬迁前后住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9年搬家前的住宅绝大多数是泥土房。搬迁后盖的新房有泥土与木材结合的，也有红砖与木材结合的，也有纯红砖房，后来陆续有部分村民建起了二层小楼。2003年从马家庄搬迁至新竹路还建新村，马家庄还建房回族有126套，汉族有128套，都是三层砖混结构双拼或联排洋楼。2014年，还建到光谷青年城是高楼电梯房，回族集中居住在两个楼栋，还建房大多也在该小区。
(三)马家庄清真寺搬迁。
马家庄居住格局的演化表现在搬迁前后居住区域内回汉民族人口的比例变化与居住区域的空间组合变化，可归纳为四个阶段与四种格局。一是回族单一民族聚居格局。马家庄是明末清初形成的回族聚居村寨。“在马明龙的影响下，回族、马家庄清真学田、马家庄清真寺与伊斯兰文化特色是马家庄作为民族宗教教坊形成的三个重要因素。”[4]二是以回族为主回汉民族混居格局。清末，上马庄主要是回族，下马庄是回汉混居。1975年，上下马家庄合并后的马家庄是回汉混居村寨。三是地域与民族双重标准下的民族聚居与散杂居并存。共同的历史记忆与共同地域符号是马家庄人在新环境的凝聚因素。在新竹路还建新村与光谷青年城，原马家庄人相对聚居在几个楼栋，还有关山村8个自然村和其他零散地区拆迁户共同居住，汉族人口比例比原马家庄大幅增加。新竹路还建新村与光谷青年城呈回汉散杂居格局。四是民族、地域、市场经济三重标准下的散杂居格局。光谷青年城占地6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到350万平方米，是市场经济下的商品房，居住人员复杂，与周边保利时代、金地阳光城、当代曙光嘉园、阳光在线等小区连成一片。马家庄回族生活在光谷青年城的占80%，另外20%回族生活在其他小区。因此，无论是从光谷青年城的视阈，还是从其他社区的视角，马家庄回族处于散杂居居住状态，回汉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密切。
应按照科研管理办法以及上级科研文件要求，加强科研经费结余的管理，及时对结余部分进行处理，避免长期挂账或胡乱列支。
1.马家庄清真寺名称。马家庄清真寺随住宅搬迁而异地重建。因老百姓都叫马家庄清真寺，为了行文方便与区别，在此，加上所在地的名字，即马家庄清真寺、新竹路马家庄清真寺、创业街马家庄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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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家庄清真寺的搬迁过程。据村民回忆：马家庄清真寺原址在马明龙故园上下马家庄，清末为土木结构房屋，1938年武汉沦陷后，日本人用马拉倒清真寺，木材运走了，只留下地基与土墙。新中国成立后，在上马庄和下马庄分别各设置3间瓦房为穆斯林群众去世后临时停放安置之用。因自然侵蚀，房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倒塌。2000年马家庄还建到新竹路还建新村时，在村民要求下，关山集团还建了一栋三层楼的回族活动中心。2010年12月，武汉市伊斯兰教协会根据穆斯林群众的申请和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关山片区穆斯林流动人口逐渐增多的现状，为了满足穆斯林的宗教生活需要，与关山集团达成协议，将新竹路马家庄回族活动中心改建并恢复为马家庄清真寺，并于2011年2月23日正式对外开放。2012年新竹路还建新村需要再次拆迁，清真寺也在拆迁范围。2013年9月再次异地还建到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创业街关山三路406仓库，9月30日正式恢复并对外开放。
三百多年历史悠久的马家庄回族聚居村落，经过多次征地拆迁，村民搬离了故园，墓地与清真寺异地还建，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交错纵横的立交地铁、日新月异的国家级高新区“中国·光谷”。社会环境的改变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相伴而生。随着马家庄的整体搬迁，村民失去了可耕种的土地，集中连片定居，人口密度增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为密切。
二、马家庄社会变迁
2003年搬到新竹路还建新村至2010年4月，包括马家庄在内的关山村人虽然身份仍然是农民，但都失去了土地。2010年“城中村”改造开始，集体经济兴起。关山村生产组织形式主要是集团公司与下属企业。据调查了解，关山集团一、二、三产业门类齐全，农工商企业协调发展，其下属企业有：鲁巷广场购物中心、武汉华美达光谷大酒店、关山工业园、关山农业科技园等。马家庄等关山村人生活方式与武汉市民无异。马家庄回族的文化知识水平得到提高，80后、90后有85%以上为大学生，也有少数人为研究生或在国外留学。这一部分马家庄回族都有稳定的工作。有一部分人在公司、企业、学校、社区工作，有部分人退休在家，部分人在社区、清真寺当义工，也有个别人赋闲在家。房租是马家庄人主要的收入来源。同时，集体经济有股份，村民男性50岁退休，女性45岁退休，退休补贴1千元。村集体经济改制为公司后，村民仍有股份和分红，集体办了医保、社保等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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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家庄社会结构变迁。
社会结构在社会学中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词，包括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就业和社会保障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多方面。历史上，马家庄属于武昌城外的江夏。新中国成立时至2014年前仍属于“城中村”，村民属于农民。引起马家庄社会结构重大变化的因素是武汉市第四批“城中村”改造，即2010年从新竹路还建新村搬迁到光谷青年城是马家庄社会结构变迁的关键时期。2009年12月9日，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村村民委员会提交了《关山村“城中村”改制的报告》，决定于2010年元月开始进入改制，并于2010年4月20日获开发区管委会批复同意。根据《关山村“城中村”改制实施方案》,“城中村”改制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改为公司。2010年5月2日成立了关山股份集团公司。为了便于股份制公司正常营运，5月21日关山村改制后正式启用“武汉关山经贸集团有限公司”，5月26日选举了关山经贸集团有限公司领导班子。二是村民户籍变更“农转非”。2010年3月16日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村村民委员会发布《关山村关于“城中村”改制农转非户口改登决议》，“同意关山村‘农转非’户口改登，以便关山村‘城中村’改造，稳定平和顺利地进行”。2010年5月完成了“农转非”工作。三是“村改居”，撤销村民委员会建社区居委会。5月21日关山居委会成立，完成了“村改居”工作，村民变为居民和公司股民。村委会自治组织功能自动转化为社区居委会自治组织的功能，完善了工会组织。四是落实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2010年5月，关山村完成了“村改居”人员办理社会保障。村民的医疗、退休、教育、福利、劳动就业等社会保障进入国家发展管理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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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家庄居住格局演化。
明末清初至2000年的马家庄都是一个寺坊格局的回族自然村寨，围寺而居是传统社会回族的一种生活习惯。
(三)马家庄居住条件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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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搬越好”，“越变越好”，这是调查时村民说得最多的两句话。一是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时代变化了，社会进步了，生活越来越方便，生活质量日益提高。二是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建设与“城中村”改造，老百姓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马家庄人由最初的茅草房到土砖房到红砖瓦房，再由红砖瓦房到砖混结构的白墙灰瓦双排或联排别墅，再到框架结构的高楼大厦。由马家庄全家居住的一套房，到新竹路还建新村三层楼房，到光谷青年城多套房屋。在现代房价不断攀高的情况下，房产成为有价值的经济衡量单位，拥有多套房产的村民依靠出租成为当地比较富有的居民。三是每家每户居住宽敞舒适，家里实现了电器化、现代化，多数家庭有小轿车，过上了富裕生活。
(四)马家庄生计模式与生活方式变迁。
马明龙生活时期，马家庄是作为辕门口清真寺的教学田地，以收租谷作为清真寺与经堂教育的供养。村民则以耕种为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至1978年，马家庄人主要以种田种地为生，身份主要是农民，也有部分工人。据刘仲森先生、李世亮先生介绍：马家庄主要以种田为主，1972年武汉炮兵司令部征用土地，当时上马庄有十来人、下马庄二十多人出去当工人。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03年，马家庄人主要以种地、种菜为生。分田到户以后村民以集体养鱼为业。因清真肉食的供应，屠宰业也是个别村民的生计方式。据调查统计，2003年前，马家庄人身份绝大部分是农民、30多人是工人、有2人是个体经营，有1人入伍当兵。
社会环境的变化是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马家庄人不断地顺应外在的生活环境，与周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员接触增多。马家庄人与新的社会环境人员接触包含族群边界与地域边界两个层次。族群边界是指马家庄自然村落存在回汉两个族群，两者有文化差异，存在族群边界。而面对新的生活环境，“我村”与“他村”之间又存在地域边界。当族群边界与地域边界在某种情况下存在分歧或冲突时，地域边界意识优于族群边界意识，这是散杂居地区民族关系与社会关系的一个特点。马家庄人不分回汉族群都把原马家庄故园这一地域边界作为维系社会关系的地域共同体。马家庄回汉族群虽然有各自的文化特质与文化差异，但在长期的居住、通婚等互动中产生了价值观念的一致性，形成了文化的相似性与文化共性。“接触中的族群维持不仅仅意味着认同的标准和标志，而且也意味着允许文化差异迁延的互动的构建。”[3]7马家庄社会文化变迁主要是以回族为例，但马家庄汉族也同样经历着生态环境变化与社会文化变迁。马家庄的社会文化变迁是全方位的。
(五)马家庄族际交往变化。
1.住宅搬迁概况。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家庄村民大规模住宅搬迁主要有三次。一是1979年第一次住宅搬迁。据调查得知，马家庄村民记忆犹深的第一次住宅整体搬迁时间是197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征用土地，上马庄整体搬到毗邻的张家湾。二是2003年第二次住宅搬迁。2000年因修建雄楚大道、开发保利华都和尚文创业城商品房等城市开发建设与“城中村”改造，马家庄在关山街新竹路异地重建，至2003年正式搬迁。三是2014年第三次住宅搬迁，再次异地重建。因保利时代与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的建设，2010年有关部门决定将新竹路还建新村搬迁到对面的光谷青年城，至2014年正式搬迁。
(六)马家庄回族通婚形式变化。
马家庄回族通婚形式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过程，即族内外姓婚、不分姓氏的族内婚、族内婚为主族外婚为辅、族外婚为主族内婚为辅。历史上回族普遍实行族内婚姻。查阅《马氏族谱》，明末清初怀远堂马姓主要实行族内外姓婚，不与族内本姓通婚。怀远堂马姓早期通婚主要为徐、答、袁、冯、高、王、定、苏、汪、魏、郑、唐等姓氏。清末开始与马姓通婚。田野调查得知，马家庄有三支不同宗同祖的马姓，因而单凭姓马无法确认是否同宗同祖。民国时期有族外婚。据83岁马运炎老人介绍：“在奶奶、母亲一辈，回族只能与回族结婚。男方可以娶汉族女人，但必须信我们的阿訇，起经名；女方必须嫁回族。解放后，回汉可以通婚。”近年来，随着居住格局的变化与时代变迁，马家庄回族通婚对象主要是汉族，而且较为普遍。据2017年12月统计，马姓、刘姓等4个主要回族姓氏通婚结果为：60岁以上22对通婚对象中，回族族内婚有9对，占41%，回汉通婚有13对，占59%；而60岁以下的29对通婚对象中，回族族内婚只有4对，只占13%，回汉通婚25对，约占87%。
马家庄拆迁对村民生活影响最大的是住宅搬迁。住宅搬迁，耗时长，从征地到搬迁到安居，少则两三年，多则五六年。
(七)马家庄社群共同体模式变迁。
社群本是社会学的范畴。马家庄社群共同体主要是指原生活在马家庄这一地域范围群体所发生作用的社会关系。分析马家庄社群关系重组与被建构过程，可以将马家庄社群共同体发展历程归纳为家族式、宗族式、民族式、民族宗教式、地域符号式五种模式。一是家族式社群共同体，即以某一家族为核心而形成的社群关系。马家庄原叫祝家庄，是明末清初马明龙购买清真寺学田后而得此名，怀远堂马氏家族是最初的社群共同体。二是宗族式社群共同体。宗族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一种社会组织，同姓同宗共祖是宗族的主要特征。马家庄是由马蛟麟捐田，以马明龙与儿子马房龙及其后裔怀远堂马氏禄公分世系为中心的聚落，是马氏宗族式社群关系。三是民族式社群共同体。继怀远堂马氏之后，四川马氏、陕西马氏、武昌十字街的李姓、下马庄附近伍姓等纷纷进入马家庄，形成回族自然村寨。四是民族宗教式社群。清末马家庄吸引了外来汉族进入村寨，皈依伊斯兰教，有的与回族通婚后成为回族，如付姓、廖姓等。同时马家庄“义地”是武汉三镇穆斯林的公墓。因而，马家庄的社群演化为多姓回族与伊斯兰教信仰的社群关系。五是地域符号式社群，即以某一地域作为认同符号而形成的社群。2003年，马家庄搬迁故园后，原有地域不再是社群生活的区域，但马家庄地域情结、地域符号是社群认同与凝集的标志。无论是集中居住在新竹路还建新村，或是居住在光谷青年城，还是散居在杨家湾保利华都、尚文创业城、新竹路保利时代、鲁广花园等地，马家庄始终是原马家庄村民认同的符号。社群范围随地域范围的增加而逐渐扩大，但最牢固的关系是最初地域认同，即马家庄是最核心的地域符号，是社群发展中更为精细的社群关系纽带。
三、马家庄文化变迁
马家庄的文化变迁主要体现在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上。历史上，马家庄回族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主要体现在入口、入土、入寺“三入”，即讲究饮食习惯、遵循土葬习俗、信仰伊斯兰教。“三入”是马家庄回族与周边汉族区别的文化差异。随着时代变迁与回汉交往密切，“伴随着文化差异的不断减少，而发生的文化类型广泛的趋同现象和同质化倾向”[5]。现阶段，马家庄回族在风俗习惯与宗教文化信仰方面既有坚守也有变迁。
(一)马家庄回族风俗习惯的坚守与变迁。
一是马家庄年长者遵守回族传统饮食习惯。马家庄回族与武汉起义门、汉口等地回族都保留了开斋节炸油香习俗。马家庄拆迁前后都有回族从事清真食品经营业。马运江先生退休后，十多年以来坚持在新竹路卖清真牛肉，这是马家庄回族清真食品的主要来源。年轻一代饮食习俗有所变化，但年长者要求年轻一代不能把饮食禁忌物带回家。二是马家庄回族宰鸡鸭活禽有请寺里阿訇的习惯。但还建的光谷青年城离创业街清真寺较远，这一习俗有所改变。三是马家庄人在原马家庄与新竹路还建新村都是围寺而居，而创业街清真寺搬离了光谷青年城，就光谷青年城回族来说，目前不再是围寺而居。但马家、廖家、伍家三家出嫁女儿放弃了条件优越的光谷青年城还建房，选择当时相对偏远的创业街清真寺附近小区祥和雅居，老年人为方便上清真寺也随之搬去居住。围寺而居仍是一种生活向往。四是马家庄的服饰习惯平时与周边的汉族无异，在重要节日或特定的日子与场所，男子会戴白帽。五是节日方面，马家庄回族过开斋节，现阶段不过古尔邦节和圣纪节，而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比开斋节气氛更为浓重。
(二)马家庄回族丧葬习俗的坚守与变迁。
马家庄回族坚持土葬、速葬、薄葬习俗，严格遵循回族的丧葬仪式与礼俗。从墓地拆迁可知马家庄土葬习俗的坚守。丧葬习俗变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因征地拆迁，墓地多次迁移，地址多次变化。二是墓地性质发生了变化，原马家庄是武汉三镇回族的公共墓地，是“义地”。而现阶段马家庄回族墓地豹澥镇石灰窑周边被火化习俗汉族墓地所环绕。三是回汉通婚家庭将面临葬俗变迁。原关山村户籍回汉通婚家庭及直系亲属都可以土葬。而改制后通婚的回汉家庭夫妻一方的回族可以土葬，而汉族必须遵循武汉市殡葬规范实行火葬，回族家庭夫妻葬在一起的传统葬俗将发生变迁。
(三)马家庄回族宗教文化的坚守与变迁。
马家庄回族对宗教文化的坚守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马家庄对马明龙墓的维护。1953年马家庄墓地第一次征地拆迁时，由于马明龙的历史影响、重要碑刻的历史价值以及马家庄人的坚持，马明龙墓不仅没移，还修建了亭子外观，安置了七块碑刻。在后来多次征地拆迁中，马明龙墓仍然保留在原有位置。20世纪80年代，湖北伊斯兰教协会杨松珊会长向政协提建议将马铨(明龙)墓立为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马铨墓被立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马明龙墓是马家庄人共同的祖先记忆与历史记忆，不是其直系后裔在看守，而是李世亮、马运炎等非亲属关系者在义务看守与维护。二是马明龙后裔的宗教传承。马明龙儿子被称为“房龙大师”，后裔阿訇辈出。据马家庄马明龙直系后裔介绍：“我的大爷家四代都是阿訇，最近的一代是马明松，我大爷爷还有两个叔伯兄弟，叫马明正和马明瑶，马明瑶当过阿訇后来去台湾了。我大爷是马家庄清真寺毁坏前最后一个阿訇马平阶的学徒。”三是还建清真寺。马家庄人不管搬到哪，都要求还建了清真寺，而且都叫马家庄清真寺，这一现象本身是民族宗教文化自觉的表现。马家庄宗教文化发展是动态的过程，其变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家庄回族的宗教文化信仰逐渐淡化。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变迁引起信仰淡化。还建到创业街的清真寺远离了回族居住的光谷青年城。清真寺的远近是引起世居回族宗教信仰变迁、加速信仰淡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马家庄清真寺的功能与服务对象发生了变化。马家庄清真寺源于马明龙时期的“馆”，既是经堂教育场所，也是收留“贫者”与“慕教”者的慈善公益场所，还是实行回族丧葬习俗的场所。新中国成立后的专设房和2010年的活动中心主要是作为丧葬习俗场所。新竹路与创业街马家庄清真寺是武汉市伊斯兰教第四大宗教场所，主要为穆斯林的宗教活动与回族丧葬习俗服务场所。同时，马家庄清真寺的服务对象发生了变化。马家庄清真寺原服务于武汉市的世居回族，现服务于武汉市的穆斯林，既有武汉市世居回族穆斯林，也有流动穆斯林，还有国外穆斯林。
文化变迁，就是指或由于民族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因而引起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改变[6]。三百多年的马家庄，随着社会发展与民族接触而引起社会文化变迁。历史悠久的马家庄目前虽然被现代化城市所掩没，只留下公交站名和马明龙拱北，但是马明龙开创马家庄的历史记忆与善行义举被传承下来，马明龙“以儒诠经”伊斯兰教中国化思想影响着马家庄一代又一代的回汉民族。在城市化建设与“城中村”改造的过程中历经数次搬迁，甚至是触碰到回族最为敏感的丧葬习俗，马家庄回族都没有怨言，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城市建设为中心，为武汉市建设与关山村崛起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马家庄社会文化变迁是乡土个体记忆、民族集体记忆与城市社会记忆的共同见证，是散杂居地区传统回族社区变迁与嵌入式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也是我国“都市里的村庄”改造的一个烙印，是时代变化、社会演进与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值得进一步探究。
将各时间点的药物剩余百分比的自然对数对孵育时间作线性回归，得斜率k，并以此计算ZG02的酶动力学参数[包括半衰期（t1/2）和清除率（CLint）]和各代谢酶的贡献率（F）。其中，t1/2＝－0.693/k，CLint＝[（0.693/t1/2）×孵育体系体积（μL）]/肝微粒体质量（mg）[14]；FⅠ相＝CLint（Ⅰ相）/CLint（两相）×100%，FⅡ相＝CLint（Ⅱ相）/CLint（两相）×100%。以t1/2评估代谢稳定性：t1/2＜30 min，为代谢不稳定；30 min≤t1/2≤90 min，为代谢稳定性中等；t1/2＞90 min，为代谢稳定[15]，结果详见表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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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答振益.湖北回族古籍资料辑要[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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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安辉．马明龙与马家庄关系的民族学考察[J]．回族研究，2018(4)．
[5] 托马斯·哈定，等.文化与进化[M]. 韩建军，商戈令，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59.
[6] 黄淑聘，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16.
收稿日期 ：2019-03-04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散杂居回族社区文化变迁研究”(CST18012)；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变迁与坚守：一个武汉“城中村”的崛起 ——基于马家庄回族社区的民族学考察”(2017038)。
作者简介： 李安辉，女(回族)，中南民族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回族历史文化、散杂居民族问题。
中图分类号： C912.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 2019) 05- 0078- 06
(责任编辑 马 旭)
标签：“城中村”改造论文; 社会文化变迁论文; 散杂居民族社区论文; 武汉市马家庄论文;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