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人的“诗人诗”、“文人诗”与“儒者诗”之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者论文,宋人论文,文人论文,诗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9)02-0057-09
自北宋仁宗时代起，学界就兴起了探讨“道德性命”的潮流，当时道学家还提出了“格物致知”的口号。在这些新思潮的影响和冲击下，人们的思维方式变得愈益缜密：他们既善于用宏观的眼光审视宇宙，又喜欢探究事物的精微差别。但自觉的“学派”一立，人们的文化视野也就受到限制，比如诗歌，宋以前除辨体并讨论各体格法外，似乎不再作分别了，而宋人又按学派的宗旨，依诗歌内容的学术属性或作者身份进行分类，如元代作家陈旅在《跋许益之古诗序》中所说，“近世有‘儒者’、‘诗人’之分”（详下引）；他所说的“近世”，无疑指宋代；明孙承恩《书朱文公感兴诗后》认为“儒者之诗主于明理，诗人之诗专于适情”（亦详下引）——可见这种分类是宋代学派促成诗歌新变的产物。其实宋人在尚未分出“儒者诗”之前，还有“诗人诗”与“文人诗”之辨，也与学术思潮有关。对于这些分类，当今学界似乎不大留意，有些“往事”几欲被历史的尘埃湮没。本文拟讨论伴随学派分立而演成的宋诗新变，以及在此视角下产生的新分类法，并着重考察“儒者诗”的内涵及其诗歌史意义。
一、宋诗新变：由“诗人诗”到“文人诗”
“诗人”一词，初意指《诗经》作者，后来则泛指以诗歌为专功的作家，以与作为文章家或读书人之泛称的“文人”对应；而诗人创作的以兴寄、意象为特点的诗歌作品，又被称为“诗人之诗”。作为一个诗学范畴，“诗人之诗”只有在与“文人之诗”对举时才有意义，而“文人之诗”是宋代才有的概念。因此，“诗人之诗”、“文人之诗”的分辨，本身就是宋诗新变的反映，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将古文的某些特点引入诗歌创作，使诗歌章法、句法散文化，内容议论化，即所谓“以文为诗”，这类作品被统称为“文人之诗”。“以文为诗”的创作倾向滥觞于杜甫，而在韩愈手里获得成功①，但在诗坛地位的确立，则要等到北宋欧阳修、苏轼的先后登场。北宋中叶作家李复在《与侯谟秀才书》（第三书）中说：“承问子美（杜甫）与退之（韩愈）之诗与杂文。子美长于诗；退之好为文，诗似其文。退之诗，非诗人之诗，乃文人之诗也。”②金人赵秉文说：韩愈“以古文之浑浩溢而为诗，然后古今之变尽矣”。他称这种诗为“不诗之为诗”③，即“变尽”了诗的传统面貌。清代“桐城文派”诗论家方东树认为，杜甫《渼陂行》“夹叙夹写”，此等章法，韩公（愈）“时时学此”，“欧公惯用”。而韩诗“恢张处多，顿挫处多”，如《山石》诗“叙写简妙，犹是古文手笔”；“学欧公作诗，全在用古文章法”。④这说明韩、欧在“以文为诗”方面既一脉相承，而又各自开拓，他们虽以古文名家，而在诗歌创作领域也成就斐然。我们知道，韩、欧分别是中唐和宋初古文运动的领袖，他们的诗歌深受古文影响，这是“文人诗”兴起的大背景。我们还知道，古文运动的指导思想来自中唐的儒学复古思潮，因此“文人诗”又与学术思想密切关联：“以文为诗”不仅仅将散文的章法、句法引入诗歌创作，更重要的是引进了“古文”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评判体系及其表达方式，这就是所谓“议论化”。可以这样说：儒学复兴乃“文人诗”勃兴的深层原因。
但是，即便在北宋中期，“文人诗”也未能完全被社会接受，这是因为它与传统诗歌的面貌和内涵相去太远。当时曾发生过一场关于如何认识和评价“文人之诗”的没有结果的争论，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记曰：
沈括存中、吕惠卿吉父、王存正仲、李常公择，治平中同在馆下谈诗。存中曰：“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尔，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吉父曰：“诗正当如是。我谓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择是吉父，四人交相诘难，久而不决。⑤
在坚持唐音的宋人看来，“诗人之诗”确立了诗歌的标准，如薛季宣(1134-1173)论李贺诗道：“其诗著矣，上世或讥以伤艳，走窃谓不然。世固有若轻而甚重者，长吉诗是也。他人之诗不失之粗，则失之俗，要不可谓诗人之诗；长吉无是病也，其轻秾纤丽，盖能自成一家。”⑥则“粗”、“俗”的作品是不能称为“诗人之诗”的，好诗应当是“轻秾纤丽”，文采斐然。但是，自欧、苏之后，用散文句法作诗蔚为时尚，而“文人之诗”也就成为宋诗主流，以粗为豪，化俗为雅，瘦硬峭拔，构成宋诗的基本风貌，宋前的标准丧失殆尽。只有到宋末，晚唐派诗人方才提出挑战，如刘克庄试图在对比中为“诗人之诗”、“文人之诗”定性，他说：“余尝谓以性情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⑦此论将文人之诗说成是“以书为本”，自然与“以性情礼义为本”的“风人”（即“诗人”）之诗有上下之别，其贬抑文人诗之意甚明，故遭到刘辰翁的反驳，他写道：
刘后村仿《初学记》骈俪为书，左旋右抽，用之不尽，至五七言名对亦出于此。然终身不敢离尺寸，遂欲古诗少许自献，如不可得。故知唐、宋大家数，未易兼善也。每赋诗入手，必先得一事仗而后起，最是一病。近年文最少，诗最盛，计何人不作，何日不有。……后村谓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不同，味其言外，似多有所不满，而不知其所乏实在此也。吾尝谓诗至建安，五七言始生，而长篇反复，终有所未达，则政以其不足于为文耳。文人兼诗，诗不兼文也。杜虽诗翁，散语可见。惟韩、苏倾竭变化，如雷震河汉，可惊可快，必无复可憾者，盖以其文人之诗也。诗犹文也，尽如口语，岂不更胜彼一偏一曲自擅诗人诗，局局焉，靡靡焉，无所用其四体，而其施于文也，亦复恐泥，则亦可以衏然而悯哉。⑧
刘辰翁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揭发”刘克庄言行不一：他作诗正是“以事为料”；然后说明“文人兼诗，诗不兼文”的道理，将诗人诗置于“一曲一偏”的地位。自北宋治平中沈括、吕惠卿论辩之后，在现存文献中，这是又一次公开为“文人之诗”作强有力的辩护。
刘克庄的批评其实比较低调，他虽点了“文人之诗”的“名”，然而只是泛指；对“文人诗”、“理学诗”（此类诗详后）持严厉批判态度且深中其要害的，是诗论家严羽，他有一段学术含量很高、在古代诗歌史上十分著名的言论：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者，吟咏性情者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⑨
较之严羽，已入元的刘辰翁无疑是晚辈，在“别材”、“别趣”说已出之后，还一味强调“诗犹文也，尽如口语，岂不更胜”云云，不仅显得非常陈腐和苍白，也基本上没有攻击力，而“别材”、“别趣”说则被诗论家奉为圭臬，影响深远。
“文人之诗”在宋代取得了辉煌成就，后代学者也对这种“新变”的合理性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它不仅仅是诗歌史的一大变，更重要的是造就了宋诗之盛。⑩将古文章法、句法和儒家思想引入诗歌，无疑使诗歌语言更自由、更贴近口语，也使诗歌的思想境界得到较大的拓展，在仰望唐诗这座高山之后，宋人由此找到了自己前进的道路，因此重兴象的“唐音”和好议论的“宋调”各有千秋，不必轩轾，如宋末作家方凤所说：“唐人之诗，以诗为文，故寄兴深，裁语婉；宋朝之诗，以文为诗，故气浑雄，事精实。”(11)
但是，“文人之诗”的缺陷和弊病也毋庸讳言，唐音宋调自有高下，玩味品评，并非不可置论。前述治平之争的焦点，就是沈括等人认为韩诗“乃押韵之文”，而吕惠卿主张诗歌“正当如是”，直到刘辰翁提出“诗犹文”之说，他们的共同之处是抹杀了“诗”与“文”的界限。严羽的攻击点主要集中于此，并标举“盛唐兴趣”为诗学范式。事实上，宋代除像欧、苏、黄、陈等大家、名家外，许多“文人诗”过于散文化，缺乏诗的基本构思，使诗歌失去了“一唱三叹”的韵味，直到寓目生厌、难以卒读。这为严羽“别材”、“别趣”说提供了充分的论据，使之成为宋诗批评的经典性论断，并成为后代诗论家的共识。如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五引元人傅与砺《诗法正论》述范德机论诗之意，以为“唐人以诗为诗，主达情性，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诗，主立议论，于《三百篇》为远”，许氏以为“甚当”。(12)清朱庭珍说：“自宋人好以议论为诗，发泄无馀，神味索然，遂招后人‘史论’之讥，谓其以文为诗，乃有韵之文，非诗体也。此论诚然。”(13)
二、宋诗再变：由“诗人诗”、“文人诗”到“儒者诗”
“文人之诗”在宋代诗坛崛起，是诗歌领域一次大的新变，但新变并未就此结束——从北宋起，另一类诗歌又悄然诞生，其特点既非诗人诗所有、也非文人诗所具，那就是“学者诗”。考察现存文献，首先明确提出“学者诗”概念的，当是南宋理学家张栻。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中上载：
有以诗集呈南轩先生，先生曰：“诗人之诗也，可惜不禁咀嚼。”或问其故，曰：“非学者之诗。学者诗读着似质，却有无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觉深长。”
这就在“诗人之诗”、“文人之诗”之外提出了第三个概念：“学者之诗”。张栻虽没有界定“学者之诗”的内涵，但此语出自这位理学大师之口，其义不言自明：他格外引以自豪的“学者之诗”，其实就是理学诗。事实上，早在北宋，理学的创立者们就已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只是还没有抽象为诗学概念而已。如程颐举杜诗“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为例，以为诗歌不过是“闲言语”，颇有不屑之意；但他盖避犯众怒，接着又说“并非是禁止不作”，因举吕与叔（大临）“学如元凯方成癖”一诗，以为“甚好”，而他自己也作有《寄谢王子真诗》，曰：“至诚通化药通神，远寄衰翁济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时还解寿斯民。”(14)这不俨然已有“诗人诗”与“学者（理学家）诗”之分么！
元初作家袁桷在《书汤西楼诗后》中写道：
自西昆体盛，襞积组错，梅、欧诸公发为自然之声，穷极幽隐，而诗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语腴意赡者，为临川之宗；气盛而力夸，穷抉变化，浩浩焉沧海之夹碣石也，为眉山之宗；神清骨爽，声振金石，有穿云裂付之势，为江西之宗。二宗为盛，惟临川莫有继者，于是唐声绝矣。至乾、淳间，诸老以道德性命为宗，其发为声诗，不过若释氏辈条达明朗，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绝。(15)
袁氏是说，梅尧臣、欧阳修革西昆体之后，诗坛共有三个宗派，即“临川之宗”、“眉山之宗”和“江西之宗”。三宗的首领，不用说是王安石、苏轼和黄庭坚。“临川之宗”代表的是“唐声”，也就是“诗人之诗”，王安石之后没有继之者，于是“绝矣”。既然“唐声”已绝，那么“眉山之宗”、“江西之宗”显然都属“宋调”，也就是“文人之诗”。到南宋孝宗乾道、淳熙间，“道德性命”之宗也就是理学诗派崛起，取代了苏、黄诗派的地位。张栻正活动在乾、淳间，故“学者之诗”的概念由他提出，相当于适时地扯起了一面旗帜。
值得注意的是，张栻将诗分成“诗人之诗”、“学者之诗”两类，而不提“文人之诗”。他将“诗人之诗”与“学者之诗”对举，是不是他所接收的诗集确实是“诗人诗”，没有“以文为诗”的现象呢？恐怕未必。如果考察理学家文学思想史，就会发现，在他们那里，无论诗文，历来就是“两分”的：以己为一方，其他皆对立面，统为一方。周敦颐《通书·文辞》曰：“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上引程颐在论两种诗（杜甫的“闲言语”和吕大临及其自作的“好诗”）的同时，还说：“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它则不学。今为文者，专长务章句，悦人耳目。”又曰：“圣人亦摅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耳。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艺”与“实”、“章句”之文与“有德者之言”，对于“诗”这种特殊文体来说，就是所谓“诗人之诗”与“学者之诗”，通通都是两分的。也就是说，在理学家看来，没必要再分什么“诗人诗”、“文人诗”，它们都是“艺焉而已”的“文辞”或“闲言语”，统称“诗人之诗”可也。如果再深究之，还会发现理学家之所以不提“文人之诗”，是因为所谓“学者诗”，其实与“文人之诗”有密不可分的渊源，明代作家袁宏道就曾指出：“今之人徒见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然其弊至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诗之弊，又有不可胜言者矣。”(16)所谓流为歌诀、偈诵，就是流为“学者诗”，它们不过是“以文为诗”的流衍和流弊罢了。
不过，“学者”一词意蕴太宽泛，于是人们更多地将它更换为“儒者”，称“学者之诗”为“儒者之诗”，其理学诗的含义就更明确了。本文篇首提到的元陈旅《跋许益之古诗序》道：“旅尝病夫近世有‘儒者’、‘诗人’之分也，深于讲学而风雅之趣浅，厚于赋咏而道德之味薄，要非其至焉者，其至焉者无儒者与诗人之分也。”(17)他认为许氏兼“诗人”和“儒者”，或曰“无儒者与诗人之分”，达到二者的高度统一，这才是“至焉者”。但事实上，他是有所轩轾的：首先是“讲学”，然后才是“赋咏”。后来宋濂评许氏诗，以为陈旅“可谓知言”。(18)明孙承恩《书朱文公感兴诗后》，不仅坚持为“儒者之诗”与“诗人之诗”划疆立界，而且阐明二者内涵上的区别，力求提升“儒者之诗”的地位。他说：
诗自《三百篇》后，有儒者、诗人之分，儒者之诗主于明理，诗人之诗专于适情。然世之人多右彼而抑此，故云烟风月，动经品题，而性命道德之言，为诗家大禁，少有及者，即曰涉经生学究气。……紫阳先生（朱熹）虽道学大儒，而亦不废吟咏。然其所谓诗者，抑何其与后世异耶？今观其《感兴》二十首，其音响节奏虽亦后人之矩步，而大而阐阴阳造化之妙，微而发性命道德之原，悼心学之失传，悯遗经之坠绪，述群圣之道统，示小学之功夫，以至斥异端之非，订史法之缪，亦无不毕备。所以开示吾道而儆切人心者，较之云烟风月之体，轩轾盖万万不侔。其奥衍弘深，虽汉唐以来儒者尚未有能臻斯阈，而区区之诗家，岂能窥其涯溪哉！如是而欲以一家之诗目之，不可也。(19)
孙氏将“儒者、诗人之分”的时间上推到“《三百篇》（《诗经》）后”，为理学诗张目可谓大胆；但他也透露了“儒者诗”不受诗家欢迎的窘状。
三、“儒者诗”的价值定位与理学家的诗歌史重构
在本文第一节中，我们已指出“文人之诗”深受儒学复古和古文运动的影响，与学术思潮密切关联；而所谓“学者诗”或“儒者诗”，更是学术派别的直接产物。按上引孙承恩的说法，“儒者之诗主于明理，诗人之诗专于适情”，而“适情”乃咏“云烟风月”，“明理”则是探究“性命道德”——如此褒贬分明的价值定位和两者间的巨大反差，盖不仅仅是估量孰轻孰重，简直关系到你死我活的“生存权”问题。于是，理学家摆出与中唐以来儒学复古论者完全不同的姿态：他们不像韩愈那样口称“道统”而实好词章，也不像欧阳修那样将并不谈“道统”的两位诗人苏舜钦、梅尧臣奉为诗歌革新的主将，甚至不只是停留在“诗人诗”、“儒者诗”之辨上，而是要直接介入诗歌创作，主导诗歌发展的方向，因而酝酿出一个反传统的诗歌史构架。朱熹在《答巩仲至书》中写道：
顷年学道未能专一之时，亦尝间考诗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着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故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辞，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原注：且以李、杜言之，则如李之《古风》五十首，杜之《秦蜀纪行》、《遣兴》、《出塞》、《潼关》、《石壕》、《夏日》、《夏夜》诸篇，律诗则如王维、韦应物辈，亦自有萧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细碎卑冗无馀味也。）其不合者则悉去之，不使其接于吾之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则其为诗，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矣。(20)
由上可见，在朱熹的诗学体系中，《诗经》、《楚辞》是“诗之根本准则”中的根本，而“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以迄于“今日”（南宋）的第二、三等诗中，只是“择其近于古者”，让它们成为“根本准则”的“羽冀舆卫”，余下的便是“世俗言语”的“诗人诗”（含“文人诗”），必须“悉去之”。在《答杨宋卿》的信中，朱熹又说：“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辞之善否，今以魏、晋以前诸贤之作考之，盖未有用意于其间者，而况于古诗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于此。故诗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21)这些言论，既是对传统诗歌构成要素的摒弃，也是对既往审美观的颠覆，自然更是对“儒者诗”形态的描述及其价值的进一步确认。
朱熹“妄欲抄取”的几编并未成书，而其再传弟子真德秀按照他的文学史思想，编成了一部二十四卷的《文章正宗》，其序曰：
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臻用也。文虽学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辑（指他编的《文章正宗》），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其目凡四：曰辞命，曰议论，曰叙事，曰诗赋。
真德秀将所有文章按内容分为三大类，而以诗赋独自成类，同时对“文章”的价值进行了重新定位，即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关于诗歌的遴选，真德秀引朱熹《答巩仲至书》，然后规定：“今惟虞夏二歌与《三百五篇》不录外，自馀皆以文公（朱熹）之言为准而拔其尤者，列之此编。律诗虽工，亦不得与。若箴铭颂赞，郊庙乐歌，琴操，皆诗之属，间亦采摘一二，以附其间。”对于“后世之诗”如何贯彻“明义理、切世用”的标准呢？《文章正宗纲目》作了详细论述：
或曰：此编以明义理为主，后世之诗，其有之乎？曰：《三百五篇》之诗，其正言义理者盖无几，而讽咏之间，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谓义理也。后世之作虽未可同日而语，然其间兴寄高远、读之使人忘宠辱，去系吝，翛然有自得之趣，而于君亲臣子大义亦时有发焉，其为性情心术之助，反有过于他文者，盖不必颛言性命而后为关于义理也。读者以是求之，斯得之矣。
根据诗歌的特点，真德秀提出了变通的原则，即诗可不必“正言”义理，比如《诗经》，吟咏的是“性情之正”，也就通于“义理”了。这便提出了“儒者诗”的另一个范畴：性情。以“性情”论诗，在理学家中真德秀并非最早，张栻在为胡宏《五峰集》所作序中，就曾指出：“惟先生非有意于为文者也，其一时咏歌之所发，盖所以纾写其性情；而其它述作与夫问答往来之书，又皆所以明道义而参异同，非若世之为文者徒从事于言语间而已也。”(22)但理学家所说的“性情”，自有特定的含义。南宋理学家陈淳在答陈伯澡问性情时说：“大抵心统性情，其未发则性也，心之体也；其已发则情也，心之用也。”(23)又曰：“性即是天理，然理不悬空，心因气赋形生而寓其中，气、形活物，不能不动，而发于情，情则乘气而发者也。”(24)实际上，在理学家的理论体系中，“性”、“情”乃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性”乃天之所赋，故吟咏性情并非人力可以介入，而是“非有意于为文”的“天籁自鸣”，如包恢《答曾子华论诗》所说：“盖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诗之出，必极天下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有穷智极力之所不能到者，犹造化自然之声也。盖天机自动，天籁自鸣，鼓以雷霆，豫顺以动，发自中节，声自成文，此诗之至也。”(25)于是，“吟咏性情”便成了理学家的“专利”，“有意为文”的诗人、文人不预焉。
真德秀之后，宋末人何无适、倪希程又编《诗准》四卷、《诗翼》四卷，淳祐三年(1243)王柏在所作《诗准诗翼序》中说：
昔紫阳夫子（朱熹）考诗之原委，尝欲分作三等，别为二端。……紫阳之功，又有大于此者，未及为也，每抚卷为之太息。友人何无适、倪希程前后相与编类，取之广，择之精，而又放黜唐律，法度益严。予因合之，前曰《诗准》，后曰《诗翼》，使观者知诗之根原，知紫阳之所以教。
朱熹对律诗尚采取“择”的态度，而何、倪二人则是完全排斥，即所谓“放黜唐律”，“法度益严”。其后，元人金履祥编《濂洛风雅》七卷，刘履又编《风雅翼》十四卷，无一不以朱熹《答巩仲至书》为编纂的指导思想。(26)理学家强烈的派别意识，狭隘的诗学观，虽经真德秀等人的努力，重构文学史的企图实施得并不顺利。宋末人赵文曾讥讽《文章正宗》道：“必关风教云乎，何不取六经端坐而诵之，而必于诗？诗之妙正在艳冶跌宕。”(27)《四库提要·〈文章正宗〉提要》也说：“德秀虽号名儒，其说亦卓然成理，而四五百年以来，自讲学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岂非不近人情之事，终不能强行于天下欤？”愈到后来，理学家对“儒者诗”的理解也愈狭隘，元人陈栎更以是否用“六经为料”作为判别“儒者诗”的标准，他在《跋汪子盘诗》文中说：
昔朱子复程允夫书，深欲其以《语》、《孟》、《三百篇》为作诗本源。子盘于经必所素通，盍更以祖父所精通者为法，则由渊源而波澜，其于诗特馀事耳，岂止为今诗人之诗而已哉！又见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六经，诗、文之海也。(28)
这就将“儒者诗”推向了极端，比刘克庄所说的“以书为本，以事为料”走得更远，“地步”虽高，却越发不近人情。前引孙承恩说道德性命之言“为诗家大禁”，可见人们对理学家的这套已彻底厌倦甚至厌恶了。到明后期，理学和理学诗皆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应当指出，理学家如此热衷于对文学史（包括诗歌史）进行清理和重构，并非他们有什么“史癖”，而纯是欲用学术干预创作。宋、明时期的大量理学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由学派主导诗歌，无论是在中国学术史还是文学史上，这都是开先例的。
四、宋明学者对“诗人诗”、“儒者诗”之辨的批评
前引严羽批评文人诗歉“一唱三叹之音”。宋末作家何梦桂曰：“顷尝与友人谭诗，谓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异，友曰不然，诗不到好处，诗到好处，又奚文人、诗人之辨哉！此语真诗家阳秋也。”(29)他是说，其友人认为不必分什么“诗人诗”、“文人诗”，真正的好诗，其实没有诗人、文人之辨。这个论点很通达，唯不知他俩曾论及“儒者诗”未？应该说，理学家取作“羽翼舆卫”的李、杜诗，以及王维、韦应物表达“萧散之趣”的诗歌，就不乏文学史上公认的杰作或名篇。诗到好处，不止不必辨文人、诗人，就是理学诗也有好的，像上引程颐颇为自负的《寄王子真诗》，虽是说理，但颇有理趣。钱锺书先生曰：
程明道（颐）《秋日偶成》第二首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乃理趣好注脚。有形之外，无兆可求，不落迹象，难着文字；必须冥漠冲虚者结为风云变态，缩虚入实，即小见大。具此手眼，方许诗中有理。如朱子学道有入，得句云：“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诗虽凡近，略涵理趣，已大异于“先天一字无，后天着工夫”等坦直说理之韵语矣。(30)
这很好地说明了产生“理趣”的机制，“坦直说理”的诗，实在只能称着“韵语”。
南宋以降，直到清代，曾有不少人为理学诗喝彩，但真正可称佳构的实在不多，大多为坦直说理的韵语。比如朱熹《感兴诗》二十首，自序称“切于日用之实”，在理学当道的时代，真所谓好评如潮，“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较早的如宋人蔡模《文公朱先生感兴诗注序》曰：“《三百篇》而后，非无能诗者，不过咏物陶情，舒其萧散闲雅之趣而已。独朱子奋然千有馀载之后，不徒以诗为诗，而以理为诗，斋居之《感兴》是也。……今诵其诗，包罗众理，总括万变，排异端，又皆正其本而探其源。”前引孙承恩《书朱文公感兴诗后》，不用说也是力挺朱子的。较近的如刘熙载《艺概》卷二：“朱子《感兴诗》二十篇，高峻寥旷，不在陈射洪（子昂）下。盖惟有理趣而无理障，是以至为难得。”但即便在朱子高踞神坛的时代，也并非众人皆迷，仍有头脑清醒的。方回有诗道：“晦庵《感兴诗》，本非得意作，近人辄效尤，以诗为道学。”(31)杨慎更不以为然：“或语予曰：‘朱文公《感兴诗》比陈子昂《感遇》诗有理致。’予曰：‘譬之青裙白发之节妇，乃与靓妆袨服之宫娥争妍取怜，埒材角妙，不惟取笑旁观，亦且自失所守。要之不可同日而语也。彼以《拟招》续《楚辞》（引者按：朱熹编《楚辞后语》，末篇为吕大临《拟招》），《感兴》续《文选》，无见于此矣，故曰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要有契予言者。”(32)他虽以二者为“双美”，但却认为朱熹仿陈子昂为“自失所守”，因为理学与诗、骚原不同科，“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明义理、切世用还是咏性情，理学家们否认诗有工拙之分，也不讲究格律、用韵、属对、比事、遣辞之善否，甚至认为“诗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那就成了应该淘汰的“诗人之诗”。在这种诗学思想指导下的创作，何来“理趣”？就以朱熹《斋居感兴二十首》论，绝非所谓“惟有理趣而无理障”，试举其第一首：
昆仑大无外，旁薄下深广。阴阳无停机，寒暑互来往。皇牺古神圣，妙契一俯仰。不待窥马图，人文已宣朗。浑然一理贯，昭晰非象罔。珍重无极翁，为我重指掌。(33)
组诗类皆如此，故刘熙载的话应该翻过来说，即“惟有理障而无理趣”。所谓“诗人诗”、“儒者诗”之辨，本欲以“儒者诗”自矜，适足贻笑大雅，理所当然地受到历代学者的批评。
宋代对“儒者诗”发出的最有力的攻击，自然是严羽，前文已引他在《沧浪诗话·辨体》中所说的“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之论，他断言诗与“理”无关。什么是“理”？郭绍虞注释引《师友诗传续录》：“宋人唯程、邵、朱诸子为诗好说理，在诗家谓之旁门。朱较胜。”钱锺书曰：“窃疑沧浪所谓‘非理’之‘理’，正指南宋道学之‘性理’，……曰‘非理’，针砭濂洛风雅也。”(34)他们的理解是正确的，严羽的矛头所向，正是理学诗。按严羽的说法，所谓“明义理”的“儒者诗”，压根儿就不成立：“诗”与“理”不相关涉。则宋末“以诗为道学”的众多“明义理”的作品，实在可用朱熹之法“悉去之”了。
当然，如果只是简单地说诗与“理”无涉，尚不足以服人，指出“儒者诗”的病根所在，也许更为重要。历代学者针对理学诗的批评甚多，如宋末大家刘克庄说：“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呈辨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35)他所说包括了文人诗和理学诗，不过仍停留在批评诗、文界限不分的层面。明李献吉曰：“宋人主理，作理语。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36)这就进了一步，实乃一针见血之论——诗并非不可说理，但不能坦直地用诗“专门”说理，因为那就改变了诗的基本属性，是不能称之为“诗”的。前引《庶斋老学丛谈》记张栻谓学者诗“涵泳愈久，愈觉深长”，接着他又说：“诗者纪一时之实，只要据眼前实说，古诗皆是道当时实事。今人做诗多爱装这言语，只要斗好，却不思一语不实便是欺，这上面欺，将何往不欺？”问题正出在“道实事”上。如果没有想象、夸张，没有修辞，也就没有诗歌。将修辞一概贬为“装这言语”，以想象、夸张等艺术手法为“不实”，为“欺”，那就等于戕杀了诗歌的生命。
对理学诗更有力的打击，来自元人袁桷，他在《书括苍周衡之诗编》中写道：
诗有经纬焉，诗之正也；有正变焉，后人阐之说也。滥觞于唐，以文为诗者韩吏部始，然而舂客激昂，于其近体犹规规然守绳墨，诗之法犹在也。宋世诸儒一切直致，谓理即诗也，取乎平近者为贵，禅人偈语似之矣，拟诸采诗之官，诚不若是浅。他又在《跋吴子高诗》中说：
杨、刘弊绝，欧、梅与焉，于六艺经纬得之而有遗者也。江西大行，诗之法度益不能以振。陵夷渡南，糜烂而不可救，入于浮屠、老氏证道之言，弊孰能以救哉！(37)
前引袁宏道所说理学流为歌诀、偈诵，与袁桷之说后先契合。令理学家十分自负的“明义理”之诗，其实等同于证道的佛家偈语、道家歌诀，这恐怕令理学家感到极为难堪和不平，但事实就是如此，他们不是主张“文以载道”么？这种批评等于“揭老底”，可收釜底抽薪之效。不过还须说明，所谓“偈语”尚非新禅宗的公案偈语，后者十分强调“活句”，如云门宗德山缘密谓“但参活句，莫参死句。活句下荐得，永永劫无滞。‘一尘一佛国，一叶一释迦’，是死句；‘扬眉瞬目，举指竖佛’，是死句。‘山河大地，更无
讹’，是死句。时有僧问：‘如何是活句？’师曰：‘波斯仰面看。’”(38)盖意止于言是死句，言在此而意在彼才是活句，因此胡应麟说“禅家戒事、理二障，作诗亦然”(39)，公案偈语往往“句不停意，用不停机，口角灵活，远迈道士之金丹歌诀”(40)；而理学家“道实事”的诗歌，恰恰病于事、理二障，必然流于地地道道的“死句”。——袁桷所比的偈语，当是大乘教及旧禅宗，“唐以前如罗什《十喻》、惠远《报偈》、智藏《三教》、无名《释五苦》、庐山沙弥《问道叩玄》，或则喻空求本，或则观化决疑，虽涉句文，了无藻韵。居士林中为此体者，若王融《净行》、梁武帝《三教》《十喻》、简文帝《十空》《四城门》之类，语套意陈，无当理趣”。(41)
前引张栻说“诗人之诗也，可惜不禁咀嚼”，“学者诗读着似质，却有无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觉深长”，云云。不奈咀嚼的诗人诗确实不少，但对于大多数“学者诗”、特别是张栻标榜的“儒者诗”来说，所谓“无限滋味”云云，恐怕只是笑柄。其实张栻、朱熹等大学者并非不懂诗，朱熹无论在诗歌创作、批评方面，都堪称行家里手；即如张栻，他也曾说：“作诗不可直说破，须如诗人婉而成章。《楚词》最得诗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则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语形容也。若说破如何思如何思，则意味浅矣。”(42)在这里，张栻的见解是卓越的，“味觉”也是正常的；但当他一心要为“学者诗”张本时，就闭目说着违背艺术良心的“派”话了。
宋人，甚至包括整个宋、明时期，诗界标新立异、分门别派成为常态，所谓“诗人诗”、“文人诗”与“儒者诗”之辨，只是在“学术”这个特定的视角下，对诗风新变与演进进行的一个非常宏观的归纳与描述。即便从这个角度审视，我们也不难发现：要开创新的局面，非新变不可；但不遵循文学规律的“新变”，不仅没有促进诗坛繁荣，反而造成古代诗歌的迅速衰落。这很值得文学史研究者认真总结。这里面的教训也许很多，笔者认为，从宋代的诗人诗、文人诗与儒者诗之分看，表面上似乎在不断扩大诗歌的疆域，但其实是在迅速缩小阵地和降低地位：“文人诗”、“儒者诗”近乎有韵散文甚至理学讲义，“诗”于是成了“文”的附庸；而在理学家眼中，诗不过是个明义理、切实用的“载道”工具，否则便是“闲言语”，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样，诗歌既失去了“诗教”时代高贵的光环，也没有了“缘情”之后抒情达意的普适性，而降为“文”或学术的侍妾，岂能不衰？其次，无视诗歌自身的特点，不断抛弃长期积累起来的艺术传统，“文人诗”已肇其端，“儒者诗”更登峰造极。宋、明时代连篇累牍的所谓“理学诗”，诗趣寥寥，而充斥篇帙的乃迂腐不堪的说理或说教，向这样的方向“新变”，诗不衰落，更待何为？总之，诗歌盖难与学术思潮截然“分家”，但学术不应直接干预诗歌创作，诗歌更不可成为学派的传声筒和学术的直白表达的工具，否则即便愿望再好，也会适得其反——这就是历史告诉我们的一个十分简单而朴素的道理。
收稿日期：2008-07-31
注释：
①详参程千帆：《韩愈以文为诗说》，载《古诗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②《潏水集》卷五。
③《与李天英书》，《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一九。
④《昭昧詹言》卷一二“杜公”、“韩公”、“欧阳永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⑤《临汉隐居诗话》，历代诗话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3页。
⑥《浪语集》卷三○《李长吉诗集序》。
⑦《跋何谦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
⑧《赵仲仁诗序》，《须溪集》卷六。
⑨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诗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
⑩叶燮《原诗》内篇：“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
(11)《仇仁父诗序》，《存雅堂遗稿》卷三。
(12)《诗源辩体》卷三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笫340页。
(13)《筱园诗话》卷一，《清诗话续编》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333页。
(14)《二程语录》卷一一，正谊堂丛书本。
(15)《清容居士集》卷四八。
(16)《雪涛阁集序》，《袁宏道集笺校》卷一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7)《安雅堂集》卷一三。
(18)《题许先生古诗后》，《元宪集》卷一二。
(19)《文简集》卷三四。
(20)《朱文公文集》卷六四。
(21)《朱文公文集》卷三九。
(22)《胡宏集》附录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校点本，第343页。
(23)《北溪大全集》卷三八。
(24)《北溪大全集》卷四一。
(25)《敝帚稿略》卷二。
(26)关于金履样《濂洛风雅》、刘履《风雅翼》以及诸书与朱熹诗学思想的关系，详参拙文《论宋代理学家的“新文统”》，《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此从略。
(27)曹安《谰言长语》引。
(28)《定宇集》卷三。
(29)《洪百照诗集序》，《潜斋集》卷六。
(30)《谈艺录》第69则，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9页。
(31)《七十翁吟》之七，《桐江续集》卷二二。
(32)《升庵诗话》卷一一。
(33)《朱文公文集》卷四。
(34)《谈艺录订补》，《谈艺录》第545页。
(35)《竹溪诗跋》，《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
(36)《缶音序》，《空同子集》卷五二。
(37)两文均载《清容居士集》卷四九。
(38)《五灯会元》卷一五《德山缘密禅师》。
(39)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
(40)《谈艺录》第226页。
(41)《谈艺录》第225页。
(42)《性理大全书》卷五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