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学档案学史上的并蒂奇葩——《文心雕龙》与《文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奇葩论文,文选论文,史上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79.29
众所周知，齐、梁之际的伟大文学理论家刘勰（465-521年）在齐和帝之世（501-502年）[1]所著《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一部最杰出最系统最严密最重要的文学理论巨著，梁昭明太子萧统（501-531年）约在526-531年间主编的《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选择颇为精粹典雅华美而不流于轻艳的诗文总集。但以文书学档案学的视角审视《文心雕龙》与《文选》，却是中国古代文书学档案学史上的并蒂奇葩。至于这两部巨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对后世的重大影响及其局限性，前人论之备矣，今略而不论，以免狗尾续貂。本文仅从文书学、档案学的角度论述，以讨教于读者。
为什么说《文心雕龙》与《文选》是文书学档案学史上的并蒂奇葩呢？试从以下4方面分论之。
1 从《文心雕龙》与《文选》的架构看其与文书档案的关系
《文心雕龙》上半部分的25篇，从《原道》至《辨骚》5篇是文体总论，指出当时可见的各种文体（包括纬书、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都源于孔子编纂的《五经》。因此，刘勰说：“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宗经》）其实，《五经》中的《尚书》基本上是官文书的汇编，《仪礼》系各级贵族遵循的规矩条例，《春秋》属大事记；再者《易经》乃商周之际史官占卜记下的档案史料，《诗经》里不乏口碑档案的内容：都可归入文书档案范畴。从《明诗》至《书记》20篇是各种文体的分论。而下半部分从《神思》到《总术》另加《物色》（宜置于《熔裁》后）共20篇是以文体论为基础概括提炼出来的创作论或曰作文之术，即创作的原则和方法。《时序》、《才略》、《知音》、《程器》4篇紧扣文体论和创作论，大体属文学（文书）史和鉴赏论，即对历代作品作家进行品评，并阐明批评原理。最后的《述志》是全书的总序。然而，无论《文心雕龙》的上半部分，还是下半部分，或是全篇、或多或少、或是间接地都论及了公私文书档案。
这里着重指出，《文心雕龙》上半部分的文体论中的12篇即《祝盟》、《铭箴》、《诔碑》、《哀弔》、《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全篇论述了各体公私文书，而《史传》论述的则是文书档案的编纂成果。且不说《杂文》还论及典、诰、誓、问、览、略、篇、章等文书档案了。上述每篇的写作模式是：“圃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序志》）即按各种文书，首先说明其名称的定义，产生、形成和演变，作用与特点；其次，选取各种文书的作家作品，论其得失；最后，论述其写作要求，以构成理论系统。总之，这12篇简直是各体文书档案史学史。
而《文选》恰似《文心雕龙》的配套资料，完全可以相辅而行。《文选》60卷，所分文体大类数量与《文心雕龙》接近，二书的主要大类名称也大致相同。上述《文心雕龙》12篇文体论中论及的文书英华，都基本上收录在《文选》一书里了。
2 从刘勰与萧统的学术旨趣、人际交往看《文心雕龙》和《文选》的密切关系
刘勰字彦和，祖籍东莞莒县（今山东莒县），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出身庶族寒门，“早孤”，以致“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然而，“笃志好学”，潜心著述，既博通佛教的经律论，又精研中国固有的经史子集四部，在“区别部类”，为定林寺编定经藏“录而序之”后，草创写定了《文心雕龙》。因得高官显贵沈约推举，刘勰于梁武帝天监初年（502年）入仕，曾任奉朝请、先后任临川王、南康王王府记室、太子（萧统）东宫通事舍人等文秘官员。[2]
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时，尽管征圣、宗经，以孔子为标准，效法《五经》写作，但兼采了诸子百家与佛学，有取于：道家（老子、庄子）的“道法自然”和玄学的“法自然”，儒家（孟子、荀子）的理懿（理论精美）辞雅，墨家（墨子）的俭确（确，刻苦），名家（尹文）的名实，法家（申不害、商鞅、韩非）的法术（《诸子》），兵家（孙子）的奇正、任势、作气，史家（班固）的该（赅）富、弘丽、儒雅（《史传》）；在全书的编排布局写作上，有取于佛学的般若（智慧）与因明（逻辑）（《论说》）。因而全书体系严密，各篇层次井然，思想深邃，颇富哲理，内容宏富，文辞典雅，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真是前无古人，后乏来者。
萧统字德施，梁武帝萧衍（464-549年）长子，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2岁被立为太子。这位出身于把持皇权与文化的门阀士族的特殊家族——文学家族中的太子，既有自幼聪慧勤奋的特质，更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条件。
史载，萧统“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受父亲影响，“崇信三宝（按，佛、法、僧），遍览众经。”萧衍雅好诗书，喜爱典籍，于文德殿内列藏四部众书，并特建华林园专藏释（佛）典，藏书各达23000余卷。[3]萧统所居的“东宫有书几（按，近）三万卷”。皇宫、东宫的丰富典藏都为萧统“恒自讨论篇籍”，研读不倦，编辑《文选》，提供了条件。
同时，萧统“引纳才学之士”，常与他们“商榷古今”。[4]以萧统为核心建立的文学集团号称“东宫十学士”，十学士中以曾为《昭明太子集》作序的刘孝绰（481-539年）最著名最得萧统的赏识。史称，刘孝绰曾任太子舍人、太子洗马、太子仆、掌东宫管记，“太子起乐贤堂，乃使画工先图孝绰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5]日本遣唐史中留学大唐的学问僧空海（774-835年，俗姓佐伯，法号遍照金刚，尊号弘法大师）曾曰：“梁昭帝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6]这绝非空穴来风，当师承有自而且合乎情理。特别是刘勰较长时间担任东宫通事舍人，“萧统深爱接之”。须知，齐末，文坛领袖沈约对刘勰所著《文心雕龙》就“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7]深爱刘勰并与之频繁接触而且阅读兴趣与刘勰颇同的萧统，也完全可能将《文心雕龙》常摆在案头，反复研读，因而深受其影响了。这就难怪《文选》对公私文书的分类、名称与《文心雕龙》对公私文书的分类、名称大体一致了。有意思的是，这两书连某些失误都雷同。比如：刘勰在《史传》篇抑马扬班，《文选》第49卷、第50卷选入的《史论》、《史述赞》有班固（字孟坚）写的4篇，却压根儿没有司马迁写的1篇，更有甚者，《文选》收130个知名作者和少数佚名作者的700余篇诗文，其中有班固的赋3篇，文7篇（含史论、史述赞），而司马迁写的仅《报任少卿书》1封信，何其厚彼薄此乃尔；《文心雕龙·书记》篇误将《吕安与嵇康书》为《赵至与嵇蕃书》，《文选》第43卷《书下》同样将《吕安与嵇康书》误题为《赵景真（按，赵至字景真）与嵇茂齐（按，嵇蕃字茂齐）书》。这又从侧面进一步说明刘勰的文章分类理论指导了萧统《文选》的编纂实践。
此外，萧统与刘孝绰等编纂《文选》时的居住条件极为舒适。据南宋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尤袤（1127-1194年）在1181年写的《文选·跋》里说，萧统在其生前的封邑贵池（今安徽池州）修建了文选阁[8]；在南宋王象之于1221年撰成的地理总志《舆地纪胜》里记载，萧统在其出生地襄阳（今湖北襄阳县）修建了文选楼。[9]试想，才学识非凡的萧统集中像刘孝绰等一批俊彦，调来四部文献，在刘勰文章分类理论指导下，在安逸融洽的气氛中，经过五六年的集体攻关，怎么不能主编出永世流芳的《文选》来呢！
3 从《文心雕龙》与《文选》的丰富内容看其同文书档案的关系
拙文第一部分已经初步论述了这个问题，这里继续申论之。兹特以《文心雕龙·书记》篇为例，此篇就简论了关系到“政事之先务”和“总领黎庶”的25种公私文书与档案。
《书记》的“书”指私人来往的书信，或称“笔札”、“尺牍”；还有上书三公府、上书郡守、郡将的文书，或称“奏记”、“奉笺”。
《书记》的“记”则包括下列24种文书档案：1.“谱”即世表、年表；2.“籍”即户籍档案；3.“簿”即登记事物的文档或传讯的文书；4.“录”即《世本》一类的古史；5.“方”即医药方与作笔、墨方；6.“术”即算术，阴阳家、神仙家的方术；7.“占”即登上观象台观察天象气候变化的及时记录；8.“式”即观察天文阴阳变化时遵守的规则；9.“律”即法律文书；10.“令”即禁令；11.“法”即讲奇正权谋的兵法；12.“制”即国家制定的本制、兵制、各级着装的服制等“国之典（制度）也”；13.“符”即刻在玉、金、铜、竹简上的帝王命令；14.“契”即作为凭证的契约、账本；15.“券”又称“别券”，如丹书铁券用长券，另有买地券、买奴券、买牛马券；16.“疏”，短券（短小的字据）曰疏，买卖兵器、珍异之物用短券；17.“关”即官府颁发的路过关隘、要塞、城门的通行文书和平行机关相互质询时使用的公文；18.“刺”如“爵里刺”，似今之名片；19.“觧”如“觧书图画”，为郡县划定疆界以免纷争的地图与简短的说明，似图经、地志；20.“牒”，小（短）简曰牒，在短简上书写咨询谋略的议政文书，牒文中更小的曰“签”；21.“状”即行状，似今之简历，记载形貌、家庭背景身世及德行学识；22.“列”即诉讼时的申诉文书；23.“辞”即外交辞令（外交文书），又称为“命”。据《论语·宪问》篇记载，孔子追述春秋时期的郑国国相子产的外交辞令，先后经过4位高手的草创、讨论、修饰、润色，这是何等地严肃认真；24.“谚”即民间谚语俗话。
刘勰真是将古今公私文书档案史书囊括无遗了。作为长期担任档案学文献学教师的我，每当细读1500多年前成书的《文心雕龙》文档论各篇后，都禁不住拍案叫绝，叹为观止！
至于《文选》所收的“文”与《文心雕龙》所论的“文”，文学家萧统的看法与卓越的文学理论家兼文书学档案学家的刘勰有所不同。萧统有自己的创见，这也正是萧统的不同凡响之处，我们绝不能小觑。萧统严格区分了文学与非文学作品的界限，将经、史、子等学术性著作列入非文学的范畴，概不将其编入。其所持理由是：唯恐冒犯儒家经典而不敢加以筛选；诸子只是以立论说理为主，宣传自己的哲学、政治观点，本不在意文辞的华美；而纪传体、编年体史书，记载帝王、贤人、忠臣、谋夫、辩士的言行，过于繁博，“褒贬是非，纪别异同”，以记事记言为务，与文学作品比较，也有不同。总之，儒家经典不敢选，诸子、史书不必选。那么，选什么诗文编入《文选》呢？萧统入选的标准是“以能文为本”。他认为的“文”是“综缉辞采”。他处在中国的文学业已成熟自觉的时代，又深受南朝文风的影响，因此，只选录那些讲究辞藻、对偶、音律、用典并能使人娱耳悦目可供文人雅士赏玩的赋、诗、骚、七、辞、颂、赞、论、连珠等文体，和长期以来应用性的公私文书及某些史书的论、述赞[10]，却将《诗经》、诸子和史传中文采斐然的作品弃而不录。这样做，是耶？非耶？长期以来，见仁见智，争论不休，本文不拟置辩，只说文书及史的论、述赞。
据我统计，《文选》30卷共选录了自周秦至萧梁七八百年间73位作者所作的148篇公私文书与史论、史述赞。《文选》将“文”分为38大类，其中有27大类属公私应用文，即诏、册、令、教、文（策问）、表、上书、启、弹事、牋、奏记、书（信）、移、檄、对问、设论、序（为书或诗文所作的序）、符命（封禅文之类）、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弔文、祭文，另外2类即史论、史述赞，属档案编纂成果史书的首尾部分。倘若细观上列分类及所选各篇的具体内容，便可知《文选》算得上是公私文书档案的渊薮了。
4 古代国家高层、文人雅士重视文书档案，当今文书档案史学工作者理应精读《文心雕龙》与《文选》
古代国家高层统治者非常重视文书档案。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将“文”分为四科八体，即奏、议；书（文书、书信）、论；铭、诔；诗、赋。他将丰茂华美的诗文的价值推许到极致，说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选》第52卷《典论论文》）刘勰说得更加具体而精湛：“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按，吉、凶、宾、军、嘉五礼）资之以成，六典（按，治、教、礼、政、刑、事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序志》）其实，最直接为古代国家的政治、管理、教化、礼乐、军事、刑法、经济等大事服务的文章，莫过于诏、策（册）、令、教、章、表、奏、议等等帝王臣僚日常应用的文书了。因为这些文书专为巩固皇权服务，所以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文书档案。爱屋及乌，帝王重视文书档案，自然重视擅长撰写各种公私文书的文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类文人当然就视文书史书为“不朽之盛事”了。
谓予不信，清看数例。远的如：战国末“李斯自奏丽而动”（《才略》、《论说》），说的是身为客卿的李斯写《谏逐客书》上呈秦王，劝他不要赶走客卿，因此信富有文采，合情合理，打动了秦王而被采纳，李斯受到信任与重用，当上了秦始皇的丞相。西汉时，“擢公孙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时序》），说的是公孙弘写的对策好，汉武帝将他提拔起来，直到丞相；倪宽（《史记》、《汉书》作兒宽，兒音ní）为廷尉张汤草拟的奏章写得好，汉武帝大加赞赏，后提升倪宽至御史大夫。
近的如：东汉末，在建安七子中，陈琳、阮瑀的奏章文告写得最为出色，颇得魏王曹操器重。史称，曹操“并以琳、瑀为司空军谋祭酒（按，参谋长），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11]刘宋时，“专典诏命”“表策文诰”的傅亮被宋武帝、少帝委以中书令、尚书令。[12]萧梁时，“王公表奏，莫不请焉”的任昉，梁武帝任其为御史中丞、秘书监。[13]
因此，贴近帝王的文秘人员以工于文书而受到青睐，成为升迁的终南捷径。夤缘帝王权贵者，最幸运的升至三公九卿，最不济的也可混个参军、主簿当当。鉴于学优则仕，功利所在，那些尤善文词的人，在文书上绞尽脑汁，趋之若鹜，便自然而然了。
至于擅长奏对的李斯落得个父子腰斩、被夷三族的下场，班固既精于奏记铭诔，又善著史书，最后不免身陷囹圄，死在狱中。这却不能归咎于文书史书，都因为一旦有功，忘乎所以，目光短浅，私心太重，投错了主子。李斯攀附残暴的二世、阴险的赵高而被诬为谋反，班固因为所巴结的权倾朝野的外戚窦宪倒台，株连及己，加上他管束诸子、家奴不严，任其违法横行。（以上据《史记·李斯列传》和《后汉书·班固传》）这二人怎能不致如此可悲结局？历史教训，今人应该牢记。
话说回来，《文心雕龙》论述了各体公私文书，《文选》分流别派地搜罗了各种公私文书，都为当今文秘人员提供了借鉴。奉劝欣逢提倡国学、鼓励阅读经典的文秘人员，多多精读《文心雕龙》与《文选》，从前者汲取智慧，从后者得到营养。须知，毛泽东在1956年12月至1960年2月期间，赞扬“李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特别是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至晚年，常常阅读、吟诵、运用《文选》，并在李善注《昭明文选》封面上批示曰：“好文宜读。”[14]当代诗文圣手、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尚且如此珍爱《文选》及《谏逐客书》，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精读它们呢？
刘勰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型”；“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定势》）意思是：群臣上呈天子的文书，像表示谢恩的章，陈述感情的表，弹劾某官的奏，应合乎规范不粗俗、正确不诬妄的标准；帝王兵符上的命令，讨伐敌方的檄文，公私往来的书信，用于教育百姓的移文，便依明白、决断做楷模；规劝的文书箴言，刻在器物上记功或自警的铭文，追述前人功德的碑文，回忆死者生前事迹表示哀悼的诔文，体裁要求广大深刻。而《文选》都或多或少地为我们提供了上述文书的范本。只要我们遵照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长期领悟，定当有所收获。
特别是刘勰说的如何写论文，对从事文书、档案、史学工作的人们来说，很有启迪意义。他指出三要：一要“师心独见，锋颖精密”，写出笔力锋利、持论精密、阐明理论富有创见的文章，不要写“顺风以托势”、看风向发议论的应景之文；二要“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把与文章有关的各种言论综合概括起来，经过精密研究，提出全面独到的见解，不能因袭模仿前哲时贤的思想、语言、风格写作，只有这样，才能写出足以传世的论文；三要“凡说之框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论说》），写好论文的关键在于适应时代的需要，写成对当前工作有利、内容宗旨正确的论文，不要写与时代脱节、与国计民生无关、内容空洞、格调不高的论文。
《文选》所提供的13篇“论”，加上9篇“史论”，其中不少是大体符合上述三项要求的论文，可供我们观摩消化，变成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若能像刘勰说的、萧统提供的文本一样，那些充满官话套话假话大话空话的冗长文件，那些充满陈词滥调玩弄概念故弄玄虚的论文，那些戏说媚俗充满低级趣味的诗文，或许减少许多。谁说这不是好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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