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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6）03—0155—04
一、耻感及其道德价值
《辞海》条目：“耻，羞愧之心。”[1] 显然，最初的“耻”是一种心理情感。由于其在道德意识和道德品质形成中起着巨大作用，它成为伦理学中的重要德目。
伦理学上的“耻”是社会对个体行为的否认和贬抑，是一种负面的否定的评价。耻感就是羞耻感和知耻感。羞耻感是指个体因自己的言行或品质不符合社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而产生的一种否定的情绪体验。知耻感则是在理解了耻辱的基础上形成的对耻辱自觉的规避和抵制。道德耻感源于人格和道德品质的缺陷。耻感丧失则意味着个人为防止进一步过错而设置的最后防线的全面崩溃。
马克思说：“耻辱是一种内向的愤怒”，“耻辱本身已经是一种革命”[2](p407)。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对可耻行为的追悔是对生命的拯救。”[3](p74) 就个人而言，耻感首先是一个正常人所具有的最基本的道德感，它在道德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巨大作用。其次作为一种道德意识，它也是人的道德底线。同时它还是人自我约束、回避耻辱、道德进步的动力。这种道德感体现着人性的尊严，是社会正义的心理基础。就国家而言，“耻感”可以转化为一种精神动力，转化为民族凝聚力。大政治家管仲就曾将“耻”列为治国“四维”。耻是社会群体中个人的心理体验，社会发展程度越高，人际关系越紧密，知耻的程度就越高。
二、耻感错位的表现
（一）危害祖国、背离人民。
印有56名“历代首相”头像的日本陶瓷茶杯曾在广州一些大商场销售，其中有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九一八”（“就要发”的谐音）这个耻辱的日子竟成为一些公司的开业之日。战犯成为卖点，国耻日成了开市大吉日。
耻感错位也常发生于一些官员身上。如视群众生命如儿戏；公私不分，贪污腐败；嘴上反腐倡廉，私下收礼受贿；追求政绩，牺牲环境；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
（二）愚昧无知、好逸恶劳。
愚昧无知有两种：一种是没有文化，缺乏科学知识和法律常识；另一种是违背科学规律，如近年来频繁发生的污染环境、野蛮决策、野蛮生产等。
好逸恶劳在一部分人身上表现突出：梦想一夜暴富，一夕成名；满足于小富即安，不思进取；躺在父辈打下的基业上坐享其成；找工作挑肥拣瘦，嫌累怕苦，游手好闲当“啃老族”；劳动成了“没本事”甚至“下贱”的代名词，不劳而获却被视为“有能耐”。
（三）损人利己、见利忘义。
社会上损人利己的现象大量存在：企业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以次充好，商业欺诈，乱排污水等。学术界的见利忘义表现在著书者抄袭他人作品，专家出具虚假认证等。
（四）违法乱纪、骄奢淫逸。
违法乱纪的危害性很大。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失职渎职、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社会影响非常恶劣。部分民众无视法纪，大到暴力抗法，小到占道经营，日常生活中破坏公物、打架斗殴等，严重时会破坏社会正常秩序，造成难以整饬的混乱局面。
骄奢淫逸主要体现在生活作风中。有人以腰包里的钱不如人多、官职不如人高、权力不如人大、穿戴不时髦不阔气为耻。为了摆脱这种“耻”，他们不惜贪赃枉法，不惜坑蒙拐骗，不惜出卖肉体和人格。
三、耻感错位产生的原因
（一）主观原因。
1.价值观的扭曲。个体价值观扭曲首先是由于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东西方文化碰撞带来的价值观多元化。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维系社会的是血缘组织，儒家伦理道德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起着主导作用。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个人的行为代表家庭，它是以家族的荣辱为前提的。对家族的责任无形中起到了约束个人行为的巨大作用。这种重群体轻个人的价值观正是两千多年维系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近代的政治运动，使传统道德受到冲击甚至全面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化及“全球一体化”，更加剧了这种变化。市场经济奉行优胜劣汰，促进了人的创造力的发挥，也诱发了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市场经济是自主经济，有助于形成独立人格，也助长了拜金主义价值观盛行；市场经济以利益激励机制为特征，推动了人们对物质价值的重视，也导致了享乐主义的兴起；市场经济扬弃了计划经济下的观念，讲求自主、竞争、利益、效率、平等、自由，既促进了人的思想解放和活跃，同时又造成了部分人的价值观紊乱。[4](p117)
2.道德意识薄弱。首先是官员道德素质降低。官员的个人道德已经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品格问题。因为在传统政制下，官员的一举一动牵动全社会，甚至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我国传统上的“官本位”以及目前仍在采取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使政府和官员的行为及其所体现的道德，在客观上成为社会行为规范的航标和风向标，对社会风尚有着深刻影响。特别是手握重大权力资源的官员，他们的道德意识如何极大影响了社会风气。
其次是社会对道德的轻视。从思想意识来说，由于历次运动中奉行政治高于道德的原则，渐渐造成了人们意识中对道德的淡漠和忽略。
（二）客观原因。
1.传统道德的失落。首先，传统道德中显然存在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因素，传统伦理已经不应当也不可能仍处于当代社会道德的主体地位。中国人的道德观建立在儒家道德基础之上。传统道德中强烈的羞耻和知耻观念，对人们的道德行为产生了强大的约束力。但传统伦理中存在的一些非人性的规范深深钳制了人的自由发展。而当这种耻感文化传统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又被发展到极端、强烈地压抑了人的天性时，更深切地昭示其不适应思想开放的现代社会的一面。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伦理价值及道德规范与社会发展趋势的矛盾日益暴露出来，人们长期在压抑状态中积蓄着的原生欲望在社会转轨之际以极大的强度迸发出来，冲毁了本来就不甚合理的既有道德。“倒洗澡水连孩子一起倒掉”，不断被冲击的传统耻感文化在张扬个性的社会思潮面前日渐衰落，对人们道德行为的控制力迅速减弱。
其次，传统道德中缺少支持现代道德的伦理元素。梁启超曾说过，中国人“公德殆阙”、“偏于私德”。传统美德重私德，与现代社会重公德的道德规范发生矛盾。譬如“诚信”作为传统伦理规范，往往只在“六亲”或“五伦”之内为巩固差序社会结构服务。这种系于情缘的“诚信”，显然有违现代道德的诚信。
2.道德教育的失误。道德教育失误主要表现在四方面：
1）重宣传轻教育。以树几个典型、立几个英雄来代替道德教育显然是个失误。所树典型的完美和高不可攀，使人们由敬畏而到远离，由远离而至反感，于是嘲笑英雄成为年轻人有个性的象征。
2）重教育轻培养，重说教轻养成。不注重对学生道德品质的陶冶与养成， 而只是灌输道德观念，造成一代人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不着边际，进而对道德观念产生怀疑。过于重视理论的说教也造成了教师不注重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的偏差。
3）只讲正面教育，不讲反面教育。 反面教育可以激起人们心中的羞愧和愤慨之情，促使人形成高尚的品格；可以激发国家和民族的羞耻感，有时可以起到正面教育所不及的激励效果。[5]
4）教育内容倒置。由己及人的伦理被空洞化，不合理的内容安排， 道德教育被扭曲，加之一些特殊时期强制性的紧密结合政治，完全不顾及道德教育的规律，使得本就难以进行的道德教育空泛化。
3.社会机制的不完善。休谟说：“如果我独自一个人把严厉的约束加于自己，而其他人却在那里为所欲为，那末我就会出于正直而成为呆子了。”[6](p576) 可见，公平的社会机制对形成一个健康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1）分配和评价机制不合理。评价和分配机制的不合理， 致使一些人不惜侵害他人、集体、社会的利益，这些人疯狂地追逐自我的利益，造成良知的缺损。
2）导向和监督机制缺失。由于缺乏健康的导向机制和可操作的监督机构， 官风不正，上行下效，导致社会风气不正。某些社会管理者肆意践踏道德、法律，致使社会大众对道德、法律缺乏信心，从而导致耻感错位或淡化。
3）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到位。不能惩治无耻，就不能预防和遏止丑恶。 当无耻已经发生甚至正在盛行时，就应该有相应的机制来控制其恶性发展。仅有道德约束显然是不够的。现行的法律、法规、党纪、政纪尚不完善，或者有规定没有执行，或者执行而不严格，总之都是不到位。
4）经济尚不发达。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管子有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7] 一些经济发达、社会福利好的国家，人们公德意识强，究其原因也与他们拥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以及受到良好的教育不无关系。
四、解决耻感错位问题的途径
（一）倡导“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荣辱观是个历史范畴，其内涵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而变化，在不同时代往往有着不同的内容。新时期社会主义的荣辱观应该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8] “八荣八耻”涵盖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整个内容，从国家观、人民观、科学观、劳动观、人我观、义利观、法纪观、生活观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基本要求。
（二）实施有效的耻感教育。
“耻者，治教之大端。”[9] 耻感教育和耻感培养的最早阶段在家庭。家庭是一个人成长最初的场所，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的耻感训练，首先是在与父母的接触和诱导中接受“耻”观念；然后父母要引导和帮助孩子开展道德评价。
耻感建立后应该让其健康发展。这一任务应由学校完成。要在学校和班集体中锻炼学生抵制各种诱惑的能力。无论家庭还是学校都要重视榜样的作用，包括学习社会公认的英模和学习周围的先进榜样及老师家长的率先垂范。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反面教材，让学生从内心警醒，抗拒无耻。
（三）完善社会机制。
首先，完善分配与评价机制。我国要建立更完善的分配制度。应该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如缩小地区间和垄断行业与普通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等。在评价机制方面，包括建立科学的评价标准，健全评价的组织体系，明确评价重点，建立高素质的专业评价队伍，加强评价手段建设。健康的评价机制应以公平、公正、实事求是为原则。
其次，健全导向和监督机制。作为社会管理者，应为社会起到表率作用。应该加强领导干部的耻德教育，完善监督机制。媒体应该成为舆论监督的重要手段。倡导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歌颂高尚的道德理想和人生态度，也是媒体的主要任务。
再次，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惩治无耻，是预防和遏止无耻蔓延的有力保障。相对于道德的重在劝善，法律具有强制性，也更具威慑力。党纪政纪综合了道德的谴责功能和法制的惩罚功能，自然也有较强的约束力。
（四）挖掘传统资源，加强以德修身。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历代思想家都特别重视耻感教育并总结出一套立志、内省、改过、尚节等修身方法。[10]
修身先立志，立志先知“耻”。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11] 没有羞耻感的人是恬不知耻的无耻之徒。高尚的人格，美好的操守来自长期的坚守和反复的内省。内省、慎独是古人探索出来的修养方法，它强调反求诸己，通过正己而达到正人。改过迁善，见贤思齐。自我反省之后，发现己不如人，进而改过迁善，见贤思齐，最终达于“至善”。勇于改过是一种美德。历史上勇于改过的名人如周处、廉颇等都成为后人效法的楷模。崇尚气节是坚持耻德长久的保障。正由于耻感能使人从内心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欧阳修说：“廉耻，士君子之大节。”[12] 中国古代非常崇尚操守，操守的具体内涵就是指廉洁正直、守志不辱的人生品行。一直为后世所景仰的屈原，由于他始终坚持自己的道德理想，宁可葬身鱼腹也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这种在耻感文化激励之下所表现出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气节，成为后人人格修养的典范和楷模。
（五）重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
提升社会耻感，重视物质文明，加强经济建设是必不可少的途径之一。“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3]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14]，将人的需要分为五级：生理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他认为，低层次的需要要优先满足。人们总是会在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会考虑更高层次的需求。各层次的需要之间既可以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可以是相互制约的关系。尚未满足的需要能够影响行为，已经得到满足的需要也可以再起激励作用。以此推之，尚处于第一、二阶层的人要求他们有较高耻感是很有难度的。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形态，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经济的发展，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就没有物质基础；没有社会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物质文明建设就没有动力，经济发展就难以实现。”“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社会就是畸形的，也不可能健康地向前发展。”[15] 道德建设就如此。
当然，耻感毕竟是精神层面的，所以就是在同样的物质文明条件下，人们的道德境界也是不一样的。当前社会有不少无耻之人，也有许多生活清苦却仍然不肯“食嗟来之食”的人，不肯放弃自己尊严的人。所以必须将上述诸方面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解决当前的耻感错位和缺失问题。
［收稿日期］2006—05—15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编号AAA—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