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双边贸易中本地市场效应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论文,效应论文,贸易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本地市场效应也称本地市场放大效应，这一概念最早由Krugman在1980年提出。具体含义是指，如果一个国家相比周边其他国家具有较大的国内市场需求，该国市场需求的增加会带来更大比例的产出增加，这些产出增加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会形成出口，从而这一具有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会成为该商品的净出口国。本地市场效应的发生有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贸易成本存在，另一个是规模报酬递增。其内在逻辑如下：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会产生运输成本，厂商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会把厂址选在接近较大消费市场的位置。由于规模报酬递增，厂商一旦定位于较大的消费市场，势必会在已经投资的固定成本的基础上不断增加投资从而扩大规模以获取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厂商在较大消费市场的生产不仅会满足本地市场的需求，还会满足周边较小的消费市场的需求，从而形成出口。这样本地市场效应便与市场规模、贸易模式结合在一起，本地市场效应决定了一国的贸易模式，这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有着根本的区别。本地市场效应属于新贸易理论的范畴，新贸易理论与新古典贸易理论研究基础不同，新古典贸易理论以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Perfect Competition，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以下简称CRS）为前提，而新贸易理论则以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Monopolistic Competition,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以下简称IRS）为前提。
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对外贸易实现腾飞的一个重要的契机，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也使中国完成了从逆差国到顺差国的转变，其强大的生产能力被国外媒体称为“世界工厂”。学术界对于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解释主要集中于中国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如果低廉的劳动力优势是中国对贸易发展的唯一原因，那么随着中国国民收入的提高和工资水平的上升，这种优势将难以持续，中国的出口国地位会被成本更低的国家（比如印度、泰国）所取代。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同时也是一个需求大国。国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通过本地市场可以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从而能够在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保证我国贸易的稳定发展。现实中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到底存在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这是我们关心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以为我国对外贸易提供重要的参考。
二、文献综述
Krugman（1980）[1]和Helpman、Krugman（1985）[2]创建了一个模型，该模型包括两个国家、两个部门、一个生产要素。通过该模型证明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但由于该模型中过于严格的假设条件，导致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不具有普遍性。之后对于本地市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从理论层面不断发展和完善本地市场效应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一是通过实证方法对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与否进行检验。
理论研究方面，Davis和Weinstein（1996）[3]在Krugman（1980）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求导进一步证实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并创建了“超常需求”（Idiosyncratic Demand）这一概念，进一步把它作为衡量本地市场效应是否存在的判别标准，对本地市场效应为什么会出现在IRS模型框架下进行了具体的说明。Head和Mayer（2004）[4]在Davis和Weinstein（1996）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假设两国具有对称结构，得出了经典的本地市场效应。Davis（1998）[5]对之前文献的一个假定进行了修改，假定原先不存在运输成本的农业部门存在冰山型运输成本，并且与制造业部门相同，结果发现这种情形下的本地市场效应将会消失。Yu（2005）[6]对Davis（1998）的模型进行了扩展，研究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存在与否取决于差异产品和同质产品间的替代弹性。但Zeng和Kikuchi（2006）[7]指出，Davis（1998）的模型假定不合理，并且证明即使在农业部门存在运输成本的情况下，本地市场效应依然存在。Head，Mayer和Ries（2002）[8]企业策略性行为引入模型，构建了一个两阶段博弈模型。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存在与否取决于选取的模型种类，选择不同的模型会导致本地市场效应的结果不同，甚至会出现逆向本地市场效应。Larch（2003[9]把跨国公司引入到本地市场效应的研究中，研究发现跨国公司改变了本地市场效应的产生方式，并且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与否依赖于本国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相互作用。Toulemonde（2005）[10]和Behrens等（2004）[11研究了多个国家框架下本地市场效应存在的可能性，从理论上指出多国框架下的本地市场效应可能消失。
实证检验方面，Davis和Weinstein（1996）[12]利用超常需求这一判别标准对OECD国家之间是否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进行了检验，并试图分离出要素禀赋和本地市场效应对贸易模式的贡献度，研究发现OECD国家之间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Schumacher（2003）[13]利用引力模型推导出本地市场效应与出口收入弹性和进口收入弹性差值的关系方程式，并利用此方法对25个OECD国家SITC三位数产业进行了检验，发现许多制造业部门存在本地市场效应。Brolhart和Trionfetti（2005）[14]对本地市场效应进行了修正，运用本土偏向效应（Home Biased Effects）这个概念对6个OECD国家18个制造业部门的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5个部门存在本地市场效应。Hanson和Xiang（2002）[15]运用倍差法引力模型对市场效应存在与否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存在并且依赖于产业的运输成本。
目前关于本地市场效应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相对较少。我国学者近年来对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本地市场效应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远远不够。张帆、潘佐红（2006[16]利用中国31个省份19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对本地市场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至少7个行业存在本地市场效应。钱学锋、陈六傅（2007）[17]估计了中美双边贸易的本地市场效应，发现中美制成品贸易中存在明显的本地市场效应。邱斌、尹威（2010）[18]利用中国制造业出口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本地市场效应，结果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存在于一般贸易中，而在加工贸易中本地市场效应不显著。范爱军、刘馨遥（2011）[19]利用Hanson和Xiang（2004）的倍差引力模型对中印两国对美贸易的本地市场效应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中国制成品贸易中普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并且明显强于印度。佟家栋、刘竹青（2012）[20]利用东亚地区制造业部门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本地市场效应，结果发现东亚发展中国家间的双边贸易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中国和日本作为亚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根据中国商务部2011年的数据，日本是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是日本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国。目前关于中日双边贸易的本地市场效应研究远远不够，基于此，本文选取中日双边贸易作为分析对象，希望能够检验两国贸易间可能存在的本地市场效应，为我国对日贸易中的优势和劣势提供佐证。
三、实证检验
（一）实证模型和数据选取
本文主要借鉴Schumacher（2003）提出的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Schumacher首先利用引力模型描述了影响出口的主要因素：
利用上述方法，本文选取1992～2010年SITC第三版（SITC Rev.3）标准下的一位数和两位数的中日双边贸易数据进行本地市场效应估计，进而分析中日贸易模式的影响因素。其中，中日两国的贸易数据来自UNCOMTRADE数据库，中日两国的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库（WDI），实际GDP由WDI提供的名义GDP数据除以GDP平减指数得到，人均GDP则是相应的GDP数额除以人口总数得到。
（二）实证结果
表1（见下页）和表3（见第91页）给出了按照一位数SITC标准和两位数SITC标准分类的中国对日出口产品的本地市场效应估计结果。由于模型采用的是时间序列，为了防止伪回归的存在，本文通过ADF检验方法检验了每次回归之后的残差。如果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则说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回归方程成立。
按照SITC一位数分类的10类产品当中，0～4类为初级产品，5～9类为工业制成品。其中5和7类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工业制成品，6和8类大多为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对日本出口的产品中有4类产品的
为正值，并且显著，存在明显的本地市场效应。分别是：燃料以外非食用粗原料（2）、矿物燃料、润滑油等（3）、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6）、机械及运输设备（7）。本地市场效应不仅存在于制造业部门，而且也存在于农业部门，这与Zeng和Kikuchi（2006）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整体而言，中国对日本初级产品贸易中的值为-11.0023，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
值为13.77947。中国对日本的初级产品贸易没有呈现出本地市场效应，传统的要素禀赋优势决定了中日初级产品之间的贸易模式。而在中国对日工业制成品贸易中则呈现出明显的本地市场效应，中国对日制成品贸易中的：值为20.7079，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值为-22.1387，可以说本地市场效应对中日两国制成品贸易模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详细分析两国工业制成品贸易，本地市场效应不仅存在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部门，也存在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部门。相比日本而言，中国在劳动力要素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应该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但从数据来看，中国对日本出口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1992年中国对日SITC5+7类产品出口额是102261.98万美元，2000年这一数值为1120888.98万美元，是1992年的10倍，2010这一数值为5853172.62万美元，是1992年的52倍。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无法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而新贸易理论中的本地市场效应则为该现象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①
中日双边贸易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以制成品为主，也就是SITC分类的5～9类产品。1992年中国对日制成品出口占全部对日出口的比例为54.21%，2000年为80.56%，进入2005年后这一比例都在85%以上。SITC6+8类产品占中国对日出口比例一直较高，都保持在40%以上，SITC5+7类产品出口在全部对日出口的比例进入2000年迅速提高，2000年为26.90%，2010年这一比例增至38.35%，2008年这一比例甚至达到45.58%，成为中国对日出口产品中的主力军（详见表2）。中国对日出口额的不断增长实质上是中国对日制成品出口额的不断增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增长，究竟是源于中国的要素禀赋优势还是本地市场效应，有必要对更为详细的制成品类别进行估计。
表3显示了两位数SITC标准下的35类制造，业产品的本地市场效应估计结果。其中，有16类制造业产品的为正值，并且显著，存在明显的本地市场效应。剩余的19类产品当中，也有部分产品的为正值，但不显著，我们不认为这些产品贸易中存在本地市场效应。16类存在本地市场效应的产品分别是：燃料、鞣革料（53），医药产品（54），精油及香膏和香水原料、厕所、抛光和清洗的准备工具（55），肥料（56）；非金属矿产制品（66），钢铁（67），有色金属（68），金属制品（69）；个别工业专用机械（72），金属加工机械（73），一般工业机械、设备、机器零件（74），办公室机器以及自动资料处理仪器（75），道路车辆（79）；预制建筑物、管道发热及照明装置和设备（81），服装及衣服配件（84），鞋子（85）。中国对日制造业产品出口不仅在总体上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而且在两位数细分的制造业产品类别中也广泛存在此效应。本地市场效应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产品对日出口优势的重要来源。从要素密集度来看，存在本地市场效应的16类产品中有7类属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9类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成品，中国通过相对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带来的本地市场效应已成为中日贸易模式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中国之所以能够获得本地市场效应带来的竞争优势，一方面源于中国国民收入不断提高、国内市场需求量激增，成为国外投资者不容忽视的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在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转移，尤其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的产业转移、重组与实现规模经济密切相关。彭支伟、刘钧霆（2008）[21]对东亚地区贸易分工模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区域内垂直化分工的开展。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国内市场不断扩大，为承接日本产业转移提供了良好的内部条件，而FDI的流入带动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生产技术能力的提高。众多跨国公司为了争夺中国广大的消费市场和劳动力资源，纷纷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以自身的生产技术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实现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进一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跨国公司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在满足中国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也被出口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通过本地市场效应实现了巨额的贸易顺差，成功拉动了国内经济的发展。
四、结论
本文借鉴Schumacher（2003）提出的引力模型，利用1992～2010年中日两国的出口贸易数据对中日两国双边贸易中的本地市场效应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本地市场效应已经成为中国对日贸易中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在按照SITC一位数标准分类的9大类产品中，有5类产品存在明显的本地市场效应，按照SITC两位数标准分类的35类制造业产品中有16类产品存在明显的本地市场效应。
按照凯恩斯的需求理论，消费、投资和对外贸易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对外贸易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三驾马车中最为重要的一架，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通常被认为是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发展的源泉，现实中我国的贸易政策也一直是选择鼓励和支持这些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诚然，这种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方式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比较优势的获得是动态的，建立在劳动力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并不能保证我国长久的贸易优势。事实上，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已经开始出现短缺的情况。最近几年，我国的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多次出现“用工荒”，劳动力供给不足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另一方面，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以及我国社会劳动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呈现大幅上升的态势，原先依靠劳动力供给过剩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已经逐渐弱化，国内的许多跨国公司也开始将生产基地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劳动力优势已经无法保证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不断扩大市场规模，充分利用本地市场效应带来的比较优势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上面的分析指出，中国本地市场效应的形成源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向中国的转移、重组从而形成的规模经济。这种方式形成的市场规模的扩大虽然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国内的市场需求并没有真正拉动起来，国内消费市场规模仍然相对较小。因此，我国在不断提高出口能力，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更要重视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使本地市场效应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稳定源泉。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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