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谁来养活中国？》一文的不同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谁来论文,一文论文,中国论文,看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自1994年下半年以来，多次对中国粮食问题发表评论，集中其主要观点的《谁来养活中国？》一文的中译文，本刊已于1995第4期全文发表。布朗在其一系列的论述中，对未来中长期世界粮食的供需前景抱有相当悲观的看法。从供给方面看，首先，不但在最近十几年间，几乎看不到划时代的新技术的出现，从而导致粮食产量的突破性提高，就是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技术也不存在。这种状况反映在主要产粮国粮食单产达到顶峰并出现徘徊上面。其次，越来越多的原本用于粮食生产的资源被转作他用，尤其是耕地和水，这限制了粮食总供给的增加。再次，从50年代至80年代，世界肥料施用量大幅度增长，而进入90年代则呈减少态势，因而以肥料推进增产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第四，粮食的替代品——水产品的生产潜力也变得越来越有限，不仅人均水产品占有量近几年呈下降趋势，而且世界主要渔场几乎都面临渔获量减少的问题。从需求方面看，世界人口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对粮食产生越来越大的需求。
布朗认为，中国粮食的供需状况不但是世界粮食供需状况的一个缩影，而且表现得更加尖锐，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大量的耕地和水资源被用于非农产业的发展，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并且，许多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已表明，工业化进程愈快，耕地消失的速度也愈快。另一方面，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人口的增加和随工业化进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会对粮食产生巨大的需求。供给能力的下降和需求的增加，使未来中国粮食的供需出现极大的缺口。综合以上因素，布朗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供给能力将比目前下降1/5。届时，如果不考虑人均消费量的增加，中国将出现2.16亿吨的供需缺口，相当于1993年世界粮食贸易的总量；如果考虑到人均消费量的上升，达到400公斤，缺口将有3.78亿吨之巨。
由此，布朗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将来是否有支付能力大量进口粮食。答案是肯定的。二是若中国大量进口粮食，是否有哪个或哪几个国家能提供那么多。考虑到上述的诸多因素，布朗的答案是否定的。所以，布朗认为，对今后世界粮食供求影响最大的是中国，中国粮食的不足也就是世界粮食的不足。
布朗的观点在国际上引起不小反响，一些学者表示不赞同。在这里，我们选登海外学者的三篇文章，以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这个问题。
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弗里德里克·科鲁克在其文章《中国真能使世界挨饿吗？》中对布朗的观点提出质疑。他强调，长期的预测需要把市场经济中自我校正机制的作用考虑进去，而布朗的预测则忽视了这一点。布朗认为，中国对谷物、饲料、肉类的不可抑制的需求将会摧毁世界其它国家的供给能力。若要相信这种论调，就不得不做出三个假设。第一，中国农民及畜产品生产者不会对价格信号做出任何反应；第二，无论肉类食品价格如何，都将无法控制消费者对它的需求；第三，政府决策者不会对变化的经济条件做出任何适应调整的努力。我们从中国过去30多年计划经济的经验得出，中国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确实能对价格变化做出反应，决策者确实也能对国内外的经济环境做出相应的反应。
从粮食的供给方面看，布朗估测粮食产量在1990年至2030年之间至少下降20%。目前，中国每年可生产谷物4.5亿吨至5亿吨左右，这比国家官方统计年鉴上报告的要多。如果用更高质量的种子、更完善的管理方法和其它的投入（如：农膜、水、化肥），产量将会有所提高。目前他们还未接近最高极限。
布朗先生正确地认识到1993年和1994年化肥的施用量有所下降。我们相信这种减退是由于价格的原因。国家压低粮食收购价格，而且不能及时付给农民收购款，并允许工业制成品，包括农业投入品价格的飞涨。农民的利益空间被严重挤压了，这也就是农民减少购买化肥这一现象直接的原因。
另一个影响因素是耕地。布朗正确地观察出中国的耕地面积不可能有大幅度的扩展。但最近的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农民多年来一直在少报他们的耕地面积，至少少报了40%。官方统计的中国1990年耕地面积为9540万公顷（人均839平方米）。最近公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实际可耕地面积接近1.39亿公顷（人均1215平方米）。由此比较得出，韩国人均耕地为493平方米，台湾为438平方米，日本为373平方米。可以说，中国的耕地面积比我们预想的要多得多。
所以，与布朗的观点相反，科鲁克认为中国的粮食产量不仅不会下降，而且还会有可观的增长。实际上，中国未来的粮食产量还有很大余地可供开拓。在过去15年中，中国在粮食的自给自足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目前是粗粮和其它农产品的净出口国。
从粮食的需求方面看，中国对肉类食品的需求将会有所上升，但并不像布朗所想象的那么多。因为像中国这种发展水平的国家对于肉类食品的需求已经很高了，其人均肉类食品消费量与韩国大致相等，而且只比日本的水平低10公斤。此外，我们从中国消费者的各种行为上推断，他们确实对价格变化做出了反应。如果中国的肉类价格翻一番或上升两倍，肉类食品的消费量必定下跌，消费者就会转向含谷物、水果和蔬菜更大比例的健康食谱。
中国农民一直在养活着中国大众，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模式还将继续。中国不会依赖于大量的谷物和肉产品进口，中国领导人说他们将避免这一现象的出现，而且表示要限制饲料谷物进口，要把肉类进口当奢侈品对待并相应加税。即使中国成为关贸总协定的成员，决策者可能仍会对肉类食品的消费加以限制来保证自给自足（如同日本和韩国）。这样的政策将会允许饲料粮的进口而限制肉类食品的进口，由此来维持中国国内的高肉价及相对的低消费。
与布朗观点相同，科鲁克也认为中国经济将越来越多地与世界经济接轨。21世纪中国与其它地区的农业贸易将会扩张，但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关于供给与需求的预测表明，中国在21世纪前半叶只会进口适度数量的谷物和饲料。他相信，中国人最终将会适应新的环境，以从美国和其它国家进口适当数量的谷物为补充。21世纪中国农民可以养活他们自己的人口。
日本农林水产省农业综合研究所研究室长、主任研究员、中国农业问题专家白石和良撰写了评论莱斯特·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专稿，题为《中国养活中国》。白石列举了布朗的几种预测，并做了分析。白石认为，布朗的几次预测内容有较大变化。总的来看，其预测依据不十分明确。由于过分强调特定条件，并使用了特定参数，因此产生了不符实际的预测。白石认为，布朗起码未考虑以下三个因素，即：
其一，未考虑港口、铁路的装卸、运输能力。据中国研究人员介绍，目前中国港口能承受的进口粮食总量大约在2000万至3000万吨左右。在此基础上，试图至2030年使港口装卸能力达到3亿至4亿吨，其港口建设是不可想象的。从铁路运力看，1993年中国铁路货物总运量为15.7亿吨，其中包括粮食6000万吨。在进口3亿至4亿吨粮食中，有相当一部分需靠铁路运往内陆，这必将造成铁路运输秩序的混乱，影响其它物资的运输，抑制经济的发展，从而波及进口粮食所需外汇的支付能力。
其二，未考虑以进口粮食款大搞粮食生产基本建设，推进粮食增产这一重要因素。中国农田基本建设水平较低，不受气候影响、稳产高产农田仅占总耕地的1/3。这是由于财政投资少造成的。且不说中国能否支付几亿吨进口粮食的巨款，即便有了这笔钱，其投向与其用在进口上，倒不如投到粮食生产基本设施建设上。这样还可以节省港口、铁路建设资金。目前，中国大力提倡“吨粮田”。中国现有耕地不足1亿公顷（该数字偏小，最近关于1.2亿公顷的报道渐多），若将一半耕地改造成“吨粮田”，仅此一项，就可确保7.5亿吨粮食。
其三，未考虑畜牧饲养技术进步因素。布朗在其预测中，涉及了畜牧业及饲料问题，并列举了几种畜产品的饲料报酬，但其推测脱离了中国的现实。近年来，中国极其重视发展草食性动物生产，加强草场的建设与改良，大力开发谷物饲料的替代品。中国可充分利用的农作秸秆每年可达5亿吨，若将其中10%转化成饲料，则可节约2000万吨谷物；若利用50%，则可节约1亿吨谷物。至1992年底，全国已建成了101个秸秆氨化饲料试点县，发展肉牛生产，其中尤以山东、河南两省发展最迅猛。这种新型的谷物饲料替代品发展前途广阔。
白石指出，除了上述三个因素外，在粮食供求方面，中国有其特殊性。第一，农村人口的粮食供求由农民自行解决。除救灾及对极贫困地区政府采取特别对策外，基本不干预占总人口80%的农村人口的粮食与畜产品的供求。生产者首先要解决自己的食品需求，是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其结果是，农民确保自食部分的意识强烈，剩余部分他们则以各种方式销售。若发生粮食短缺，农民会在政府发布号令以前致力于粮食生产。第二，城市与农村的消费水平依然有较大差距。城市居民由于营养摄取过度，出现了“富裕病”；但大部分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是很高，与城市差距依然很大，而要达到城市消费水平，尚需时间。
白石强调，布朗只看到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但未看到中国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奇怪的是，布朗在其专文中，并未涉及中国已行之有效，且今后将继续实行的抑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近20年来，中国抑制了2.3亿人的增长。否则，现在的总人口将达14.3亿人。正是中国看到只能自己养活自己，因此，才采取上述人口政策。对中国的这种努力，西方国家应当感谢，不应谴责。这种自己养活自己的责任感，致使中国领导人将农业摆在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并推行许多农业政策。
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局农业处处长戈德堡针对布朗的观点于1994年12月在美华盛顿某大学做了一次讲演，题为《中国农村未来面临的一些问题》。
他指出，在最近这些年里，中国农民已经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面对1984年难于管理的粮食剩余，政府降低了农产品边际价格并调整了购销制度，这导致了五年粮食产量的徘徊。当价格提高，市场机制重新引入生产中时，粮食获得了丰收，年产量从3.9亿-4.7亿吨上升到4.4亿-4.6亿吨。当政府意识到它拥有太多低质（却是高产量）杂交稻谷但进口太多小麦时，它决定把小麦和高质量稻谷的价格定为一致。饲料粮的需求同时导致了玉米和大豆的更高价格。以上的结果就是掩藏在总量统计之下的生产结构的重新组合，即低质稻米产量的下跌（它在南方越来越多地用于饲料粮）、小麦和玉米产量的巨大增长及小麦进口量的减少。当政府不再对东北的甜菜生产进行补贴时，农民相应地提高了大豆产量的50%，而大豆是对中国经济更有价值的农作物，特别是东北人学会把剩余的玉米转化为糖的替代物之后。
这并不是说从长期来看，中国不会成为主要谷物进口国。我们预计，它变成谷物进口国主要是因为它将增加肉类消费量。它在1980年-1990年间增长了172%，1994年肉类总产量达到4000万吨。中国是个人口稠密、耕地有限的国家。目前迫近的问题是比土地制约因素更为重要的水资源的匮乏，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北部。这一形势虽不会影响稻米生产，但会影响那些灌溉能两倍或三倍地影响产量，甚至决定作物能否生长的小麦、玉米和棉花的生产。这也是世界银行在黄河修建水库工程的原因。我们认为，中国政府自己也会很快组织完成南水北调的东线工程。
但是，在这些似乎是绝对制约的因素爆发之前，我们可以作出很多调整。首先，对低于世界价格的稻米来说，更合理的收购价格、灌溉系统及谷物搬运设施的相对小型投资都会轻而易举进增加稻米的产量。应该注意的是，以前在东方社会观察到的伴随着经济繁荣而来的稻米口粮消费下降，已经开始发生在中国。
其次，对饲料粮来讲，以今后十年里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供给不足，而是没有足够的能力把这种供给运输到各地。现在，玉米腐烂在中国东北是因为没有集装箱搬运设施把它从农村运到火车站、快速装车并运到集散港口。事实上，中国根本没有现代化的集散港口。在接收终点，沿着东南部沿海和长江，只有两、三个大型装卸设备，而且还缺少相应的基础设施匹配。即使中国今天需要进口5000万吨大豆和玉米，它的装运能力也不超过1000万吨，这还意味着要减少小麦进口。从我们的个人经验来看，不要说建设一体化的搬运、储存和运输体系，即使是把东北的剩余产品运到南方港口都是难以想象的困难，因为这需要协调和整合中国那些以扯皮和不合作著称的部委、省市、县、港口和铁路支局。
再次，在中国的肉类生产需要消耗所有的谷物之前（请记住，现在每年出口1000万吨玉米），还有别的办法来增加肉类生产。提高肉类产量的第一制约因素并不是谷物的生产能力而是牲畜本身。若进口改良的牲畜品种，粮食的转化能力将大大提高。目前这已经开始在中国出现。在品种升级的基础上，我们可预测到2010年养猪数量只增加6%，猪肉产量就会提高58%，尽管每头猪消费更多的饲料粮。
下一步是扩大高质量加工饲料的使用。接着面临的问题不是能量短缺而是蛋白质短缺，而从南美进口鱼粉价格昂贵且不能无限增长。我们正在与中国同行寻找多种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包括把甜菜籽、棉花籽那些有毒的饲料转化为无毒饲料，回收废弃的动物和鱼类副产品并把它们加工为蛋白饲料。这些活动并不是依赖于新技术的产生，而是依赖于新技术在中国的推广。
当所有这些步骤完成而且在主要生产地区成熟之日，也将正是中国进口大量谷物之时。由于大部分进口谷物可能并不是稻米和小麦而是玉米和大豆，未来中国贫困人口是否会面临高涨的食品价格还未可知。职业警告家和中国领导人都不能忽视的是：无论发生什么，它都会被价格运动及技术进步所缓和。研究过经济史的人知道，前者警示并缓和相对稀缺，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将消除稀缺。
（本文分别由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刘志仁、徐雪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