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调查研究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4]07-0092-05
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之所以特别重视和倡导调查研究，就在于调查研究活动是沟通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最佳桥梁，也在于只有通过这些调查研究活动，才能更好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也才能更好地开创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新局面。
一、把调查研究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主体意识结合起来
在领导中国革命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有一种非常明确和强烈的主体意识，就是由谁来领导中国革命和如何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只能由熟悉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领导中国革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就因为这种强烈的主体意识和领导意识，使得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和他本人的伟大理论创造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和他领导的伟大中国革命实践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毛泽东同志从很早时起就十分重视了解和熟悉中国国情，重视对社会进行调查和研究，把调查研究的地位和作用提得很高很重要。1920年12月1日，他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说，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地方做事”，又说，“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1](P3)。1920年3月14日，他在给友人周世钊的信中谈到他为什么不出国勤工俭学的原因时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2](P44)显然，毛泽东多年来一直热衷于对中国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关键在于毛泽东本人对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抱有极大的热心和极大的历史责任感，具有非常务实的科学态度，一直落脚和沉浸在“中国”这个地盘上。
具体地说，毛泽东重视和提倡调查研究，主因有三：第一，领导中国革命，就必须首先把中国国情搞清楚，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说：“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3](P633)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对中国国情准备下可用的资料，共产党人必须从头做起，先做搜集材料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的唯一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我们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基本知识，才能使我们的革命工作找到从实际出发的支点。正是这些具体又细致的调查研究，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中国革命论奠定了国情论基础。建国以后，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同志又号召全党开展了新的调查研究，提出了新的国情论，即一穷二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这一调查研究结论为邓小平同志日后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改革开放论奠定了国情基础。第二，为了克服党内在指导思想方面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头号敌人，曾经使中国革命事业多次遭受重大挫折。教条主义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只会从马列主义书本上的字句出发，把马列主义理论教条化和公式化。毛泽东由于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特殊的领导地位和特殊的经历和遭遇，他对教条主义最是深恶痛绝，有切肤之痛。他说教条主义是狗屎不如，讲狗屎还能用来肥田，而教条主义则什么也不是。针对党内的教条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严肃地指出，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因为它被实践检验和确认为是真理。他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4](P111)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4](P111-112)在谈到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的错误时，毛泽东回答的非常直接、明了和干脆：“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4](1112)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只有通过向实际作调查，才能对形势形成正确的政治估量，才能对工作形成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才能不犯唯心主义的错误，也才能有效地克服教条主义。可以这样讲，调查研究是克服教条主义最有效的手段，也只有克服了教条主义，才能更有效地开展调查研究。只有把调查研究深入、扎实、持久地开展起来了，把教条主义思想方法从根本上克服了，中国的革命事业才有可能得到顺利的发展。建国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不要把苏联经验教条主义化，希望通过调查研究而摸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由毛泽东在50年代倡导的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我们党克服把苏联经验教条主义化的倾向起了重大作用。可以说，建国前后的两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我们党的事业和新的作风的形成都产生了巨大的至今难以估量的历史性作用。第三个原因是，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只有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才能赢得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在毛泽东看来，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共产国际的指导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俄国的经验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是，如果仅仅依靠共产国际来直接领导中国革命，仅仅依靠照抄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来处理中国革命的问题，也都是万万不行的，是肯定要失败的。陈独秀的以“二次革命论”为主要内容的投降主义思想和王明的“左”倾错误领导，都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重要表现，都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因为，我国革命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4](P115)实现这个革命的任务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动员一切革命力量，推翻三座大山，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第二步是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我国的革命是一场异常艰苦卓绝、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当时的情况是，敌我双方尖锐对立、短兵相接，各种情况千变万化。面对这样的艰苦环境，而又要完成这样伟大的革命任务，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必须“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4](P115)。如果不是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如果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是错误的，或者是动摇犹豫的，那么，中国革命就一定会遭受挫折和失败。而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反动势力也没有闲着，而是天天在那里讨论与我们党进行斗争的策略，甚至是不择手段。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在这样日益走向尖锐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下，共产党的斗争策略一定要“正确和坚决”[4](P115)。而共产党的这种正确而坚定不移的斗争策略，是从群众的斗争过程中和实际经验中产生的。为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克服那种“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确立起“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4](P115-116)。而要做到这些，仅仅依靠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和指示不行，就是说，仅仅靠外国人领导中国革命是靠不住的；仅仅依靠从苏联回来的中国同志领导中国革命也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们了解中国情况也不多，只会教条主义地照抄照搬苏联经验，而不能适合中国情况，因而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也是靠不住的。领导中国革命应该依靠谁呢？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4](P11)。这句话有两个要点，一是说领导中国革命要靠中国同志，不能靠外国同志；二是说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同志还必须努力地去了解中国情况，否则，就不可能领导好中国革命。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大声疾呼：“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只有对中国社会进行实际的和认真、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纠正教条主义错误，“洗刷唯心精神”[4](P112)；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4](P111-112)；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而工作的，而对中国情况作出实际调查，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先导。因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4](P110)。因此，必须首先把调查研究放在突出的和关键的地位上，因为，“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是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14](P110-111)。总之，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又对中国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掌握中国国情，我们党才能够掌握“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4](P110)。
总之，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调查研究之重要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调查研究弄清楚中国的实际国情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另一方面，“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3](P791)才能随机地地确定出恰当的和适宜的斗争策略和办法。
二、把调查研究与正确认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结合起来
把调查研究和发扬党的优良学风结合起来，辨证理解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毛泽东理论思考的一个重点和焦点。1937年7月毛泽东写了《实践论》一文，目的是为了从最深层的理论认识上阐明理论和实践的辨证关系，发掘出教条主义错误的实质和根源，找出避免教条主义错误的途径。
《实践论》所体现的主题思想，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从正反两个方面全面总结我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党确立新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供详尽完备的哲学理论基础。《实践论》的基本点有五：第一，围绕一条“主线”，即如何解决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第二，理顺一个“关系”，就是理顺理论和实践的辨证关系。《实践论》重点从正面阐发理论和实践的辨证关系，从讲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出发，全面阐发认识发展的辨证过程。第三，实现一个“结合”，就是实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关于这个“相结合”，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最早提出来的，意思是说，我们既要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又要对中国自己的实际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既要推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新发展，又要创造中国具体实践新局面。这个“结合”后来被毛泽东确立为我们党的优良学风。第四，反对两个“主义”，就是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重理论而轻实践，不能提出正确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经验主义重实践而轻理论，心中无大事。二者联合起来，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危害更大。第五，奠定一个“基础”，就是为我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全面而又科学的哲学基础。这个哲学理论基础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把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和他的《实践论》联系起来看，《反对本本主义》的核心问题和《实践论》的核心问题，都是如何正确处理和解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反对本本主义》着眼于从调查研究角度初步提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实践论》则着眼于从哲学高度阐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从理论建设角度说，《实践论》是对《反对本本主义》中所提问题的全面展开和求解。我们从《反对本本主义》和《实践论》中都可以看出，调查研究活动恰恰是正确处理理论和实践关系的中介。调查研究作为过程，一头联系着最基础的社会实践，一头联系着最深刻的理论认识。提出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这既是调查研究的过程，是形成工作思路和方法的过程，也是决策的过程，还是实现认识和实践真正相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恰恰是贯穿在《反对本本主义》和《实践论》中的一条红线。毛泽东的“调查研究论”放大了就是《实践论》，《实践论》浓缩起来就是毛泽东的“调查研究论”。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提出党的学风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有两层含义：一是理论联系实际，二是实践联系理论。所谓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地说明了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所谓实践联系理论，则是就如何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而言的。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就必须既要用新理论来指导新实践，创造新局面，又要善于在新的实践中总结新经验，引出理论性的结论，发展新理论。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曾经做了完整的阐发：“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3](P820)。理论——实际——理论，这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作为过程的简单公式。
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来理解调查研究，就必须注意两个问题：第一，讲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说任何调查研究都是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过程，任何调查研究都必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的调查研究，要“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3](P814)。第二，任何的调查研究都是个实事求是的过程，目的是“求是”，是要把握事物的规律和本质，所以任何的调查研究又都不能简单停留在经验积累的层面上，不能把调查研究等同于感性认识阶段，而是要通过对每一问题的具体分析，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实现理论的创新和飞跃。
三、把调查研究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结合起来
毛泽东写作《矛盾论》也是为了反对党内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这本书里的核心思想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思想，而这也恰恰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之所在。
《矛盾论》的基本点有五：第一，围绕一条“主线”，即如何解决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第二，理顺一个“关系”，就是理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辨证关系。《矛盾论》重点从正面阐发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辨证关系，从讲矛盾普遍性是矛盾分析法的基础出发，全面阐发了认识矛盾运动的辨证过程。第三，实现一个“结合”，就是实现把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相结合。第四，反对两个“主义”，就是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重矛盾普遍性认识而轻矛盾特殊性分析，经验主义重矛盾特殊性而轻矛盾普遍性，都割裂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第五，奠定一个“基础”，就是为我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全面而又科学的哲学基础。这个哲学理论基础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首先阐发了事物矛盾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认为认识事物就是认识矛盾，矛盾即事物，事物即矛盾，矛盾普遍性的观点是最基本的矛盾分析法。在这个基础上，就专门地和重点地阐述了矛盾特殊性的特点和表现，指出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大意义。他指出，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是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如果离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重要的方法，我们就不能认识任何事物中矛盾的特殊性。就是说，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的分析，就是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核心问题，还是在于要对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要分析中国社会的特殊矛盾。毛泽东的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以及此后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和革命特殊情况分析的文章，都是《矛盾论》之关于矛盾特殊性分析的实际预演。
毛泽东之所以特别重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应该说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中的各种具体矛盾，以便找出解决这些具体矛盾的恰当的方法。所谓恰当的方法，是说这些方法必须与具体矛盾的特殊性相适合，在具体性基础上增强针对性。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所强调的是，解决不同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因为矛盾的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的质也要不同。此谓“对症下药”。第二个原因，是为了克服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公式化的错误。毛泽东认为，只有掌握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才能克服教条主义，克服公式主义，克服懒汉懦夫思想，有效地改造中国社会。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方法，还是要去进行调查研究。因为，不去调查研究，不了解具体情况，拿不出具体而有效的办法，不可能有好的领导，更不可能担负起指导工作的重任。此谓“有的放矢”。当然，毛泽东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强调要对矛盾的特殊性进行更多的调查和研究，这并不是说可以不重视理论学习，不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其实恰恰相反，毛泽东是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的。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在书斋里考证学问的学者，而是站在中国革命斗争第一线的领导者，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因此，毛泽东更重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更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这个“箭”去射中国革命这个“靶”的问题。教条主义者只知道矛盾的普遍性原理而不懂得分析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不懂得研究中国革命具体实践这个“靶”的重要性，因此，毛泽东强调研究这个“靶”的重要性的话就多一些，这只是突出一种针对性而已，不存在什么片面性。在这个方面，毛泽东的标准提法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可以说，毛泽东在哲学方法论上突出强调在事物矛盾普遍性基础上对矛盾特殊性的分析，在工作方法论上突出强调调查研究，二者有着内在的直接统一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调查研究，就恰恰是在矛盾普遍性基础上把握事物矛盾特殊性的最好方法。
四、把调查研究与坚持党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结合起来
在毛泽东那里，调查研究和党的群众路线是一致的，调查研究和党的工作路线和领导方法是一致的，调查研究和提高领导能力也是一致的。
所谓党的群众路线，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群众路线即是党的根本路线，又是党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个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做了全面而又深刻的论述。他说：“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3](P900)具体的说，这个领导方法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意思是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和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3](P899)第二个层面则是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意思是说，“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3](P900)
从这两段论述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在指导工作方面，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不可能离开调查研究。因为，离开了调查研究，就不能正确地实现从实践向理论的飞跃，也不能实现从理论向实践的飞跃；离开了调查研究，就会因为不熟悉具体情况而无法实现“从群众中来”，也无法实现“到群众中去”；离开了调查研究，就无法实现一般号召的正确形成，也无法实现个别指导的有效落实。因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角度看，从领导工作过程中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角度看，从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的关系看，调查研究都是这些关系或者过程的中间环节，都是实现这些关系或者过程的保障，离开了调查研究，这些关系和过程都是没有保障的。
调查研究还是提高领导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毛泽东在领导思想方面，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我们的干部应该在实践中学习，向群众学习，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向群众学习中长才干。对那些遇到困难就唉声叹气、缩手缩脚打退堂鼓的干部，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们是“懦夫”。他说，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动不动就说自己“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4](P110)。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人并不是真的不行，而是因为不愿意坚持实践，不愿意联系群众，不肯去调查研究，因而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告诫这些做领导工作的人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4](P110)不要小看了这个调查研究，还是毛泽东说得好：“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4](P110-111)毛泽东这样讲，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搞调查研究的高手，也是一个搞调查研究的最大受益者。他曾经讲到，他每当遇到问题而又束手无策时，就要到群众中去走一走，与群众谈谈心，了解一些情况，解决问题的办法往往也就出来了。他认为，面对困难而不能解决，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不了解情况，你如果下去搞调查搞研究，向有关人士请教，把问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容易找到了。这也就是说，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自己的能力是大还是小，而是在于你是否敢于实践，是否对群众有感情，是否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责任心和使命感。只要你是个有责任心有使命感的人，只要你敢于实践，只要你善于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承认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肯于在群众面前眼睛向下，甘当小学生，你的调查研究就一定会有收获。对群众有感情，与群众的关系密切，能够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这是领导干部增长才干和能力的真正源泉。
收稿日期：2004-01
标签：实践论论文; 教条主义论文;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论文; 毛泽东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普遍联系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矛盾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