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前沿问题研究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笔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艺学的前沿、热点与高层
胡明
顷前在西安召开的“文艺学前沿高层论坛”上发了一通言，遵嘱演绎成这篇文章。题目就在“前沿”与“高层”间加一个“热点”，“热点”是文艺学的一个夙命的属性，她永远需要“热点”，亦永远有“热点”。有的“热点”是随着学科伸展与深化自然生成的，亦有的是担心这个场域热力消失而人为制造的。“热点”的话题永远是站在学科“前沿”的“高层”论者的兴奋点，围绕“热点”生发的理论光芒时时激活这个学科的生命力与先锋论者的想象力，推进这个学科向前发展。
本来，文艺学就是站在文学学术的理论前沿，为整个文学研究导平先路、执旗领军的。在科学的文艺理论指导下，文学研究其他板块如古典文学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才摸得着前进的方向与路径，才能紧跟上文艺学术深化与发展的步伐。当前的文学研究各学科大体来说，古典文学研究的重头工作是从史料的整理走向史料的解释，在已经差不多做完的文献整理工程的基础上搜寻文学史发展的规律，为三千年一部古典文学史作出客观公正的历史判断，为各种各样悬而未断的“问题”拟出学术结论。现当代文学的工作重心恰好相反，从大量现成的历史结论与定性标签走向艰苦、繁琐的史料的发现、整理与分析，改写结论与撤换标签常常是更为迫切的常规功课，显然过去的史料解释工作和定论定性工作做得太匆忙、太草率、太简单片面了，而指导和规范上面两大板块操作运动的又正是文艺学理论研究的时新成果。
文艺学自身的格局建制与历史要求恰恰在这个关节时段有点脱了节，有点慌了神。文艺学的理论探索与学科规范被社会经济全球化“举世滔滔”裹挟而行，不免步履踉跄，力不从心。抬望眼，西风渐紧，语境应变，“眼见长江趋大海，青天却似向西飞”。不免又心眼失衡，视野模糊。近些年来，我们的文艺学“热点”一个紧挨一个，“前沿”不断前移，为了追上层出不穷的理论新思维与变幻万千的学术新语码，我们亦步亦趋，换了一茬又一茬关键词，“当下”、“在场”、“向度”、“维度”、“建构”、“解构”、“逻各斯中心”、“本质主义”……这些今天最时新的关键词除了因囫囵搬弄而夹生不熟之外，难免还有文字游戏、概念游戏、逻辑游戏的嫌疑。等我们再站立学术视窗前，文艺学的图景已经大变了，“理论”的航船已驰到了后现代文化批评的“前沿”，“审美”重心已经移出了“文学”的边界，在“文化”玄妙吊诡的波涛里打转。一团热气从波谲云诡中升腾而起，四周锦波涟涟，迷彩团团，我们忍不住要步上前沿去细看一番这个叫做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的“热点”。
就在我们中国将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奉为圭臬又轰轰烈烈制造革命浪漫主义新民歌运动的同时，英国人雷蒙德·威廉斯出版了《文化与社会》，吹响了要将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纳入研究视野的号角，20世纪70年代安东尼·伊索普在《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大著中主张推行高雅经典的文学与大众的通俗文化合二而一的“文本研究”与“话语实践”。斯图亚特·霍尔发起的《新左派评论》与《文化研究底稿》开始为文化研究设置学术机构并筹划出版丛书。80年代初特里·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导论》的重要著作中明确表示：“文本”分析应面对整个文化实践的领域，而不仅仅是那些贴有模糊不清“文学”标签的文学，文学研究必须进入媒介与传播的领域，而文学理论也应顺理成章转入“文化批评”的阶段，其内涵多样性分布包括了广告艺术、影视作品、时装模特表演、建筑、音乐、广播、青年时尚与蓝领文化读本等。
文化批评的主旨就是打击将高雅艺术与人文科学孤立与拔高、封入学术象牙塔的企图，这一运动在90年代的实际领导者多为美国大学教授与左派批评家，在他们主办的刊物如《文化批评》、《社会文本》、《表征》等尝试将文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精神分析、结构分析等纳入广泛的文化阐释范畴，其中心观念是：单一纯粹的文学研究必须抛弃，必须大大提高大众的日常生活社会阐释系统的学术地位——广义的文化研究“历史性出场”了。我们这里套用“历史性出场”即是指“后现代”观念的出现，“后现代”的一个核心标志就是用商品的观念与实力处置文化、改造文化、规范文化的生产。这样的文化生产使社会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通俗的大众的日常文化景观日益占据了人们的生活视野，展示了进入“后现代”社会的人的审美风采与生活方式。——本来，所谓“文化”就是一个特定“文明”阶段所形成的生活方式。
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曾为“文明”与“文化”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每一种文明都包含有物质的与精神的“两个因子”。一个瓦盆、一个陶罐是一种文明，一台电视机、一座原子反应堆也是一种文明；一叶舢板、一轮独轮车是一种文明，一辆“奔驰”汽车、一艘豪华游艇也是一种文明，各个文明阶段形成的生活方式就是“文化”。故有瓦盆、陶罐文化——以瓦盆、陶罐为大众日常生活主轴的生活方式，瓦盆、陶罐加几条彩绘图案也就是艺术创造和审美了。舢板、独轮车文化则是以舢板、独轮车为主要交通手段的生活方式，舢板、独轮车的设计构成已包含有莱布尼茨、文克而曼等人对称与平衡的美学观念了。电视机文化、电脑文化、手机文化、数码相机文化、“奔驰”与豪华游艇文化当然标志着进入了“后现代”的生活方式。——文学的文化化，文学理论的文化批评化放大了对社会生活图像系统的关注，将之纳入最为宽容、宽广的视野，单为复杂细腻阐释而已。
文化的生活方式本质与社会消费特征消解了传统的文学经典及其高贵浪漫的本质，而同时拉开了通俗文化、日常生活、鸡零狗碎、垃圾泡沫的闸门，文化的过度消费，滥俗无聊的“大众审美”大得其道，烂仔、小丑的文化名人结队而出，招摇过市，经典文学像是一位被街头流氓强暴后的可怜的公主，站立一隅委屈垂泪。——保守的文学论者愤怒了起而抗争，转而又无奈慨叹，并随手关闭了与当代流行文化——已经完全陌生了的外部世界交际的大门。然而大众日常生活照旧，一面商品化，一面“审美化”。这个转型过程的意义判断与认识解悟实际上引导、修正了整个社会经济文化运作的逻辑，决定了运行的方向与速度。这种研究的完整程序也制约了研究者观察社会与反省自身的方式，并最后规范了社会的改革尝试与运行实践。“意义”的阐释与理解、生产与传播是文化研究最为内核的问题，这比传统的纯正的文艺学研究，所谓文本中心主义、审美中心主义显然更接近这个社会生活的真实，并感受到这个真实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重建学科价值，安排话语选择与知识论铺垫，并重新激活学科的学术属性与研究者的活力。——这便是摊派给文艺学高层论者的历史任务。
然而文化研究的功能不仅仅在“意义”的阐释与生产，而且还在“意义”的凿实与效用。进入现实文化场域，它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文化研究时时要展示其挑战性的理论锋芒。与西方的文化研究一样，20世纪来，新世纪之交涌出的中国文化批评体系，裨贩西方知识论、真理观、方法论，同样夙命地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表现在对社会现实秩序与经济文化形态持隐晦但尖锐的质疑与批评立场；尽管文字与论述还在审美日常生活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等问题上打转，但可以嗅到马尔库塞工业社会批判理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批评理论、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论述、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研究、赛义德、斯皮瓦克、霍夫·巴巴等后殖民文化建构理论等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的气息。亨廷顿到福山的“文化对抗”与“历史终结”则更带有强硬的政治文化批判的意气。——文化批判方法论的意识形态分析被视为最为重要，它始终关注文化作品中、文化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浓度、取向，呈现形式与影响力的变化。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浓度也在上升，他们的理论旨趣显然是健康的，他们的理论锋芒并不显示在对“身体写作”之类的滥俗倾向的批判中，他们的思维大多数时候是清醒的，有条理的，他们在努力争取自己学术地位与影响的同时，不忘对后现代社会的种种文化痼疾和历史遗产做出精致的分析和尖锐的批判。西方文化批评的话语他们大多都学会说了，而且精神内核也学到了。他们正是这两年来叫嚷着要跨越“边界”到“文化批判”的新天地里大干一场的前沿论者——他们就要登上高层了。但他们却有一个挣脱不了的夙命！
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的前沿论者面对一个真实的活动世界，不仅有商品，而且有权力，文化被大规模消费，而消费又迅速上升为文化——商品与权力有时抱成一团，话语学术有时要兼顾两头。在阐释者来说，一个“后现代”社会在理论上是可以解释的，但解释的方式与冲动往往不能同步，或者说他所呈露的对自己文化功业的认知与判断是滞后的，也就是说他在学术研究层面上思考与写作的是“后现代”、“后结构”，但他在文化经验层面上却又是在“现代”、“结构”的制约体系中挣扎，他识别不了他自己的生存状态，也分析不了捆缚着他生存意志的文化环境，他跨越不了文化心理的真正前沿，他超越不了他的时代，也超越不了他自己。本来猛志非常，“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但孤芳自赏又无根依托，“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以至遭到许多充满敌意的质疑。文艺学的圈子里人固然可以各操各的话语，各驰骋各自的平台，各自的话语平台与文化资源可以互不干涉，但同一个太阳下的活动则形影清晰。——你们越过“文学”的边界到“文化”的疆域，实际上也越过了学术图谱的伦理秩序，在关于“文学理论边界”问题的争鸣中已有人对此一点深层动因作了深度阐释，既涉及“文化权力”的争夺，又论述了知识伦理学与学术传承谱的扰乱因素，所谓“仙家鸡犬近来肥，不向淮王旧宅飞”。文艺学高层的争鸣传出的信息是内涵十分丰富的，意义也是十分深远的。
其实文学理论从学术话语的层面来看，穿越或跨越边界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从神话、民间文学研究到原型批评，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到语言学的勃兴，文学理论的边界不断被跨越，战线不断被延长，旗号不断在改变，场域不断在扩展（当然也包含了各种迁徙）。我们的文艺理论界向内转、向外转也几经循环，“热点”连绵。文化研究进入文学理论据说也是为了救弊补偏的（罗兰·巴尔特、米歇尔·福柯都从语言学得益转而又从修辞学、符号学的门进入文化研究的殿堂的）。文化研究自称是为文艺学的新生而另开法门——向外把门开得更大了，而且几乎撤除了边界所有的警戒障碍。
中国的文学理论界的前沿学者既然决定要闯过边界，开创自己的地盘，还须对走私和闯关挟带的思想资源作一个“合法性”的阐释，更要为他们心中郁积的意识形态情绪寻觅一个释放的管道。现在他们的工作开始注意从外国的“诗云子曰”中寻觅解释世界的原创精神和人类认识自己的简洁智慧，在一个日常生活变更了意义的新世界里，筛选自己的学术话语，遮掩自己的挑战性的理论锋芒，努力在一块新开垦的土地上培植了文艺学新品种的生长点。他们也得从“不胜寒”的高处走下来，降下五彩云头，接近大众，走向民间，辨认并解释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因素，宣示审美还须日常生活化，以此深入现实、深入生活、深入人心。过滤去多半感觉不对头的文化醉意，以健康的人文立场与强劲的批判精神协调西学文化与东方本土的融合重铸进程。使学科生命顺利延续，与“裨贩”的历史诀别。胡适在20年代就在北京大学的课堂上呼吁：“早早脱离裨贩学术的时代，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等到我们的文艺学才子们真正身心俱进，迈入创造学术的时代时，就轮到别人来裨贩我们的中国货了。文艺学理论研究导乎先路，执旗领军或许还可以从这层意义上表现得更充分更完满。
当然，我们站在边界上的观察者、采风者也在这个世纪之交领略了文艺学边界内外的风光景色。我们也深信边界两头的旗号不可能重新写上“道与器”、“体与用”、“文与质”、“王与霸”等古色古香的字眼，当然也不应该再生发“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明月是胡笳”的怨嗟。——既要符合21世纪的历史语境，也要为边界两头的通衢大道设立清晰的界碑与路标。后面还会有新进才俊，从远处绝尘而来，扬长而去，跨越我们刚刚新刷了漆的界碑与告示，似乎也不必再开演“边塞又闻狼烟起，谁人敢去定风波”了。
丰子恺曾有两句诗配画：“只是青云浮水上，教人错认作山看”。几个人坐在岸边，隔着大海看浮云，团团耸立，气象壮丽，很像一座座巍峨的大山，那可只是青云浮海上，与蜃市差不多。但是西方——海洋那头——的文艺学理论家，文化理论研究家，倒真还有一些中西比较做得相当厚实的理论作品与成果，显然不是“浮云”可比了，而且开凿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理论的昆岗，他们撰写的如《中西文化叙述思想》、《中西文化的自我、真理与超验》、《道与基督教的对话》、《文化对立批判》、《作为统一文化力的文学》、《比较文学与非西方文学》等等，似乎都超过了中国同类同质的著述，高出了一大截。尽管许多处隔靴没有搔到痒处，存在对中国的东西的一些误解与误判，像“剑桥中国史”一样，但他们对这个新世界的认识远比我们深切，而且身心体气纯粹是“后现代”的。外国的文艺学“热点”固然亦有人为制造的嫌疑，但大多立足于外国思想文化现实与行进中的社会发展形态，但愿中国制造的“热点”真是认准了学科“前沿”的地界，真是体现了学科“高层的精英思维”。
最后想起唐五代时两句不知是诗还是词：
宿鹭眠鸥非旧甫，去年沙嘴是江心。
地理界域，沧桑事变，游泳在“江心”的弄潮儿不要太得意；滞留在“沙嘴”的鹭鸥们也不要太伤感于“去年”。
作者简介：胡明，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732）
消费时代与文艺学研究的问题性
李西建
消费时代的来临，对人文学科尤其是文艺学、美学的研究来说，既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场域与语境的产生，又预示着对传统学科体制、规范及其边界的解构，由此也衍生出一系列有关该学科研究的新的问题性。
从学术发展的历程看，对消费时代人类文艺与审美问题的关注，不仅贯穿于20世纪西方美学、文艺理论的发展过程，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后现代等重要思想家的不断思考与探索。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时代的来临，亦不同程度引起当下中国文艺生产与接受状态的转向，引起人文学科生存语境及话语方式的变化。从某种意义看，当代中国人文学科的存在与发展，已毫无例外地植根于消费时代这一特殊的语境之中，并且每时每刻受这种强大的文化场域的制约与影响。消费时代已成为人文学科存在的一种无形的空间。
法兰克福学派以其独特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批判理论，重新评价和认识进入资本主义即消费时代后，人类审美观念与文艺实践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如阿多诺提出，消费文化的产生导致审美观念自律本性的消解，审美实践也由独特的精神生产蜕变成一种批量化生产与大众消费的活动，审美活动呈现出复杂性。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对传统的文艺与审美观念形成巨大挑战，由此导致传统艺术韵味的衰落与新的美学的开始，人类审美面临的问题性更为突出；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比，后现代理论家更加重视从理论层面系统研究消费时代所引起的文艺审美观念及其实践的变化。法国后现代思想家费瑟斯通、波德里亚等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在这一社会，审美观念和艺术进入了一个被广泛扩张或泛化的过程，审美观念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艺术领域，它已蔓延于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审美生活化趋势与消费意识形态。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杰姆逊指出，消费社会中人类的审美观念从自律转向感知领域，转向以视觉为核心的生产，美学的封闭性空间也转向开放的实践性空间，导致传统美学的终结，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逻辑。由此可见，消费时代所导致的消费文化形态的出现，既是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生活发展的一种必然，一种人类在其存在维度上别无选择的“命运”，也极为真实地对人文学科研究的价值走向提出了相当严峻的挑战与问题。作为一种典型的人文学科形态，文艺学、美学应自觉而清醒地审视这种境况的客观来临。
消费时代作为人文学科生存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语境，其体现的内涵与影响力是异常复杂的。一方面，它无疑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审美的既成文化背景与传统，导致审美观念发生重大变革，形成新的消费意识形态，促使审美观念转向更广泛的文化、生活领域。但另一方面，消费时代的到来，也形成当代中国社会特殊的文化风尚、格调及状态，文艺与审美的功利性与实用化的特征将变得更加突出，也由此导致审美观念与文艺实践层面产生出大量新的矛盾与问题。诚如法兰克福学派所分析的那样，生活在丰富的消费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会受到商品交换逻辑的影响，服务于这种主导的社会消费意识，而且也促使大众默认和接受这种意识形态。杰姆逊曾十分尖锐地指出，在当今时代，文化逐渐与经济重叠，我们已经看到了后现代主义复制或再造—强化—消费资本主义逻辑的方式。“新的消费类型；人为的商品废弃；时尚和风格的急速变化；广告、电视和媒体以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方式对社会的全面渗透。”[1]（P19）“在这个新阶段中，文化本身的范围扩展了，文化不再局限于它早期的、传统的或实验性的形式，而且在整个日常生活中被消费，在购物，在职业工作，在各种休闲的电视节目形式里，在为市场生产和对这些产品的消费中，甚至在每天生活中最隐秘的皱褶和角落里被消费，人类开始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存在经验及文化消费的关系中。”[1]（P108）
总之，全球化浪潮使当代世界身不由己地进入消费主义社会运转中。消费既是一种社会总体的价值趋向，又是当代人类在深层心理与潜意识中自觉认同的愿望与行为。正像莱斯理·斯克莱尔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需要的价值系统就是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第三世界以向人们推销消费主义为己任，这种时尚性的消费主义不断生产并“诱导出需求冲动”，并化强迫为主动，使得第三世界的人们去“消费”。因而，文化媒体帝国主义正在制造当代世界新的一元话语——全球化话语——全球资本主义即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无限扩张的强势话语。这种扩张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大幅度蔓延，同时也毫无例外地改变着当代中国的命运。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到来与经济的高速发展，随着当代人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和改善，中国社会也正蔓延一种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种物质主义和享受主义的倾向。由于消费主义成为当今社会整体的文化语境，由此也导致我们这一时代的文艺生产、审美观念及其理性思考、价值判断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甚至倾斜。按照杰姆逊的说法，这是一个视像文化盛行和空间优位的时代。今天的美学生产已经与商品生产普遍结合起来，美的内涵已发生变化，美不再处于自律的状态，而是被定义为快感和满足，是沉浸在灯红酒绿的文化消费和放纵。杰姆逊的观点尽管过于危言耸听，但他确证了一种客观的文化存在及其规律：即消费时代的确已成为人类生存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语境，而消费时代的文艺生产与文艺学学科的研究，也正在经历着一次重大的挑战与转变。
面对这种挑战及转变，文艺学、美学学科已表现出诸多的焦虑与困惑，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性，即是由消费时代的来临所引发的学科身份的认同性焦虑与危机。如“失语症”的提出，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文学边界的移位与消失，以及文学创作的愈益萧条，文学市场的日渐萎缩，“纯文学”在整个流行文化面前所受到的空前冷落，还有文学终结论、艺术消亡论及审美生活化等观念的愈演愈烈，文学艺术形态无可奈何地失去昔日在艺术大家族中的主导地位，也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地带。正像米勒援引德里达《明信片》中主人公所表述的那样，“……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2]（P171）此论断虽然有些耸人听闻，但无疑体现了在精神生产领域内整个时代所感受和遭遇到的一种衰败的命运。这种衰败的命运也降临于文学的研究。它不仅表现在使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之范围变得越来越宽泛，在某种程度上已为含义更广的批评理论所取代；也不仅表现于20世纪后期文化批评的崛起，又对文学批评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使文学批评的传统模式不断受到消解与冲击，尤为突出的是，新时期以来西方形形色色的文论思潮与流派的大量传播与输入，造成中国本土文艺学理论的萎缩与失语，从20世纪80年代理论移植的乐此不疲，到90年代的应接不暇与漠然视之，无穷尽的理论追逐已耗尽了人们对文艺学作基础性和本源性建设的内在热情，亦导致该学科不断处于一种无根的飘浮和转换之中。它似乎印证了米勒的预言，“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我非常怀疑文学研究是否还会逢时，或者还会不会有繁荣的时期。”[2]（P183—184）当然，米勒的预言的真意并非如此。我们无法驾驭和控制人类“命运”的变化，但我们应为改变“命运”而工作。对文艺学、美学学科的发展来说，其道理大致如此。
如何应对并有效解决消费时代人文学科（包括文艺学、美学在内）所出现的身份认同危机及理论生产力十分贫乏的症状，并促使文艺学、美学早日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在我们看来，学科知识形态的重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种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会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它所指涉的不仅是作为科学研究类型的学术型知识的积累，或以教材方式呈现的教育型知识样态，也是指一种与该学科相关联的同质态学科的思想含蕴、价值功能及话语实践方式等相融合的综合性知识范型。更为重要的是，文艺学的知识形态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与文化场域，它更依赖于人的现实存在与实践方式，依赖与此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场域的转向与变化。在当代中国文艺学的研究中，之所以有“失语症”的说法，有学科身份的认同性危机，有理论“消亡论”与“终结论”的论调，大抵或多或少与中国文艺学自现代以来在知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问题性及缺陷有关。其突出表现是我们始终未能找到真正符合文艺学学科身份规定性的价值根基，文艺学的知识形态转换过频，放弃过快，沉淀、积累与吸收又过少。应当说，在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内，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化始终是一个被遮蔽的，未能获得彻底解决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消费文化及读图时代到来的情境下，面对文学艺术对原有传统边界的超越，视像文化的扩充与蔓延，艺术生产的复制性与泛审美化倾向的出现，新艺术形态的产生，艺术与审美的形式化及生活化趋向的流行和挑战，我们的文艺学因知识形态的无根及飘泛不定，才未能对诸多现象做出有效性的回应。由此可见，知识形态的重构无疑是一次恢复文艺学生产能力，重建学科的价值根基及知识构成的合法性、系统性与有效性的基础性工程。我们期待中国文艺学真正地走自己的路。当代中国的文艺学要有所作为，尤其力图产生原创性的理论观念，就需要努力转换其知识形态构成的重心与理论研究的方向，即从以往注重对学科自身本体构成的阐释与研究，注重对学科内部知识形态的生产与完善，转移到对文本世界的阐释方面，转移到对该学科人文价值意向、美学思想资源的生产及运用的方面来。只有这样，文艺学的知识生产才能有效地介入并运用到文学艺术的实际中去。我们期待中国的文艺学研究能多思考一些与自身学科有关的问题性，尤其能够在学科的价值根基、知识形态等较为根本性的论域与问题上有所创新与突破。
作者简介：李西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 西安 71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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