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荒诞文学对新时期中国荒诞小说的影响_文学论文

西方荒诞文学对新时期中国荒诞小说的影响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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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荒诞派文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它的思想基础是存在主义哲学。战后的西方世界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危机,给人们留下了难以治愈的精神创伤,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全面的幻灭感,在人们的心目中,上帝已经死了,昔日那些坚定的信仰早已彻底瓦解,希望、理想破灭了,原先那种安全、稳定的感觉消失了,外部的一切是那样不可捉摸、瞬息万变。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荒诞派文学作家们,敏锐地感觉到现实的动荡、冷酷和恐怖。他们从存在主义的观点出发,力图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宇宙的存在和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没有意义、荒诞、无用”〔1〕这样一个主题。 这种存在状态的荒诞感,是对理性主义的自我怀疑,也是对非理性现实的审美把握,它用一种高度集中的形式表现了原因与结果的悖逆、愿望与现实的分裂、目的与手段的对立、现象与本质的错位、主体与对象的冲突、个体与类群的疏离。文学的荒诞性,是现实的生活中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非理性荒诞境遇作审美把握的结果,它是当代西方社会现实和精神现实的一种形象表现。

现代派大师卡夫卡最早深刻地揭示了这种存在的荒诞性。他的小说《变形记》、《城堡》、《审判》等作品中,把虚妄的离奇的荒诞现象与现实的本质真实地结合起来,加上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纯客观的叙述方式,构成别人不能重复甚至也无法模仿的独特的卡夫卡式叙述艺术。这种独特的“卡夫卡式”所描绘的全是一些孤独的个人,在一个奇异的陌生世界的恐惧和迷惑,冷静而残酷地暴露出个体的存在与他自身本质之间的分离,个人存在与他存在的环境的对立,展示出一种非理性的“无法穿透的黑暗”,是在“故作平淡无奇的日常形式中表达出反常的内容”,达到“比真正的生活真实还要真实”〔2〕的效果。

存在主义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文化哲学思潮之一,它的代表人物萨特、加缪不仅在哲学上对人类的荒诞性处境进行过系统性的哲学阐述,而且在他们的文学作品《恶心》、《局外人》等小说戏剧中还作过深刻的文学表达,这都广泛地影响着当代和后来的西方作家和文学流派。荒诞派戏剧的出现,就是存在主义观念与表现主义手法相结合的一种先锋的实验和尝试。它的代表作家尤奈斯库、贝克特、品特、阿尔比等作家,用惊世骇俗的反戏剧的戏剧来表现人类异化、孤独、渺小和绝望的处境,荒诞的体验对象化为一种荒诞的审美形式,在荒诞派戏剧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表现。

在60年代以后,“黑色幽默”小说在美国文坛迅速崛起,他们用一种“绞刑架下的笑声”来传达对人生的痛苦、绝望和恐惧的体验,采用反讽、自嘲、夸张、象征等喜剧手段,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美学风格:“含泪的笑”,“喜剧化的悲剧”,当人们本该放声大哭之际,它们却不得不露出笑容,存在的荒诞在这种对比中表现得更为鲜明。

在本世纪60—70年代,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异军突起,出现了被称为“文学爆炸”的空前繁荣的景象,一大批作家脱颖而出,引起世人瞩目。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被称为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最成功的作品之一。魔幻现实主义也用荒诞的艺术手法,把触目惊心的现实和源于神话、传说的幻想结合在一起,形成色彩斑澜、风格独特的图画,使读者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形象中,获得一种似曾相识又觉陌生的感受,从而达到“变幻想为现实又不失其真”的艺术效果。

总之,荒诞派文学已成为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个鲜明的艺术特征,它的内核是西方人对现实社会非理性的一种体验,这种体验是当代西方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的一种表达,对于我们认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表现,提供了一些很重要的材料,他们在艺术手法方面的新的探索、实验和尝试,都给了我们极其有意义的启示。

西方荒诞派文学及其美学观念,在80年代以前很少为中国文学所关注,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曾出现过极少量的荒诞派文学作品,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长明灯》和《阿Q正传》,都包涵着荒诞性的象征寓意,但大多是限制在讽刺作品或局部的细节描写范围之内,而真正的荒诞派小说的出现,还是在我国进入新时期以后开始的,这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近期的文化氛围。一方面因为改革开放,西方的各种哲学思潮、文学思潮被介绍到我们国内来,相继出版了许多现代派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卡夫卡、萨特、马尔克斯等作家以及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小说等,先后在我国引起了广泛的影响。我国的作家们从西方的现代哲学思潮和文学思潮中得到了有益的启发,从过去那种封闭的单一的陈腐观念和思维模式中解放了出来,作家们再不满足于只从一个视角、一种模式去观照生活,而努力寻求更多的视角、模式及方法,并使它们互补或交融,这标志着我国新时期小说观念的更新和拓展。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西方的现代哲学思潮和文学思潮也代表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一切文化和文学思潮,本来就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中国文学要发展,除了深深地植根于本民族的土壤之外,也必须不断吸收融合国外的一些文学思潮,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而我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和其它一些现代派色彩的小说,都是与当代的时代条件和人们的社会心态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我国新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巨大心理失衡,由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更为复杂多样的价值参照体系,也由于种种信仰危机和文化冲突的日益激烈,使一些知识分子对生存现实的体验更为深沉和冷峻,他们无法圆满地、理性地解释他们所面临的和亲身经历的种种迷惘和困惑,于是不仅开始产生出对现实的种种荒诞感,也荫生着想通过艺术形式表达这种体验的强烈愿望,与此同时,他们正好感受到西方文学中荒诞因素所蕴含的艺术魅力和对现实的覆盖力,因而内在的爆发力促使一些中国作家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寻求启发和借鉴,于是中国的荒诞小说应运而生了。应该说这是由于西方文学的影响推动和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而萌生的一种文学现象,是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一种在当代的撞击和融合。

荒诞派文学在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占的比重较大,创作经验也比较丰富,我们的文学要列入世界文学之林,进入世界文学发展潮流,在文学观念和艺术手法上有待进一步更新和发展,在如何吸收和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引进为了更新,把引进加以同化,使之成为新的肌体的组成部分,使原来的文学得到丰富和发展。另一种更新,是被他人同化了的引进,可能某个时候也是需要的。但这种更新看上去是某人东西的中式翻版。前一种更新才是真正的更新。”〔3〕西方现代派和荒诞派文学,其中一部分优秀作品, 在艺术上相对地比较成熟,达到一定的深度,作为一种艺术经验,是值得借鉴和吸收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些作品是当代资产阶级精神危机的深刻表现,表达了西方在二战后的一代人的思想状态,从思想的根本性质来看,同我们的社会和时代,我们的人生观和艺术观是有质的区别的。有些作品在正确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世界人的异化现象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宣扬人在荒诞世界面前的微不足道;人与人之间的绝对隔膜、不可信赖;人生没有希望,甚至人类存在的意义也被否定了。对于诸如此类的消极颓废思想,我们当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毫无批判地盲目照搬。

我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并没有象西方荒诞派文学那样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学流派,它只是从美学风格上对一些小说作品的相当宽泛的描述性概括,虽然这些作品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学和审美选择,但它们共同体现了荒诞性的审美特征。根据它们各自的主题指向、创作原则和叙事方式,我们可以将这些荒诞小说划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用现实主义的如实描写生活的表现手法,达到艺术的荒诞性。如王蒙的《冬天的话题》,谌容的《减去十岁》,蒋子龙的《找帽子》等。它们的主要特点是通过荒诞手法来突出和强化现实生活中的不合理的、非常规的现象,借以揭示现实中的某些弊端、历史的某些曲折和失误,表现出鲜明的经世致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二是较多地采用了变形、幻想、象征、隐喻、现实与幻想交织等艺术手法,走向艺术的荒诞。如莫言的《球状闪电》,邓刚的《全是真事》,陈村的《美女岛》,吴若增的《走失了的模特儿》等。这些作品把艺术的变形、幻想性的虚化环境描写、超越时空的艺术抽象化、超感觉的艺术熔于一炉,明显地吸取了现代派小说的艺术手法,但并没有脱离我国文学的民族土壤。

三是专门吸取西方现代派小说艺术的精华,作了比较深入的探索。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的《山上的小屋》、宗璞的《泥沼中的头颅》等。它们在叙事方式上已经背离了传统小说的规范,用荒诞的形式表达了对人生困境和存在窘况的荒诞体验,表现了对人生和世界非理性的理解。就连李泽厚也认为《你别无选择》是他读到的中国第一部真正的现代派小说。

纵观上述三种类型的荒诞小说可以看出,我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与西方的现代派文学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使它们呈现出许多共同的特点,同时由于我们的作家对西方荒诞派文学作出了种种创造性的选择、改造和融合,因而在这些共同点中又包含了一些差异和区别。而正是这些异同构成了我国新时期荒诞小说的基本特征:

第一,我国新时期荒诞小说虽然主要是借用荒诞派手法来批判现实、针砭时弊,但在主题指向上更关注的则是较宏观、抽象和形而上的主题,它们淡化了作品的时空具体性,而力图在一种更开阔的视野上揭示人类处境的荒诞。不过与西方荒诞派文学不同的是,我国的荒诞小说很少表现由于工业发达而导致的物质世界对人的物化,而更关注文化和社会关系对人的束缚和歪曲。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写了一头被阉割失去性功能的大青马与性功能失常的章永璘大段的对话,大青马抱怨说:“我自被骟掉以后,我失去了性的冲动,于是我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了。……人类啊,你们的残忍和阴毒就在这里:你们从心理上根绝了我的欲望。”这段大青马的自白,作者的用意无非是比附极左路线对章永璘长期政治迫害,导致他精神和心理上的严重压抑感,乃至性功能失常,这种极度的夸张、变形和荒诞手法,成为对那个荒唐年代对于正常人性摧残的抗议。

第二,我国新时期荒诞小说在美学风格上是一种“黑色幽默”式的悲剧喜剧化。作家调动一切手段,将自我和世界的滑稽、丑恶、畸形、变态加以放大、扩展,推向荒诞的极端,于是人性的阴暗面在哈哈镜前形神毕露,这种“黑色幽默”,是“把痛苦与欢乐、异想天开的事实与平静不相称的反应、残忍与柔情并列一起的喜剧。”〔4〕不过我国荒诞小说与西方存在主义、荒诞派文学比较,似乎要轻松、洒脱一些,有时甚至表现出后现代主义的态度,没有那么悲观、绝望,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虚无主义态度。如简明的《车祸·痴情》,也是一个荒诞故事,但它一反荒诞作品长于暴露而拙于歌颂的常规,写成了一篇抒情性、歌颂性的荒诞小说,别出心裁地由活人的思维与不知其死的死者的思维交织而成。一个奋发有为、锲而不舍的四次报考研究生的青年,偶尔在车祸中死去,然而他不但把对生活的爱、对事业的痴情,留给活着的恋人、亲人、师长,而且使这爱与痴情贮存在自己已经死去的躯体中。小说对主人公死后意识的描述,并非活着的人心理的外射,完全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实体,而主人公对生活和事业的爱与痴情却正以“死后的思维”这种荒诞的形式,更强烈地刺激读者的心。荒诞就一定“不经”吗?不见得。荒诞也会这么崇高、庄严,也会如此柔曼、温情,这篇小说真为荒诞文学别开生面。

第三,新时期荒诞小说在艺术手法上广泛采用了夸张、变形、象征等手法来设置喜剧情景和细节,表现人物和环境的非理性特征,使生活中的不合理作为一种荒诞令人触目惊心。如邓刚的《出差》,这是一个荒诞离奇而又非常真实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是木材公司的一个忠于职守的干部,科长要他出差,他决心利用这次出差的机会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业务。但是他却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作出有意义的行动,工作兢兢业业而又无所作为,他的一切活动都是被一种习惯势力和本能牵动的盲目行动,表现出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对自己与其生活的环境脱节而产生的迷惘与痛苦。小说采用这种变形、夸张的手法,力图通过对象化的改造使对象潜在的某些特征以离奇的形式得到外化和强调。

第四,新时期荒诞小说的艺术形象大都是一些反常规、反英雄的普通人物,他们思维混乱、乖张变态,缺乏自我反思能力和控制能力,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荒诞性。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写一群音乐学院的学生,真是放肆任性的一群,胡闹、放纵、迷惘、骚动、混乱、盲目,有人生和艺术的选择,有人生和艺术的无选择,正如小说中一个人物所说的,“你永远要追求并弄清,你永远追求不到弄不清,你追求不到弄不清还要追求并要弄清。除此以外,你别无选择。”这就是“你”,就是这一群。作者和他的人物似乎生活在一个非逻辑的感觉世界里,“怪圈”式的问题,跳跃的奇特联想,毫无联系的生活碎片,神秘的“功能圈”,构成了一个迷离恍惚的非理性的荒诞世界。

综上所述,西方荒诞派文学作为20世纪一种共同的文学现象和美学现象,已经进入了我国现实主义的文学视野,但我国新时期荒诞小说,并不是国外同类小说的机械模拟,它既从现实生活出发,又强调作家创作的主体意识,出于一种存真、向善、求美的真诚愿望,勇于鞭挞生活中的假、恶、丑现象,目的不是使人消沉,而是使人振奋,这同西方荒诞派文学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这样一个基点上,敢于善于吸收一切外来的文学形式,加以改造和同化,建立我们时代的新文学,正是我们具有民族自信心的表现。

注释:

〔1〕《荒诞派戏剧集》,外国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2〕《西方现代派文学与艺术》,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19页。

〔3〕《现代小说美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页。

〔4〕《欧美现代派作品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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