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天津报刊中的鲁迅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天津论文,情结论文,报刊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4)05-0067-04
翻阅20世纪30年代的天津报刊，竟然发现有不少的报纸副刊和文艺杂志都不同程度地 发表和评介过鲁迅的作品。鲁迅逝世之后，他们又全方位报道有关的消息，高度评价鲁 迅的贡献，隆重悼念鲁迅的功绩。有的报刊还因此而夭折，但是，他们无怨无悔。可以 说，从这些报刊中，表现出了很浓很深很强烈的鲁迅情结。
一、认同鲁迅
1934年2月16日，由吴微哂主编的《天下篇》半月刊在天津创刊。该刊的创刊号上即发 表了鲁迅的《上海杂感》。这是1933年12月5日，鲁迅应约用日文写作的杂感，最初发 表在1934年元旦日本大阪《朝日新闻》。不久，吴微哂的朋友吉人便将该作品译为中文 ，发表在《天下篇》创刊号上。该刊的编者按语指出：鲁迅的这篇杂感“怕是很有些人 想看的文章。我们很愿意在这里刊出。不过血究竟也是可怕的，我们不得已在这文章中 用了一段‘……’，好在并不甚妨碍文意。谨此申明一句，以当致歉!”其中被省略的 部分出在第五自然段中，是谴责当时的“政府”无端逮捕作家的有关文字。鲁迅敢讲真 话，无所畏惧，即使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之下，也敢于直面现实，这便是其中的 一例。
《天下篇》杂志本是综合性期刊，宗旨是：“想用浅近的文字，介绍各方面的各种事 情。希望能使人们知道了自己是怎样的人物，也明白了旁人是怎样的情形。”该刊的创 刊号除刊发了翻译的鲁迅作品外，还发表了小说、随笔、讽刺诗以及马彦祥译介的匈牙 利喜剧等。
《天下篇》杂志在发表鲁迅作品之前，虽然未曾征求鲁迅的意见，但是，鲁迅收到样 刊后，仍然立即回信，对他们表示了支持。数月后，鲁迅将该文重译，以《一九三三年 上海所感》为题，重新发表在1934年9月25日创刊的左联进步刊物《文学新地》上。这 便是后来以《上海所感》为题，被收入《集外集拾遗》的那一篇作品。
接着，《天下篇》杂志又拟译载发表在日本《改造》杂志上的鲁迅杂感《火，王道， 监狱》一文。于是，在3月上旬，他们两次致函鲁迅，商谈此事。鲁迅回信表示同意刊 发，只是“拟觅一较可凭信者翻译”自己的作品。最终，鲁迅还是自己将其译成中文， 题目为《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于3月28日寄给了《天下篇》杂志社。意想不到的是 ，在3月16日，《天下篇》杂志第3期出版后，即因种种原因而被迫停刊了。原拟刊发第 二篇鲁迅杂感的计划，也就搁浅了。
《天下篇》杂志社自创刊始即自觉地把译介和发表鲁迅的作品作为一种职责，一方面 反映出编者对鲁迅的认同，意识到自己应该与鲁迅站在同一战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编 者有意迎合读者的心理，因为他们知道读者中很有些人想看鲁迅的作品。虽然，他们也 意识到“血究竟也是可怕的”，但是，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地发表鲁迅的作品，并很快为 此付出了代价：最终以《天下篇》杂志的迅速夭折而告终。
二、崇拜鲁迅
1935年6月15日，在天津《庸报·当代木刻》第4期的头条位置，刊发了鲁迅的作品《 <全国木刻联展专辑>序》，署名“何干”。从鲁迅序文的写作到发表，无一不是由青年 编辑、木刻爱好者对鲁迅的热爱与崇拜所引发的。
1934年下半年，平津两地的青年木刻爱好者金肇野、唐诃等发起筹备第一次全国木刻 联合展览会，并拟选编出版《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以下简称《专辑》)。在筹备 和巡展期间，出于对鲁迅的崇敬和爱戴，他们曾多次致函，主动争取得到了鲁迅的支持 和指导。鲁迅编印出版的《木刻纪程》、《引玉集》以及收藏的木刻作品等，也都作为 展品提供给了他们。可以说联展达到了以进步的木刻作品教育大众、鼓舞斗志的目的。
在他们热情诚挚的嘱托和恳请下，鲁迅于1935年6月4日，为他们拟出版的《专辑》写 了序文。他从木刻图画的历史和它的“大众”属性谈起，热情称赞新兴木刻“乃是作者 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的要求”，“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 代社会的魂魄”。他还指出了新兴木刻艺术更光明、更伟大的发展前景。
鲁迅作序的次日，即将手稿寄给了唐诃。那时，唐诃与金肇野在天津《庸报》副刊编 辑、进步文人姜公伟的支持下，已于1935年5月1日主编并创办了《庸报·当代木刻》半 月刊。这是我国北方创办的第一个木刻专刊。它是借着全国木刻联展的东风应运而生的 ，却仅仅维持了两个月，出版了5期便被迫停刊了。该刊不仅刊登反映大众生活的木刻 作品，如《卖盐》和《逆水行舟》等，而且发表有关木刻作品的评介文章，如《论连续 图画<水灾>》和《苏联木刻近况》等。作者多为当时活跃在平津沪、且与鲁迅有交往的 青年木刻爱好者。该专刊的迅速终刊，原因已经不言自明了。
鲁迅的序文在天津《庸报·当代木刻》第4期发表的同时，为了与拟出版的《专辑》相 一致，他们还将鲁迅的序文手稿制成了木刻图版。并于1936年9月16日，鲁迅55周岁生 日前夕，将仅存的序文刻印稿寄赠给鲁迅，令鲁迅感激不已。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同年11月10日，由天津人黄树则主编、唐诃协编 的《文地》月刊在津创刊。该刊的创刊号就成了鲁迅追悼特辑，不仅刊发了鲁迅画像、 手迹和纪念文章，而且依据序文刻印稿，再次刊发了鲁迅的《<全国木刻联展专辑>序》 。从鲁迅的一篇序文在天津报刊的两次发表，足以显示出青年木刻爱好者对鲁迅的敬重 。
三、理解鲁迅
1931年2月23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63期，发表了鲁迅在当年2月4日写给李 秉中的信，题目为《鲁迅之手书》。该信虽然未经鲁迅同意便发表了，但是，它最先帮 助鲁迅澄清了事实，揭露了无耻文人造谣滋事的卑劣伎俩，使鲁迅被捕的谣言不攻自破 ，令关心鲁迅的人们抒怀释念，充分表现出了对鲁迅的关心和理解。
1931年1月17日，柔石、殷夫等五位革命作家被捕之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就放出了要逮 捕鲁迅的风声。20日，鲁迅携眷转移到黄陆路花园庄旅馆暂时躲避。在此期间，国民党 官方报纸及各种无聊文人办的小报，就不断造谣中伤鲁迅。21日，天津《大公报》就曾 刊发了“上海专电”，报道了“鲁迅在福州路被捕，现拘押捕房”的消息，令鲁迅的亲 友为之惊忧。
当时身在日本的李秉中也听到了传言，深为鲁迅担忧，急忙发信向周建人打听虚实。 这让鲁迅着实感动，于是，他在2月4日给李秉中写了回信，感谢他的关心，同时也谈了 自己的处境和当时的心情。他说：“我自旅沪以来，谨慎备至，几于谢绝人事，结舌无 言，然以昔曾弄笔，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为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员，而上海文坛 小丑，遂欲乘机陷之以自快慰，造作蜚语，力施中伤，由来久矣，哀其无聊，付之一笑 。”他说：“文人一摇笔，用力甚微，而于我之害则甚大，老母饮泣，挚友惊心，十日 以来，几于日以发函更正为事，亦可悲矣。今幸无事，可释远念，然而三告投杼，贤母 生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丁今世，辄不知来日如何耳。东望扶桑，感怆交集。” 鲁迅的信写得何等真切、动容!
李秉中得知真相后，很快便将这封客观反映真实情况的信寄给了天津《大公报》文学 副刊编辑部，受到重视，被迅速刊发，并在编者按语中指出：“鲁迅被逮捕之消息，由 南而北，喧传报端。近始悉为子虚乌有之事。本刊顷得鲁迅致常为本刊撰稿之李秉中君 手书一通，亟为披露，藉以辟谣，并见上海文坛情形之复杂也。”编者挺身而出，仗义 执言，以“子虚乌有”一词，彻底否定了混淆视听、流传甚广的谣言，让上海文坛的造 谣者无地自容。鲁迅这封重要书信的发表，也为后人编辑《鲁迅全集》留下了宝贵的原 始资料。
四、支持鲁迅
1936年4月8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公开发表了鲁迅在上海被国民党检查机关禁 止发表的译作，用实际行动支持鲁迅与恶势力做斗争，表现出了编者的胆识与正义感。
鲁迅一向是主张阅读俄国作家契诃夫和高尔基的作品的，“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 界更接近”[1]。为此，在1934年冬和1935年春，他陆续翻译了契诃夫早年的短篇小说8 篇，其中《坏孩子》、《暴躁人》等7篇作品均先后在《译文》月刊发表，惟有《波斯 勋章》一篇被国民党检查机关禁止刊发。鲁迅在1935年9月15日所作的《<坏孩子和别的 奇闻>译者后记》中说：“谁知道今年的刊物上，新添的一行‘中宣会图书杂志审委会 审查证……字第……号’，就是‘防民之口’的标记呢，但我们似的译作者的译作，却 就在这机关里被删除，被禁止，被没收了，而且不许声明，像衔了麻核桃的赴法场一样 。这《波斯勋章》，也就是所谓‘中宣……审委会’暗杀账上的一笔。”他说：“《波 斯勋章》不过描写帝俄时代的官僚的无聊的一幕，在那时的作者的本国尚且可以发表， 为什么在现在的中国倒被禁止了?——我们无从推测。”鲁迅尖锐地抨击了国民党当局 扼杀文艺的罪行。然而，他又坚信：“一面有残毁者，一面也有保全，补救，推进者， 世界这才不至于荒废。”因此，他照样把《波斯勋章》等8篇翻译小说结集成册，定名 为《坏孩子和别的奇闻》，拟单行出版，并为此写了《前记》。至此，鲁迅这本译文集 中的作品，就只有《前记》和《波斯勋章》未曾单独发表过了。
在文网肆虐的状况下，鲁迅自己已经不肯再将文稿他投，生怕因此而损害了文社和刊 物的利益。因为他知道：国民党的“官场有不测之威，一样的事情，忽而不要紧，忽而 犯大罪。实在不值得为了一篇文字，也许贻害文社和刊物”[1]。就在此时，天津《大 公报》文艺副刊开辟了“译文特刊”，通过黄源得到了鲁迅的文稿，以头条位置，同时 发表了鲁迅的《<奇闻八则>前记》和翻译小说《波斯勋章》两篇作品。他们这一举动以 及与上海文网对着干的劲头儿，在读者中产生了不小的反响。这一次，刊物不仅没有因 发表鲁迅的作品而被剿杀，反而办得越发红火，显示出了正义终究战胜邪恶的力量。
五、评介鲁迅作品
30年代中期的天津报刊是比较注重宣传鲁迅的。这主要表现在鲁迅生前，关注并及时 评介鲁迅的作品；鲁迅逝世后，从不同角度，全方位报道有关悼念鲁迅的消息，高度评 价鲁迅的贡献和功绩。仅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例。
1936年1月，鲁迅的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由上海文化生活社出版。这是鲁迅生前出 版的最后一部作品集。仅仅过了一个月，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便以头条位置，发表 了常风评介《故事新编》的文章。他认为：“鲁迅先生在他创作生活的开始就与他同时 代的作者不同。”他说：“大概是因为年纪的关系，鲁迅先生开始写小说时已是中年的 人并且投身社会已久，所以他能冷静地观察人生，注意到个人以外的世界。这正是鲁迅 先生高人一筹的原因。”他认为鲁迅的创作力量是惊人的。他已有十年不写小说了，而 重新拿起笔来一点不曾生疏。“这个集子就是他的新成绩。在这样的时代，敏感的鲁迅 先生更该体验了、观察了不少的‘现实’，然而也必更感觉得重重难以言传之苦衷吧。 像这集子借古人以立言的深意我们是十分了解的”。更有青年评论者宗珏在《故事新编 》中的小说《出关》最初发表时，便给予关注并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评论文 章，指出：鲁迅的小说《出关》“虽然是历史题材，但是运用新的观点，针对着某角落 的现象，在大众的面前揭露出一些曾经使许多人迷信的偶像的原形，还是极有意义的” 。他认为“这篇小说可说同是鲁迅先生底一贯的对历史之尖刻的观察底心得”。宗珏的 眼光让鲁迅自己也不能不承认：“他是看出了作者的用意的。”
1936年9月，鲁迅的译文集《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由联华书局出版。这是鲁迅生前出版 的最后一本译文集。对于这部译文集，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同样予以重视，并及时 发表了评介文章，充分肯定了鲁迅译介俄国作家契诃夫作品的现实意义和良苦用心。
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对鲁迅晚年作品的评介，使那些熟悉或不熟悉鲁迅的读者都 受到了感染，使他们对鲁迅伟大的人格有了更切实的认识。
六、纪念鲁迅
鲁迅逝世后，天津人民也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鲁迅的悼念：《益世报》发表了社论《 悼鲁迅先生》，高度赞扬了鲁迅的民族气节和伟大人格；《北洋画报》刊发了鲁迅的照 片和纪念文章；《诗歌小品》、《文地》等杂志也都刊发了悼念文章；知识书店举办了 鲁迅图片及著作展览；天津的文化界还举行了鲁迅追悼大会。
在全国各地纷纷纪念鲁迅的日子里，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则独辟蹊径，推出了外 国人纪念鲁迅专刊，刊发了英国教授谢迪克和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撰写的纪念文章， 还配发了鲁迅的照片，让读者从外国友人的评价中，看到了鲁迅在世界文坛上的价值。
作为一位外国学者，谢迪克对鲁迅的作品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认为：“鲁迅的写作才 力充分表现于他的杰作《阿Q正传》中。文虽短，而其深刻、完整，艺术手腕的成熟， 感人之深却不亚于长篇小说或戏剧。”“当我们读完了这故事以后，我们会感觉到中间 每一句子都是用血和泪写成的。”他称鲁迅是“人类的爱护者”、“中国的革命英雄” 。
斯诺认为鲁迅是可以与高尔基、伏尔泰、罗曼·罗兰等伟大作家比肩的，“他一向是 中国知识分子的先导”，“鲁迅的‘坚定不移’的态度，不仅是激发和鼓励所有为着同 一的理想而奋斗的中国青年的原动力，而且增强了所有的友邦人士一向对于中国前途的 信念”。斯诺预言：“鲁迅之于中国，其历史上的重要性更甚于文学上的。……料想不 久鲁迅的名字将广为人知，并成为当代世界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我们不能不承认斯 诺是很有远见的。
在30年代的天津报刊中，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浓浓的鲁迅情结，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客观上看，首先是鲁迅那为国家为民族为正义为真理而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对知 识分子有着巨大的鼓舞作用。鲁迅是中国文坛的主将，他代表了新文化前进的方向。他 那穿越时空的文字魅力，博大精深的思想魅力以及蔑视权贵、同情苦弱的人格魅力，是 任何有正义感的人都会为之震撼的。天津的报刊编辑当然也不例外。正像鲁迅评价章太 炎时所说：“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借此来评价鲁迅同样 是相宜的。在他的杂文里，反映着“中国的大众的灵魂”。通过发表和评介鲁迅的作品 ，通过广泛宣传和高度评价鲁迅的贡献，即可“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 ”[3]。这是毫无疑义的。
再者，鲁迅的思想和创作都是代表大众的，“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 ，无不相通”[4]。而报刊又是提供给大众阅读的，从迎合大众心理的角度看，刊发鲁 迅作品、培养鲁迅情结，应该说也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主观上看，那时天津报纸副刊和进步文艺杂志的编辑，大多是不带偏见的文学创作 者和研究者，他们有着明确的好恶，有着理性的思考，更有理智的判断。他们把正义和 良知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无论是从理性上，还是从感性上，他们都表现出了对鲁迅由 衷的信任、崇拜、理解和支持。鲁迅主张实干总比说空话要好一点，他们就在实际行动 中，支持并彰显鲁迅精神。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用鲁迅精神教育读者，激励斗 志，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自强而奋斗不息，实现鲁迅所期盼的：让将来的世界能够多一分 光明，少一分黑暗。
如果说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一种以人为中心、以人为尺度，高扬人性，揭示人的生存的 意义，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文化精神；那么，从30年代天津报刊中的鲁迅情结这一文 化现象，恰恰反映出了拥有600年历史的天津的人文精神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