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激励企业家供给的一个案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案例分析论文,企业家论文,产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影响企业家供给的诸多因素中，产权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这里的产权，包括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产权、财产所有权、企业的所有权等。黑格尔说，概念在其展开过程中就表现为理论，这个廓清概念的过程也是作者所持的理论的表述过程。本文结合劲牌酒业有限公司产权改革后激发企业家供给的案例分析，对此进行论述。
一、企业家供给的概念
笔者将企业家的供给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作为一个企业家所应该具备的智力、心理倾向和人格特征，如审慎、判断力（马歇尔，1934），敢冒风险的行为特征（奈特，1921），寻求权力和独立梦想、征服和创造的欲望（熊彼特，1928）。这些个人化的特征有的是与生俱来的，也可以是在环境的长期濡养中形成的，比如在亚洲的家族企业里，企业主的后代自幼就开始在企业里帮忙，通过参与和分享家长在经营过程中的起起落落，很容易形成敢于承担风险的性格和对获利机会的良好的洞察力和判断力。第二个层次是企业家的经营能力，也是企业家概念的核心，它主要取决于后天的学习，包括受教育、培训以及在工作中直接的学习和经验积累。企业家的经营能力，这种人力资本的获得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舒尔茨，1990），除了规范的教育培训以外，更多来自于经营实践中所积累的“默会知识”，这种默会知识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知识，与个人的感觉有关，是个人独特的社会经历和社会实践的产物，由非正式的传输渠道来贮存与传播，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默会知识所决定的。所以企业家供给的第二个层次是指社会是否提供获取这种经营能力的激励以及途径。企业家供给的第三个层次是指个人在具备以上两个条件，即足够的风险意识、判断力和实际经营能力以后，是否会从事执行生产要素新组合的活动，即是否供给企业家活动，因为即使人们具备相当的能力储备，仍然会因为比较收益的关系而致力于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如果寻租活动的收益率远远大于从事生产要素新组合的生产性活动的话，显然人们就不会供给真正的企业家活动，也有可能从事企业家活动的收益不够充分，因而人们选择闲暇，如果这种选择十分广泛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企业家活动的供给水平将会低于均衡水平，或者说处于一种低水平的均衡之中。
对企业家供给的影响因素有许多，如宗教，新教伦理以工作为天职，崇尚节俭，就使资本主义初期的经济生活中的企业主、高级工人等多为清教徒，节俭导致的财富的积累，使迂回的生产成为可能，而迂回的生产正是资本主义企业存在的前提，有了资本主义的企业才有企业家的存在。又如文化，因为文化会影响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如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财富就是通往权力或威望的最轻易的途径，而在印度教社会，僧侣的社会地位最高，中国古代则以政府官员为尊，“学而优则仕”，因而人们将聪明才智都用于仕途求索，而商人和生产者在社会中的地位则很低。企业家的供给水平还与经济发展状况有关，在经济繁荣的时期，往往充满了各种生产要素新组合的机会和较高的收益率，而经济衰退时期，如凯恩斯陷阱状态，人们悲观失望，不愿投资，企业家供给水平相应也低。这些因素笔者并不否定，但我们认为，影响企业家供给的因素主要是产权。下面我们先来看一看本案例。
二、劲牌酒业公司的产权改革的绩效
劲牌有限公司成立于1953年，是一个有40多年历史的县办国有企业，以经营滋补保健酒为主导产品。在1987年以前，产值不足500万元，负债700多万元。这一年吴少勋担任厂长后，通过10年经营，到1997年已经发展到资产6000多万元，销售收入1.2亿元，上交税金1100万元。1997年，大冶市对劲牌公司实行股份制改造，除国有股占大头外，公司职工人人持股，结果国有部分产权虚置，大出资者不到位，而职工人人都是股东，当年公司生产经营状态下滑。1998年5月，大冶市在该公司试行股份合作制一年的基础上，实行“买断资产”的产权制度改革，将企业全部产权卖给原公司负责人吴少勋，成为一家民营企业。改革四年后，企业创造的业绩不同一般。公司销售收入1997年为1.2亿元，2001年达3.4亿元，比1997年增长183％。公司上缴税金，1997年为1100万元，2001达到5366万元，比1997年增长387％，占大冶市工交企业税收收入的一半还有余，而在2002年则达6，400万。近4年公司共投入2亿元进行扩大生产、技术改造和产品开发，平均每年投入5000多万元。2001年全公司员工平均收入达10000元，比改制前的1997年增加了4600元。到2002年，公司员工达1800多人。
在中国目前酒类生产竞争异常激烈的环境下，劲牌酒业的发展状况既不是搭行业景气的便车，也没有任何政策性的优惠，完全是靠自己在市场中打拼，靠的是企业家的判断力、创新性地组合生产要素，这是一种企业家活动供给的典型。下面我们通过对吴少勋这个原企业负责人、后来的企业所有者的认识来看看企业家的供给是如何在新的产权规则中被激发出来的。
三、企业家供给的基础
按吴少勋自述，“十八岁那年，我应征入伍。到了部队后，不甘平庸的我很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以后的生活。于是努力地训练和学习，并先后当上汽车班班长、连队团支部书记等职务。1980年退役后回到大冶纱厂当工人。当时的我，满腔热情一心一意地想着怎样把工作做好，所以我拼命学习纺纱技术。那个时候家庭条件很不好，自己没法掏钱买专业书，就去借，去请教那些有经验的老职工。很快，我就能独挡一面，并被提升为班长，不久就成为了车间主任。两年后，我由纱厂副厂长提升为厂长。”
从这段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吴少勋从心理上讲，完全具备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的人格特征，即一种寻求权力和独立的梦想以及征服的欲望，“不甘平庸”，就是这种人格的一种简炼的表达。吴少勋在对劲酒的经营有了起色之后，有一个后来被作为公司理念的信念，即“做事业，不做家业”，他从来不徇私情，“举贤避亲”，改制后不安排亲属到公司任职，掌管公司财务大权的也不是自家人；他不满足企业发展现状，励精图治谋求发展，企业赚的钱不是用于个人消费，而是投入到公司的再发展上。这与近年来西方对企业家的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一致的，即企业家（entrepreneur）与小业主（smallowner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小业主将企业视作个人人格的延伸，其经营目的是为了获得家庭收入以用于消费，而企业家型的业主则注重企业利润和增长，所以他们在成就动机、风险倾向和创新偏好上强于小业主。可见，吴少勋其人是满足企业家供给的第一个层次的，即心理倾向和人格特征。这是提供企业家活动的最基本的因素，也是企业家供给的基础。这个基础，笔者认为，主要取决于个人先天素质，也许这种企业家素质许多人都具备，但是否会成为一个企业家则要取决于其它条件。
四、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及产权制度环境对企业家供给的激励
企业是一个企业家人力资本与其它非人力资本的一个合约，这个合约与其它市场合约的不同之处在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即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产权是天然属于个人的。由于人力资本的这种特性，即使在最为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当时人力资本的产权从法律上讲是属于国家的，只能由行政调配使用，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热衷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在前苏联、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教育过度的状况。中国亦不例外，人们千方百计地争取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是因为对教育的投资所累积的人力资本，是唯一可以在事实上占有其产权的资本。由于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这种天然属于个人的特点，对于人们主动积累这种人力资本是有相当的激励的，如吴少勋在部队，在纱厂，他都在主动地积累自己的人力资本，在当上纱厂的厂长之后，1985年他又进入黄石党校全脱产地学习了两年，这说明人们在任何时候，由于这种产权天然属于个人特点，都有足够的激励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因为人力资本的收益最终由其拥有者享有。
但企业家经营资本的这种人力资本的积累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即这种企业家能力的获得除了规范性的学校教育和培训以外，它更需要在企业经营的实践活动中通过“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所获得的“默会知识”。这种默会知识一方面以关系网络、信用等社会资本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就是对获利机会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这就要求两个条件：一个是在其位，即至少与进行企业经营决策的人位置相当接近，他才有可能充分感受和理解这种决策所包含的各种意义，从而积累自己的经验，这一条件吴少勋一开始就具备了；另一个就是企业的确是在市场中决策，其生产是市场导向，而不是计划任务导向的，如果是后者，企业负责人所能积累的经验也无非是协调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关系，从而争取获得足够的资源。吴少勋在1987年出任劲牌酒厂厂长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作为消费品生产酒类企业，已经具有了比其它重工业行业中国有大中型企业更明确的含义，至少在销售产品这一环节是相当市场化了。问题在于在1998年的产权改革前，劲牌酒厂作为完全国有产权的企业，还不是一个市场契约，大环境也不能提供可以在市场上自由购买所有生产要素的条件，市场体系尚未完善，这时作为企业的负责人，除了具备生产决策的管理能力之外，尚需花费许多精力来处理好行政部门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负责人处理行政部门关系之类的社会资本，在其整个的人力资本的构成中所占的比例是极为关键的。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特点所决定的，这一特点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许多生产要素的产权国有，政府掌握着生产资料的分配权力，使企业家不能完全通过改善生产性的效率来发展企业，这种生产要素产权国有的环境制约了企业家充分发展其纯粹的市场的能力，不得不将大量精力用于复杂的非市场交易活动之中。
所以，笔者认为，人力资本产权天然属于个人的特点，有利于企业家主动积累其人力资本，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是如此；但生产要素普遍产权国有的大环境制约了其市场能力的发展，这也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企业家能力的发挥须有充分的外部制度环境以及契约的保障（张五常，1986），所以单单靠其人力资本产权的天然私有所产生的激励，并不能最大限度地供给企业家能力。从本案例看来，吴少勋在担任劲牌酒厂厂长的前十年里（1987-1997），企业的确发展很快，但其发展速度远不能与1998年产权完全私有之后的发展相媲美。
五、企业所有权对企业家供给的激励
企业所有权是以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来界定的，其具体表现为企业的治理结构。一般说来，剩余索取权通常被赋予边际产出弹性较高的生产要素，即由生产要素的相对重要性来决定剩余索取者。
由于当时举国上下对国有中小型企业的产权改革正风起云涌1997年劲牌酒业也在政府的主导下，考察过外地的改制实践之后，进行了第一次股份合作制改革。改革之后，国家持大股，管理者入股5-20万，普通职工入股5000元，职工入股的动机就是追求安全感，因为既然是股东了，谁也不再随便开除自己，在这种心态下，管理成了问题。同时，这些小股东们也并没有将自己的5000元视为一种投资，因此，他们并没有财产所有者追求投资收益的强烈愿望。这种由并不强烈关心投资收益的所有者与产权完全国有时的所有者产权虚置可谓殊途同归，使企业的治理结构效率十分低下。这期间，企业的效益很快下滑。所以，股份合作制实行不过一年，就再一次在政府的主导下，以2582.8万元将劲酒公司出售给吴少勋个人，而吴少勋以房产抵押、商誉担保、银行贷款、私人借款等途径筹措这笔资金。此处我们可以看出，大冶市地方政府官员可以说是具有相当的企业家精神，两次改制都是由政府主动发起并积极执行的。据李新春的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中的企业家通常由企业的经理和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共同作为“联合”企业家发挥作用，即只有在上级主管部门也具有创新精神时，企业内部的潜在企业家才能发挥企业家作用。即使在这种改制的过程中，企业家的供给也要取决于多方面的条件，一是企业家能力，二是主管部门的企业家精神。吴少勋本人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能力也在他通过从银行贷款来收购企业这一点上得到了再一次证实，因为信用这一社会资本正是企业家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第一次改制前，劲牌酒厂是一个国有企业，即企业所有权归国家，由政府主管部门代表全体职工行使其资产权利，它表现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是指在支付了各生产要素的报酬之后的剩余，一般认为有效率的治理结构应该是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统一于同一主体。但实际上，国有企业的改革从放权让利开始直到股份制，其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本质，就是将经营决策权和剩余索取权从政府逐步转移到企业，而企业控制权则成为对企业家努力和贡献的一种回报。像所有国有企业一样，吴少勋在改制前并不享有企业剩余索取权，即企业经营中所产生的利润属于国家。但这仍有两点可说：一是作为企业，是有相当的机会和途径来分享一部分剩余的，即使不是以法律赋权的形式；二是吴少勋享有对企业的完全的控制权，这意味着他有权支配企业资源去从事决策性的工作。这种“控制权回报”是以“继续工作权”作为对企业家“努力工作”的回报，其实也是企业家通过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里的“生存检验”（Alchian，1950）之后才获得的。但这种“以工作权回报工作”的激励机制至少在本案例中表现得效率不如剩余索取权加控制权回报那样充分。
经过第二次改制以后，劲牌酒业公司成了一个基本上私营的企业，说是基本上，是因为在出售这个企业时，土地和无形资产未被计算，所以对出售后的劲牌酒业公司和吴少勋做出了限定。结果是企业无形资产在产权转让时其货币收益由政府和吴少勋五五分成，同时吴少勋用租赁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这些限定，当然是对产权的约束，这种约束从理论上来讲会“稀释”产权（atenuation of rights）。因为每个人利用财产获利的能力大小，取决于其产权的实现程度。这种程度包括使用权（以及排他权）、转让权、收益权等。排他权可以保证自己的财产不沦为共同财产，转让权以及收益权则使自己从交换中得到收入。而施加各种约束，一般来说，都会限制个人的行动自由；对个人的产权施加约束，将减少个人财产的价值。对该企业无形资产产权的限制，是因为评估其具体价值费用太高，即界定产权的成本大于其收益，所以未加明确界定；但无形资产的确存在，吴少勋可以拥有排他性的使用权，但其转让权和收益权，即利用该无形资产进行交换而获利是被保留于政府部门的，所以，劲牌酒业的私有产权并不绝对，其无形资产的产权是不完全的，这也是历史原因使然，因为劲牌酒业无形资产的形成可以归功于吴少勋本人的经营才能和经营努力，但也离不开政府部门的鼎力支持，当地政府应该在其中有一定的比重。
通过改制，将职工的固定身份按工龄一次性买断，让职工找老板要饭吃，使企业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一组契约的联结（a nexus of contracts），企业家成了这一组契约的中心代理人，他享有企业经营的剩余，并有权出售这种享有剩余的地位。至少在本案例中，企业家这一享有剩余并有权出售享有剩余的地位极大地激发了其积极性。民营不到一年，公司就投资4000万元兴建了一个基酒基地，并很快就取得了可观的投资收益；调整了内部机构设置，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生产用工完全由市场调节；收入分配上，由公司自主决定员工报酬，以基本工资（岗位工资）保障员工的生活，以计件等形式的效益工资奖励竞争，以红包奖励有突出贡献的员工，收入与贡献挂钩，彻底打破了“大锅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所有的这些举措，正是企业家创新性地执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是典型的企业家活动的供给。
由上述分析可见，企业所有权的私有化，使本案例中的企业家——吴少勋将所有的聪明才智（企业家经营才能）全部用于企业家活动，从而使企业的发展蒸蒸日上，上交税金和利润飞速提高。这正是产权激励企业家供给的完美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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