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时期的求是作风培育四化英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求是论文,新时期论文,作风论文,四化论文,英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我们共产党人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这一作风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各方面实践活动中的深刻表现，正是这一作风为我国民主革命培育了一大批功勋卓著的领导骨干，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我们仍然要坚持这一作风，并用它来培育四化建设需要的各路英才。这是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战略任务的重要内容。因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这一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我们认为邓小平同志“特色理论”对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或党的传统的求是作风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在价值认识理论方面“特色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新时期的求是作风是我党传统求是作风的继承与发展。这集中表现在邓小平同志1992年春天南行谈话和十四大政治报告中关于社会制度性质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里面。我们在运用党的传统作风培育一代新人的事业中不可不认真深入地思索和理解这一理论上的重大收获。
一、传统求是作风的丰富与发展
认识世界的目的全在于改造世界。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探索认识价值的根本观念之一。价值的本质在于客体对主体的需要，目的的满足和效用。因此党的传统的求是作风并不是为真理而追求真理。对社会的需要，对当前改造世界的实践目的是不是清醒自觉，这是衡量人们价值意识是不是强烈，是不是准确的标准。我们决不是功利虚无主义者。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821页）共产党人全部认识世界的活动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价值目标进行的。因为这一价值目标同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发展规律完全一致，所以在我们这里坚持真理同坚持功利原则达到了完全的统一。“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48页）然而这种统一却又容易使人们忽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那就是要科学地理解真理与真理的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求是就是追求真理，或者说使主观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相符合。共产党人就是“要为真理而斗争”。但是，真理性的认识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脱离认识的价值目标，为真理而真理，真理就会蜕变成僵死灰色的东西。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恢复和重新建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时候，他拨乱反正，择击时弊的着力点也正是在这里。
两个凡是的要害就是把人们冠以“真理”的认识绝对化。邓小平同志针锋相对：“我是不赞成‘两个凡是’的。‘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175 页）从此一个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历程开始了。在这一探索中从认识的角度来看它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决不固守成说，真理性的认识是一个过程。关于经济体制，从市场同社会主义并不矛盾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市场与计划都是手段，以至于最终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本来已经被几代人论证了的社会形态，邓小平同志也要把它当作探索的目标。“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37 页）最后做出了这样的经典式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上373页）。 这一本质的揭示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色：它告诉人们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解放”、“发展”、“消灭”、“消除”、“最终达到”给人一种动态的未完成式的鲜明意蕴。把认识看作一个过程，把真理当作一种无尽的探索。那么如何来确定真理，真理的标准是什么？邓小平同志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特别注重把真理标准同价值标准结合在一起，从而把真理的实践标准论引向深入。
首先，他指出了实事求是就是要解决问题这一价值目标。在谈到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态度问题时，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毛泽东、邓小平论实事求是》中央党校1992年版第91页，以下此书引文只注页码）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能不能解决问题”及“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为最后依据。当时正值拨乱反正全党要做的最大事情就是要把过去做错了的事情纠正过来。实事求是并不是求得正确的认识就算完事，必须要一个一个正确地解决问题。为此邓小平同志反复重申毛泽东同志关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论述，指出这种检验就是要说明“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与“正确不正确”这样两个方面。合用不合用是价值标准，正确不正确是真理标准，他认为这两者合起来就是“解决问题”和“正确地解决问题”。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够解决问题，才能够解决得正确。”相反，“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到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192 页）他回顾中国民主革命所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反问道：“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提出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吗？”然后联系到当前：“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正是在邓小平同志关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一系列新颖阐述的思想指导下，我们党解决了十年文革重大失误这一严重问题，取得了拨乱反正的巨大胜利。
第二，他指出解放思想就是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当时拨乱反正、实事求是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解放思想。因为破坏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文革失误所造成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在人们的头脑中制造出许多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束缚了人们的手脚，使人们无法正确地解决当前面对的新问题。针对这些情况，根据实事求是就是要解决问题的价值判断他给解放思想下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定义：“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201 页）这一科学思想的简明概括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改革实践的健康发展。
第二，邓小平同志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就解决新问题的主要内容作出科学地更加具体的价值规定，那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最重要的新问题。“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或者象我在前面说的，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201—202页）他进一步明确地说：“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真正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地想办法使我们的步伐快一些，使生产力发展快一些，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209页）至于说到社会主义的是与非，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 他深刻地指出：“‘四人帮’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206 页）“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225 页）他指出我们的政策、方针与办法是不是正确的，一切都要看是否有利。“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233页）
我们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在恢复和宏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历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识论思想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使这更加丰富、更加深刻。从实事求是就是要解决问题，到解放思想就是要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再到解决新问题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中间对于实事求是，也就是对于在客观存在的事实中追求真理，探索真理，检验真理的阐述同人们通常的理解出现了一些显著不同。人们通常把这个过程解释为让自己的认识去符合事实，在事实的面前印证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邓小平同志这里所论述的求是精神并不是这样。追求真理的过程，探索真理的过程，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过程，也就是在实践中实现人或社会的实践目的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这样就把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结合在一起了。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把上述思想集中概括，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把这一概括正式记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这就是，“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3页）这一标准把是非问题和得失问题结合在一起，都用“是否有利于”作为标准去衡量。这样就把实践检验中的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统一起来，并且突出了价值标准对于评价认识与实践成果的重大意义。这一思想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实践中最高价值标准的阐述对于这一社会价值观念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重大收获
历史上有些重大的思想文化创造往往要经过漫长的历史时代人们才会逐步地理解它、消化它使它成为人类创造性实践活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属于这样的伟大创造。马克思、恩格斯称自己的哲学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正是科学的实践观点的哲学发现使这一新哲学同以往一切哲学派别划清了界限，求是就是追求真理的活动，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哲学都要探讨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明，只有同人的实践联系在一起才能科学地说明真理问题。真理为实践而产生，真理来源于实践。认识之是否具有真理性只能由实践来检验。这些都是哲学认识论的常识。但是人们很少追问真理性认识所反映的对象是什么，实践又是如何确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人们都知道真理是对客观存在的正确反映，但是人们却不大注意这个客观存在同旧唯物主义所了解的那个在人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的物质本体并不是一回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的哲学探讨，发现了一个与人、与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不可分离的“属人的世界”、“人化的自然”。马克思有时称这个世界是“现实世界”、“人类世界”、“人的世界”、“感性世界”。这个世界同先于人的、自然存在的客观世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既是人类实践改造过的对象，又是为人而存在的世界。因此这个世界除了遵循规律具有客观的属性外最重要的是它具有一系列的价值尺度。在各个方面不同程度地满足人的需要。人的一切追求真理的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个价值的实现而进行的。真理是正确的认识，就是说它同反映对象相符合。那么如何来确定它们符合还是不符合。因为这个对象只能存在于“属人的世界”，所以这一确定——检验的过程就一点也离不开那个“价值尺度”。列宁说过：“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一一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一一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列宁选集》第4卷453页）实践所以能够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因为它是这两者的同一。确定“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就是确定事物的价值，这同确定认识是否真理是统一在一起，统一在实践之中。
实际上恩格斯早就具体地描述过这个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批判“不可知论”，论证感性知觉可靠性时他说：“对布丁的检验在于吃。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特征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就让我们的感性知觉的正确性受到确实可靠的检验。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关于这种事物可能有什么用途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而我们的尝试就必然要失败。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发现事物符合我们关于它的观念，并且产生我们所预期的目的，那么这就肯定地证明，在这一范围内我们关于事物及其特征的知觉是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相符合的。”（《马恩选集》第3卷386—387页）我们的感觉是否符合客观对象， 这一问题的解决在谢切诺夫实验之前只是认识与实践相互结合经过亿万次重复在人们意识中形成的一种信念。那么，这种信念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为什么会对某些感觉深信不疑并且能够把错误的感觉经过实践挑剔出来。实际的情形原来是这样的，正确的感觉在实践中总是可以给人们带来益处（或避开祸害）“产生我们所预期的目的。”相反错误的感觉会使人步入歧途——“尝试就必然失败”。人们在实践中成功与失败同感觉正误的反复联系自然而然在人们的意识中产生一种牢固的信念：给人们带来益处的感觉是好的，正确的，相反，给人们带来危害的感觉是不好的，错误的。人们是通过认识的价值实现达到对感觉正误的辨析。如果感性知觉可以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确证，那么人们在认识的过程中就已经解决了认识的真理性问题，无须乎再进行什么检验了。谢切诺夫用实验证实了健康人的感觉是对于外界对象某种程度的正确反映。在感性知觉的基础上按照正确的逻辑思维形式人们可以得到正确的理性认识。但所有这些认识的正确性在认识的过程中都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认识的结果是否确实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实践过程对于人类认识的检验就是在上述真理性与价值性辩证统一的因果关系中完成的。离开了实践过程的价值标准，认识的真理性是无法得到检验的。
同马克思关于价值产生根源的思想相对照，实践正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价值论的结合点。单独的外界事物——客体，单独的人——主体，单纯的认识——主体对客体的反映，都无所谓价值。价值产生于人——主体，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客体的关系。主体对待客体的关系就是实践。实践使主体的需要主体的目的对象化，客体从“自在的东西”经过“人化的自然”——实践改造的对象——变成“为我”的存在。因而一切价值都在于（产生于）改造世界的实践。事物的价值也就只能在实践中确定。马克思所说的，价值“是人们所利用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马恩全集》26卷（三）326页）就是这个意思。 列宁认为如果不以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去确定事物的属性就不会在认识中形成关于“事物的完满的定义”。这样做就会导致片面性、折衷主义、实践正是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统一的基础。
用中国语言对上述思想进行简明通俗概括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在《实践论》中所论述的不仅仅是感性知觉的检验问题。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人们认识的真理性标准。那么这个检验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呢？“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24页）预想的结果是什么？对此他举例说明：“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实现了预想的目的。”（35页）这些实例都说明着一个结论：社会实践价值目标的实现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这一标准确立的因果根据就是：“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24页）对于这个检验标准的根据有一个误解必须澄清。通常人们在理解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时总是认为，这个检验的根据是，在实践中，也就是在变革认识对象的过程中，人们可以直接面对认识对象，可以产生关于对象的感性认识，即可以看到自己的认识是不是和对象相符合，因而认识就被证实了，所谓“耳听为虚（虚假），眼见为实（真实）”，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毛泽东同志并没有这样讲，他只是在论述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时才援引感觉地直接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科学原理的根据并不是在实践中感性认识的直接可靠性，因为证实认识正确性的感觉仍然属于认识的范围，它的真实可靠性也还需要加以证实。而且理性认识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也是人们无法用感觉器官感觉到的。用感觉检验认识并不具有实践检验的确实性。实践所以能成为认识的真理性标准，其根据在于实践同时是价值实现的手段。
从上述毛泽东同志的精彩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思想有着多么深刻确切的理解。这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在激烈的路线斗争中在深入刻苦的研讨中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探索真理、实践真理的思想路线。既表现了执着强烈的革命热情又蕴含着深刻严肃的科学精神。应当说这条思想路线所概括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是全面而又深刻的。邓小平同志称它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它同样也是邓小平同志“特色理论”的精髓。然而，有一点我们应当明确，在毛泽东同志创立和运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他以及我们全党所侧重强调的是实践的真理性标准这一个方面。虽然理论本身是全面的，但当时社会斗争的实际有它自身的特点，一是当时我党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斗争重点是反对教条主义，是强调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问题，并且一直把这一倾向性的主张作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主要标志。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客观的实际中探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主要是求得主观意识同客观实在互相符合，就是按事物的本来面目不作任何附加地反映客观事物。一是当时我党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还不可能面对全面的社会经济建设的任务，社会各方面各种层次的利害关系在我们党的面前也还没有充分地展现，正因为如此，当时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实事”的丰富内涵还没有着重地加以研讨。如上所述，马克思关于这一“实事”的哲学内涵的深刻阐述同传统唯物主义“物质本体”的含义是有着原则区别的。它不仅仅具有同自然存在的客观世界一样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而且它还是经过人改造过的为人类而存在的，是一个“属人的现实世界”。这后一方面属性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庞大的价值体系。而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认识论研究，着重于“实事”的客观实在性一面，对于其“价值意义”的一面没有进行深入与广泛的展现。习惯上许多同志都喜欢把这一思想路线通称为求实精神就反映出上面这样一种倾向。表现在实践检验真理这个问题上则有偏重于“真理标准”而忽略“价值标准”的意味。邓小平同志从时代的特点出发对新时期我党求是作风的发展正是对这种不足进行了全面的发挥。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进展。
三、用新时期的求是作风培育四化英才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的特征特别深刻地反映在时代的哲学思想里面。如果一个民族在精神文明方面没有陷入卷怠和慵懒的氛围就必然是这样。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要破坏一个旧世界，当着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建设全面展开以后，功利问题本身的意义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和更加深刻的层次上突现出来。价值认识的问题占到了愈益重要的地位。不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就会在实践中误入歧途。在确定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开始以后，我国曾经发生过一场影响深远的争论，特别强烈地反映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虽然由于种种政治方面的原因当时没有可能允许人们充分地把争论进行彻底。但时间越久，这场争论的意义越显著。我们时不时地还会以各种方式回到这个争论的问题上来。在这场争论中提出过一句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一句用通俗的比喻讲述深刻道理的农家俗语。“捉住老鼠”就是用来比喻一种社会经济体制、一种经济措施、一项经济政策的功利意义，对发展生产力的意义。以此为标准区分好坏就是价值标准。争论中人们严重地曲解这句话的本意。大家都把白猫黑猫理解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样人们在争论中把姓社姓资问题与功利（发展生产力）问题对立起来。似乎一重视发展生产力就必然不辨资社。这一倾向发展到极端就是后来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非问题（真理标准）严重地压倒和排斥了功利问题（价值标准）。这是我党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次重大失误。把实践观点中的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否认价值标准的重大意义。同时也反映出传统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特点和人们在认识上对它的某种误解。如在第一部分我们叙述过的邓小平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恢复并重新确立党的科学思想路线时克服了这种误解和片面性并为它注入了新的特点和生命。“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把党的思想路线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民主革命时期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科学的，但它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是传统的求是精神，它是科学的有生命力的我们仍然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有了新的特点。它更加丰富，向前发展了。如果我们认真地把它贯彻到我国四化建设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去必然会形成我党的崭新的求是作风。我们可以把这种作风称作是“新时期的求是作风”。
党的思想理论作风建设对于培育党在各个时期的骨干力量有着重要的意义。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我们党不仅在斗争中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我们党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了全党，用我们党特有的作风培育出各个领域各大战场的优秀领导骨干。这是我们取得解放战争胜利夺取全国政权的根本保证。这就是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新的更加伟大的斗争即将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总结概括出我党三大作风的历史的条件与根源。
当前，我们党也正处在历史转变的关键时期。宏伟辉煌的现代化事业需要千千万万各路英才。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优秀人才健康成长的精神动力。其中用新时期的求是作风培育人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首先，它为四化事业的建设者指明了奋斗的方向。“三个有利于”是民族振兴之路。一切有理想有志气的中国人都应当把自己的进取精神集中到这三个奋斗目标上来。你要追求真理吗？这就是真理的标准。你要坚持真理吗？紧紧地把握住这三个标的。它是衡量我们理想目标的尺度，也是测量我们工作成绩的指标。
其次，它是构建我们国家、民族新时期价值观念的指导思想、科学的价值观念是对主体（人或人类社会）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最佳方式的自觉。这种价值观念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它构成人们行为方式的精神支柱，是国家、民族成熟程度的标志，是国家、民族精神文明核心内容之一。对于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科学认识非常重要，但是这些认识的成果只有和人类的需要、目的联系在一起才具有真实的实践意义，才能转化为社会实践活动。同时科学的价值观念除了具有人类社会理性指导的作用之外，它还是社会实践的动力。因为它既是认识的成果，又是人们意志活动和情感活动的基础。试想如果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单单为了追求对冷冰冰的客观世界作毫无差错的反映，这对人该显得多么没有生气。科学的价值观念是人类进取精神的根源，是激发人类奋斗、热情的动力。没有它一切社会进步都无从谈起，没有它就不会有一个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社会。
价值观念必须有准确反映社会发展方向和规律的科学内容。有顺应时代潮流的取响，否则它就会被历史所淘汰。这就是价值观念建设中的科学性问题。有些时代有些民族价值观念的形成主要的是历史过程自发的产物。有些则是先进阶级、政党、领袖自觉探索的成果。但无论哪一种类型的价值观念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几经磨难终于找到了实现民族现代化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我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建设就应当以这一科学理论为指导，以三个有利于为核心内容积极进行。我们民族新时期科学的价值观念建设成功之日，就是千百万四化英才源源涌现之时。因为民族先进的价值观念就是由它的无数优秀人才的思想风貌体现出来的。
再次，新时期的求是作风将要成为我们揭示客观世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强大思想武器。因为这一作风比传统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更加深入全面地展现了人类认识活动的规律。传统的求是作风帮助我们认识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使我们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最好方式。新时期的求是作风必将使我们顺利地解决四化建设过程中更大的难题。有了科学的认识工具人们就会变得更加聪明，为四化事业奋斗的广大建设者必须用科学的认识理论武装他们的头脑，用新时期的求是作风增长他们解决各种难题的才干。
树立坚定正确的奋斗理想，保持亢奋的建设热情，具备过人的聪明才智，这些是新时期四化人才必备的素质。用党在新时期求是作风培育新人在这些方面都可以为我们探索到有效的途径。我们应当深入探讨这一作风的丰富内涵，在各个领域充分发挥它科学的思想武器的重大作用。它必然会把我们艰难而又宏伟的四化大业引向胜利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