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走进我们生活的哲学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新视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畴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哲学论文,新视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代生活世界的公共性日趋增长
在当代生活世界（注：本文借用西方哲学的生活世界概念，涵指人的全部实践领域，不论是生产性的，还是生活性的，只要是对人的自由与发展产生意义的活动和要素。），一种正在拓展的生活维度，即公共性的生活或生活的公共性质正在深刻影响我们的各个生活领域。在经济生活中（注：在萨缪尔森等人著作的《经济学》中，公共品是指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面向全国生产公共品，一般被认为是政府(通过税收支出)的合法职能。(参见〔美〕萨缪尔森等著，萧琛等译《微观经济学》，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本文大致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公共品和公共价值这两个概念，不同点在于，后者更宽泛，还包括精神产品的内在价值。税和公共品是我们认识“公共性”的钥匙。在我国，每年税收总额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2004年)，美国是30％，英国是40％以上，在西欧一些福利国家要更高，德国、法国、奥地利达50％，丹麦、瑞典高达60％多。），公共品和公共价值的生产日益发达，其质量和数量增势迅猛；随着税收的增长和人们对企业外部经济需求的增强，公共品生产在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增加，其中公共品对于私人品的比例增幅更快；专家预见，一国公共品不仅将成为一国公共资源的主体，而且将成为各国商品和服务的主体。在政治生活中，公共权力的效率呈现日益增强的趋势，公共权力的异化比起以往的历史时期，似乎显著滞怠，公平与效率被社会强烈关注，其公共性正与日俱增；权力体系的结构愈来愈复杂化，其功能也愈来愈多样化，公共生活领域逐渐扩大，几乎伸展到生活的各个部分，人们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期待开放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并对其公开、公正和参与有强势需求；非政府公共机构日益发展，日益成为政府、企业以外的第三大组织，联合国的改革和发展需求，体现了世界范围内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公共关系以及公共生活领域的强化态势和“全球性”特征。（注：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职能，就是遵从并满足个人的合法性需要，其中包括尊重和保护个人的私域自由及其他个人权利。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们的政治生活的公共性质或多或少增加了一些全球性质。所谓“同国际接轨”，接纳的不外是一些国际间的公共性规则。）在精神文化生活中，公共伦理和公共道德愈来愈为哲学家们所热情关注；公共理性的张扬和诉求，日益成为现代性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人们通过“批判的公共性”去累积本真的公共性，重建公共领域和交往理性，从而推进了当代文化批判理论的建设和公共文化精神的形成；（注：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各国的文明、各个民族的文明，虽然时有局部冲突的情形，但是文明的交融及其多元一体趋势日益凸显，世界文化与文明的公共性特征亦日趋显现。（注：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世界化的今天，文化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交汇点，因此，文化的公共性的品格，包括共同的价值观、起码的共识和同感，对现代化社会的“自由与秩序”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参见邹吉忠：《自由与秩序》，北京师范大学2003年版，第278-285页。)）在其他社会生活中，公共目标的意义显著并作用扩大，公共目标和公共价值愈益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共同体的性质，从而愈来愈决定着当代关于“社会”的新概念，（注：我们接受的传统看法是，社会的本质总是阶级性的，后来我们注意到还是阶层或社团的，包含了个人性或私人性的。现在，随着西方哲学中对于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公共理性、公共主体的关注，包孕了阶级性的“公共性”对于“社会”概念来说，愈来愈具有更为本质的意蕴。）以至几乎每个健康的社会共同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获得了如此鲜明和强烈的公共性。现代社会正在加速告别那种仅靠血缘或地缘维系的社会关系，共同的生产活动(业缘)和共同的生活需求日益成为现代性显著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的目标选择。
当代生活世界日趋增长的这种公共性质，是历史由阶级史、民族史进入世界史的标志，虽然阶级史、民族史依然存在。这意味着人类的个体与群体的矛盾正在(趋于)从属于个体与类的矛盾。“在我们这个时代，个体与类的强相关关系突现出来，它给人类生活方式带来深刻的变革”（注：沈湘平：《理性与秩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5页。），人类也对这种“强相关关系”给以深刻关注。
我们不仅生活在以阶级、阶层划分的社群或共同体中，还生活在以国家、地区、民族、氏族、家庭、职业、党派、社团、年龄、性别划分的共同体中。不论你是否愿意，你却难能摆脱一些小至两人小群体，大至管理全人类事务的联合国组织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其他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些影响和作用，看起来似乎都是个人的意志、情感、理性受个人的价值、需要、利益驱动的自由、自觉、自主的思维和行为，但从个人的思维和行为的轨迹看，事实上都是上述规模、功能、性质不等的共同体的公共意志、公共情感、公共理性在其公共价值、公共需要、公共利益引导下的不完全或完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路径与结果。（注：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强调，“个人能够执行一项一以贯之的行动计划”的关键，在于能否“预见到他们能从其他人那里所获得合作”，而这又取决于个人在要素多样间的互动中能否遵守一般性规则并对具体情势作出调适。所以“自生自发秩序”实际上讲的是个体同群体关系中的概然性。(参见邓正来：《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3页)）一般地说，我们把共同体中公共意志、公共情感、公共理性、公共价值、公共需要、公共利益对于个人意志、个人情感、个人理性、个人价值、个人需要、个人利益的代表性或体现度，称为公共性。简言之，共同体的公共性质就是公共性。我们用英语词汇Common Nature对应公共性。Common，源于古希腊词汇( Koinon) ，指“公共”、“共同”、“普遍”，意为人与人之间在工作、交往(共同体)中相互照顾和关心的一种状态；它的词根相近的词Commit含有“委托”的意思；它的另一些词根相近的词Committee(委员会)、Community(社会、公社、共同体、一致[性]、Communism(共产主义)（注：在我的有限阅历中，没有发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公共性”的用词，但是却发现了他们的最深刻的关于“公共性”的思想，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终生为之追求，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一种灭失了阶级(性)的、异化的，充满了最为丰富公共性的，因而也是最具个人性的社会。这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中有着深刻的论述。）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公共性一词。
总之，西方和东方的哲人对这个时代只要能称之为具有现代性的事物，都同时又被打上了公共性的烙印：自由、民主不过是围绕着公共目标和社会责任而推行的价值选择；契约精神和契约化现象不过是两人以上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的公共性诉求而已。正是这种公共性诉求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市场体系和现代政府组织。作为现代性的两大基石——理性和主体性，在社会主义实践和现代化实践推进下，哲学家们更强调公共主体(或集体主体)和公共理性，（注：个人主体性显然蕴含着个人在社会实践中必备的思维和行为的独立性、中立性和自由性等特性。我们强调公共主体时，并不是对这些特性的否定，恰恰是对这些特性的张扬。李泽厚先生强调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人民群众集体的、社会的“我”这个“集体主体”，而不是只能获得“个体感知经验”的“个我”。(参见汤一介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更强调作为社群、政党、阶级、民族和国家的主体性意识，特别是其间那种富有批判精神的自我意识和公共意识，因而，更关注现代性增长与建构中的公共性本质。
二、公共性是与实践性相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
我们在寻找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现代性意识时，不仅发现了这一哲学区别于以往和同时代任何哲学的特征——实践性，（注：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前一特征讲的是这个哲学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后一特征讲的是它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客观真理性。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客观真理本身所深蕴的价值理性，才决定其符合并服从无产阶级的需要和利益——阶级性，符合并服从着我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类特性或人类性。这里的“阶级性”实际就是无产阶级枢架内的公共利益或公共性，这里的“人类性”不过就是包括了无产阶级阶级利益在内的全人类的公共利益或公共性。因此，本文所指“公共性”一词不仅涵摄了“阶级性”，还深化和丰富了实践性。）还沿着现代社会实践所开辟的道路发现了我们的生活所深蕴着的公共性。我们讲生活的公共性质是生活的实践性质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产物，是涵摄了实践的个人性、阶级性和社会性的哲学抽象。我们不能离开实践性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生活维度来透视当代生活的公共性。17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急剧的社会历史变迁，以及“世界市场”对全球化的影响，人类以前所未有的生活姿态投身于自己现代化进程中那些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其中极富意义的是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和民主革命以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但是，人类的实践活动由于主体、手段、资源、对象、走向和目的在性质与强度上的不同，而分野成少数人(或个人性)和多数人的事业。马克思主义通过维护工人阶级——这一在19世纪与资产阶级比起来占绝对多数——的根本利益而表征自己从事的是大多数人的事业，通过消灭阶级而表征自己从事的是全人类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以这样一个立场、观点，把自己的思想体系与其他西方哲学主张的某一个阶级或某几个阶级的个性自由、个性解放、少数人的民主相对立。对立的焦点在于，马克思、恩格斯不是抽象地否定资产阶级的自由、（注：马克思的“自由”观，不单指精神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指物质产品富足以后的可能情形，“自由王国只是……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页)本文以为，在这个“自由”观前提下，人的“自由”，主要是讲人的“个人性”的充分发展：社会的“民主”，主要讲的是人的“公共性”的积累与增长。）平等、博爱、民主、理性和契约精神，而是反对背离大多数人利益的仅为少数人或个人所专有的现代性，主张“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卷，第649页。）“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恩格斯)，（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卷，第373页。）才是他们诉求的并定名为“共产主义”的公共目标。在这个目标下，人的个人性、群体的公共性、类的公共性统一了，“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卷第42页。）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实践正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人民大众自己的公共事业。现代社会实践的伟大性和深刻性，恰恰在于它的日益广泛的公共性。以工人劳动者阶级需要为核心利益的大多数人的公共性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最基本的生活维度。
我们对“公共性”的这种认识，与我们对“个人性”的认识是相一致的，这类似区别个人和社会这一对概念一样。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个人成为社会成员后，由其创造并能够直接掌控的条件和资源，只能是其全部的需要和利益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则必须让渡(委托)给结构、功能、规模不等的社会共同体，以便从社会共同体中获得更为有利的生存条件和发展资源。我们把个人在社会化或现代性提升过程中能够直接掌控的条件和资源，称为个人性，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和身体的条件和资源，英语词汇Personal Nature比较贴近。（注：Personal有个人的，私人的，本人的，人身的，针对个人的等诸多意思；其中“个人的”与含有公众的、公共的、公共的意思的Public成反义，但与Common不构成反义。）这样我们就把个人让渡(委托)出去的部分称之为公共性。我们要指出的是，当代生活世界中公共性日趋增长的内在动因不过是人们的个人性积累所致，就是说，个人权利或公民权利在20世纪获得前所未有的主张与诉求。（注：以罗尔斯于1971年出版《正义论》始，英语世界的自由主义从功利主义走出而步入了“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罗尔斯时代”，这应归功于罗尔斯确立的两个著名的基本原则即个人基本自由优先和基本权利平等的“第一自由正义原则”与机会均等和改善最少数境况最差者地位的“差别原则”。(参见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79页)。）作为这种权利人的个人(总是生活于一个或复合的共同体体系中)或公民，他们首先意识到，他们的劳动或自然赋予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这包括他们的劳动产品以及作为一个现实的人的尊严和自由是不可侵犯的；他们还意识到，他们委托或让渡给共同体的劳动价值和一切权利也是不可剥夺的。他们在主张这本就属于他们自己的权利时，他们不仅是以“个人”的姿态诉求的，同时也是以“每个人”的姿态来伸张的。这样，比起以往的时代，个人在主张、增进个人性(个人权利、利益)的同时，推进了公共性的增长。其实在这个呼吁权利的时代，个人对于共同体来说或者个人权利对于公共权力来说，仍然是一个弱相，只要公共性多少放弃一些虚假的成分，人们都会为真实(因而就是增量)的公共性而欢呼雀跃。由此看来，个人性和公共性在本质上不是对立的两个权利，两种利益。个人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一种社会存在。个人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个人性就必须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而把它让渡(委托)于共同体，通过共同体的真实的公共性积累，恢复和扩大个人权利，增大个人性。共同体不是属于共同体中的“委员会”的，而是属于构成共同体的个人的。一切共同体的制度，只有在根本上合乎个人利益的时候，才是真实的存在，社会的存在。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公共性与个人性本质上是同一的，最终是同一的。它们的异化是不合理的，最终是要被克服的，那种趋于同一和最终同一的情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追求的共产主义境界。所以，当我们联系个人性考察公共性问题时，公共性的内涵还应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公共性本质上是个人性的延伸，正象工具是人手的延伸一样。公共性不是对个人性的反动，而恰恰根源于人们实践活动的个人性。马克思、恩格斯指明：劳动(实践)创造了人类本身，劳动工具的产生使人告别了猿。马克思、恩格斯还用更多的道理告诉我们，要从“劳动”的社会关系上来解释“人性”，而不是从“人性”来解释人在社会交往中的道德的和理性的要求。（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卷，第97页。）当我们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时，也就意味着，比起人是“工具”的产物来说，人更是“关系”的产物。人是唯一知道利用群与合作的“关系”达到生存目的“政治动物”。这个“关系”的要义就是：个体能量和资源让渡(储存、委托)于共同体，不过是个体在需要时从共同体获得能量和资源(实现最有利生存)的手段。所以，公共性与个人性在原生态上是统一的，公共性是个人性让渡出来的部分，就其本性来说，公共性是共同体中每个人的个人性的扩展，不是个人性之算术和，而是一种数学和或几和和式的增长，但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公共性则以异化的形式扩大了共同体内少数人的个人性。
第二，公共性就是一种现代性，甚至就是现代性的基础的或强势的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公共性是现代性最基本的特征。现代性中的契约精神、公共理性、民主诉求、主体性精神是公共性发展的必然产物。正是在个人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共性的强化态势中，社会资源配置的公平、公正、公开等公共性品格才日益凸显，现代契约精神才能引导个人性的让渡、交换和扩展，从而才使个人理性提升到更为科学与民主的公共理性，使主体性中的个人意志服从并融汇于公共意志，这样，现代人才有了大写的人的意识、价值和潜能；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同时也是一种引领历史前进的科学精神。作为现代性基石的理性和主体性，是以人的公共性为条件和前提的，不是人的理性和主体性决定了人的公共性，而是人的公共性决定了人的理性和主体性。仅仅用公共理性和公共主体还不能说明现代性的本质。确切地说，人们是在其实践的基础上，生成和发展了自己的公共性、理性和主体性。
第三，公共性愈益成为一个复合型的概念。个人性让渡给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共同体的部分呈复合状态，即公共性往往被多层次的人数、规模、资源与范围不等的社会共同体所汲纳，个人性逐层次让渡于规模与范围不等的共同体，这种情形下，公共性往往呈总体递增、趋强态势。（注：两人空巢家庭和联合国组织代表了当今世界以公共性寡多划分的所有共同体的两极。国家应当是一个国度公共性最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
第四，公共性是一个质量统一的概念。其质的规定是指共同体中由个人让渡出去后又返还个人或物质性或精神性或制度性的社会资源。共同体符合大多数成员，乃至全体成员的个人性，符合无产阶级、全国公民，乃至全人类每个成员的个人性，是公共性质的正向规定。公共性的缺失、虚化和异化，是公共性危机或公共性丧失。其量的规定是指个人让渡出去的部分在返还予个人时的多寡。它们往往已被折扣或迭加了，那些返还多的则公共性强，反之则弱。
三、全球性和现代性视野下的公共性应当走进当代哲学
当我们从公共生活的维度去观察个人生活，从公共性来反观个人性时，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维的认识与反思，有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当代生活世界与日俱增的公共性，给我们提供的正是这样高远的视点，因此，公共性作为我们生活世界高度抽象的哲学范畴正在向我们走来。
1、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与现代性结伴而行的公共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清晰地将我们生活的世界分野成两大部分即公共生活世界和个人(或私人)生活世界，或者称之为公共世界和个人(私人)世界。（注：这里的个人世界是指个人存在和发展的要素中所有不能也不应该让渡出去的部分，以及由这部分要素构成的情境。同样的，私人世界，也从这个意义上加以理解。）这种新的划分并不以单个人的意志为走向，而是近现代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是建立在人类以往历史积累的思想资料和物质资料基础上的，作为一种正确的世界观，它给了我们一个迄今仍然正确的视角，即把人们生活的世界抽象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意识与物质的关系，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的世界，进而以实践论的观点对这个关系世界给出合理的解释和把握。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之所以是那个时代哲学的显著特征，是因为这种阶级性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广泛和最真实的公共性；物质生活的世界和精神生活的世界这种哲学的两分法足以揭示出历史和资本的运动规律，给出那个世界的真实构图。当时代发展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只有熔铸到日益显露的公共性中才能实现自身利益和更多人利益时，公共性超越并涵摄(无产阶级)阶级性，从而对生活世界给出新的划分成为必要的和必然的，因为这个世界在追求公共性时，同时也是在加速度追求(无产阶级)阶级性，因而也是追求更加广泛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性(或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性的视点或范畴，是对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一个补充，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合理性内容。（注：今天，我们可以说原始森林、广袤的沙漠、辽阔的海洋，以至南极和月球是一种全人类公共性资源，是公共世界的一部分，而对于19世纪美国西部牛仔，那个时代的石油大亨，即使是相对贫困的工人阶级，若这样说起来，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那个时代的生活世界以及生活的意义还没有伸展到那里。）
2、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公共性渗透并丰富了当代人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正是在大多数人的实践的基础上，人类的思维运动和认识历程，才是认识主体的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才是个体意识和公共意识、个体意志和公共意志、个人理性和公共理性、个人利益(个人价值)和公共利益(公共价值)的辩证运动。公共性是现代认识活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特性。现代认识活动建立在广度和深度都是史无前例的现代化实践基础上，在此情形下，个人经验和理性限制了人们认识水平，只有大多数人的经验和理性才能推动认识的发展。公共性，意味着认识的源泉更加丰富，广泛的社会联系可以提升高质量高水平的信息；意味着认识的主体更富有理性，至少在逻辑上，公共理性可以克服个人理性的不足与缺陷，扩大理性认识的深度、广度与质量；意味着认识的过程更生动、信息更丰富，对象更明确，结果更真实；还意味着人类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内驱着人类的认识进入到一个更为高级的阶段，导致人类的个体与整体的联系更为密切，人类认识的个人性和公共性也更为密切，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的自由和解放，是他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前提，公共的需要、利益和价值的实现为个人的需要、利益和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人类的认识运动和实践运动趋于一致。因此，公共性作为一种巨大的内驱力，不仅推动着认识的发展，推动着个人利益的实现，还推动着实践的发展，推动着全人类利益的实现。一切小团体式的家族的、氏族的、民族的、种族的和区域性的需要和利益逐步让渡给公共性更为强烈的需要和利益。公共理性愈来愈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公共理性日益摆脱早期的盲目的离散性，而聚焦自然、社会和历史的热点，这是因为认识的物质条件和制度条件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以致公共理性拥有了实现自己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的统一日益成为推动学术进步、弘扬人文精神的手段。（注：我们在更多的情况下，学术自由是从科学认识过程的个人性或个人理性上理解的，学术民主是从这个过程中的公共性或公共理性上理解的。科学认识与意识形态是什么关系？意识形态更多的是强调阶级的和国家的公共利益，而不是公共理性。其实，阶级的和国家的公共利益与公共理性应当是统一的，也是能够统一的。）
3、当我们试图揭示当代生活世界的巨大动因，探索历史表象背后深藏的秘密，离开这个世界的公共性，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马克思正是揭示了在工人阶级每一个体身上表现出来的个人性与公共性的矛盾与巨大差异，才发现了历史领域的真实规律：大多数人在其劳动实践中创造的价值最大限度地(主要以剩余价值)让渡给了作为公共性代表的他人(资本家)和国家(异化状态)，生产资料占有的私人性(个人性)和生产的社会性(也是公共性)的巨大矛盾真实地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又真实地预示着这个社会的终结或超越。这就告诉我们，真实的公共性主要地引导着历史发展的走向，而真实的个人性主要地提供了历史发展的动因。在社会历史领域，大多数人的个人性同他们让渡给公共性的部分的和，如果等同或接近于他们在劳动实践中创造的全部真实价值，那么社会历史对于他们就是公平的。这种公平的情形，并不必然表现为一种效率。真实的公共性才既是公平的又是效率的。在共同市场条件下，而不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条件下（注：在马克思讲的那种社会条件下，生产者“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参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页)这是以整个社会的完全的真实的公共性为基础的。而在这个社会到来之前，生产者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一般是以两种形式大致领了回来：一种是以私人品的形式，另一种是以公共品的形式。），他们在劳动实践中获得的仅仅是自己创造的全部价值的(包括从公共性获得补偿的)一部分或一小部分，或者他们试图以较少的劳动去从公共性中置换大大高于自己劳动价值的部分，前者(主要是工人劳动者)个人性缺失，后者(主要是资本所有者)公共性丧失，都会导致劳动效率的低下。事实上，一切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总量A，都可以分为两个部分：B+C，其中B是劳动者维持个人性的部分，满足劳动者基本生存需要，C是劳动者让渡给公共性的部分，以便个体从社会获得公共品消费和社会服务。在剥削状态下，C主要表现为剩余价值D，在非剥削状态下，C主要表现为公共价值E，而在更多的情况下，C总是剩余价值D和公共价值E的集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政府和市场博奕下，C和B总是趋向于一个适当的比例，因为两者均不以破坏自身的稳定与和谐为限度；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个人性是按照并不科学的计划而让渡给公共性，因而既有失公平，也损失效率。当人们的个人性和公共性发生差异、矛盾，甚至对立时，就需要以一种深度的公共理性去调适、解决。只有社会的公共价值自觉地成为人们的个人性的补充，甚至是合理性构成时，公共目标和个人目标才能趋于统一，公共性与个人性的矛盾才能趋于统一，社会才可能可持续发展。与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不同，（注：即使在马克思那个时代，他也预见到，在“世界市场”的催生下，“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页)。）当代世界，人们的个人性和公共性都以无比丰富的内容和多样性在展示着，从而为我们探索社会历史领域的规律和当代世界的走向，不断开辟着道路。
4、当公共性随着现代性走进意义的世界，当个人性支撑的公共价值主导我们的思想、意识、观念和行为时，我们的价值观不可阻挡地将受到冲击而发生变革。现代化进程中，以科学、民主、自由为核心的价值观不断演变并冲击着人们的生活世界，我们不能以其抽象性和阶级性而一概拒斥。因为其间仍然包蕴着被历史反复证明是进步的内涵。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兴起的当代西方哲学，试图以更富有现代性的理论超越这些价值理念，并做出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例如关于重建交往理性的理论、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从更为深层的结构上丰富和拓展了对科学、民主、自由的认识。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公然申明自己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主义方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汲纳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当代外国哲学的积极成果，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价值判断，丰富和发展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现代价值观。当我们以现代性的眼光注视着当代劳动者的公共性诉求时，我们发现在劳动价值基础上形成的公共价值（注：本文中的“公共价值”，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审视，而哲学审视则多指“价值共意”。如何对这一概念统一以上两种审视，还需要作者在今后深入研究。），不过是历史领域和现实世界中科学、民主、自由的真正基础和深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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