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新[1]2000年在《现代信用制度与需求形成的关系研究》文中指出一、信用及信用制度 (一)信用的概念。信用的原意是相信、信任、声誉等。经济范畴中的信用是指借贷行为。 (二)信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信用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 (叁)信用制度的形成。信用制度就是与信用活动相关的“游戏规则”；就是关于信用发生、发展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和经济道德文化。信用制度是以货币制度为基础的。 (四)现代信用制度的标志。完备的信用形式(体系)、发达的信用工具、规范的信用关系和正常的信用秩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信用观念和文化是现代信用制度的主要标志。 (五)现代信用制度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1、信用制度促进了资本的重新配置，从而促进了社会平均利润率的提高。2、信用制度节省了流通费用，从而提高了社会再生产的效率。3、信用制度是资本集中与积聚的有力杠杆。信用制度促进了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剥夺。信用制度加快了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井把一部分收入转化为资本，这就加快了资本的积聚，提高了资本的使用效率。4、信用制度是促进生产方式向更高形式发展的杠杆。5、信用制度是建立金融运行机制的前提。6、信用制度可以规范市场秩序。7、信用有序可以提高经济活动效率。8、信用有序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 我国现阶段，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信用制度的重点，一是要培育和完善社会主义金融市场，二是加快专业银行商业化的进程，叁是要建立和完善企业和个人信用制度。 二、现代信用制度与需求形成之间的关系 (一)信用体系发育良好对投资需求具有促进作用。信用体系发育良好，可以极大地促进资金的流动与合理分配，扩大生产与投资的规模，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信用体系发育良好对消费需求具有促进作用。信用的发生可以促进消费购买力，扩大生产与就业。 (叁)信用制度的建立有助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储蓄供给转化为投资需求的渠道有间接融资渠道和直接融资渠道，前者是银行的功能，即集中资金和分配资金的功能，后者主要是通过证券市场来实现资金调剂。它们都需要信用制度的建立来保证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四)信用收缩导致社会总需求的减少。信用收缩使货币供给紧张，引起价格下跌，商人就会减少存货和定货，消费者收入与支出会普遍降低，使社会需求进一步减少。 (五)扩大信用交易可以刺激社会总需求的增长。扩大信用交易会扩大市场规模，扩大了的市场规模会带来生产规模的扩大，由此可以间接扩大就业水平，拉动内需市场。信用手段的广泛使用，对于扩大一国的总体经济规模的作用明显。 叁、我国信用制度现状 (一)我国个人信用制度现状，我国个人信用资源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国个人信用没有证据，较难统一，而且无法评判。目前我国的消费信用相当落后，与发达的生产信用严重不对称。我国居民缺乏信用观念。 (二)我国企业信用制度现状，目前我国企业信用制度混乱，问题严重。在资金信用方面，我国国有、集体企业高度依赖银行贷款，企业偿还银行贷款的能力较弱。民营企业基 本上没有资金信用。我国商业信用极不发达。企业商业信誉低下。 （叁）我国民间信用制度现状。民间信用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 不断深人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民间信用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并逐步由消费信贷发展 到生产信贷，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稳步增强。但是，我国民间信用的组织制度不规范， 民间信用的机构发展十分落后，存在着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或强制利用问题，一些民间信 用机构的内部经营管理较为混乱。一些民间信用活动不规范，存在着高利贷现象。 （四）我国银企信用关系现状．目前我国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用关系出现失常。银行拍 企业邀债，企业伯银行收贷，银行不愿意对企业贷款，经济中存在着“信贷萎缩”，这使 银企信用关系陷人但化、死滞状态。 （五）我国居民银行信用关系现状．我国居民只有储蓄权，基本上没有融资负债权，只 有金融资产而没有金融负债，居民与银行之间权利和义务不对称。 四、我国佰用制应现状对沼求的影响 （一）现代信用制度缺失造成我国当前内需不足。扩大内需是我国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 拉动力。现代信用制度的缺失使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措施效果不佳。妨碍我国资源合理配 置和开发利用的主耍障碍是政府良好的信用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建立和完善现代信用制 度，是政府塔强吸纳和橱控能力、扩大内需的重要条件。 （二）信用体系发育不良障碍了投赘需求的增长．由于我国信用体系发盲不良，资本市 场发育较晚、不太规范，使得居民间接投资的选择性不强，而且风险很大。我国实业投资 的进人二垒多，加上单个居民积累的历本十分有限，居民直接投资的憎长也比较级慢．我 国信用体系发育不良，还表现在我国商业信用的极不发达上，它使得我国企业之间信用极 度萎组，资金相互拖欠的规模赵来柏大，使得企业、银行经济效益不好，影响了企业投资 需求的憎长． （叁）城乡信用制度缺失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城乡信
林健[2]2004年在《转轨时期我国企业信用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企业在市场经营活动中通过制假售假、逃废债务、偷税漏税、提供虚假信息等一系列违法和违反信用原则的行为谋取私利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企业信用的严重缺失成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大障碍。企业信用制度作为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是转轨时期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保障。本文重点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对企业信用研究理论进行了梳理，分析了转轨时期我国企业信用的总体特征，借助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有关原理和方法，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对市场经济的企业信用进行了深入的经济学分析，系统研究了企业信用的需求与供给以及均衡关系。 其次，本文研究了市场经济下企业征信制度、企业信用评估制度、信用约束与监督机制，运用比较分析法，比较了现代市场经济下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信用体系模式的主要异同。本文分析了转轨时期企业信用危机给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危害，并从我国历史文化背景、现有经济体制角度对转轨时期的企业信用危机产生根源进行剖析，探究了我国企业信用缺失和信用危机产生的根源。 最后，本文在理性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信用体系的优劣并参考其经验做法的基础上，从五个方面对如何构建转轨时期我国企业信用体系作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并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案，包括提出了从制度设计上和法理依据上解决我国企业信用征集、评估、失信惩罚机制等问题的对策，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治理我国企业信用缺失问题和构建转轨时期我国企业信用体系的解决方案。
邢永俐[3]2013年在《信用利益论》文中研究说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信用利益已经成为各类经济主体参与信用活动的起点和归属。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利益和信用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研究领域,深入分析与研究信用活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运行规律已成为经济理论界的热点。因此选择信用利益论这一研究课题是源于对信用和利益的理论和现实考虑。一方面,将信用和利益两大重要研究领域结合在一起进行统一考察,拓宽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视野,丰富了经济理论的研究内涵；另一方面,在对中国信用利益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为增进我国信用利益以及构建我国和谐社会提供一些具有较强实践性的政策建议。文章试图以信用利益这一概念为核心构建全新的信用利益理论分析架构。具体包括理论篇、实证篇和对策篇。理论篇,首先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然后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创新性界定和理论上的深入分析,从而为文章展开论述提供了逻辑基础和重要理论依据；从新的理论视角研究信用利益的形成机理,试图从微观角度揭示形成信用利益的内在机制,并尝试构建信用利益的理论研究框架；在研究了信用利益演进的一般规律后,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分析了信用利益的历史、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实证篇,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从宏观层面对我国国家信用利益的实现机理、发展现状进行了研究,并对相关研究结论作了实证检验；从微观层面对中国的信用利益实践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商业信用利益、银行信用利益、消费信用利益的实现机理和发展现状进行了普遍研究；从世界范围考察信用利益的实践,以美欧以及日韩为研究对象,对这些发达国家的信用利益实践进行了相关研究。对策篇,在对中国信用利益发展现状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借鉴发达国家信用利益实践经验,从健全信用体系,大力发展银行信用利益、商业信用利益以及消费信用利益几个角度提出一些能够增进中国信用利益的对策建议。文章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叁方面,第一、本文首次尝试从经济利益这一更宽广的视角界定信用的涵义,从而引申出了信用利益这一新概念,并试图以其为核心构建全新的信用利益理论分析架构。第二、以信用利益为研究视角,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对信用利益的形成机理进行了揭示,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中国的信用利益进行了实证研究。如此全面、系统地对中国的信用利益进行研究的尚不多见。第叁、文章运用博弈论研究方法,对信用制度如何促进交易费用的较低以及保障信用利益的实现进行了分析,并起到了较好的解释效果,这种研究方法也属于本文的创新之处。
王振山[4]1999年在《金融效率论——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理论与实践》文中研究说明现代经济是一种货币信用经济。在货币信用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源的分配与配置不能直接地实现，必须借助于货币和货币资本的交易和配置来完成。因而经济资源配置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成长的要求和人们提高福利的需要、是否能实现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将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金融交易及其结果，取决于货币和货币资本的分配。 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此地重要，以致于它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要素，而是一种资源——金融资源（Financial resource）——的存在形式。由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的相互作用关系决定，金融资源是经济资源的独立形式，金融效率（Financial efficiency）则是指金融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um）状态，是经济效率的表现形式和推动因素。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金融资源的增长及其市场化配置机制的培育，对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金融效率低下、金融资源浪费严重的问题，正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和金融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障碍。因此，研究确定金融效率的标准、实现条件和制约因素，寻求解决提高金融效率的对策和出路，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金融效率论》在重新定义金融资源、金融效率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以金融效率为主线，将帕累托效率理论发展和延伸至金融资源的配置领域，并对金融效率的帕累托条件、决定金融效率的外定因素以及金融体系内在运行特征对金融效率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作者认为，金融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条件是：1．储蓄者或投资者任意两种金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相等且等于商品价格之比。或任意两种金融商品的边际投资收益率相等。2．金融资源需求者，即融资者任意两种融资产品的边际融资转换率均相等且等于两种商品价格之比，或任意两种融资商品的边际融资成本相等。3．使融资者和储蓄者同时达到最佳状态的条件是：任意两种金融商品供给的边际转换率等于相应两种商品投资的边际替代率且等于两种商品价格之比。金融资源配置市场机制的成熟有助于帕累托条件与金融效率的实现。这些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金融理论，拓宽了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开辟了金融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作者认为，总体经济运行的效率状况是决定金融效率最主要的外定条件。除此之外，市场机制、金融交易信息条件和金融交易成本对金融效率的实现有 2 全冈效享论——全回资西伏化配置的理论与实践一重要影响。论文分别就金融制度创新、金融技术创新、金融产品创新以及金融管制、市场开放和金融自由化等固素对金融效率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作者认为，金融创新、市场开放和“金融自由化”通过培育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提高金融交易透明度和信息完全性、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对提高金融效率做出贡献。金融管制则是在市场失灵时，弥补金融效率损失的权宜之策，从长期来看，只有当金融管制与培育市场机制并行时，才对金融效率的提高发挥积极作用。 作者最后指出，金融不稳定除了源于总体经济的缺陷外，其直接原困是金融效率低下。要保持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创造经济健康威长的金融条件，必须大力提高金融效率，并将提高金融效率作为全部金融政策的核心目标和主要出发点。 论文关于提高金融效率的一系列政策建议对指导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林江鹏[5]2003年在《市场主体信用关系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关于市场主体信用关系理论与实证研究。该研究有叁项目标：一是在理论篇通过借鉴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创建适合于中国市场主体信用关系运行的理论框架；二是通过实证篇考察我国市场主体信用关系的现状，总结信用关系运行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及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叁是通过政策篇探索实现市场主体信用关系正常化的基本途径和政策措施。 一、论文的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产权制度的合理化是产生信用的真正微观基础，我国传统的产权制度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信用活动。在只有国家才真正拥有财产权权利，国家事实上是整个社会所有经济资源唯一的真正财产所有者的国有产权制度基础上所形成的经济体制中，是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买卖或借贷活动的，也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信用制度或交易制度。只有在借贷双方都是拥有独立财产或掌握真正的财产所有权的独立财产所有者或产权主体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真正的信用活动，才能构建真正的信用制度，才能真正形成及时偿债或按期还本付息的信用准则，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真正的金融市场。 2、我国现阶段信用存在的道德环境、制度环境有许多缺陷，致使市场主体的信用关系存在恶化的趋势。这种信用关系恶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1)个人信用恶化。(2)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失信行为泛滥。(3)国家和政府信用存在较大问题 3、市场主体信用关系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它的存在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信用关系恶化的原因主要有：(1)我国居民信用文化素质低下。(2)企业缺乏诚信经营的意识。(3)信用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4)市场主体产权关系不明晰。(4)我国与信用相关的一些专门制度例如信用评估制度、信用担保制度、个人信用制度也不成熟，没有形成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5)我国的信用领域的法制法规尚不健全，执法不严，因此对信用关系的保护不力。此外，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不健全。由此导致了我国市场主体的信用关系存在较大的问题，影响了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1)阻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2)影响了居民的个人信用消费。(3)妨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4)影响了国家的声誉极其形象。 4、政府在建立良好的信用关系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为了建立良好的信用关系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一个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政府是市场经济的监督者，传统的“市场即效率”、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将会达到经济“福利”最大化的观念发生着变化，政府活动及其作用的恰当范围、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原则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针对目前的政府行为在信用关系中表现出来的问题，我国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新的适合信用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制度。此项改革的主要方面有：政企分开、政务公开、行政决策与考核的民主化和政务程序化。 5、企业是社会最基本的经济主体，企业信用是最基本的信用形式，目前企业失信已成为最严重最普遥的问题，因此着力发展企业信用是建设良好信用关系的当务之急.发展企业信用有利于巩固银行信用这一市场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信用形式.企业通过直接债务信用树立的信誉，是银行进行市场征信并据以建立企业信用档案的最佳途径和依据;银行所建立的信用档案，又通过影响企业在金融市场上的融资能力对企业道德风险形成强有力的约束，从而有利于银行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同时，发展企业信用有助于解决银行拖欠银行贷款的问题，降低银行的不良资产.改变目前的企业信用较差的现状，提高企业信用，首先要对企业经营者和员工进行诚信经营的教育，提高企业经营者的信用意识，形成诚实守信的信用文化.其次，大力发展商业信用。最后，要加强企业联合征信体系、资信评估、信用担保等相关的制度建设。 6、个人信用是信用关系是否正常的关健性因素，良好的个人信用是建立良好的信用关系的基础.个人是国家、企业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言行决定国家和企业的信用状况.所以，建立良好的信用关系必须先建立良好的个人信用。培养良好的个人信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l)要培育人们良好的信用意识.(2)建立个人信用管理体系.(3)建立科学、公正的个人信用调查和评估体系。(4)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加强失信惩戒制度的建设，加大失信的成本，使预备失信者有所顾忌， 7、我国是非征信国家，社会信用中介服务行业市场化程度低，发展滞后，需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大力推进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的市场化的发展.推进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的市场化的发展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1)加强对信用中介机构的管理和监督.(2)规范信用服务中介机构的活动.(3)通过立法对信用中介服务涉及的数据的保护.(4)政府可以采取对信用中介机构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将政府有关部门自建数据库中的资料提供给中介机构或与中介机构共享等措施，·大力扶持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的发展。二、论文的重要观点 卜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诚信经济，更是市场主体之间的信用经济.市场经济运行体现?
唐雪漫[6]2012年在《政府信用理论与我国信用政府的建设》文中研究表明对转型期政府的信用缺失进行治理,需要获得理论的支撑。只有先通过一般的理论分析,阐明政府信用的内涵与实质,揭示政府信用缺失的原因,并且联系转型期的实际进行分析,我们才有可能探寻一条切实可行的治理政府信用缺失的途径。基于这一认识,本学位论文选择了“政府信用理论与我国的信用政府建设——基于转型期政府信用状况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为研究题目。从经济学视角看,广义信用的内涵即是信守合约,诚实交易,摒弃机会主义行为。在经济以及社会交往中是否信守合约、诚实交易,无疑是主体的信用行为选择。信用包括企业信用、个人信用和政府信用。信用主体也包括个人、企业和政府,只不过相对于个人和企业而言,政府是特殊信用主体。政府信用是国家行政机关在管理社会事务中恪守对公众的承诺,依法行政,认真履行职责,并因此而得到公众的信任。政府信用的实质为政府的诚信及其信用能力。政府信用包括政府的主观信用即是否遵守承诺和政府的客观信用即是否具备实现承诺的能力,这两个方面是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的。政府的主观信用强调的是政府依法履行职责的主观因素,即政府作为信用主体,在具有不同于非政府的信用主体(个人、其他组织)的特殊性的情况下,能够基于责任感、道德感而忠于职守,即具有认真履行职责的主观意愿。而政府的客观信用强调的则是政府信用实现的客观因素,即政府有能力践行自己对于公众的承诺。因此,我们即使不能质疑政府为民办实事的主观愿望,但由于政府能力方面存在问题,其所承诺的事项未能完全办到,同样会有损政府的信用。正是基于这一理解,我们认为必须从政府是否诚信和政府有无信用能力两个方面考察政府信用,并由此理解政府信用的实质。诚信且具有信用能力的政府就是“信用政府”。信用政府有别于时下媒体中流行的“诚信政府”。“诚信政府”中的诚信一词,因指向主观,涵盖不了无主观失信动机而客观失信的情况。所以,本文提出“信用政府”以替代“诚信政府”信用政府不仅要求主观诚信,而且要求客观上不失信,即从结果来看是践行了对公众的承诺的。用通常的话语说,即是为民办实事真正得到了落实。毫无疑问,只有把为公众谋福祉作为宗旨,同时又具有相应的履职能力、能够实现这一宗旨的政府,才符合信用政府的内涵,能够享有信用政府的美誉。基于政府的公权力来自于人民,政府应当对人民负责,信守对公众的承诺的观点,可以认为衡量一个政府是否是信用政府的标准,应当是一个政府守约重诺的意愿、能力和行为的综合考量。信用政府的实现,既同政府守约重诺的主观意愿成正比,又与政府守约重诺的能力成正比。可见分析一个政府是否是信用政府,需要从主观意愿与客观能力两个方面去考察。理论上也就可以根据政府履行承诺的意愿、能力的大小,以及承诺实现程度的高低,将政府信用水平分为不同的等级。政府信用的形成离不开公众对政府可信度的肯定评价,而公众对政府的评价是以政府行使公共权力时能否履行契约、履行状况以及能否最终实现公众的利益作为评价标准的,这就意味着政府信用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及其成员忠于承诺、为民执政、服务社会的过程,这也正是我们提出“信用政府”的要义。因此,在与社会公众的互动中,政府必须讲究诚信、持之以恒,才能建立起自身的信用,而公众也正是基于对政府机构和成员的言行的了解,形成关于政府是否值得信任的信念,对政府信用做出相应的评判。政府信用主体具有强势型的特征,其信用行为的影响也更为广泛,这使得政府是否守信就成为了建设现代信用社会的关键所在。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政府信用是一项极具价值的“公共资产”,这是因为守信的政府必然会得到公众对其制定制度与政策的高度认可和支持,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讲,能大大降低制度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成本,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社会的不断进步。而政府失信对于整个社会的信用状况有着极其恶劣的影响,绝非其他信用主体失信的危害可以比拟。具体说来,政府失信的危害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导致社会低信用均衡,(2)导致非正式秩序的形成及其对正式秩序的挑战,(3)增大政府运行成本,(4)影响政府形象、使政府权威受损,(5)导致投资环境的恶化,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不同于一般信用主体,政府失信的时候并没有来自强制的第叁方的约束,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无法对不讲信用的政府实施有效的惩罚,这就意味着只能通过政府的自律和制度的约束来实现信用政府的建设。即或是实施外在约束的制度,其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制度的实施和监督机制也都必须通过政府来实行。所以,其他信用主体的失信行为主要是通过强制性的第叁方来实施惩罚,惩罚的对象是这些信用主体的失信行为导致的客观后果,并不计较这些主体是否存在主观上的失信。但是政府作为特殊的信用主体,对其失信行为的治理则不能不从主观方面入手。这并不是否认政府信用环境的重要性,而是因为守信的政府首先得是主观上愿意去履行承诺的政府。政府失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甚至还包括国际关系的影响等等,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构成了政府失信的社会背景,但本文仅仅是从经济学方面来进行分析。在借鉴已有经济学分析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对于政府信用的形成机理及其特征的理解,分别从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探讨政府失信的经济学原因,并试图构建一个分析政府信用问题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为此,本文提出两个理论观点：观点一,由于政府官员的自利性,政府信用缺失的原因可能是政府及其官员的主观失信；观点二,即便政府不机会主义行事,也可能囿于能力而导致客观失信。因此,政府失信不外乎两种情况：其一是主观上就没有守信的愿望；其二是有守信的主观愿望却受限于自身能力的不足而无法饯行承诺。针对这两种情况,政府失信的原因也就可分为主观失信和客观失信。对政府失信的治理也可从两方面入手：主观失信的治理和客观失信的治理。建构了政府信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之后,还要将之运用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从一般到特殊、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在比较分析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信用和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政府信用,指出转型期的特殊性构成了分析我国政府信用状况的背景,脱离了这个背景就不可能对我国的现实问题进行有解释力的分析。在转型期的特殊背景下,我国政府的信用缺失具有过渡性和复杂性,比如信用意识淡薄、政府行为缺乏透明度、政策朝令夕改缺乏稳定性、行政执法简单粗暴、官员滥用职权缺少监督等,而总结转型期我国政府信用缺失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包括：政府及其官员的主观失信主要是源于政府基于自身利益规制无度、片面追求绩效妨碍了政府的公信力、缺乏健全有效的政府信用责任机制等；而因为政府信用能力不足而导致客观的失信则表现为政府的“越位”“缺位”、财权事权不匹配导致的政府难以有效履行职责。对问题的研究最终要落脚于如何去解决问题。从经济学视角看,治理政府信用缺失需要系统解决方案,必须涵盖政府主观失信的治理与政府客观失信的治理这样两个方面。对主观失信的治理,在于加强政府的自律,这需要相应的信用激励机制和信用道德的建设；对客观失信的治理,则在于改善政府信用的外部环境,合理科学地界定政府的信用责任,增强政府本身的履约能力,即建立起一个真正具有信用能力的政府。基于我们对政府信用实质与信用政府内涵的理解,我们认为治理政府信用缺失的根本途径,就是要从战略高度,提出建设信用政府的战略目标,并分阶段有针对性的予以推进。建设信用政府是治理政府信用缺失的战略目标,是政府不断完善自身的长期改革过程,但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应根据当前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不断调整信用政府建设的具体目标,逐渐趋近于民众对政府的期望。鉴于转型期的过渡性质,转型期信用政府建设的目标也就具有过渡性。转型期我国信用政府建设的具体目标是：逐步实现政府向有限政府、责任政府与服务政府的转变,提高政府依法行政能力,保证政策的科学性、稳定性和连续性,保证政府管理的公平与公正,这构成了我国在转型期建设信用政府的目标体系。而实现这一目标体系的实践进路则是：(1)建设依法行政的有限政府；(2)建设信用职责与信用能力一致的责任政府,包括转变政府职能与财政体制的改革；(3)建设政务信息公开的服务型政府,(4)构建科学的政府信用责任机制。
谢永添[7]2004年在《虚拟资本与资本市场》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虚拟资本即资本虚拟化的新视角分析金融资本运行的图景及其规律。 大多数关于虚拟资本的研究集中于虚拟资本产生后对现实经济的影响，实际上陷入了与当代金融理论雷同的概念游戏。为了尽量避免重蹈覆辙，本文在同样的研究过程中，就某些常常被有意无意回避的若干重要而困难的问题费了较多的周章。比如，文中对“虚拟资本”的现代内涵和特征作了自认为较全面深入的诠释，因为问题的被忽视或有意避开往往由于对概念无法准确地把握。再如，论文将资本虚拟化这一纯经济理论的问题，与金融创新这一金融学里的工程技术问题联系起来，既打开了虚拟资本研究的理论空间，又突显了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 当代的虚拟经济应该是以虚拟资本运行为基础的经济总量和经济行为，是Fictitious Economy，而不是如不少学者所主张的，包含信息技术进步之后对传统经济过程和状态的浓缩性模拟(如电子商务)，即Virtual Economy。基于此，虚拟资本的产生所具有的最主要的理论意义在于：它可能孕育着一场经济学理论的革命，引发一种全新的价值形态和价值体系的形成，在这个体系里，商品的价值完全由人们的信心和期望所支撑!比如，判断一个企业(甚至将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整体价值，不在于这个企业在过去作了些什么，而在于它能为人们讲述多少令人信服的“故事”，这样，企业靠粉饰过去的业绩报表以期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更好金融支持的现象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 尽管人们对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传导机制尚不完全清楚，虚拟资本的产生和不断发展，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一方面改变金融运行模式，对货币当局的政策构成巨大挑战，同时也为宏观经济的发展态势提供了更直接更敏感的观测手段；在微观的层面上，则不仅改变了企业融资的方虚拟资本与资本市场—金融资本运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式与成本，而且使得金融机构的经营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发展空间。 虚拟资本的发展，还使得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体制转型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过程变得并不象麦金农和肖所构想的如此简单，实施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必须对自由化过程与相应的宏观经济背景和金融内部的自由化次序作出审慎的判断和安排。 资本市场是虚拟资本运行的制度平台，其核心原理体现在这样一条信用链:即产权股份化一一股份证券化一一证券市场化一一市场风险化一~风险社会化。同时，资本市场还是一种制度性资源，其功能是多层次的。人们对其功能的认识水平决定了对制度性资源的利用方式，而认识水平和利用方式最终都体现在市场的制度设计上。如同自然资源会因利用不当而枯竭一样，制度性资源也会因扭曲的利用方式而崩溃。比如，“筹资”只是资本市场配置资源过程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市场的功能之一，然而，当这种手段能为强势的市场主体带来直接的利益，因而被宣染为一种功能后，其实就是对市场的掠夺性利用，本质与破坏无异。 资本市场不是一项技术设计，因此不能被简单地临摹和拷贝。它的本质是一种“生命体”，其成长不仅需要内部机制的协调，更需要有特定的环境与之相适应。在所有的环境因素中，社会的文化背景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同程度地存在上述的成长障碍。结合中国国情，推进股权与文化的融合，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结构体系，接受差异化的资本市场运行模式，才是中国资本市场建设所需要的大智慧。
刘建勋[8]2010年在《我国农村社会信用理念的生成及其法律保障》文中研究指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守信重义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诚实信用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被人们尊崇和提倡。《吕氏春秋》谈“信”的重要性,列举了信的多种方式：“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会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忧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惟信乎!”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诚信作为市场经济的灵魂,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石,其作用更是不可忽视。“人无信不立,国不信则衰”,农民的信用意识不仅影响到自身,更影响到中国农村社会的长远发展与稳定。农民的信用意识不仅需要教育来提高,更需要法治来维系。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考察农村信用理念的变迁史及其与中国信用法治的关系,其目的主要在于在探索信用理念发展足迹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农村信用社持续稳定发展,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创新型农村的建设,为实现“十一五”期间农村建设目标增添助动力。本文运用建立在跨学科的多维视角透视和制度思想变迁史的社会学研究方法,通过对大量史料文献和调查研究资料的分析整理,提炼、梳理了农村信用理念发展的历史传统和传承变迁过程,描述和分析了农村信用制度和信用思想的现实状况,进而探索了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在中国农村信用由人际信任走向制度信任中的作用,以及中国农村信用治理的合作社路径。中国农村深受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相信人的“性本善”,尊崇“诚实守信”的道德观念,呈现出了“血缘”、“地缘”等独具特色的信用文化。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了农村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中国农村现代信用制度和信用理念也正是在传统农村信用伦理的传承和变迁中生成的。中国农村信用制度和信用理念的形成、发展过程,是中国农村信用由人际信任走向制度信任的扬弃过程,是基于理念基础上的制度创新,是“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现实的市场经济中的种种复杂活动,信用理念与法治的关系亦变的极为复杂。不可否认,法治是建立现代社会信用关系的基础,究其原因在于,法治不仅体现于确立的相关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在于法律有保障其顺利实施的有效工具。其次,法律精神自其诞生之时起便已内在的要求诚实信用的存在。由此,信用与法治的共生契合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中国经济改革进行到20世纪90时代中期时,经济秩序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凸现出来。从文明的高度看,肇始于古希腊罗马,并在近代欧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契约文明是现代信用社会的一般文明基础。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农业生产、宗法制度和儒家礼教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的典型的身份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不可能产生出契约文明。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信用缺失表现在各个方面,而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信用危机”的提法可能过于夸大其辞,但信用状况令人深忧则肯定不为过,以至需要政府出面来强调信用的整顿和规范。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由于政府承担着多种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管理职能,政府信用就成为现代信用的基础。整顿和规范信用秩序,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维护经济正常运行、推进体制创新、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环节和治本措施,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项全局性工作。实践领域对于信用的重视程度也日益提高。一些深受信用问题困扰的地方,更是将信用问题提高到立身之本的高度。例如,在信用问题较为集中的农村,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带动下,与农民直接发生信用往来的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社作为支农建设的“排头兵”,其作用自是不言而喻,在这样的背景下,信用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言自明。信用的内涵是什么?信用理念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何意义?我国转型背景下的农村信用有何特殊性?推崇诚信美德的华夏文明如今为何遭遇丛生的信用难题?合作社、征信系统能让我们走出信用困境吗?……这一系列基本问题尚未完全找到有充分理论说服力的答案。本文拟从信用理念的变化来看转型中的中国人从农业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中的信用理论,以期为当前农村信用社会治理和发展有所贡献。从农村信用理念变迁为出发点,以信用理念的生成机理为研究中心,尝试着从点到面以法制社会等视角作一个实证分析,进一步厘清中国人自古代以来信用理念的变迁发展,从人际信任走向制度信任,从乡土社会走向都市化社会,最终走向产业化社会的变迁脉络。总体上看,必须在“承续传统”与“吸收现代”的平衡中不断提升和优化中国农村信用制度和理念的发展创新,为中国农村信用建设和发展提供制度依据、法律依据,并借此推进中国农村信用社的依法治理和建设,为农村信用社特殊独立的金融地位和支农宗旨提供更加有力地保障。本文包括导论、主体五章、结语,共七个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问题、范畴、沿革与进路。首先是针对选题缘由、选题意义展开论述,指出信用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的乐章中最为重要的主旋律之一,可以说信用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市场经济能否顺利推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社会能否和谐发展,中国经济能否跻身世界主流经济圈的重要战略因素。什么是信用理念?其具体内涵的界定以及中西方关于信用的比较研究是此后展开的重点所在。在厘清有关于信用理念的相关概念之后,我们再把视角投向本文的立足点——信用理念的法律保障,也就是对信用理念研究的法思索,信用不是只停留于概念或者书本上的,它是要融入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其中是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故而要将信用理念与农村社会秩序的推进紧密联系在一起,充分发挥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协调统一。当然这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也需要很多人的付出和努力。论文的第一章主要内容是整体描述了农村社会信用理念的变迁。中国传统的信用理念是一种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信任型信用,它主要特点是对于与自己有血缘关系或者生活的地域接近的人很容易信任,反之对于那些血缘上没有任何关系,空间距离也很远的人是很难相信的,这种关系的形成与中国传统小农社会的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信用社也在经济浪潮中实行着变革和发展,由最初政府对其领导和管理,逐步到自主经营,这是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而与之相关的是传统信用理念的现代转型。这是文章第二章的主要内容,在本章里,笔者对农民信用约束行为进行了一个实证分析,揭示了农村社会信用理念的生成机理。第叁章主要是描述了在经济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极大的冲击,旧的思维模式被打破,但是新的思维理念的形成也是需要一个反复、长期的过程,那么在新旧交替的空白时期往往容易造成思想上的空缺,故而导致行为的失范,系列不信用行为表现也是较为突出。基于此我们必须致力于培养现代信用机制,充分发挥法律在信用治理中的作用。第四章则意在探索农村社会信用治理的合作社路径。信用社需要通过内外部的治理提升自身的信誉进一步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合作社是农民的自发组织,即个人在自愿、平等原则指导下,本着自治的精神,以互助互利为思想旗帜即按照交易额度共同分享利润、承担经营风险,并为全体社员服务的社团法人。它有着自身的优越性,对农村和农民信用理念的提升其作用是不可小视的,但是成员——农民自身还是处于弱势的群体,加快发展可谓困难重重,迫切需要有社会等外部力量和因素的积极介入和大力扶持,这就是要走合作社的道路,其可以通过资金联合以及供销联合实现合作之路,从而实现由人际信任走向制度信任,进而加快农村社会的法治建设道路。论文主体的最后一章是探寻信用理念生成的法治化路径,强调征信系统的建设,与此同时,必须加快立法建设,在这一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其中的导向作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抱着这种信条将努力在这条路上孜孜不倦奋力前行,以为中国农村的信用治理工程贡献微薄之力。
刘益[9]2007年在《信用、契约与文明》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信用缺失问题引起了理论界的极大关注,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契约经济学框架内展开研究,信用——即恪守诺言、践行成约,首先是一个实证概念,不包含道德或价值判断的规范涵义。信用的一个本质要素就是许诺,它以协议、协定、口头诺言、商业惯例等等形式表现出来。如果许诺没有实现,就是失信或不讲信用。许诺的基本涵义是延期支付。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无论是跨期交易还是现货交易都包含着延期支付因素,因此信用问题就存在于市场经济的所有交易行为中。在市场经济交易中,许诺并不是单方面的行为,而是表现为交易双方由于延期支付所产生的关于“债”权“债”务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信用关系,它是一种产权流转关系。进一步看,这种产权流转关系就是交易双方的契约关系。因此,信用关系的实质就是市场经济的契约关系,是从履约角度理解的契约关系。这就把现代市场经济的信用与传统的道德式信用区别开来,现代市场经济的信用是现代的契约信用。因此,我们需要从契约的角度理解与研究市场经济的信用。契约首先是一个法律概念,它是附加了“债”的协议。一个契约是否成立,要符合契约自由原则和契约正义原则。经济学的契约概念来自于法律,但含义要宽泛得多,既包括显契约,也包括隐契约,而立足于经济学的契约概念,对信用的研究就是研究契约关系、契约履行及相关问题。通过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以博弈论为工具,可以证明,在没有第叁方介入时,市场经济中的一次性交易不成立,即存在失信问题。这也说明了法律、制度或其他第叁方(比如担保或抵押)介入的必要性。不过,如果交易是多次的,重复博弈所产生的约束机制会使交易者在一定时间内守信。通过社会信用制度,可以把每个交易者转化为重复博弈中的单一的长期参与人,从而制约交易者的失信行为,但重复博弈约束机制对垄断交易者无效。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的信用问题。如果是事前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交易不成立。即便交易成立,由于存在逆向选择,也会从整体上降低经济效率。因此,第叁方的介入是必要的。此外,信息甄别和信号传递也是解决事前信息不对称的方法。如果是事后信息不对称,就存在着道德风险,而解决的基本方法是激励。由于有限理性、交易费用和时间跨度等因素,大多数契约是不完全的。这就使契约的履行问题变得特别复杂,比如,对关系契约的研究就涉及到信誉、私人惩罚机制、人际关系、利他行为等等。基于对市场经济中的守信失信机制的分析,可以从产权制度、法治、社会信用制度、激励和非正式制度等五个方面来探讨信用与制度的关系及制度的发展。有效的产权制度当然对失信行为有制约作用。在各种产权关系中,初始产权对契约的成立与契约的履行有特殊意义。初始产权的明晰、产权主体的平等自由是现代信用关系的前提条件。由于现实的市场经济中的种种复杂性,信用与产权制度的关系非常复杂。比如,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有恒产者有恒心”,而需要深入研究。从法治方面看,法治由于其自身特性及规模经济优势,是建立现代信用关系的基础。法治不仅体现于确立相关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法律的有效实施。在没有法治的软政权社会中,现代信用关系是无从谈起的。由于法律的介入会产生成本,因而也需要对法治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从而使发展自治的中介组织或行业协会成为一种选择。社会信用制度使现代社会不再匿名,从而使重复博弈对违约的约束机制生效,并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社会信用制度包括征信制度和资信制度,但如何建立中国的征信制度和资信制度,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激励契约可以使代理人努力工作,并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激励契约。此外,也可以通过重新安排产权来产生激励。非正式制度对于现代信用关系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现代信用关系与自由、诚信道德、信任等范畴有密切关系。现代经济学以功利主义为背景,只赋予个人自由以工具价值。但对于现代信用关系来说,个人自由具有内在价值,它是契约自由原则得以成立的前提。近代契约自由原则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近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一般意识形态等等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成的结果。就诚信道德而言,从来就有功利主义与义务论之争。功利主义认为人在本质上不会讲诚信,因而诚信只具有工具价值,义务论则坚持道德本体论,认为诚信是人的内在品格。但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理解诚信道德,制度约束都是绝对必要的。就信任而言,信任包含着一种利他的信念,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综合。信任有助于现代信用关系,但完全信任未必是好事。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制度信任是最为关键的。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道德和信任反映的是人的社会性的一个方面,要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还需要引进社会资本概念,并从人的社会性方面重新界定。社会资本是一种特殊的共同资源,因而必须以强有力的制度来保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由于政府承担着多种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管理职能,政府信用就成为现代信用的基础。根据社会契约论,现代政府是与社会分离的公共权力机构,而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就是公共权力的政治委托代理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更大的风险,从而产生了政府信用问题。结合公共选择理论来分析,政府失信就是政府失灵,包括政府行为失灵、政府机制失灵和政治法律失灵,而导致政府失信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目标与人民大众的目标不一致,政府的能力有限,民主政治制度存在着缺陷。因此,可以从减少政府职能和完善民主制度两方面着手解决政府失信问题。从完善民主政治制度方面看,形成公民社会——政治国家二元结构是解决政府失信问题的前提,而政府自身的权力制衡和社会中间性组织对政府的权力制约是基本对策。从文明的高度看,肇始于古希腊罗马,并在近代欧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契约文明是现代信用社会的一般文明基础。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农业生产、宗法制度和儒家礼教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的典型的身份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不可能产生出契约文明。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信用缺失表现在各个方面,而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要建立现代信用社会,就要使中国社会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化,建立“社会—政府”二元结构,实现文明的转型,而这个过程是长期的、艰难的、复杂的。本文在理论和观点上的可能创新之处主要有:(一)把现代信用关系归结为产权关系,进而归结为契约关系,从而把现代信用与传统信用区别开来。(二)尝试性地在现代经济学中引入和确立社会资本概念,从而可以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诚信道德、信任等非理性变量。(叁)重新界定了政府信用概念,并对政治委托代理关系及中间性组织与政府信用的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剖析。(四)从文明的高度来理解信用问题,从而揭示解决中国社会信用缺失问题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
严海波[10]2006年在《交易、制度与信用》文中提出目前,我国正进行着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变革的过程也是规则和秩序更替、权力和利益重新整合的过程。在此背景下,信用缺失成为我国目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信用问题存在于商品生产、流通、消费以及金融财税、劳动用工、中介服务、工程建设、医疗卫生、司法行政等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成为困扰微观经济运行效率和社会公平公正的重要因素,给社会的伦理道德与和谐稳定造成了一定危害。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遇到的社会信用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六大提出“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党的十六届叁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重点论述了社会信用的问题:“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2006年3月,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纲要进一步提出社会信用建设的着力点:“以完善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点,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健全失信惩戒制度。”在这种形势下,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社会信用问题。从普通老百姓到政府官员、从新闻媒体到人大代表都以各种形式关心社会信用问题。学术界做了大量研究,从各种角度分析失信的原因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信用体系,有关部门也对信用体系建设进行了总体规划和试点工作。但是,在对信用问题的普遍关注背后却是相关基础理论研究的不足。因此,全面、深入研究信用问题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任务。我国信用体系的建设不仅需要依靠感性的经验认识,而且迫切需要深入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通过对信用问题的研究,必将为我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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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轨时期我国企业信用体系研究[D]. 林健. 暨南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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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融效率论——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理论与实践[D]. 王振山. 东北财经大学. 1999
[5]. 市场主体信用关系理论与实证研究[D]. 林江鹏. 西南农业大学. 2003
[6]. 政府信用理论与我国信用政府的建设[D]. 唐雪漫.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7]. 虚拟资本与资本市场[D]. 谢永添. 厦门大学. 2004
[8]. 我国农村社会信用理念的生成及其法律保障[D]. 刘建勋. 山东大学. 2010
[9]. 信用、契约与文明[D]. 刘益. 西南财经大学. 2007
[10]. 交易、制度与信用[D]. 严海波. 西南财经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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