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扩张与16世纪欧洲国际均势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斯曼论文,均势论文,欧洲论文,世纪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均势是近代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它在16世纪的发展与演变，是探讨与理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起源的重要内容与前提之一。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其进行了相对深入的研究。① 但依笔者看来，这些研究尚存在一些薄弱和值得商榷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诸端：其一，时间维度上，主要关注意大利战争时期或宗教改革时期的国际体系与国际均势，对16世纪下半叶的国际均势论述较少；其二，空间维度上，多数学者把视阈局限在基督教欧洲的范围之内，很少关注域外国家对欧洲国际均势的影响；其三，理论方法方面，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出发，主要着眼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特征的来源，较少关注16世纪国际均势演变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其四，因前述诸端，致使观点尚欠周详和充实。
笔者之所以对目前国内学界的研究持上述看法，主要基于其与16世纪欧洲国际均势的真实演变历程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然而两种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有利于我们缩小这种差异，从而更全面、真实地认知这一历史过程。一是英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巴里·布赞等人所提倡、我国学者刘德斌等人积极引介的“英国学派理论”，该理论把国际关系学理论与世界历史结合起来，扩大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时空范围；② 二是美国学者维克多·李·伯克的“文明斗争冲突模式”理论，他把文明冲突理论引入欧洲史研究，突出了影响欧洲国际关系演变因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③ 用这两种理论方法和文明史的时空结构进行分析表明，16世纪欧洲国际均势的整个演变过程受到外部力量——奥斯曼扩张的重大影响。
一、16世纪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扩张
当基督徒在大西洋上进行探索性航行和扩张的时候，他们的东部边疆正在遭受奥斯曼穆斯林的进攻。早在14世纪中期，奥斯曼人就已经开始在欧洲扩张。1453年攻占了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此后，他们在两个方向上继续扩张。在陆地上，于1483年左右控制了黑塞哥维那和绝大部分波斯尼亚，此后又征服了阿克尔曼、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同匈牙利进行了三年（1492－1495年）战争。在地中海上，他们夺取了开俄斯、里姆诺斯等爱琴海诸岛。经过同威尼斯的两次战争（1463－1478年和1499－1503年），他们夺取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麦托尼和科罗尼等地，并击败威尼斯舰队，掌握了东地中海的霸权。同威尼斯的战争结束以后，奥斯曼帝国同基督教世界保持了十多年的相对和平。“但一旦［奥斯曼人］开始进攻，就不会停止”，④ 苏丹苏莱曼（1520－1566年）在位时，奥斯曼人在中欧和地中海两个方向上对基督徒领土展开了疯狂进攻，控制了大片领土和海域。在中欧，奥斯曼军队于1521年攻占贝尔格莱德，“打开了那扇野蛮人通过它进入欧洲大陆蹂躏匈牙利的大门”；⑤ 1526年在莫哈奇之战中粉碎了匈牙利军队并杀死其国王（皇帝查理五世的妹夫），1529年推进到维也纳城下，后因补给困难、敌方援兵到来和冬季来临而后撤。⑥ 1532年奥斯曼人试图再次进攻奥地利，但遇到基督徒军队的顽强抵抗，不得不在冬季来临前后撤。尽管这两次撤退表明奥斯曼帝国在中欧的扩张达到了当时技术、运输和地理上的极限，但奥斯曼人后来于1537年、1541年、1543年、1551年、1552年和1566年仍在中欧发动了多次大规模进攻，并在大部分匈牙利及其邻近地区确立了直接统治权；16世纪末17世纪初还同奥地利进行了长达十三年的匈牙利战争（1593－1606）。这些进攻和威胁，不仅使奥斯曼人控制了基督教文明的大片土地，而且使奥地利为了保住自己的领土多次向西方求助，⑦ 并向奥斯曼苏丹纳贡称臣。⑧
在地中海地区，奥斯曼人向西推进自己的边疆：首先，奥斯曼帝国依靠强大的海军征服了许多基督徒的土地。通过攻占伊斯坦布尔和亚历山大之间的罗得岛（1522年），⑨ 奥斯曼人拔除了伸向帝国心脏的基督徒尖刀。1538年9月，奥斯曼舰队在普拉维扎海战中击败基督徒舰队，从此控制了中地中海霸权达三分之一世纪之久；1538年迫使摩尔达维亚沦为属国；1540年从威尼斯手中取得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摩利亚和莫南瓦西亚；1566年从热那亚手中夺得开俄斯岛，从威尼斯手中获得纳克索斯；1571年攻取了威尼斯的塞浦路斯岛。其次，苏丹利用北非的海盗集团，在西班牙东海岸、撒丁、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沿岸洗劫村镇，破坏基督徒的海上交通。16世纪最著名的劫掠者是海尔·阿德·丁（又名巴巴罗萨）。他于1529年占领阿尔及尔，1533年作为苏丹的海军将领袭扰基督徒的商船和市镇。1534年，突袭了意大利南部，撤退中征服了突尼斯（但由于1535年查理五世的围攻而丢掉了这个地方）。再次，北非海盗同奥斯曼海军相配合，在北非扩张领土，驱赶西班牙势力。1529年，巴巴罗萨拔掉了阿尔及尔城外西班牙人的佩尼翁（penon）要塞。此后，奥斯曼人还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了的黎波里（1551年）和贝贾亚城（1555年），从1553年开始有效地控制原属西班牙人的保护国——特雷姆森（Tlemcen），从1574年开始长期控制原来西班牙人保护的突尼斯。这样，奥斯曼帝国取得了北非长期争夺战的胜利，在西地中海的南岸“获取一个网状结构的港口系统，以此来控制从直布罗陀到的黎波里的整个北非海岸”。⑩ 之后，西班牙把主要精力转向大西洋和西北欧，而奥斯曼则把注意力转移出了地中海，双方在1581年签订了停战协议。“利益的分散暂时把巴尔干和地中海剧场转移出历史的主流”。(11)
整个16世纪，在中欧和地中海两个战场，对于奥斯曼人的不断扩张，基督徒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和一些反攻。例如1529年的维也纳保卫战和1565年的马耳他保卫战，成功地使奥斯曼人撤退；(12) 1535年进攻突尼斯和1571年令所有基督徒感到兴奋的勒班陀海战(13)，是基督徒积极反攻并取得成功的战例。它们证明了奥斯曼人扩张的极限和两个战场上双方力量的相对均衡。但是，奥斯曼人在这个世纪中攻占了大片土地。在基督教世界东部和整个南部，奥斯曼帝国犹如一面弧形之墙压向基督徒，包围了基督教世界，以其强大的战斗力缩小着基督教文明的生存空间。在这一弧形之墙所包围的地区，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各国、西班牙等都同奥斯曼人发生长期而反复的冲突，发生着频繁的军事—政治互动。
二、欧洲国际均势的丧失和法国—奥斯曼同盟的建立
正当奥斯曼人开始与欧洲诸多基督教国家发生频繁的军事—政治互动之时，欧洲的国际均势正因基督教国家间纷繁复杂的国际冲突而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基督教文明内战与外战的结合开始影响欧洲国际均势的发展演变。欧洲国际均势是在意大利的城邦体系中产生，后随着1494年法军入侵意大利而在更广阔的欧洲范围内运作的。“在中世纪末，欧洲在政治上仍然支离破碎，国际政治体系的特征是结构和功能高度的分化”。(14) 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到15世纪后期，意大利半岛上出现了米兰公国、威尼斯、教皇国、那不勒斯王国和佛罗伦萨等力量大致相当且相互牵制的五个城市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和生存，它们对国际事务作纯客观的处理，“政府间用互派大使的方式保持经常性的外交联系”，(15) 使相互交往持续化、正规化，极大地提高了政治单位间彼此沟通的能力。(16) 同时，相互提防和牵制使得它们都“虽然无力统一意大利，却有足够的力量阻止别人去统一它”，(17)从而发展出一种国际均势。然而，1494年法国的入侵打破了这种均势。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等西欧国家很快也卷入意大利战争，使战争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大大增加。同时，政府间互派大使的“实践开始扩展到意大利之外更多的国家，直到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神圣罗马帝国在6个异国维持常驻代表”。(18)这些国家通过彼此的军事—外交互动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对于国际体系来说，“理解变化的关键在于单位的转换和互动能力的转换”。(19) 因此，“一个欧洲体系代替了意大利体系”，(20)“意大利的大国政治转变为一个更为广阔的竞技场”。(21) 在这个竞技场中，国际均势的主角已经不再是五个城邦国家，而是法国和西班牙，它们形成两极对抗。英国和像教皇国这样的意大利城邦国家成为这个均势中的次等国家，通过在关键时刻转移它们的力量帮助弱势一方来维护均势。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威尼斯、米兰和罗马教皇因畏惧于法国对那不勒斯的占领和暴行，于1495年组成“威尼斯同盟”，与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联合打败法军，维持了西欧均势。在接下来的20多年间，欧洲充斥着这些次等强国在法国和西班牙这两极之间选择盟友的政治游戏。
然而，从1519年开始，这个两极均势开始失去平衡。首先，法国在地缘政治上凸显劣势。1519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改称查理五世］，成为西班牙、德意志、尼德兰、勃艮第、奥地利、西西里、那不勒斯和新世界的统治者，对法国形成包围之势。此时，“在他们［法国国王们］看来，查理五世的产业包围了法兰西国家”。(22) 其次，法国外交方面的劣势也日益显现。查理五世于1521年同教皇利奥十世签订秘密条约，同年和第二年两次与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亲自会谈并签订协议，使他们倒向自己一边。查理因此构建了围困法国的外交体系，加强了他本来已经强有力的地位。而法国由于没有处理好同热那亚的关系，使得原本与其结盟并可使其控制西地中海的安德里亚·多里亚（Andrea Doria）和他强大的热那亚舰队投向查理五世。最后，军事上的失败更是致命。1522年4月，法军在比科卡之战中败于西班牙军队；1525年，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在帕维亚战败被俘，并被查理囚禁。两极均势已开始失衡，即使1526年法兰西斯获释后，得到教皇国、米兰、威尼斯、热那亚及佛罗伦萨的帮助，也以失败告终（查理五世的军队1527年攻陷罗马和1529年在兰德里阿诺击败法军）。
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的法国，急切希望找到能够与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对抗的强大军事力量，而当时正在中欧和地中海地区扩张的奥斯曼帝国使法国国王看到了希望。当1525年法兰西斯战败被囚之时，他就急切地派遣使节向苏丹求助。法国的使者简·富兰志潘尼（Jean Frangipani）向苏丹说明法国的困境，希望得到救援，否则查理五世将变为“世界的统治者”。(23) 苏丹安慰法王说“要鼓起勇气，不要灰心”。(24) 1526年的莫哈奇战役就可看做是苏丹在行动上的答复。这样，“两个国家，一个基督教的，另一个是穆斯林的，它们之间长期合作的基础打下了……”(25) 当法国及其盟友在1526－1529年间再次失败的时候，法国迫切需要恢复两极均势。因此，法兰西斯又多次派遣使者同苏丹谈判，渴望建立经常性的外交联系和进行密切的军事、经济合作。同时，“奥斯曼人也认为法国盟友是防止由一个国家支配欧洲的工具”，(26) 所以愿意借机在基督教君主之间挑拨离间。1536年2月，(27) 两国终于达成了正式协定——《奥斯曼帝国和法国友好与商业条约》。(28) 招致众多基督徒谴责(29) 的法国—奥斯曼同盟（简称法奥同盟）正式建立。两国在军事合作和协同作战方面也达成共识，以共同对抗查理五世的帝国。这样，文明间战争和基督教世界内部冲突结合在一起，强烈地冲击着正在形成中的欧洲近代国际体系和国际均势。
三、奥斯曼扩张和法奥同盟对欧洲国际均势的影响
奥斯曼扩张通过法奥同盟与基督教世界内部的国际冲突联系在一起，进而改变着处于变动之中的欧洲国际均势。
首先，奥斯曼扩张与法奥同盟有利于法国—西班牙两极均势的恢复。法奥同盟把基督教文明的内战和外战联系在一起，使查理五世的帝国腹背受敌，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法国的劣势。一方面，奥斯曼扩张以外战的方式，在西地中海—意大利—匈牙利一线牵制了查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只要土耳其人骄横地站在匈牙利，相距维也纳150英里，哈布斯堡的军队就不能减少”。(30) 如1552年，查理帝国同法国、奥斯曼帝国和新教力量作战的14万8千军队中，(31) 有一半左右受到奥斯曼人的牵制。奥斯曼军队在地中海和北非的威胁，增加了查理帝国的防御困难，也使查理只能将十分有限的力量用于同法国对抗，减轻了法国的压力。另一方面，法奥两国共同与查理帝国作战，使其腹背受敌。1536年春法国侵袭萨伏依和都灵公国时，就希望苏丹能在地中海配合作战。“法国的坚持使苏莱曼相信，只有在意大利进攻查理五世，他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法国将侵入北意大利，而奥斯曼从南方攻入”。(32) 苏丹应约率军来到阿尔巴尼亚海岸并在意大利的奥特朗托附近登陆，引起意大利的极大恐慌。1538年，在一支法国舰队的协助下，(33) 奥斯曼舰队在普雷维扎海战中战胜查理的舰队。(34) 1543年两国再次配合作战，一支法国炮兵部队加入苏丹侵入匈牙利的大军；(35) 在海上，联合舰队洗劫了勒佐和尼斯，并攻击了加泰罗尼亚海岸；(36) 奥斯曼海军还在法国的土伦港过冬。1551年，法奥两国军队同时进攻查理帝国，法军攻入德意志西部；法国舰队参与了奥斯曼人围攻的黎波里的行动；苏丹军队进攻特兰西法尼亚。(37) 1552年，两国继续同查理五世的军队作战并取得胜利。(38)
奥斯曼扩张对查理五世帝国的打击和牵制(39) 有效地支援了法国在西欧的作战，结果之一是维持了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两极均势。这种均势的表现是两国都因战争耗资巨大而在1557年财政破产，并于1559年签订了《卡托—康布雷西和约》，该和约结束了法国与西班牙长达65年的意大利战争，尽管西班牙控制了大半个意大利，但法国也控制了洛林的图勒、梅斯、凡尔登3个主教区，在意大利保留了都灵、基耶里、皮内罗洛、基瓦索、阿斯蒂5个要塞，确认了法、西争霸的均势。布罗代尔评论说：“毫无疑问，财源枯竭迫使敌对双方缔结和约。其次，事实证明，任何一方都无法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用武力解决问题。”(40)
其次，奥斯曼扩张有利于英、荷的崛起和16世纪末欧洲国际均势的恢复。意大利战争结束后，法国因经济、政治和宗教问题而陷入危机，无法继续同西班牙争霸，后者的霸权地位显著上升。从新世界输入的贵金属的不断增多更加强了西班牙的霸权地位，(41) 基督教世界内没有国家能够与之抗衡。菲利普二世在整个欧洲实行复兴天主教打击新教的政策，干涉各国内政，似乎尼德兰和法国的新教将被扑灭，英格兰新教女王的地位也岌岌可危。此时的欧洲国际体系表现为一国（西班牙）独霸，国际均势的天平严重失衡。正当西欧各国面临被西班牙统治的危险情况下，英格兰与荷兰尚未足够强大到能与西班牙对抗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再次发挥了国际均势平衡器的作用。
16世纪60和70年代，奥斯曼帝国通过文明间冲突保证了基督教文明内部国际均势的平衡。它在地中海地区同西班牙作战，牵制和打击着菲利普的力量，使他无暇他顾。奥斯曼人对奥兰（1563年）、马耳他岛（1565年）、亚得里亚海沿岸（1566年）和塞浦路斯（1570－1571年）的大规模进攻都迫使西班牙军队进行支援。这些大战和无数次的小战及可能爆发的战争使西班牙常常处于高度紧张的防御状态。西班牙人也曾试图进行反攻，如1560年的杰尔巴岛远征、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1572年对摩里亚的远征和1573年的突尼斯远征等。但所有这些战争都极大地消耗了西班牙的国力，并使其损失惨重。例如，奥斯曼军队在杰尔巴岛战役中消灭了近万西班牙军队和几十艘帆桨战船；在勒班陀海战中也使西班牙和意大利伤亡2万多人；(42) 1574年消灭了前一年攻占突尼斯的近8千西班牙军队。奥斯曼扩张还耗费了菲利普二世的大量金钱。为了抗击奥斯曼人，西班牙不仅消耗了每年从教皇那里得到的42万杜卡特，而且在国王收入从1556年到1573年增长了一倍、达到1000多万杜卡特(43) 的情况下，国家债务到1575年也达到了5000万杜卡特，政府本身也在走向它的第三次破产（1575年）。(44) 1566年开始的尼德兰人的反叛更使西班牙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45)
奥斯曼在地中海对西班牙的牵制为英国和荷兰的崛起和该世纪最后二十年欧洲均势的恢复提供了条件。在此期间，西北欧的尼德兰可以更好地反抗西班牙的统治；英格兰把自己在尼德兰的贸易转移和扩大到北海、波罗的海、法国和地中海地区等广大范围，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得以发展壮大，减少了对西班牙的依赖，保证了国王的收入，为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提供了重要前提。(46) 英国的发展壮大，使其能从1585年开始派兵支援尼德兰革命，1588年组织力量并在风暴的帮助下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1589－1595年援助法国国王同西班牙人作战。这些战争使菲利普的财政很快消耗殆尽，1596年陷入第四次破产，两年后同法国停战。菲利普去世的时候，债务已经高达8500万杜卡特，(47) 不得不在1604年同英格兰停战。1607年再次破产，两年后同荷兰休战。这些停战协定和西班牙的失败标志其霸权的衰落和欧洲国际均势的恢复。
最后，奥斯曼扩张促进了16世纪欧洲国际均势从两极对抗向多元均势的转变。16世纪前期的奥斯曼扩张在客观上促进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分裂。奥斯曼对哈布斯堡家族传统领地奥地利的威胁把查理五世的弟弟费迪南大公锁定在东部边疆的防御战车上，使其全身心地投入抵抗穆斯林入侵的事业。1526年他继承了前匈牙利国王路易的王位并承担起捍卫基督教世界东部边疆重任的时候，他发现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抵御奥斯曼人的进攻。他不得不采取务实的政策，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边防，(49) 另一方面向德意志新教诸侯求助，以捍卫家族产业。(50) 到16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当同查理讨论家族遗产和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继承的时候，他更关心奥地利和德意志，关心家族在中欧的事业，最终同更关心西班牙的查理发生矛盾，直至决裂并分割了帝国（1556年）。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奥斯曼帝国在中欧和地中海地区两个方向的扩张使得查理和费迪南面临不同的责任，加剧了两兄弟间的分歧与矛盾，促使哈布斯堡帝国分裂为奥地利和西班牙两部分。“如果说此后奥地利和西班牙的两个支系密切相关，那么，其情形恰如历史学家马玛泰所言：从此，犹如帝国纹章上的黑色双头鹰，哈布斯堡拥有两个头，一个在维也纳，一个在马德里：一个窥视东方，一个窥视西方。”(51) 这样，奥斯曼扩张和法奥同盟加速了查理五世帝国的解体，使16世纪前期以法国—西班牙对抗为主的两极均势向多元转变。
16世纪60、70年代奥斯曼帝国同西班牙的战争维持了当时基督教世界一超多强的局面，并在客观上为英格兰崛起并进而在16世纪80年代开始担任起平衡西班牙帝国的重任提供了机遇。到16世纪末，法国结束内战并恢复强国地位，荷兰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也出现在欧洲政治舞台，西班牙的强国地位被削弱。这样，欧洲国际体系向多元均势方向发展，这种多元均势在三十年战争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得到法理上的肯定。所以，奥斯曼扩张在欧洲国际体系从两极对抗向多元均势转变方面，其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第一，16世纪欧洲国际均势和国际体系的演变贯穿于整个世纪，其在该世纪后半叶的发展值得关注；第二，奥斯曼帝国通过直接的文明冲突和与法国这个基督教国家结盟两种方式，强烈地影响欧洲的国际冲突与国际均势；第三，奥斯曼扩张同基督教文明内部的国际冲突相互作用，共同推动欧洲国际均势的发展演变；第四，16世纪欧洲国际均势和国际体系演变的动因是多样的，过程是曲折的，影响因素是多重的。总之，“仅仅局限于一种特定的政治体系中，是无法对一个社会做出解释的”；(52) 16世纪欧洲国际均势的发展演变，并非仅仅是西欧国家自身发展与冲突的结果。
收稿日期：2010－01－19
注释：
① 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如计秋枫：《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建立与演变》，《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漫漫长路：近代国际体系的萌芽与确立》，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周桂银：《意大利战争与欧洲国家体系的初步形成》，《史学月刊》，2002年第11期；何新华：《欧洲近代国际体系的兴起与古典世界政治秩序的终结》，《暨南学报》，2004年第1期；张嵩：《欧洲的宗教改革与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起源》，《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2期；刘鸣、顾永兴：《近代国际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世界经济和其他要素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10期；蒲利民：《奥斯曼帝国战争与欧洲近代国际体系的形成》，《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时殷弘：《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从体系与单位双重视野出发的论述》，《史学月刊》，2007年第7期等等。
② 有关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可参见刘德斌：《巴里·布赞与英国学派》，《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2期；刘德斌、任东波：《世界历史的视野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建——来自巴里·布赞的挑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刘德斌、张乃和、许兆昌和杨军合撰：《布赞和利特尔〈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笔谈》，《史学集刊》，2004年第2期；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英国学派与国际关系理论》，《史学集刊》，2005年第4期；唐小松：《英国学派的发展、贡献和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7期；梁军：《试析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英国学派》，《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英］巴里·布赞、刘德斌：《探求“英国学派”及国际社会——巴里·布赞与刘德斌对话》（《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03月11日［第70期］第4版）等等。
③ 参见王晋新：《别一种的解说——评〈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新史学》，河南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美］维克多·李·伯克著，王晋新译：《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④ Thomas F.Arnold,“War in Sixteenth- Century Europe:Revolution and Renaissance”,in Jeremy Black,ed.,European Warfare,1453-1815,Houn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 and London,New York,1999,p.30.
⑤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吴模信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14页。
⑥ Richard Knolles,The Generalle Historie of the Turkes,London:Printed by Adam Islip,1603,p.614.
⑦ 奥地利的费迪南多次向德意志人求助，参见拙文：《奥斯曼威胁与德意志新教改革》，《历史教学》，2009年第10期，第76－80页。1595年奥地利人再次向西欧君主求救，消息传到英格兰，见Anon,Nevves from Rome,Venice,and Vienna,Touching the Present Proceedinges of the Turkes against the Christians in Austria,Hungarie,and Heluetia,otherwise called Seuenbergh,London:By Iohn Danter,1595,pp.15-20.
⑧ Paul H.Coles,The Ottoman Impact on Europe,London:Thomas & Hudson,1968,p.86,87; Geoffrey Woodward,“The Ottomans in Europe”,History Review,Mar.2001,Issue 39,p.41.
⑨ Martin Sicker,The Islamic World in Ascendancy:From the Arab Conquests to the Siege of Vienna,London:Praeger Publishers,2000,p.202.
⑩ ［美］维克多·李·伯克：《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第139页。
(11) Paul H.Coles,The Ottoman Impact on Europe,p.77.
(12) 这次保卫战胜利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英格兰，基督徒们欢庆胜利，缅怀死难者。Anon,[C]enayn and tru good nues,fro[m]the syege of the isle Malta,Gaunt:[G.Manilius],1565.
(13) 此次海战的胜利很快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传播开来，即使在英格兰这个遥远的地方也鼓舞人心。见Fleuri Preuost,Letters sent from Venice.Anno.1571,London:By Henrie Bynneman,1571。
(14) ［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刘德斌主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页。
(15) E.Harris Harbison,The Age of Reformation,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5,p.29.
(16) ［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第186页。
(17) ［苏］波将金等编，史源译：《外交史》第一卷上，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51页。
(18) E.Harris Harbison,The Age of Reformation,p.29.
(19) 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第191页。
(20) Eugene F.Rice,J.R.,The Foundations of Early Modem Europe,1460-1559,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1970,p.117.
(21) Garrett Mattingly,Renaissance Diplomacy,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Inc.,1988,p.124.
(22) ［美］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1页。
(23) Halil Inalcik,The Ottoman Empire: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Inc.,1973,p.35.
(24) 朱寰主编：《世界上古中古史参考资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326页。
(25) De Lamar Jensen,“The Ottoman Turks in Sixteenth Century French Diplomacy”,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Vol.16,No.4.(Winter,1985):453.
(26) Halil Inalcik,The Ottoman Empire: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p.35.
(27) 尽管在Charrière's Négociations/Levant,I:283－84和Test's Recueil des traités,I:15中描述的该条约的日期是1535年2月，但这意味着是1536年。因为在当时的法国，新年直到复活节才开始。La 
在1535年4月还没有离开马赛前往东方。参见Journal manuscript d'Honoré de Valbelle,397－98,cited in V.－L Bourrilly,“Antonio Rincon et la politique orientale de Francois Ier,1522－1541”,Revue historique 113(1913):64－83,268－308:281－82。见De Lamar Jensen,“The Ottoman Turks in Sixteenth Century French Diplomacy”,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Vol.16,No.4.(Winter,1985):455。
(28) 该条约内容分经济、军事、司法、宗教等几个方面，其中条约第三条款规定了法国在奥斯曼土耳其所享有的“治外法权”。详见朱寰主编：《世界上古中古史参考资料》，第326－327页；J.C.Hurewitz ed.,Diplomacy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A Documentary Record:1535－1914,Volume I,New York:D.Van Nostrand Company,INC.,1956,pp.1－5.
(29) 亨利八世在1543年6月22日发表的对法作战宣言中，再一次谴责法国国王忽略了作为国王必需承担的真正责任——这些责任中最主要的是维持反对奥斯曼人的十字军，进而声称他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基督教君主”。见Henry VIII,For as moche as by credyble meanes it hath bene declared to the kynges maiestie,that the frenche kynge,London:Tho.Berthelet regis impressit.Cum
priuilegio ad imprimendum solum,1543,p.1。
(30)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46页。
(31) Geoffrey Parker,The Military Revolution,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1500-1800,2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63.
(32) Halil Inalcik,The Ottoman Empire: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p.36.
(33) Halil Inalcik,The Ottoman Empire: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p.36.
(34) Stephen Turnbull,The Ottoman Empire 1326-1699,New York:Osprey Publishing Ltd.,2003,p.52.
(35) Halil Inalcik,The Ottoman Empire: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p.37; Daniel Goffman,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11.
(36) Panl H.Coles,The Ottoman Impact on Europe,London:Thomas & Hudson,1968,p.95.
(37) Daniel Goffman,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p.103.
(38) 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卷），第448－449页。
(39) John Lynch,Spain under the Habsburgs,Vol.1:Empire and Absolutism,1516-1598,Oxford:Basil Blackwell,1964,pp.85-86.
(40) 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卷），第477页。
(41) 参见Earl J.Hamilton,“Imports of American Gold and Silver Into Spain,1503-1660”,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43,No.3 (May,1929):464 ; John H.Munro,“The Monetary Origins of the ‘Price Revolution’:South German Silver Mining,Merchant Banking,and Venetian Commerce,1470-1540”,in Dennis Owen Flynn,Arturo Giráldez,Richard Van Glahn,eds.,Global Connections and Monetary History,1470-1800,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ing limited,2003,p.4.
(42) 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卷），第743页。
(43) 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卷），第775页。
(44) Charles Wilson and Geoffrey Parker,eds.,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500-1800,Vol.1,London:Methuen,1980,p.49.
(45) James Conklin,“The Theory of Sovereign Debt and Spain Under Philip II”,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6,No.3(Jun.,1998):503.
(46) 参见夏继果《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外交政策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一书的第六章。
(47) Charles Wilson and Geoffrey Parker,eds.,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500-1800,Vol.1,p.49.
(48) Paul H.Coles,The Ottoman Impact on Europe,p.103.
(49) Stephen A.Fischer- Galati,Ottoman Imperialism and German Protestanti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p.16,20,21.
(50)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35页。
(51) 维克多·李·伯克：《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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