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计委专家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计委论文,财政政策论文,专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扩大内需需要注意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套
武士国
1998年，国民经济实现7.8%的增长率， 特别是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又保持8.3%的增幅， 表明去年下半年政府出台的各项扩大内需政策已见成效。这一点很清楚。但目前仍不明确的是，这次启动经济的政策力度不小，措施不少。然而，各项政策的实际效力仍未充分释放出来，如启动内需主要以政府投资，或者说通过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和生产性投资为主，而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长仍乏力，物价水平持续负增，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特别是以消费为主的最终需求仍未出现明显扩张。因此，有必要从调控政策目标与手段及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套角度加以分析。
一、今年的财政扩张政策要以促进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长为最终目标
去年实施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着力点，主要是扩张基础设施投资，或者说重点在生产领域，目标是通过扩张生产性公共设施投资来带动当时业已出现的投资和经济增长疲软态势。它对于拉动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一季度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由于重大项目建设具有滚动投资的特点，对于若干领域的财政货币政策支持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去年的财政扩张政策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按照投资的经济类型看，增长快的部门主要是国有经济，去年增长达19.6%；集体经济却负增3.5%；城乡居民个人投资增长仅6.1%。说明去年政府动用财政资金启动的是国有经济，却未明显促进或刺激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而按照目前全社会产值增长的构成格局看， 国有经济产值大体占全社会产值的25%左右，非国有经济则达75%。这种投资与产值的明显不对称，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认清政府动用投资只是启动了国有经济的短期增长，初步实现了扩张内需的阶段目标；二是需要今后采取有效的政策导向和必要的措施，真正促进或推动非国有经济投资。否则，仅靠政府独家投资，其他类型经济投资裹足不前，再好的财政政策也难以为继。
二、启动内需政策的着力点要落在启动最终需求上
投资政策是扩大内需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一轮投资中，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长缓慢也有其他内外原因。在过去存在供需缺口的情况下，扩张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往往能在较短时期内起到拉动经济的效果。因为这些部门的供给长期处于短缺，缓解缺口自然会支持其他部门的增长。此外，在投融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国有经济普遍存在软约束的格局下，几乎所有企业都存在多争投资的欲望。政府放松投资的信号稍有显露，投资往往会很快跟进，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更为直接。但这次扩张政策面临的大背景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买方市场的出现意味着全社会供需总量缺口发生逆转，尽管也存在着某些产品的结构性供给不足，但毕竟是大多数资源要素供给（包括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大为改观。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1979年起，支撑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排序首先是消费。因为，消费需求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在绝大多数年份里明显高于投资，在最近6年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此外， 投资需求虽然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需求层次划分，它只是中间需求（尽管投资需求中约有40%左右可以转化为消费），毕竟不是最终需求。最终需求的实现主要体现在全社会商品消费的增长。去年以来的扩张政策一是靠政府投资，二是以生产性为主，说明启动经济的传动链条偏短，带动作用有限。加上本轮投资手段主要靠财政支持，政策成本不会太低。根据支撑增长的构成格局看，启动经济的着力点要放在启动最终消费需求上。启动最终消费需求并非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悖，而是要疏通扩大内需的最终环节。实现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因此，需要各项政策目标与手段相互配合。
三、扩大最终消费需求要采取配套政策
去年实行的货币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起了积极作用。无论从贷款规模调节、货币供应量增长和利息多次下调等手段看，都体现了该政策适度松动的特征。如果从经验数据判断，目前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并不算低，1997、1998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分别比上年增长73%和153 %，到今年一季度末，仍为17.8%。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达87825.6亿元，增长5.7%，增幅比去年底略高。 参照同期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状况，说明这一中介指标与央行提出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致的。但目前居民储蓄倾向日趋强烈，到三月末， 城乡居民存款余额总计57815亿元，一季度累计增加4446亿元，信用回笼依然起着重要作用，使货币适度松动政策失去正效应。无论是存在流动性陷阱原因，还是流动性约束条件，它毕竟反映了居民消费疲软的实际状况。在确保贷款质量和促进经济增长问题上，银行陷入了一种两难选择，加上物价持续走低，仅仅靠分析货币中介指标的高低，已很难回答现实问题。相比之下，调节居民储蓄行为的手段多种多样，其中利率调节是一种选择，至少物价持续十几个月负增长，再如，近两年利率下调的同时，股票市场收益率也未见好转。今年三月发行的凭证式国债，出现了排队抢购。说明居民对国债保值储蓄的愿望仍很强烈。从经济学角度讲，假定收入条件不变，居民边际储蓄倾向是关系到宏观投资和消费政策的关键。而影响边际储蓄倾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公众对利率等手段的行为反应。因此，近两年，有些政策微调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回落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同时发生的状况下，更助长并强化了这种少消费、多存钱的预期。
财政扩张政策在已启动的情况下，需要延续一段时间。因为有相当一部分投资尚未形成供给能力，需要一个投资周期。此外，财政支出政策需要作相应调整。总的来说，从1993年起，基本实行的是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尤其是支出政策方针相对从紧。今后在确保必要的生产性投资支出前提下，可以调节支出管理，以刺激消费、提高收入及增强与其他政策措施的协调。今年的财政政策在延续去年积极扩张的基础上，更需要确保经济的有效增长，防止项目决策缺少充分科学论证而仓促上马，留下后患的现象发生。同时需要尝试借助资本市场来和货币政策进行配合。
四、其他与启动最终需求相关政策的配套
在启动内需的过程中，还需要把握好其他各项政策措施的协调配套。由于受到内外负面因素的制约，有些政策作用尚不明显或相互抵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政策出台时机重叠或政策设计不充分，造成效应相互抵消。例如，在鼓励消费并适时数次降低存贷款利率的同时，不得不出台住房体制改革、中高等教育收费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下调利率的同时，其他促进住宅、汽车和农民减负等消费政策的配套措施远未跟进。再如，解决小企业、民营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不够，特别是对构建小企业的信贷支持体系缺乏有效措施。
综上所述，这次扩大内需的政策着力点要落在启动最终需求上，消费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消费需求不足除了受居民收入水平低和传统消费模式影响之外，增强居民消费预期和信心及发展多种形式的消费信贷也是财政货币政策以及其他相关政策优先考虑的重大因素，要改变靠政府财政独家投资、过分偏重于国有经济而忽视居民消费和非国有经济的倾向。这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比投资更重要的问题。这样才能使各项发展政策与改革政策有机结合，发挥政策的最佳效应。
国债的发债潜力及相关财政政策建议
韩凤芹
世纪之交我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机遇，一方面宏观经济发展中积累了各种矛盾，在遇到国际经济环境不利局面的情形下，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使得矛盾直接反映到财政上来，尤其是中央财政。另一方面，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转型期的财政主要是以税收收入为主的经常性财政收入很难有较大的增长，此时运用债务收入政策就成为形势的必需要求，而债务政策的潜力也就自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
1994年以来，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基本上按照“国债发行额＝财政赤字+还本付息额”的公式确定，这也就是说，当前我国的国债发行基本上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和偿还旧债，整个“九五”计划是将赤字规模每年减少100亿。由于国内外各种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1998 年我们已决定增发国债1080亿元，这样1998年中央财政共发行国债3891亿元，除转贷给地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580亿元以外，中央财政债务收入3311 亿元，其中用于偿还国内外债务本息2351亿元，用于弥补当年赤字960 亿元。应该承认，在特殊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增发国债这样的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与此同时也增加了财政的债务负担。从我国的债务负担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看，1998年债务负担率已接近10 %（如果考虑2700亿元补充商业银行资本金的特别国债，债务负担率已达13%），从债务依存度看，1998年中央财政依存度为60.5%，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再从1999年制定的预算看，由于继续实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财政预算赤字预算数为1503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加543亿元。 考虑到1999年中央财政到期需归还的国内外债务本息为1912亿元，加上弥补当年财政赤字1503亿元，国内外债券发行额为3415亿元，虽然比去年实际发行的国债减少476亿元。但与以往国债的增长速度相比， 还是有很大增长的。
1998年增发的国债以及增加的财政赤字都意味着今后的债务规模呈扩大的趋势。那么“十五”（第十个五年计划）以及更长一段时间内国债的发债空间到底有多大，财政的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强？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为此，我们在提出一定假设条件的基础上进行了测算（具体测算见表1）。 我们的测算依据主要是根据国际上公认的财政负担能力指标：赤字率（即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和国债负担率。 这是因为赤字率这一指标具有国际间的可比性，《马约》规定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入围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DP的趋同标准为3%，发达国家财政赤字占GDP 的比重一般是1—3%，1997年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希腊的赤字率分别为1.1%、3.2%、3.3%、3.3%、3%、5.2%，我国的现实情况是：1998年预算赤字调整数为960亿元， 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方法将付息支出列入经常性开支后，当年财政赤字为1700.32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低于《马约》规定1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选择欧盟入围国家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的最高限和我国1998 年的实际执行情况作为一个区间进行测算。我们的基本测算方法是：假定条件如下：在“十五”时期，GDP年均增长7%，赤字占GDP的比例分别为2%、2.5 %、3%，新增国债均为中长期，其中新增3年期国债比例为40%，年利率为5%，新增5年期国债比例为30%，年利率为6%，新增10 年期国债比例为30%，年利率为8%。在这一前提下， 我们得出的测算结果见测算表（1）。从测算的结果中看出，“十五”时期，如果赤字率以3%为最高限，我国的年度债务规模可以以年均13.4%的速度逐年增长，到2005年债务发行额将达到5984亿元。而赤字率如果以2%为限， 我国的年度债务规模可以以年均11.7%的速度逐年增长，到2005年债务发行额将达到4932亿元。如果我们的假设条件基本成立，2000—2005年我国的债务年均增长率将在11%—13%的区间内增长。虽然总体结果比较乐观，发债空间较大。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目前存在大量的隐性赤字，如国有银行的呆帐、国有企业的潜亏、粮食企业的挂帐、各级政府欠发的工资，这些最终都将由财政负担，把隐性赤字考虑进去，赤字规模将大大超过《马约》标准。我们的测算所依据的假设是国债的期限结构平均为5.7年，如果将期限进一步缩短， 则测算出的国债规模扩张的高限还要进一步下调。
测算方案：
方案1
GDP2%不包含利
年份GDP值计算的国债利息息支出的 债务余
赤字 支 出 基本赤字
额
200091080 1821 587.46 1234.15 11296
200197455 1949 700.40 1248.72 13245
2002
104277 2085 821.24 1264.31 15331
2003
111577 2231 950.55 1281.00 17563
2004
119387 2387 1089 1298.85 19950
2005
127744 2554 1236.9
1317.95 22505
债务余额 国债发
年份还本额 占GDP 国债发行增长
(%)行额 率(%)
2000 1014 12.40
2836 14.76
2001 1658 13.59
3608 27.02
2002 1731 14.70
3817
5.80
2003 2337 15.74
4569 19.69
2004 2184 16.71
4572
0.07
2005 2377 17.62
4932
7.88
方案2
GDP3%不包含利
年份GDP值计算的国债利息息支出的 债务余
赤字 支 出 基本赤字
额
200091080 2732 640.23 2092.17 13058
200197456 2923 809.64 2114.03 15982
2002
104277 3128 990.91 2137.42 19110
2003
111577 3347 1184.87 2162.45 22458
2004
119387 3581 1392.40 2189.23 26039
2005
127744 3832 1614.46 2217.88 29872
债务余额 国债发
年份还本额 占GDP 国债发行增长
(%)行额 率(%)
2000 1015 14.34
3747 12.77
2001 1659 16.40
4582 22.29
2002 2072 18.33
5200 13.49
2003 2701 20.13
6049 16.32
2004 2829 21.81
6411
5.99
2005 3204 23.38
7036
9.75
方案3
GDP2.5%
不包含利
年份GDP值计算的国债利息息支出的 债务余
赤字 支 出 基本赤字
额
200091080 2277 613.85 1663.16 12177
200197455 2436 755.02 1681.38 14614
2002
104277 2606 906.08 1700.87 17221
2003
111577 2789 1067 17212
20010
2004
119387 2984 1240 174422995
2005
127744 3193 1425 176726188
债务余额 国债发
年份还本额 占GDP 国债发行增长
(%)行额 率(%)
2000 1014 13.37
3291 13.62
2001 1658 15.00
4095 24.40
2002 1902 16.51
4508 10.10
2003 2519 17.93
5309 17.75
2004 2507 19.26
5492
3.44
2005 2791 20.50
5984
8.97
考虑到财政的境况以及吸取当前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的教训，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是我们执行中长期财政政策的明智之举。所以总体来说，国债规模的管理，应坚持在控制国债规模的基础上，优化国债的结构，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长期以来，国债的筹集资金调节经济的职能没有很好得到发挥。必须认识到，国债的使用效益是国债发行的载体，国债的结构是提高国债管理水平的要求。优化国债结构，一是合理的国债期限结构，主要是适当增加短期和长期国债，根据国外经验，西方发达国家的短期国债（一年期以下）在全部国债中约占40%—50%，这既利于筹集资金，又利于扩大央行的公共市场业务。而发行长期国债，可以缓解偿债压力，加强财政使用资金的连续性。二是丰富的国债品种。与以前年度相比，1998年发行的国债品种的多样性有所改善。随着经济的发展，应继续增加国债的品种，为满足居民不同层次的投资需求，应考虑发行建设债券、储蓄债券等品种。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是指降低国债用于弥补非生产性赤字的比重，而提高其用于生产性建设支出的比重，以形成“以债养债”良性循环的局面为最终目标。
从日本近年来刺激经济的财政措施看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
宋立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陷入了持续衰退之中。1990年经济增长5.1%，1991年增长3.8%，1992年增长1.0%， 1993年进入谷底、仅增长0.3%。在此背景下，从1992年开始到1996 年，日本先后6次采取刺激景气的财政经济“对策”， 试图阻止经济持续萧条趋势。分别是1992年8月的“综合经济对策”、1993年4月的“综合经济对策推进计划”、1993年9月的“紧急经济对策”、1994年2月的“综合经济对策”，以及1995年4 月“日元升值紧急经济对策”和1995年9月的“经济对策”，总计金额达65万亿日元之多。 在上述措施的推动下，日本经济从1994年开始出现回升势头，当年增长0.6%； 第二年增长1.5%。1996年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创下了1991年以来的最高记录， GDP增长达3.9%。
由于连续多年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得日本在1974年经济衰退后出现并不断扩大、但在80年代逐渐缩小并于1990年彻底消灭的财政赤字重新出现并不断扩大。日本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1990年为0，1993年上升为0.5%。1995年进一步上升为2.8%，接近国际公认3%的警戒线。1995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财政危机宣言”，承认财政方面的严重困难。1997年赤字占GDP比重为5.8%，大大超过3%的警戒线。 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达110%（其中长期债务占GDP比重为66.7%）， 远远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解决赤字与债务问题刻不容缓。日本经济1996年大幅度回升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经济自行恢复的趋势，而是前几年扩张政策人为推动的结果， 加上调整消费税引发的“提前消费”因素， 使1996年的经济增长有了一些“水份”。但当时的日本桥本政府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被快速增长的现象所迷惑，乐观地认为“日本经济已经进入了自律性恢复阶段”，解决不断扩大的赤字与债务问题条件基本成熟。基于此一判断，加上改革心切、急于求成，尽管当时日本经济状况仍然不太理想，但桥本政府坚持将1997年确定为“财政改革元年”，提出“财政重建计划”，并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支持。1997年1月， 桥本政府提出以财政改革为主要内容的6大改革方案，4月份正式推出两项财政改革措施：一是停止几年来为刺激经济而对企业实行的“特别减税”，并将消费税率从3%提高到5%，此一措施减少了9 万亿日元的购买力；二是为了削减赤字，减少政府开支，压缩公共投资。1997年11月，《财政结构改革法》通过。《财改法》以改善财政预算状况而不是巩固经济增长为主要目的，在此基础上制定的1998年预算案具有明显的紧缩性特征。1998年预算案规定，1998年财政支出比1997年降低1.3%， 其中公共投资压缩7.8%，赤字国债发行减少4.5%。
1997年停止减税和压缩公共投资两项措施共使得国内总需求减少12万亿日元，此一举动如同釜底抽薪，使依靠减税和扩大公共投资刚刚走上恢复之路的日本经济旧病复发，重新开始下滑。1997年日本经济增长率预计0.8%，但实际结果为负增长，为1974 年石油危机以来的第二次负增长。在此背景下，桥本政府不得不将经济景气优先于财政改革加以考虑，从1998年4月开始再次进行政策扩张。包括：（1）修改《财政结构改革法》，将重建财政的目标年限从2003年推迟到2005年；解除《财改法》设定的1999年度社会保障开支上限；在附加限制性条件的情况下将2003年前停发赤字国债的规定改变为允许在一定情况下有弹性地增发赤字国债。（2 ）推出历次财政刺激政策中规模最大的“综合经济对策”。此对策总金额16.65亿日元，包括追加7.7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用于新能源开发，高技术信息通讯；医疗、福利和教育，提高物资流通效率的基础设施，住宅开发等；对个人所得税和居民税实行4 万亿日的特别减税，降低法人所得税，使其接近国际水准；推动经济结构改革，发展创业企业，扩大中小企业政策性贷款，促进再就业，放松投资顾问业限制，扩大还流市场的邮政储蓄；投入2.3万亿日元，盘活土地、 债权，促进土地有效利用。（3）为了防止金融机构大量破产、 阻止信贷紧缩进一步加剧，与1998年8月推出总金额60万亿日元的1998 年度第二次追加预算方案，向各大银行注入公共资金。根据“金融再生综合计划”，设立18万亿日元的“金融复生帐户”，对于破产后暂时实行国有化的银行，由“金融复生帐户”负责收购其不良债权，并继续为其客户中的优良者提供贷款；建立25万亿日元的“预先健全金融机能帐户”，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破产之前，向其注入资本；17万亿日元的“特别业务帐户”，在银行破产之后，因资不抵债难以偿还存款时，由该帐户代为偿付，保护存款者利益。（4）1998年11月发动24 万亿日元的“紧急经济对策”；重点解决“滞贷”、信用收缩等问题；实施“生活空间倍增战略计划”和“产业再生计划”；以增加100万人就业为目标，实施1万亿日元就业对策；（5）冻结《财政结构改革法》、推出扩张性的1999年度预算。1998年12月9日， 日本国会正式通过关于冻结《财政结构改革法》的提案，为1999年度大幅度增加财政预算扫除了法律障碍。1999年度预算方案总支出为82万亿日元，比上年度增加5.4%，其中， 政策性一般财政支出为47万亿日元，增加5.4%，为近20年以来之罕见。
虽然问题的性质不同，但目前我国宏观经济中面临的问题与日本一个时期以来面临的问题有一些相同之处，日本的做法及其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很有启示。由于东亚金融危机和其他内外因素的交加影响，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慢，物价水平出现负增长，投资与外贸出口增长速度急剧下降，失业下岗人员不断增加。从1996年5月开始，连续6次降低利率，以期增加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但由于种种原因，效果不甚明显。1998年以来，随着东亚金融危机影响的进一步加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实行多年并将在中长期持续实施的适度从紧规则，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发行1000亿（建设）国债，银行增加1000亿配套贷款，用于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同时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从积极财政政策实行一年来的情况来看，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升，投资增长速度逐步加快，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止跌上升，物价水平下降速度逐渐减缓，政策效果是比较明显的。1999年3 月份GDP增长率为8.3%，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为17.8%，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为14.9%，与上年同期相比有明显的回升。但另一方面，不能不看到，通货紧缩趋势仍然在加剧，民间投资增长不理想；1998年3 月末，零售物价指数为－3.2%，消费物价指数为－1.8%，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虽然在加快，但主要是国有单位的财政性公共投资在增加，非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比较缓慢。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虽然是明显的，但却是不充分的。对照日本的实践，从学习经验、吸取教训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引起足够的注意或调整：
1.启动经济的各项政策措施要基本同向、相互协调，不能使不同的政策相互抵销。日本在实施刺激经济景气的措施时，基本上是财政税收措施同向联动。1992—1996期间的6次“对策”中， 每次都有发行建设国债、扩大公共投资的措施，6次“对策”累计发行建设国债27.5 亿日元。发行建设国债的主要目的是扩大公共投资，但从刺激经济景气的角度来看，仅仅增加公共投资需求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刺激企业和民间的投资需求。为了刺激企业和民间投资需求，日本在发行建设国债、扩大公共投资的同时，实行“特别减税”措施。桥本政府曾经于1997年一度废除了“特别减税”措施，将消费税率从3%提高到了5%，并削减政府开支、压缩公共投资，致使经济景气恢复中断，从1998年开始又不得不再次推行“特别减税”与扩大公共投资同向并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我国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一方面是增加发行1000亿（建设）国债，用于扩大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另一方面，又提出财政增加（税收）收入1000亿的目标。增加国债发行、扩大公共投资的目的在于弥补企业投资不足造成的缺口，改变日益加剧的总需求不足趋势。增加税收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企业和其他民间投资成本上升，收益减少，对于企业和民间投资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扩大公共投资与增加税收并行的做法相当于一边加油门一边踩刹车，可能使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销。本来就存在扩大公共投资对于企业和其他民间投资一定的挤出效应，扩大公共投资的同时，增加税收更加加大了这种作用，需要引起足够注意和重视。
2.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要与启动经济内在运行机制协调配合。日本90年代以来刺激经济，主要是人为因素在起作用，而没有及时启动经济自身的运行机制，经济的恢复是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以减税和扩大公共投资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外在推动的结果，而不是基于经济自身恢复的趋势。正因为如此，1997年桥本政府停止扩张性政策、改行紧缩性政策时，刚刚开始好转的日本经济重新又出现了衰退，出现90年代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如同一部遭遇障碍而减速的汽车，现在主要依靠人力去推动，人推有助于越过障碍，但越过障碍之后能否正常行使还得依靠汽车自身的动力系统，需要启动汽车的发动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经济自身的动力系统还没有正常的发动起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虽然在加快，但主要是国有单位的财政性公共投资在增加，非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比较缓慢。1998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9.5%，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仅仅为14.1%。主要原因是非国有单位投资增长缓慢所致。1999年一季度虽然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速，达22.7%，但非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仍然比较缓慢，不甚理想，表明当前的投资增长仍然主要是积极财政政策推动下的被动增长，企业和民间自身的主动投资热情不高，经济自身的增长机制没有启动起来。为了避免重蹈日本那样由于中止扩张性政策而导致经济景气恢复中断的覆辙，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仅仅限于外在地弥补投资缺口，更要设法启动经济自身内在的投资冲动，启动经济自身的投资与增长机制。
3.积极财政政策要考虑财政自身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要与货币政策相配合。日本90年代以来基本上采用财政货币“双松”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在扩大政策公共投资的同时，降低“公定贴现率”，从1991年的6%开始一降再降，到目前为0.25%， 没有再降低利率的任何余地了，只能运用财政政策。但就财政状况而言，面临严重的危机。实际上，早在1995年11月，日本已经发出了《财政危机宣言》。我国从1996年开始运用货币政策启动经济，1996年5月、8月，1997年10月，1998年3 月、5月先后5次降低利率，但由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加深，加上货币政策面临“流动性约束”的限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趋势未能及时改变。在此背景下，中央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扩大公共投资，改变总需求下降局面。1997年国债余额6000亿，1998年财政增加发行（建设）国债1000亿，特别国债2700亿元，1999年再分别增加发行250 亿的（建设）国债用于农林项目，300 亿（建设）国债用于环境保护等项目。1998年GDP为79553亿，国债共计9700亿，占GDP的12.2%， 大大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通过发行国债扩大公共投资的余地比较大。但我们不能不看到，我国财政赤字主要是中央财政赤字，国债也主要是中央财政的国债，1998年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大约为60%，如此之高的比例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多见。加上国有企业亏损和国有独资银行不良债权，都需要财政最终负担，隐性赤字不可忽视。从财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考虑，以扩大公共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不能长期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及早转移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密切配合、以货币政策为主的方向上来。为此，目前要积极推进金融改革与发展，缓解并最终消除流动性约束，为货币政策作用的及时、充分、有效发挥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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