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者服务发展与贸易结构提升：基于中国的经验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者论文,中国论文,结构论文,经验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各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服务业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国经济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而作为现代服务经济的核心与重要组成部分，生产者服务在国民经济体系中保持着更快的发展态势，具有更强的产业关联效应和外部溢出效应，在产业转型中扮演着“催化剂”和知识中介的重要作用。随着社会分工演进，生产者服务逐步从“封闭化”走向“市场化”；从企业“内部供给”转向“外部供给”，实现了市场中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以及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分工体系。
自实行对外开放以来，在出口导向政策的牵引下，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发挥静态比较优势为主的贸易发展战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贸易摩擦不断增多，面临出口贫困化增长的窘境；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基本定格在低端产业或利润极小的“微笑曲线”低端；国内能源和重要资源无法维系粗放式的外贸增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以及后危机时期发达国家“无就业复苏”进程和重振制造业的动向，使中国出口导向模式所依托的国际环境不复存在。如何在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企业利润再已无压缩空间，国内重要资源和环境严重制约之下，继续实现出口贸易持续增长，继续发挥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积极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与转换贸易增长模式，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发展生产者服务是否有助于解决结构性问题并实现出口总量扩张与结构提升？
二、生产者服务的相关研究文献
生产者服务这一概念最早是由Greenfield（1966）在《劳动力与生产者服务增长》一书中基于服务对象是否面向最终消费者而提出的，之后经Browning和Singelmann、Grubel和Walker得以发展深化。学术界认为生产者服务是其他产品或服务的中间投入服务，而非市场化的最终消费服务。典型的生产者服务又称为企业服务，它贯穿于一项产品或服务生产与提供的整个过程，包括研发和市场调研等前向投入、商务租赁和维修等生产投入、法律和金融保险等即时投入以及物流、广告和客户培训等后向投入，承担着为整个生产网络进行控制、协调和服务的角色。
正是由于生产者服务综合与广泛的作用，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就开始重视对生产者服务的探索。不同学科的学者纷纷从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对生产者服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生产者服务对经济与就业增长的贡献、生产者服务与三大产业的关联性、生产者服务的外部性、生产者服务的区位选择以及生产者服务对城市与区域发展作用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最为斐然。而真正将生产者服务引入贸易模型考察其影响的文献较少。仅有的文献中多数假设生产者服务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特征，且主要运用在李嘉图－维纳贸易模型，如Jones和Ruane（1990），或者运用在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型中，如Hirsch（1989）、Melvin（1989）、Burgess（1990）、Djajic和Kierzkowski（1989）。而假设生产者服务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研究文献更是少之又少，虽然这种假设更加符合现实。Jones和Kierzkowski（1990，2005）的“JK模型”认为，生产过程由多个生产区段和服务链组成，对国际服务链需求的增加会诱发贸易产生。Ishikawa（1992）在小型开放经济条件下构建了一个由一种劳动要素和中间品投入的两种最终消费品生产模型，在中间品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及平均成本定价和垄断市场结构假设框架下，分析贸易模式和贸易利益。VanMarrewijk等（1996）利用垄断竞争假设在一般均衡框架内分析了生产者服务与规模经济和要素市场的关系，其模型在传统要素禀赋理论的基础上加入了服务技术差异和服务密集度差异对最终产品贸易的作用，分析指出一国生产者服务发展缓慢或减退最终也会使该国的产品贸易失去优势。Deardorff（2001）指出服务贸易自由化降低了生产者服务的成本，使分工更加便利，从而刺激了商品贸易。
国内学者对生产者服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者服务与经济增长，如程大中（2004）、顾乃华（2005）等，或者生产者服务与其他产业，尤其是与制造业的关联效应，如高传胜、刘志彪（2005）、吕政、刘勇、王钦（2006）、江静、刘志彪、于明超（2007）等。研究问题相对单一，而对生产者服务与贸易发展、贸易结构提升等研究几乎空白。本文尝试从理论与实证角度对此进行分析。
三、生产者服务投入促进贸易结构提升的理论模型
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一国产品的技术层次与该国整体价值链位置紧密相关。一般原材料对应于产品价值链低端环节，而核心部件则对应于高端环节。Lall等（2005）曾指出，一国出口产品体现了劳动技能、科学技术和在分工价值链中的状况。出口产品越复杂，其所处的价值链位置越高。因此，一国所处价值链位置向高处位移时，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国出口产品技术层次提升与贸易结构改善。文中借鉴Van Long等（2005）关于服务与国际分工联系思路，构建一个生产者服务投入促进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提升的简化模型。
假设发展中国家A和发达国家B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共同生产最终品Z。为简化分析，假设产品z的整个价值链区间为［0，1］，i（i∈［0，1］）为生产流程中某一阶段，对应于价值链区间的某一环节，i值越大表明该阶段所处的价值链位置越高，当i＝1时生产阶段为价值链的顶端环节。从分工流程来看，A国承担τ个生产阶段（产品），对应的价值链区间为［0，τ］；B国承担（1－τ个生产阶段（产品），对应的价值链区间为［τ，1］。假定生产流程中的每一单位产品生产都需投入1单位的非熟练劳动要素（L）和θ（i）单位的生产者服务集合体（H）。并假设θ（i）＝qi，该假设隐含着两层意思：其一，与价值链高端环节相对应的生产阶段，服务要素密集度越高；其二，服务质量越高，某一生产阶段所需投入的生产者服务数量越低，即q与服务质量成反比，q值减少表明服务质量的改进。
借鉴Ethier（1982），假设生产者服务集合形成过程无成本，且形成过程遵循完全竞争要求。则H表达为：
其中，S（j）为生产者服务，具有不完全替代性；N表示生产者服务投入种类数；γ是一个单调的替代弹性变量，γ越接近1，表明生产者服务之间替代性越强。由于生产者服务是异质的，具有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特征。故假设生产者服务的生产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且只使用劳动力生产要素。在规模经济前提下，每个生产者服务企业都有一个相同的固定成本F（以劳动数量的形式体现）和一个固定的边际成本b，且每种服务产品仅在一个服务企业中生产。当劳动工资为w时，生产者服务集合体的价格指数① 为
。那么，第i种产品生产成本（价格）π（i）为：
图1 两国产品临界点及均衡价格
假设生产者服务贸易成本过大，两国间仅发生产品的自由贸易。τ作为A、B两国价值链分割的生产阶段临界点，在该生产阶段上两国的产品生产成本一定相等，即：
即当两国不存在服务贸易时，在其他条件既定情况下，随着发展中国家生产者服务提供种类数的增加，以及服务质量的改进将有助于本国向产品价值链的高端延伸，从而优化贸易结构，实现外贸增长转变。
四、经验分析
上述理论模型表明，发展中国家生产者服务的投入与发展会促进该国产品技术层次与贸易结构的提升，进而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文中将采用2000－2007年中国国民经济35个工业行业② 面板数据，通过分析生产者服务发展水平与出口贸易关系来检验该结论。
（一）变量选择及模型设定
结合已有文献研究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并结合行业特征，引入生产者服务发展水平变量，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1.工业品出口（ex）。由于我国出口贸易统计数据没有细分到国民经济工业行业，文中根据盛斌（2002）整理的国民经济分类标准（GB）与国际贸易分类标准（SITC REV3.0三位数）的对照关系重新集结了中国35个工业部门的出口贸易额。单位为亿美元，数据来自COMTRADE数据库。
2.固定投资（cap）。以人均固定资本存量表示，即体现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累积效应，也体现了行业间的要素禀赋差异。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用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换算为2000年不变价。
3.实际汇率（q）。基于单位劳动成本的实际有效汇率（ULC-based），q上升代表人民币实际升值，q下降代表人民币实际贬值。数据来自IMF的《国际金融统计》。同时考虑到当期汇率变动的出口效应时滞性，以滞后1期为基准。
4.行业实际供给能力（val）。以行业的工业增加值表示其发展水平和供给能力，单位亿元，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平减，换算为2000年不变价。
5.人力资本（hr）。以行业科技活动人员与行业从业人员比重表示，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6.生产者服务发展水平（s）。以生产者服务增加值表示。根据行业中间需求率大于50％定义为生产者服务行业概念，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连续性，以及2003年前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不同，文中对统计数据进行了归并（见表1）。在此基础上将分别考察总生产者服务（PS）、交通运输服务（TS）、金融保险服务（FS）、批发零售服务（LS）、信息商务服务（BS）和科研技术服务（RS）各自对出口的影响。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为保证可比性，所有数据以服务项目价格指数换算为2000年不变价，单位亿元。
另外，计量模型中q和s下标只有t没有i，表示每个工业行业面临着同样的汇率变动与生产者服务供给。
（二）参数估计及分析
根据经验做法，当数据中包含的个体成员是所研究总体的所有单位时，即个体成员单位之间的差异可以看作回归系数的参数变动时，固定效应模型是一个合理的面板数据模型（高铁梅，2006）。由于文中研究对象包含35个工业行业，因此选用固定效应不变系数模型设定是适合的。同时为了消除面板模型中可能存在的截面或时期异方差影响，采用截面加权广义最小二乘估计。
1.总生产者服务对出口影响效应检验
表2是总生产者服务对出口影响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总生产者服务发展水平对总出口的影响系数为0.369，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在促进工业品出口总量扩张中生产者服务发展发挥着正向推动作用，其增加值每增加1％，带动总出口0.369％总量增长。
从不同产业类型出口来看，生产者服务发展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具有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其中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的正效应最大，其增加值每增加1％，可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增长0.796％，体现了生产者服务包含信息与知识资本的固有特征；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影响紧随其后，系数为0.684；而对资源密集型产业出口具有负效应，这符合经济发展与资源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即资源密集型产业发展需通过资源不合理的开发与利用来获取发展，属于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出口产业，而属于高附加值生产者服务的大力发展，必然对“三高一低”产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但对资本密集型产业出口不存在明显的影响效应，这可能与产业分类不够全面有关，同时，对于投资性相关产业中的包括电力行业、石油行业与冶金行业等损耗性资本高密集型行业，其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绝大部分生产成本已基本锁定，生产者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品未能有效地通过降低生产成本这一中介变量来实现产品相对价格优势，从而对其出口影响不显著。从生产者服务发展最大幅度地促进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同时又最大幅度地减少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体现了生产者服务实现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发展轨迹。
2.生产者服务分行业对出口影响效应检验
为具体分析不同生产者服务行业出口影响效应，分别对选定的5个生产者服务行业与工业行业出口贸易进行计量分析。表3是分行业对不同产业类型出口检验，发现其对劳动密集型出口和技术密集型出口的影响系数均为正数，且每个行业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的影响效应远大于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的影响效应；对资源密集型出口的影响系数均为负值，且都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对资本密集型出口贸易影响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影响效应不明显。这一检验结果与总生产者服务对不同产业类型出口影响效应检验结果完全一致，从分行业角度再次证实了生产者服务发展有助于实现贸易结构提升，进而实现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3.不同生产者服务行业出口影响效应比较
表4归纳了不同生产者服务行业的出口影响效应以及按效应大小的排列顺序。可以看出：5个行业对总出口、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影响效应的大小排序完全一致，依次为科研技术服务、信息商务服务、交通运输服务、批发零售服务与金融保险服务，这一结论与当前中国出口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为主的现实相吻合；科研技术是所有类型出口推动作用最大的服务行业，体现了对企业而言科研技术服务对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性与重要性；除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外，金融保险服务对其余所有类型出口推动作用最小的，这可能与国内金融保险服务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业务能力有限、业务结构低端化以及非市场竞争因素形成的高度集中垄断竞争，由此导致该服务未能完全满足对外贸易发展需求有关。同时，无效的竞争机制也导致服务费用高企，对企业市场成本影响大，因此对出口贸易影响较小。
不论是总的生产者服务还是分行业生产者服务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的重要性远大于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对于资源密集型产业出口存有显著的负效应，而对资本密集型产业出口效应不显著；除了科研技术服务外，同一生产者服务行业对不同层次出口、不同生产者服务行业对同一层次出口的重要性也存在细微差异。如金融保险服务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的重要性上升，仅次于科研技术服务，排名第二，而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信息商务服务正效应大小仅次于科研技术服务，排名第二，体现了生产者服务发展对出口增长效应的差异性。
五、结论及启示
文章在生产者服务投入促进贸易结构提升的理论基础上，利用2000－2007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数据分析显示，生产者服务发展对总出口贸易、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贸易、对减少资源密集型产业出口贸易以及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贸易均有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虽然影响效应大小各异。
最为重要的是，对资源密集型产业出口贸易的负效应以及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正效应远大于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正效应的结论，从产业结构升级与外贸增长方式转变角度来看，前者恰恰表明生产者服务发展对“三高一低”资源密集型产业出口具有积极的抑制作用；而后者则体现了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即实现产品技术层次的提升。
从分行业出口影响效应比较来看，科研技术服务发挥了最大的正向作用，金融保险服务影响相对最小（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除外）。由此证实了生产者服务发展不仅是影响一国出口贸易扩张的重要因素之一，更是实现由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型增长，向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型增长转变的核心内容。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阶段，生产者服务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很多产业还镶嵌在其他产业内部，尚未形成完全的“外部化”和独立的产业形态，对最终产品的支持作用并不非常明显。即便是独立形态的生产者服务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也很低，不足1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35％－40％的比例。同时，我国生产者服务部门相对于制造业发展缓慢，其平均增长率低于制造业增长率约1个百分点，该现象与在工业化进程中生产者服务业快于制造业增长的国际产业结构演变规律明显相悖。更为重要的是，像金融保险服务仍属于传统单一的服务产业，并未呈现出对产品竞争力提升促进效应。因此，要促进生产者服务发展，必须加大人力资本培育；完善生产者服务发展的基础条件，降低交易成本，包括基础设施投入、制度和政策建立等，促进生产者服务的市场化与产业化，加大服务市场的开放力度。只有实现传统服务向现代服务转化，促进生产者服务规模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才能对出口贸易增长、结构提升以及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发挥更大作用。
注释：
① 借鉴Fujita等（1999）模型来推导生产者服务集合体的总价格指数P。
②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文中从39个国民经济工业行业中剔除其他采矿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4个行业，选用余下的35个工业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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