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为主要动力看宋代经济发展的限度兼论中西生产力的主要差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生产力论文,中西论文,限度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6－0101－11
学界通常认为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首先起源于西欧的手工业部门，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手工业部门，然而它却未像西欧那样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这一事关中西发展道路歧异的重大问题，学者们提出多种观点，例如：长期存在的重农业轻视工商业的思想，某些领域官办手工业的发展对工商业的不利影响，知识分子热衷走科举当官之路，人们不关注生产工具的改进等等。人们提到的各种原因均耐人寻思，值得思考。宋代是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顶峰时期，经济文化的发展尤以南方引人注目，北宋灭亡以后南方属于南宋统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连续性。探讨南宋的状况，可以较好地看出当时中国经济最重要区域的主要发展趋势。笔者通过对宋代，尤其是南宋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的考察，发现以人口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民间缺乏寻找并推广使用替代人力的水力、风力驱动的机器的积极性，导致生产工具未能出现重大的进步，应该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本文通过人口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及其所造成的影响展开论述，以便比较全面地清醒地看待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一、人口：宋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研究者一般都将宋代经济取得的巨大进步归之于多方面的原因：唐中叶以来生产各部门的进步给宋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生产关系内部的某些变革适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宋代生产工具的有所改良和生产技术的提高等等。《宋史·地理志》有一些关于宋代各路人口密度与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精辟描述，为我们了解宋代经济发展的动力提供了另一种思考路径。例如：成都府路在蒙古军队攻入前人口密度很高，土地高度开发，“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手工业发达，“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商业兴盛，人民生活水平高，“尚奢靡”，“其收获多为遨游之资，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文化称誉于天下，“好音乐，少愁苦”，“庠塾聚学者众”。① 福建路户均耕地最少，人稠地狭现象严重，“生籍繁夥，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亩值渐贵，故多田讼”；百姓不得不通过精耕细作来提高单位产量，并大力发展工商业，因此，当地“有银、铜、葛越之产，茶、盐、海物之饶”；“民安土乐业，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读书风气著名于天下，“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② 《宋史·地理志》的上述论述，揭示了一定的人口密度对区域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人口增长是宋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它的积极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人口增长促进农业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耕地面积的扩大。
我国古代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在依靠简单生产工具和畜力的前提下，农业的发展依赖于人口的增加。以南方为例，南方在北宋晚期的崇宁元年（1102年）估计户数近1220万户，两宋之际因战乱人口下降较多，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和约达成以后人口开始恢复和增长，嘉定十六年（1223年）前后达1550万户。③ 如以每户5.2口计，④ 嘉定十六年人口已达8000万人左右，超过南方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⑤ 因此，宋代是历史上南方人口发展的重要时期，自然也是南方开发的重要时期。适度的人口密度是土地开发必不可少的前提，宋代粮食亩产量较高的地区基本上都具有人口密度较高、人均耕地较少这一共同的特点。在这种地区，农民为了供养家庭，不得不通过精耕细作、勤施肥料、增加复种指数，以及广修水利等途径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秦观说：“今天下之田称沃衍者，莫如吴、越、闽、蜀，其一亩所出，视他州辄数倍……何哉？吴、越、闽、蜀地狭人众，培粪灌溉之功至也。”⑥ 简洁明了地说明了人口压力、精耕细作和农业产量三者的关系。
在人口密度过大的地区，耕地是最为珍贵的资源。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人们不得不向山区进军以开辟梯田，向湖泊、浅海进军以围湖造田、围海造田。在这种背景下，沿海各平原开始加速形成，山区开发的进度大大加快。李纲说：“今闽中深山穷谷，人迹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园水竹，鸡犬之音相闻”，⑦ 说明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也得到开发。不仅福建如此，其他人口密度较大的路山区开发都大大加速。不少人为寻找耕地和就业机会，还自发迁到人口密度较低的开发中地区。
其次，人口增长促进工商业从业人口的增多和水平的提高。
古代的工商业发展大多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农业的发展必定为工商业的发展打下基础。此外，适度的人口密度形成的生存压力，也是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工商业的经营对象和经营方式都不同于农业，农民要转化为工商业者，首先要完成思想认识上的转变。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一般说来只有当特定地区的人口密度达到较高的程度，出现一定数量的无地少地的人口时，才会迫使一部分无法在农业部门就业的人口进入工商业和服务部门，以解决自己的生活出路。北宋元丰年间福建、两浙、江东、江西、成都府为人口密度较大的路，福建路平均每户只占有官民田11.2亩，又远远少于其他四路。⑧ 因此，福建绝大部分的州军当时已出现“生齿繁夥，其养不足”⑨ 的议论。南宋福建人口继续增长，人稠地狭、生计维艰现象更加严重，从事工商业的人数甚多。曾丰论述这一现象及其原因：“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为道、为释、为技艺者在在有之，而唯闽为多。闽地偏，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故所在学有闽之士，所在浮屠老子宫有闽之道、释，所在圜圚有闽之技艺。其散而之四方者固日加多，其聚而在闽者率未尝加少也。”⑩ 曾丰说的主要是福建的现象，但“在在有之”四字告诉我们，类似现象普遍存在于宋代人口密度大的路，只是人均耕地最少的福建最厉害罢了。写于南宋后期的《临汀志》说：“闽中诸郡……大率地狭民稠，大半他业。”无论“大半”之比重是否准确，反映了在福建这种地区，工商业部门和其他非农产业部门中谋生的人已占人口的相当比重。
工商业的发展，除了体现在经营人数的增多和经营门类的扩大之外，还体现在经营水平的高低上。凡人多地少、当地人参与工商业程度高的地区，水平必然要高一些。欧阳修《有美堂记》谓：“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11) 在他看来，“闽商”为国内商人的代表，可与海外商人“海贾”相媲美，福建无疑是宋代经商人数最多、经商水平最高的区域。漆侠先生在研究宋代手工业时发现：“越是在农业生产发达的精耕细作的地区，手工业就越是得到发展，手工业布局就越显得紧密”(12) 显然，宋代各地的人口密度与工商业的水平差异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凡是工商业发达的区域无一不是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
再者，在科举大门大开的背景下人多地少地区“家贫子读书”成为风气，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
自唐后期起，门第血统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支配作用大大下降，科举制的推行为下层人民的向上流动开辟了道路。宋代科举制的大门进一步开放，为各阶层人员提供了进身之路，读书当官成为相当一批人的谋衣食之道。即使科场失利，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读书人也比没有读书的人容易博取他人的尊敬，容易解决衣食问题。在那些人稠地狭、生计艰难的地区，贫困家庭的子弟走读书当官之路的人特别多，极大地促进了学习风气的上升。
宋代似乎存在着人均耕地越少，“家贫子读书”风气越盛，科举中举人数越多的特点。福建是人均耕地最少的路，也是中举人数较多的路。北宋后期“福建出秀才”已被誉为天下第一。(13) 南宋更是如此，南宋末宰相吴潜总结各路的科举情况，认为：“士之精于时文者，闽为最，浙次之，江西东、湖南又次之，而每季之中第亦以是为差”。(14) 如果将吴潜排定的各路对科举时文的精通程度和每年中举人数的多寡顺序，除去处于开发中的湖南路，再将北宋元丰年间南方人稠地狭的五路的人均田亩的排序，(15) 除去南宋后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成都府路，各路按户均田亩数从多到少的排序，恰好和按科举人数从多到少的排序相反，户均田亩数从多到少依次是江东、江西、两浙、福建，中举人数从多到少依次是福建、两浙、江西和江东。可见在南宋人多地少的区域，人均田亩数相对较多的路的考生对时文的精通程度要差于人均田亩相对较少的路，而每年中举的人数同样不如户均田亩较少的路。在南宋人口密度较大且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各路中，人均田亩较少的地区的人们对科举的热情高于人均田亩相对较多的地区的人们，似乎已是普遍规律。我们固然不能将各地科举风气的盛行程度，看成完全取决于人均耕地的多寡程度，毕竟要有一定的经济文化基础作为铺垫，但其中包含较大的因果关系却是没有疑问的。科举风气盛行促进读书风气形成，读书识字人数的日益增多又使劳动者文化素质有所提高，而文化素质的高低又直接影响该地区工商业的水平。
此外，宋代的人身依附程度的下降也有助于释放劳动者的积极性，它与劳动者文化素质的提高这两项制度性因素的进步，更使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前代更加突出。
其实，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一直以人口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珀金斯通过研究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发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人口已是十四世纪后期人口的七到九倍，耕地总数是4倍，而粮食产量也得到与人口相应的甚至可能是同步的增长。(16) 他认为此间中国农业发展的原因，“关键还在于人口的增长以及某一特定地区不断增长着的人口密度。”尽管珀金斯的研究集中于明清民国时期，这一时期都未能改变农业发展主要依靠人口的增加这一状况，此前的宋元时期农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人口增长更是可以理解。
二、宋代经济发展的限度
尽管宋代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如将宋代的农业和手工业放在较长的时段和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考察，其进步只体现在产品总量和农业单位产量的增长上，与前代比较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方面均未发生质的改变，而且也未能将后来的朝代带上另一条发展道路。
第一，宋代在生产关系上并未出现不同于前代的现象。
资本主义萌芽曾经是中国历史学界长期讨论而未有结果的学术焦点。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多数学者力主明清说，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元代说、宋代说、唐代说，甚至战国秦汉说。(17) 主明清说的学者指出：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手工业中的新气象，“最突出的一点，是有些部门正在逐渐采取雇佣劳动、组织手工工场的生产。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例如，苏州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18) 漆侠先生据资料证明宋代的济州、梓州、成都、青州、婺州、临安、温州、毗陵、徽州、华亭以及河北、京东一些地方的纺织行业，已出现与农业脱离而专事商品生产的机户，而且人数不少，仅梓州当地便有机织户数千家，估计全国的机户在10万户上下，或许更多一些。其中，关于杭州有“机坊”或“织坊”的记载，从南宋中叶一直延续到南宋末年和元代，从而与明清两代的纺织业衔接起来。宋代的纺织作坊，不仅有家庭成员，也有非家庭成员“客作儿”参加进来，他们与作坊的所有者即“作坊主”形成了雇主和佣夫的关系。(19)
我们能否据此便说宋代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类似这种存在着雇主和佣夫的手工业作坊现象，是否还存在于宋代以前的朝代呢？据《太平广记》卷243“何明远”条引《朝野佥载》，卷36“李清”条引《集异记》，唐代定州已出现“家有绫机五百张”的作坊主何明远，北海也有“代传染业”、“家富于财”的李清，(20) 他们都应该使用雇佣工人。甚至，还可以在更前面的朝代找到相同的案例，否则就不会有学者将之上溯到战国秦汉了。总之，这种存在着雇主和佣夫的手工业作坊现象早在汉唐便已出现，因此不能以此为证据，证明宋元明与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在手工业领域的生产关系上出现与以前不同的质的变化。笔者以为，中国学者以前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现象，实际都是各地人口密度过大，一部分人不得不向工商业部门转移的产物，而“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则是手工业作坊主通过资本和劳力的合理搭配以谋取最大利润的产物。漆侠先生提到的纺织业中存在着“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现象的各府州，大多是当时人口密度较大、人均耕地较少的府州。(21) 就此而言，宋代手工业在生产关系上并未出现有别于唐代的新气象，而元明清不过是宋代的延续而已。
第二，宋代在生产领域并没有像当时的欧洲那样，已开始较多地使用水力、风力驱动的机器。这些方面即使在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也没有普遍使用，这无疑是中国没有出现工业革命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要原因。
人们在比较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与西方的生产力时，常常只比较经济总量和部门生产力状况，忽略了对生产工具的比较。其实，生产工具是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标志，应该首先进行考量。如果将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和宋元时期的中国进行比较，在水力和风力驱动的机器的使用范围和工艺水平方面，宋代已经落后于西欧，明清时期差距更加拉大。尽管这些差距主要体现在手工业方面，但经济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工业领域使用动力和机器的时间远远早于农业，而且工业技术的进步推动经济的其他方面包括农业方面动力和机器的使用。就此而言，工业领域新的生产工具能否诞生、何时诞生并得到流行，往往预示着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进行手工业领域的生产工具的比较，当是判断当时中西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最重要的方面。
早在战国时代，中国的先民们在生产工具方面已有许多发明创造，手工业同样如此，此后这一进程并未中断。李约瑟著七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以令人信服的史料，系统地展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没有这些发明创造，就没有中国文明的辉煌。然而，中国古代生产领域的科学技术颇不同于西方，宋代同样如此。
宋代有许多方面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的进步和改良，例如，灌钢法、百炼钢法的广泛使用，煤炭的采掘及其在北方的广泛使用，铁犁的进一步改进，铁刃农具和秧马、耧车等农具的创制和推广，都不同程度地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方面的进步与改良，与欧洲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比以前的工具或技术方便一些或有效率一些，却很少用来代替人力，因此与欧洲水力、风力推动的机器的广泛使用有着重大的差异。
在世界文明史上，人类最早使用的能源是人力和畜力，此后才是水力和风力。由于水力和风力产生的力量远远大于人力和畜力，不必供应食物，且容易得到，水力和风力的使用便成为人类前进的重要标志，将水力用于驱动机械又是其中的重要一步。元代王祯著《东鲁王氏农书》，以图文的形式，记载中国古代农业及与农业有关的加工业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由于著书时代接近宋代，应大致反映了宋代的状况。《东鲁王氏农书》“农器图谱集”之十四的“利用门”，记载了当时利用水力带动的比较简易的机器生产的情况。(22) 它记载了水力带动的机器，计有水排、水磨、水砻、水碾、水轮、水转连磨、水击面罗、槽碓、机碓、水转大纺车等10种，其中的8种主要用于粮食的脱粒和磨粉，有的还兼用来磨茶，只有水排和水转大纺车等2种用于手工业生产。水力之所以可以应用于机械，关键在于发明了水轮，通过水轮的作用把水流的能量转换为旋转机械能。水排是一种以水轮为动力的冶炼鼓风设备，东汉杜诗发明，使用以后大大节省了人力，提高了工效。水转大纺车是在大纺车上装上转动水轮，设于濒临河流的地方，用来带动大型纺车的运转。(23) 如同各类中国机械史的论述和图片所揭示的那样，(24) 用于农业与手工业的一些简易机器或装置，在中国出现很早，但出现以后进步缓慢。到了明清时期，除了可用于灌溉和粮食加工的一些水力带动的简易机器或设备仍然存在于农村之外，用于手工业生产的多不存在，手工业各部门仍主要依靠人力。
水排和水转大纺车的命运，或许是中国古代水力带动的机器未能得到广泛使用的一个例证。王祯说水排：“但去古已远，失其制度。今特多方搜访，列为图谱，庶冶炼者得之，不惟国用充足，又使民铸多便，诚济世之秘术，幸能者述焉。”(25) 可见水排这一于国用民铸均有大利的“济世之秘术”，在宋代已经失传，王祯经过多方搜访，才恢复其真面目。王祯“庶冶炼者得之……幸能者述焉”一语，不仅表达了他希望民间多加利用的拳拳之心，也表达了对水排技术曾经失传的遗憾。在元代人王祯看来，水排即使在当时也仍然具有巨大的推广使用的价值，宋代工商业相当兴盛，冶炼业得到了发展，水排却在宋代销声匿迹，令人深思。李伯重的研究表明，水转大纺车，这一“宋元中国机械制作技术成就之集大成者”，尽管当时在中原和四川一些地方曾得到相当广泛的运用，但随着麻纺织业让位于棉纺织业而逐渐销声匿迹，而明清的人力驱动的棉纺车并未借鉴宋元水转大纺车的技术，没有采用水力驱动。(26) 为何水转大纺车的技术，未能被后来的棉纺织乃至其他手工业部门所借鉴，同样令人深思。
除了如上所述，相关技术史著作所附的图片(27) 与国内外一些仍然保存的实物，都表明明清时期的中国和工业革命以前的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明清时期中国除了在灌溉和粮食加工方面使用一些水力带动的简易机器或设备之外，手工业生产主要依靠人力，而欧洲在工业革命以前已经广泛使用水力、风力带动的各类机器。而且，中国使用的水力带动的简易机器种类之少、构造之简单、作用之有限，至少比欧洲落后数百年。(28)
图1 几台水轮分别驱动冶铁炉、锻锤和锯木机工作，1555年以前的瑞典
采自Ingvar Anderson、Jorger Weibull:Swedish History In Brife,The Swedish Institute,Stockholm,Sweden，第12页，附图（引自1555年出版的图书）
图2 丹麦16世纪的一件浅浮雕，表现钟表匠正在制造机械钟
采自J.M.Roberts:Modern History:From The European Age to The New Global Era,Duncan Balrd Publishers,London,2007，第29页。
图3 1556年用于矿井提水的上射式水轮
采自T.K.Derry and Trevor l.Williams:A Short History Of Technolog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A.D.1900,Dover publications,Inc,New Yors,1993
图4 16世纪蒂罗尔的机械化锻铁1556年用于矿井提水的上射式水轮
采自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446页。图上附注：鼓风机和锻锤由一个水轮带动，图前方系凸轮轴。
在欧洲中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史和经济史上，水轮（Waterwheel）(29) 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对水轮和风轮驱动的机器的作用给以高度的评价，认为：“事实上，欧洲成为世界第一的伟大文明，依靠的主要不是人的体力。这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那些用水力推动的机器，它们实际上已成为乡村生活乃至整个欧洲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欧洲人的文明实际是靠相对更为强大的风力和水力‘引擎’驱动的，比起世界的其他地方，他们更多地利用了不同类型的能源。”(30) 以三十年之功研究欧洲技术史的Frances Gies和Joseph Gies，视教堂建筑、锻炉和水轮使用为中世纪欧洲的技术和发明的典型代表，其技术史著作便名“教堂、锻炉和水轮：欧洲中世纪的技术和发明”。(31)
法国著名史学家、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说：西方于十二和十三世纪经历由水轮和风轮的增多而导致的一系列机械革命，即第一次机械革命。最早的水轮是一种简易的卧式涡轮机，公元前一世纪罗马人发明变速装置，使轮子垂直转动。经过齿轮传动，垂直运动后来又变为水平运动，从而带动磨盘。在相当于中国南宋的十二和十三世纪的革命不但使水轮数量增多，而且扩大了使用范围。……由于水轮已成为普遍的工具，人们迫切要求利用江河的力量，导致城市尽量向河边靠近，以便利用水流。《英格兰土地清丈册》于1086年记载，在塞文河和特兰托河以南，仅3000个村社便有5624座水轮，可见水轮已经普及。据阿尔的文献记载，当地于十二世纪已有风轮，英格兰和佛兰德在同期也有风轮。到了十三世纪风轮已遍布法兰西，十四世纪德意志又把风轮传到波兰和莫斯科大公国。(32)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认为在生产方面，“中世纪西欧取得的技术进步超过了整个古典希腊和罗马时期所取得的进步”，技术进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体现在水轮和风轮上。他说：“在地中海沿岸，水车原是用于碾米的工具，中世纪时发展为一般性的动力机械。于是，水力开始被用于锻锤和锻造风箱，用于大型锯机和车床，用于织布的浆洗机、造纸的纸浆机和碎矿的粉碎机。”(33)
除了国外学者，我国的著名学者吴于廑先生也注意到中世纪后期欧洲水轮和风轮的广泛使用。尼德兰的风轮最初用于谷物加工，到十五世纪又用于排干沼泽。英国的水轮起初主要用于谷物加工，到了十三世纪日益广泛地用于纺织业。此后迄十四世纪初在英国的各郡各地区水力漂布坊广泛分布，毛纺织业几乎遍生于各地乡村。(34)
中外学者的论述，为我们展示了欧洲中世纪后期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全球通史》引用小林恩·怀特的话总结道：“中世纪后期西方最值得夸耀的事情不是大教堂，不是史诗，也不是经院哲学，而是综合文明的建立。这一文明并非建立在辛勤劳作的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建立在非人力因素之上，这一现象是前所未有的。”(35) 这种主要不依靠辛勤劳作的“非人力因素”，应该理解为人力、畜力以外的能源和其驱动的机器的广泛开发利用。
工业革命以前欧洲和中国在水力、风力驱动的机器的使用程度和技术水平的差异，尤其是顺利地不断地向前发展，还是时断时续地曲折地发展甚至没有发展，应该是欧洲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道路不同于中国的一个主要体现。中西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这种差异，其实在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高峰的宋代已经出现，宋代并没有创造出一种趋势，使以后的中国可能形成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元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面日益加剧，政治专制和思想钳制走向项峰，与西方由宋代的技术水平的差距，变为明清时期的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重大差距。就此而言，中西方的大分流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说的始于十九世纪，而是在更早的宋代已经开始。
在费尔南·布罗代尔看来，工业革命前曾有一个准备阶段，畜力牵引、燃木取火、水力和风力推动的简易机器，加上大批劳动力，所有这些因素促使欧洲于十五～十七世纪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动力、功率和实际智慧都在慢慢提高，从而为工业革命奠定基础。而中国的情况却令人遗憾。布罗代尔以遗憾的笔调写道：中国是使用水磨较早的国家，然而由于缺乏齿轮传动，水轮直到十八世纪还横着转动，缓慢地推动着磨盘。此外，当西方将风磨如同水磨一样改造成直立的转轮时，中国风磨的水平运动却延续几个世纪。(36) 而《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一方面承认传统中国科学在“官僚体制和国家环境下其实运作良好，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强调：“在谈论中国的技术时，我们不仅要注意到中国人领先于其他文明的这种或那种发明，那的确不少，如独轮车、指南车、天然漆、火药、瓷器、雨伞、捕鱼用的拖网、吊索桥等等。这一大批‘第一’确实令世人瞩目，但对此进行深入的历史分析，其价值非常有限。”(37) 指出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传统中国的发展道路，正确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无益处。
既然在十至十三世纪欧洲已比中国更多地使用水力、风力驱动的机器，为何当时欧洲的经济总量甚至经济水平，可能还不如中国呢？由于经济总量不等于经济水平，只有人均水平才能真正说明水平高低，但因缺少经济数据，目前相关的研究多出于推测，很难利用。另外，我们还须认识，当时欧洲虽然已较多使用水力、风力驱动的简易机器，但巨大的生产力的形成尚需政治、经济制度的配套及其他方面的进步。中国是一个工农业兴起较早而且传统生产技术发育到较高程度的文明古国，农业上通过投入大量的人力单位产量仍居世界前列，手工业上虽然使用水力、风力带动的机器不如西欧普遍和水平高，但仍有一定程度的使用，而使用人力的各种装置也还能满足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下社会的需要。因此，当时中西生产力的对比并不悬殊，甚至在某些方面例如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一些手工业部门的产品质量和数量，中国高于欧洲并非没有可能。然而，正由于在使用水力、风力驱动的机器方面未能形成风气，宋代并未将元明清社会带上不同的发展方向。
三、以人口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古代中国后期生产力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我国古代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在依靠简单生产工具和畜力的前提下，农业的发展依赖于人口的增加，农业的发展推动工商业部门的发展，凡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基本上都是工商业发达的区域。因此，人口是古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不仅宋代如此，明清同样如此。
其实，在中世纪的欧洲，人口也曾经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将“一场农业革命”看作影响中世纪欧洲的三大技术创新之一，而这场农业革命“是被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土地资源的不足所逼出来的”。在公元600年至1000年，欧洲的人口增加38％，由于欧洲的土地不能只用于耕种，还必须用于放牧、城市用地和林地，不得不通过采用重犁、用马代替牛作为挽畜、采用三田轮作制等措施以实行农业革命。“通过中世纪的农业革命，欧洲变得更加富裕，生产力大为提高，城市化程度大为提升。这样一个欧洲必然会产生出现代科学，也必然会引领世界的技术进步。”(38)
然而，与中国不同，中世纪欧洲以人口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经济部门大多集中在农业领域，并非所有的经济部门。在其他的一些经济部门，恰恰相反，可能是劳动力的不足，导致水轮、风轮及其驱动下的机器的广泛使用。《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的作者认为，导致中世纪西欧取得技术进步的一个原因：“是西欧没有奴隶制，奴隶制往往会阻碍技术革新。另一个原因是，很多边远地区的环境和条件不好，这促进了节省劳动力的装置的发明。”制造水轮和风轮的技术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已为人们所掌握，“但由于当时拥有充足的奴隶劳动力，且缺乏终年不涸的河流，因此很少有人使用这些技术。而在欧洲北部地区因为不存在这两大障碍，磨坊和磨坊主很快就遍及几乎每个采邑。”(39) 《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同样指出：“如此大量使用水力驱动的机器，很可能是由于缺乏剩余劳力，而农业革命又大幅度地提高了生产水平。例如，谷物产量增加了，需要磨成粉，这时候，广泛使用水力和风力推动的磨面机就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这种磨面机早在古代就已经存在，但很少使用，也许那时有奴隶，不乏磨面的人力。因此，在西欧，奴隶制度在节省劳力的机器出现以后就随之消失，这绝非巧合。”(40) 布罗代尔说：“技术进步的条件无疑是在到处需要人力劳动和其他替代能源之间力求取得合理的平衡。人若过分去同其他能源竞争，终究没有好处：无论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奴隶，或者是中国大批能干的苦力，他们的廉价劳动力结果阻碍了机器的发展。当然，不重视人的价值，也就没有进步可言。人力是必须付出一定成本的能源，因而必须设法帮助人，尽可能代替人力劳动。”(41)
在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期的那段时间中，中国人口的发展趋势和欧洲有着显著差异，或许是影响中西方当时与后来发展道路的重要原因。中世纪欧洲的人口增长以1150～1300年这一阶段最为迅速，最多时大约达到7300万人。此后，欧洲进入因饥荒、战争、流行病多发而导致的人口锐减的时期。1350年，欧洲人口锐减到5100万人，到1400年只有4500万人。(42) 而在欧洲人口增长最为迅速的十三世纪一二十年代，在大致相当于今天中国范围的南宋、金、西夏、大理等国，已居住着1.4亿人口，(43) 这一数字比欧洲的人口峰值7300万几乎多了92％。此后在宋元鼎革和元明更替之际中国人口有所减少，但即使在低谷阶段也保持着远多于欧洲的人口数量。例如，尽管蒙古灭金、灭西夏、灭宋战争给广大的北方和南方的一些地区造成空前的人口损失，但在元统一南北十余年后全国仍有约1500万户、七八千万人。元统一以后全国人口又迅速增长，元末大乱前达到9000万人左右，进入明朝中期以后中国人口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峰值阶段已接近2亿。(44)
欧洲面积1016万平方公里，比中国面积960万平方公里略多5.8％。尽管宋辽金夏元所在的十至十三世纪中国疆域面积未必等同于今天中国的国土面积，但当时中国人口峰值已超过欧洲人口峰值的92％，而且低谷阶段也保持着多于欧洲的人口，在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口密度大大超过同期的欧洲则无任何疑问。如果考虑到欧洲总面积的60％是平原，中国的平原只占国土总面积的12％，而且相当一部分，特别是青藏高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绝大部分地方都不适宜人类居住，而干旱的蒙古高原和高山耸峙的云贵高原也有一些地区自然条件很差，中国适宜居住地区的实际人口密度很可能是欧洲的二三倍。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南方人口密度最高的两浙、成都府、江西、福建、江东等五路，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分别达到114人、99人、85人、69人、66人。(45) 而在西欧各国中世纪人口密度最高的14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平均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35人，人口最为密集的佛兰德尔为60人，德国为22人。(46) 中国人口最为稠密的两浙路的人口密度，是西欧人口最为稠密的佛兰德尔地区的2倍、法国的3倍多、德国的5倍多。江东路虽然是五路中人口密度稍低的路，仍然超过西欧人口最为稠密的佛兰德尔地区，并是法国的近2倍、德国的3倍。
与中世纪的欧洲对比，可以说中国的发达地区有着充足而低廉的劳动力，正是这一点使其极大程度上失去了在生产领域扩大使用水力、风力，并借其驱动机器进行生产的动力。布罗代尔所说的“中国大批能干的苦力，他们的廉价劳动力结果阻碍了机器的发展”，表达的就是这种意思。如果说欧洲在十～十三世纪已经开始比较普遍地利用水轮、风轮来驱动机器生产的话，十四～十五世纪人口的锐减势必会成为这一时期它们得到进一步广泛、普遍利用的重要因素。
分析人口因素对古代中国经济的影响，除了不应忽视中国远比欧洲庞大的人口数量之外，还不应忽视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及其控制下的人口－经济模式。中国地域广袤，地理环境复杂，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差别甚大，历来人口和生产力的分布极不均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凡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几乎都是经济文化水平高的地区，而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其经济文化水平也相对较低。南宋嘉定年间，每平方公里10户以上的两浙、江东、江西、福建、成都府、潼川府等6路可称为已开发的地区，其他的9路平均人口密度均在每平方公里10户以下，可称为开发中地区。(47) 依据本文第一节的论述，南宋时期凡农业精耕细作、单位产量较高，劳动力在工商业部门就业率较高而且工商业水平不低、读书风气兴盛、文化发达的地区，基本上集中在已经完成开发的6路。而农业粗放经营、单位产量低、工商人口少、工商水平低，读书风气并不兴盛的地区，大多集中在开发中的路。由于开发中各路有着较多的可耕地，人口密度大的路的百姓大批向开发中的路迁移，从而促进这些路的开发。因此，尽管开发中的各路劳动力曾经有所不足，但经济文化的落后和外地移民的不断进入，却同样未能导致生产工具出现重大变革。
这种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相关关系的人口-经济模式，给宋代的经济发展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其负面作用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不利于借助水力、风力的简易机器的扩大利用。由于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少，经济发达地区往往都存在着较多的无地少地的人口，生计维艰的另一面便是劳动力价格的低廉。人力资源的易得和低廉，使得人们减少采用水力、风力驱动机器生产的热情。而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地区偏偏又是经济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这一点，又使得开发中地区的人们不会想到也无能力发展这种使用水力、风力的简易机器。
第二，不利于大量的资本投入手工业，扩大再生产。梁漱溟先生指出，西方之所以较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即是因为长子继承制之故。因为长子继承制，所以在封建制度中已为他造成一个集中的力量，容易扩大再生产。考之英国社会转变，可资佐证。那么，中国之所以始终形不成工业社会，未始不是由于遗产均分的缘故。”(48) 邢铁指出：自西汉初开始，各地的家产继承普遍采用诸子平均分配的方式，并为法令所承认。宋代尽管同居共财的大家庭有所增加，但这种家庭仍然为数不多。女儿虽然不能与兄弟一起参与家产的析分和继承，但可以在出嫁时用陪嫁的方式获得娘家的部分家产。(49) 由于实行诸子平均析产，财产越分越少，难以产生集约化大生产。
笔者以为，诸子平均析产不仅是伦理道德问题，更涉及到资源的再分配。如果人口密度有限，人均资源较多，即使不平均析产，诸子也能过不错的生活，而资源有限只能平均分配。早在战国后期，在中原的中心地区已出现人多地少、生计维艰的问题，(50) 自西汉初家产继承普遍采用诸子平均分配的方式，或许即出于平分财产以解决生计问题的考虑。宋代的经济发达地区同时也是人口压力大的地区，人均资源有限，自然更要采用诸子平均析产的传统做法。开发中地区虽然人口密度较低，人均资源较多，但由于经济文化水平不高，即使诸子析产的现象较少，也不会产生将大量的剩余资本投入手工业的想法。
必须指出，宋代以人口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或者说这种独特的人口-经济模式的存在，有其先决条件。具体地说，在特定区域内，虽然人均占有的资源数量比较少，但人口和资源之间，通过不断开发可耕地、精耕细作，发展工商业和服务业，以及对外输出一定数量的移民等途径，尚能保持相对平衡的状态，可以解决人们的生计问题。因此，要维持这种人口-经济模式，必须保持人口和资源的相对平衡，而要维持这种相对平衡，就要有发展工商业和服务业的客观环境，要有区域内部进一步开发的可能性和对外区域移民的较大空间。没有这种先决条件，就无法保持平衡，就要出现大范围的大量的无地人口和失业人口，导致社会动荡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由于中国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向来都集中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区域，而中国地域广大，区域开发的推进相当缓慢，而且每一二百年便要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争，也常会造成战乱地区的人口锐减。这种状况的存在，就使得在相当长的时间中，都存在着可以吸收移民的空间。而且，传统技术的缓慢进步和外部世界新技术的较少传入，往往也成了维持这种模式的有利条件。因此，这种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相关关系的人口－经济模式，很可能自战国以来便已存在。清朝乾隆以后，中国人口迅速增加，内地各区域的开发基本完成，而农业因人口剧增而又没有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较大进步，处于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的内卷化状态。在这种背景下，人口稠密地区已越来越难以保持适度的人口与资源的平衡，而新开发地区因人口密度迅速提高也产生一定的人口压力，旧有的以人口增长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的模式，至此在内地失灵。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入，工业文明、科学技术的地位不断提高，市场经济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至此，中国传统的以人口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的模式，逐渐走到了终点。
注释：
①② 《宋史》卷八九《地理五》，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230页、第2210页。
③④⑧ 吴松弟：《南宋人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7页，表2－6；第114页；第231页，表6－7。
⑤ 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第五章（吴松弟撰写）表5－2，第141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⑥ 秦观：《淮海集》卷一五《财用》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李纲：《梁溪集》卷一二《桃源行并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 刘攽：《彭城集》卷二一《知润州朱服可知福州制》，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⑩ 曾丰：《缘督集》卷一七《送缪帐干解任诣铨改秩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吴松弟整理：《欧阳修集·居士集》卷四○《有美堂记》，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第172页。
(12) 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41～542页。
(13) 太平老人：《袖中锦·天下第一》，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14) 吴潜：《许国公奏议》卷二《奏乞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人物守淮襄之土地》，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15) 吴松弟：《南宋人口史》，第231页，表6－7。
(16) 参见德怀特·珀金斯著，宋海文等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240页，第45页。
(17) 葛金芳：《从原始工业化进程看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5、6期。
(18) 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第八章第四节，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0页。
(19) 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40～648页。
(20)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 参见六卷本《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吴松弟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11、12章的相关论述。
(22) 相关解释，亦参《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引自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主办，中国水利水电研究院承办“中国水利国际合作与科技网”，http://www.chinawater.net.cn/。
(23) 张春辉、游战洪、吴宗泽、刘元亮编著：《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二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三章“纺织机械”。
(24) 主要参见：（1）（元）王祯撰，缪启愉译注：《东鲁王氏农书译注》；（2）（明）宋应星撰，曹小鸥译注：《天工开物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3）《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引自“中国水利国际合作与科技网”；（4）张春辉、游战洪、吴宗泽、刘元亮编著：《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
(25) （元）王祯撰，缪启愉译注：《东鲁王氏农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03页。
(26) 李伯重：《楚材晋用：中国水转大纺车与英国阿克莱水力纺纱机》，《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27) 主要参见：（1）布罗代尔著，顾良、施康强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2年；（2）詹姆斯·E·麦克米伦第三、哈罗德·多恩著，王鸣阳译：《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3）Frances & Joseph Gies:Cathedral,Forge,and Waterwheel:Technology and Invention in the Middle ages,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New York,U.S.A,1994.
(28) 美国波士顿西面的Old Sturbridge Village，是一个陈列新英格兰地区工业革命以前的农村建筑和各种生产生活设施的博物馆。2003年我访问此地时，最吸引我的是水轮及其驱动机器进行的锯木、羊毛梳理等生产活动。这架巨大的水轮通过复杂的齿轮、传动轴带动锯木机，在两个工人的操作下轻松地将粗约一人抱的圆木笔直地锯为木片，我又在另一处工场看到水轮带动机器将凌乱的羊毛梳理好。我自幼生活在中国农村，见过灌溉用的龙骨车和粮食加工的水碓和水磨等通过水轮带动的简易机械。比较新英格兰巨大的水轮及其驱动的锯木和羊毛梳理的机器，我大为震惊，深感中国的简易机械无论机械结构、作功形式及工作能力，落后何止五百年。
(29) 指借水流之力旋转以推动机器的装置，有的中文译者将其译为“水车”，因其相当一部分用于磨面，又被称为“水磨”。陆敬严、华觉明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科学出版社，1999年，称为“水轮”。为便于阅读，本文概称为“水轮”。
(30) 詹姆斯·E·麦克米伦第三、哈罗德·多恩著，王鸣阳译：《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第207～208页。
(31) Frances & Joseph Gies:Cathedral,Forge,and Waterwheel:Technology and Invention in the Middle ages。
(32) 布罗代尔著，顾良、施康强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417～424页。按原书对风轮的称呼相当混乱，本文统一为风轮，以与其他书的论述相一致。
(33)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王昶、徐正源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第14章，“三、技术的进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8～279页。
(34) 吴于廑：《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世界历史》1987年第9期。
(35)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王昶、徐正源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275页。
(36)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417～440页。
(37) 詹姆斯·E·麦克米伦第三、哈罗德·多恩著，王鸣阳译：《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第140页。
(38)(40) 詹姆斯·E·麦克米伦第三、哈罗德·多恩著，王鸣阳译：《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第203～205页、207页。
(39)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王昶、徐正源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14章，“三、技术的进步”，第278～279页。
(41)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402～403页。
(42) 德尼兹·加亚尔、贝尔纳代特·德尚著，蔡鸿滨、桂裕芳译：《欧洲史》，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五章“危机与文艺复兴”，第272页。
(43) 六卷本《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吴松弟著，第366页，第621页。
(44) 参见六卷本《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吴松弟著，第8章第5节；第四卷（明时期），曹树基著，第十一章，表11－1。
(45) 据吴松弟《南宋人口史》，第185～186页，表5－4，再乘以每户平均人口5.2。
(46) 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497页。
(47) 六卷本《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吴松弟著，第10章，图10－2。
(48)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二卷《乡村建设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49) 邢铁：《我国古代的诸子平均析产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
(50) 例如《商君书·徕民篇》说位于今河南平原和河北南部的韩国和魏国中心地区，“土狭而民众”，“此其土不足以生其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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